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红军时期的洛甫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在继续前进的路上，李德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洛甫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洛甫和王稼祥的两副担架放下来休息。其时是农历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绿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橙红的橘子。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
王问洛：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
洛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当晚就把洛甫的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
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毛泽东出来指挥。[8]
十天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草塘）开会。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9]
综上所述，从1934年12月上旬过了老山界起，毛、洛、王等一起为挽救党、挽救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向胜利迈进。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这是湘江战役失利后毛、洛、王“中央队三人团”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进行批评、展开斗争的结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在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而洛、王在黄平的橘林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富有决定意义的酝酿。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会后，在行军途中停止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不仅是组织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而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的一个标志。所有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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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该书第七章，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2]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3] ［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20—121页。
[4]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1943年11月27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5]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6] 秦邦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1943年11月13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8] 据耿飙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耿飙当年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四团是强渡乌江的前卫。张、王黄平橘林谈话的情况是强渡乌江前左权（红一军团参谋长）和刘伯承（原为红军总参谋长，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告诉他的。
[9]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1972年6月10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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