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战略社论与长征成功

长征出发前夕，在1934年9月29日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篇张闻天署名的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社论发表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布“政治指令”，要求全军根据这篇社论就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董必武在1936年写的回顾长征的文章《出发前》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他和何叔衡读了这篇社论后，立即意识到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了。这篇社论，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括，标志着张闻天的思想已经跃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比较自觉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反对“左”倾路线的高度。它清晰地说明，张闻天已经完全摆脱了“左”倾错误的桎梏，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完全合拍和一致，走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一边。

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决策，在广昌战役失败后的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已作出。向共产国际报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但当时中央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决断，不过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在积极进行。正如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中所说：“首先，在我军主力纵队撤出中央苏区向西部进发之前，党先派一部分部队打出苏区，深入敌后。尤其是我们派了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向福建方向和赣闽边界地区挺进，于是我们的部队插到了东北方向敌人的后方。”“第二个行动：派部队从湘赣边区打到湖南去。”此外，“为红军主力部队补充了青年战士。我们吸收了三万名志愿者参军”；“我们培养了一批基本干部和部队的骨干”；“我们筹集了60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用”；“还加紧生产弹药，弹药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还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10]。

中央确定从赣南突围之后，以潘汉年为红军代表同南方军阀、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的谈判即紧锣密鼓地进行，进展相当顺利。停战协定的签订，为红军西征开出了一条通道。但是，对于突围行动这一巨大的战略转变，在干部与指战员中没有进行解释工作，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讨论。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直到9月下旬，中央才要张闻天撰写一篇社论，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作出解释，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

由于“博洛矛盾”的加深和“毛洛合作”的发展，张闻天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自觉。六七月间，他就连续发表文章，提出要“同‘极左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批评“‘左’倾总要比右倾好”的流行观点，指明“极左主义是机会主义另一种形式的表现”，“不要惧怕‘左倾革命家’的威吓”。^[11]还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分兵把口，困守堡垒的办法”，指出“这种公式必须立刻粉碎，我们的同志必须立刻从堡垒、从空机关走向群众”，“武装广大群众，发展游击战争”。^[12]长征出发前中央要他撰写这篇社论，正好给了他一个系统阐述在斗争实践中得到的新认识的机会。

张闻天在社论中回答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红军为什么要实行战略大转移。

张闻天从总结反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入手，批评了“左”倾的进攻路线。指出：“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这种见解，实际上是把革命当作只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的英勇的决斗和突击。这种对于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会想出种种‘抽象的公式’或‘教条式的药方’来限制自己的活动，其结果是很明显的，或者是我们拿一种固定的斗争去束缚运动，或者是由于我们的成见与固执，放弃了其他斗争的领导。”

在此基础上，张闻天对“进攻路线”作出了新的解释，说明依照当时的环境，不单采取进攻、反攻，就是采取“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这就在那时允许的范围内突破了只准讲进攻、不准谈退却的教条。张闻天又正面提出正确的方法论原则：“根据于每一具体环境的分析与了解，决定在当时何种斗争方式最为有利，并且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斗争方式。”据此，他分析了实践中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并以十分醒目的表述，肯定了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以便“缩短战线”，突破封锁，“转移地区”，是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可取的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方式，相当明确地预示了中央红军即将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

张闻天还进而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这一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层次上，阐明应该怎样看待突围转移的战略决策。张闻天指出：“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在这种决战中，我们可以在某些区域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在有些区域则可遭受部分的挫折”。他自觉地运用这一带规律性的认识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发展轨迹作出概括，进行批评。并指出，一切机会主义者，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取得某些胜利时，就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放弃了继续不断的，坚持的，残酷的斗争”；一旦遇到阻碍或停滞，就会“悲观失望”，“失去了革命的信心和前途”，在“转移地区或缩短战线时”，就会“走到灰心绝望中去”。在这里，“‘左’倾机会主义者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完全表现了他们相反的一致”，其症结就在于“看不到整个国内战争的实质”。

从以上毛、洛关系发展的几件事情，特别是张闻天写的“战略社论”中可以看出，到长征前夕，张闻天的思想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他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革命战争基本规律的认识，同毛泽东的认识已经非常接近以至基本一致。同六届五中全会断定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观点完全不同，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够完全胜利的。用这样的战略思想武装全党全军，指导中国革命，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张闻天虽然还没有冲破“进攻路线”的外壳，但已经十分明确地在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对于主力红军的突围西征来说，这是到那时为止得到深刻表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总之，在踏上征途时，毛、洛走到一起，不是偶然的。在同“左”倾错误领导共同斗争中达成的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策略及其规律性认识的一致，建立起来的深厚的战友情谊，是他们在长征出发时走到一起的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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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六军团于1934年8月7日在中央代表任弼时和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下，从江西碧溪、新江地区突围转移。10月14日在黔东印江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夏曦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开辟湘鄂川黔边根据地。(www.xing528.com)

[2]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3] 《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发表了此文的第一、第二两部分。

[4] 《斗争》第16期（1933年6月25日）。此文发表第三部分后即中断。

[5]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6] 伍修权：《纪念遵义会议　怀念闻天同志》，《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7] 张闻天1920年7月至1921年1月在日本东京留学，1922年9月至1924年1月在美国旧金山留学，1925年11月至1931年1月在苏联莫斯科留学。

[8]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第81页注6。

[9]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1] 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写于1934年6月24日，载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6—7期。收入《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12] 张闻天：《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4年7月26日在闽赣战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载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71期。收入《张闻天文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