图 红军在长征中用过的饭盒、茶缸、饭勺
由于到目前为止，遵义会议的记录没有找到，张闻天的提纲和依照提纲所作的“反报告”以及张闻天作“反报告”后的会议情况，毛泽东、王稼祥等的发言，虽然其基本内容都包含在《遵义会议决议》之中，但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非常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党史征集、研究部门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一件珍贵的文献——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以下简称《传达提纲》）。这份写成于1935年二三月间从威信到鸭溪行军途中的重要文件，为弄清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传达提纲》作了如下简要的述评：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8]
陈云当年所作的这段权威性的述评，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洛甫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拟定的、他作“反报告”时手里拿的那个批评错误军事路线的“提纲”，以及毛泽东、王稼祥在会上发表的“意见”，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和除凯丰、李德及博古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党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意见。
根据现有史料，在洛甫作“反报告”后，会议继续进行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9]
首先，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的主要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尖锐地批评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说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毛泽东又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西征中的重大损失。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洛甫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www.xing528.com)
朱德素来谦和稳重，这次会上也声色俱厉地批评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几万人的生命。
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洛甫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只有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中是一员干将，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的“短促突击”等，是林彪鼓吹过的。
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他和博古不同，在副报告中承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对洛甫的反报告和毛、王的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还全力推举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周恩来态度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周恩来曾经分析过自己在遵义会议上与博古的态度根本不同的原因，他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10]
博古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光明磊落的态度。他也并非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但限于当时还没有真正觉悟，所以，他在报告和发言中，“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挥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11]。《传达提纲》说他“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恰如其分的。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公开反对“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的只有凯丰。他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
李德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别人都围坐在长桌子四周，独有他坐在房门口，一个劲地抽烟。他听着伍修权翻译与会者的发言，神情十分沮丧。他表示“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议过程中，他还发言为错误军事路线辩护，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李德这种恶劣态度并没有阻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对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大人物”的错误作出果断的、正确的批评和结论。当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洛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并没有因为他的严重错误与恶劣态度而影响他在红军队伍中发挥他能够发挥的作用。李德在陕北也曾检讨过自己的错误，[12]但他离开中国以后，终其一生都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晚年还写书（书名为《中国纪事》）为自己辩解，编造事实，把遵义会议歪曲为派别斗争，发泄对毛、洛、周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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