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张闻天：长征胜利与博洛矛盾

张闻天（洛甫）同秦邦宪（博古）相识很早。1925年暑期后，张闻天到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并开展苏州地下党工作的时候，秦邦宪是“苏高工”（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中的先进人物。张闻天到“苏高工”作过讲演。同年10月下旬，张闻天离开苏州到苏联留学；第二年年底，秦邦宪也到了莫斯科。他们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Иэмайлoв（伊斯美洛夫，张闻天的别名“洛甫”即取其俄文化名的后一个音节）以学识渊博著称，Пoгopелoв（博古雷洛夫，秦邦宪的别名“博古”即取其俄文化名的前两个音节）以能言善辩出名。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博、洛都站在支部局的一边。1930年博古回国，在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同王明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博古担任团中央书记，显示了组织与鼓动才能，受到少共国际表扬。

图　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博古被选中接替他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在此期间，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博古共事，虽然工作作风不一样，对若干具体问题难免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上，革命目标一致，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原则分歧。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在实践中逐渐觉察到“左”的危险性，认识到“左”倾也会成为革命前进中的最大障碍物，反对“左”倾的一面开始滋长。1932年秋冬，张闻天接受“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的教训，在上海就已写出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等反对“左”倾错误的文章，开始了由执行“左”倾路线到反对“左”倾路线的转变。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直至策略路线，逐步挣脱“左”的桎梏。但是博古却迟迟没有这种觉悟，而且他的警觉的目光，总是寻找着一切“右”的迹象，加以无情的打击。因此，张闻天从“左”倾到反对“左”倾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同犯“左”倾错误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产生、发展、加深的过程。所谓“博洛矛盾”，在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博、洛之间政治上的分歧主要产生在以下几方面的认识上。

第一，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也即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变化的认识。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发表宣言：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在国内、国际都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强烈的反响。然而，博古却从进行下层统一战线和打击中间力量的共产国际的“左”的固定公式出发来理解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认为我们的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国民党下级军官说的。至于国民党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决不会同他们去谈什么条件，同他们去订立什么共同作战的战斗协定。宣言上的提议只是个宣传口号，是用来揭破国民党的造谣诬蔑的。张闻天则不同。他接受了淞沪抗战事实的教育，对日本侵略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开始有所认识，纠正了“一·二八”事变后对国民党十九路军军官的过“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对在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的对日作战协定的理解与博古大为不同。他认为：“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2]。围绕着对“共同抗日三条件”应怎样理解的问题，张闻天同博古进行了争论。博古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意见，所以，宣言发表以后，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宣言发表以后的八九个月里，也没有同任何一支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第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

这是博、洛之间又一个分歧点。先是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3]，重复王明在《两条路线》中阐发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产阶级并列的观点。博古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不但要“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这是工农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博古主张对资本主义政策的基点是“限制”，“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在相当的容忍资本主义发展中间来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苏维埃政权下的阶段斗争》等文章中提出“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张，认为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发展，采取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显然同博古将资本主义作为“反对”对象，采取“系统限制”的政策大相径庭。博古在随后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第三部分^[4]中对张闻天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博古强调：“资产阶级将成为我们当前的唯一的最主要的敌人，所以，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不可允许的。”他认为，对于资本家，“不是‘妥协’政策，而是坚决的发展阶级斗争”；除了消灭他们的反抗，限制他们的剥削之外，应该是“强迫”他们为苏维埃工作。博古不点名地指责张闻天主张的“让步”“妥协”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甚至认为这种“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当时苏区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提出要以“坚决的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博古的这些话已经不是同志式的批评，而是严词斥责了。

第三，关于同十九路军的联合和怎样对待“福建事变”。

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发生在“福建事变”前后。

193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利用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暂停南侵之机，坐镇庐山，调兵遣将，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执行临时中央“长电”的错误指示，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分为中央军和东方军两路反第五次“围剿”，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求胜。从7月至9月，彭德怀统率的东方军在对十九路军作战中发展顺利。连城大战之后，随即进军闽北。每战皆捷，形成挺进福州之势。十九路军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原本就同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在此形势下，听从周围一批进步人士的劝说，决定变“剿共抗日反蒋”的方针为“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主动派代表秘密前往红军驻地商谈停战反蒋事宜。

第一个来到延平（今南平）前线同红军联络的代表，就是当年张闻天在上海从事新文化运动时的朋友吴明（即陈公培）。吴明于1933年9月22日晚在王台八角楼红三军团总部会见了彭德怀。第二天又同彭德怀、袁国平举行会谈。此后，吴明即于10月初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进行正式谈判。

对于同十九路军谈判，博、洛态度大不相同。博古疑虑重重，他看不到十九路军将领的进步，总以为他们来谈判很可能是为等待援助而施的狡计。他仅仅把谈判看成一种宣传性的措施，只想通过谈判来揭露十九路军将领的欺骗，提高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因此，十九路军代表到瑞金谈判时，博古避而不见，表示冷漠、轻视。张闻天则相反，十分重视这次谈判，认为这正是实现“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的一个具体行动。如果谈得好，同十九路军停战并进而合作抗日，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对整个反蒋反日斗争，都有重大积极的影响。张闻天当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内具体指导谈判、签约的领导人之一，他热情接待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促使谈判顺利进行。谈判进行了近一个月，双方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之后，苏维埃政府又委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同十九路军谈判代表一起赴闽。临行那天早晨，张闻天同毛泽东、林伯渠等前往送行。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针对博古他们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采取的关门主义方针，张闻天于11月22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文章，鲜明地提出批评。张闻天指出，在全国的民族危机面前，“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可能”，“在个别地方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号召一切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同我们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他认为，“对这种国民党军阀，我们是不怕同他们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的战斗协定的。我们的任务在这里不是关起大门来表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纯洁，而是经过这种协定来更进一步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并不拒绝这种妥协”。他嘲笑“自命清高、否认一切这种妥协的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往往把这种谈判当儿戏，或简单的‘玩把戏’”。他严厉地指责道：“这除了表示出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一窍不通以外，没有别的。”(www.xing528.com)

对于张闻天“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主张，博古他们充耳不闻。张闻天对“左”倾幼稚病者的尖锐批评，并没有使他们将大门敞开。博古他们确实是把同十九路军的谈判、签约当作“儿戏”。“福建事变”爆发以后，在政治上他们不仅不做有力的声援，不去积极地推进联合，反而起劲地进行揭露、批判，采取一种极“左”的诋毁、排斥、打击的策略。在军事行动上，博古采取“完全不配合”的策略，张闻天则“主张积极配合”。

“福建事变”爆发之际，正是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战争遭到重大挫折之时。“福建事变”使得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包围圈的东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蒋只好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迅即从“围剿”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这就大大分散了“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打乱了蒋原来的军事部署，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如果红军同十九路军真能联合起来，不仅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必将破产，而且可以对南京政府构成直接威胁。然而，博古和刚来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却没有利用这个机遇。他们不同十九路军直接配合，争取主动，粉碎“围剿”。他们不听彭德怀的建议，也不采纳总政委周恩来的主张，而执行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的指示。他们没有指挥红军东出侧击“讨逆军”，反而向赣江方向活动去攻击永丰地域的敌人堡垒，企图越过赣江，进逼南昌。

张闻天得知红军西调，立即提出“反对”，主张红军应该东调援助十九路军。张闻天认为，只有在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我们才能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军委采纳了张闻天的建议。然而，等到这时才把红军东调，为时已晚。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之下内部发生分化，福建人民政府已呈颓势。十九路军参谋长尹时中于1934年1月9日到瑞金求援，博古、李德却迟迟不作肯定答复。就在迁延之间，维持了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于1月13日解体。

第四，关于广昌战役。

“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开始之前和失败之后。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3月，敌人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自盱江两岸夹江南下，缓缓地向广昌作堡垒式推进。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决战”。毛泽东、张闻天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对毛、洛的意见，李德、博古根本不听。他们调集红军主力九个师，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从4月10日至28日，红一、三、九军团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敌人依仗空军、炮兵的优势，步步为营，以平均每天2公里的速度，向广昌推进。坚守广昌的红军部队虽然英勇战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战争指挥的根本错误，兵力消耗巨大，终于不得不在4月28日放弃广昌。广昌战役的失败完全是李德、博古不接受毛、洛正确主张，推行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结果。

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中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不承认错误，反过来给张闻天乱扣右倾的帽子，说张闻天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

张闻天一向温和沉静，面对博古这种蛮横态度，也无法按捺内心的气愤，当即予以批驳。他据理力争，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责备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运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对武装起义，以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胜利。今天批评广昌战斗，是说同敌人死拼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错误的。敌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飞机分批轮番轰炸，地上有一个炮兵旅的大炮轰击，兵力又大大强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想靠野战工事来坚守阵地，怎么可能？我们绝不应该单纯防御，死守硬拼！应该保存主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同普列汉诺夫根本反对武装暴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张闻天越说越激动：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诬蔑！我坚持，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

博、洛二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也没法开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

其实，军委大多数同志是赞成张闻天的意见的。只是在那样的场合，不便发表而已。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在广昌战斗后就曾当面斥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他们把好不容易创造的根据地断送掉，是“崽卖爷田心不痛”。^[5]

事后，博古曾找张闻天交谈，转达李德的意见，说：你们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国的事情还是要由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你们之间应该消除前嫌，很好合作。^[6]张闻天无意于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抱成一团，对这种提示未予理睬。更重要的是，博古他们丝毫没有从广昌战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军事行动上仍然坚持“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术，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实行全线防御，红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博、洛之间的分歧当然无从缩小以至弥合，更何况博古他们还在组织上排挤张闻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