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近代茶史：紧茶藏销的先决条件

滇茶为藏人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中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盖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好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慨。自拉萨而阿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海，越丛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民国五六年间，滇藏之途上治安失宁，运输阻梗，致一年二度之古宗商人，往往裹足不前，滇茶销路日缩；加以英人亟谋印茶藏销，安南、缅甸、泰国当局，前先相继奖励种茶，处于四面楚歌之下，销藏益感困难矣。滇茶关系之巨，即有如此，而现状又若彼，则对于滇茶藏销种种困难先决问题，不可不力求解决，以发展将来之销路者焉。

解决滇茶藏销之内在外铄，无非在政治、经济、交通着手不可。

西藏所销茶叶，自唐迄今，历千余年，皆由本国供应。惟自印度总督海斯丁（W.Hastings）企图以印度及锡兰茶行销于西藏，以削弱我国在西藏政治势力后，英人处心积虑，觊觎西藏茶叶市场。但因藏人不喜锡兰茶，而好我国川、滇之茶，故直至十九世纪之末，英人企图夺取西藏茶叶市场野心，尚未有所获。一九〇四年，英兵侵入拉萨，印茶随兵力而自由入口，然仍未得藏人之好，且认为印茶只可与西藏本地最劣等茶相伯仲，对于我国川、滇茶反觉更滋补、更卫生、更味美。英人鉴于以往之失败，乃认为印茶强销政策不足恃，且非设法将印茶形状、气味改变，仿似中国茶叶，不能在西藏市场上行销。近年来印度茶商，在哂里咕里（Siliguri）秘密仿制佛海紧茶。所出之茶，在外表观之，虽与佛海产者相仿佛，但其中心多霉烂；且因藏人不喜饮用，乃假冒佛海中小茶号之招牌，运至迦林崩混售。又在大吉岭附近，印度茶商，勾结佛海某茶号经理，设厂仿制，已有成效，年产有千担以上。

西藏人民与中国茶叶交易，即有如此悠远，复有如此之需要，故中国茶在西藏之销路，遂极普遍。据查贝尔（Charles Bell）于其所著《西藏誌》（一九二七年）云：“中国茶之风行，不仅在布丹，如喜马拉雅、锡金、尼泊尔、拉合尔（Lahore）及拉达克（Ladakh）等地，凡有藏人踪迹者，无不有嗜茶；即在马大吉岭西藏居民，亦不愿饮大吉岭所产极名贵之本地茶，偏喜历尽艰辛山路运入之中国茶。中国茶较贵，人民又贫，但仍视为不可缺。”

历代对于茶叶藏销，素为重视，法制綦详，设司专管其事，且国家独占专卖。盖以茶叶贸易，不仅充裕国家财源，率足加强边政。英人洛斯特霍伦（Rasthon）对于西藏政治深有研究，曾云：“国家不可缺的食粮品盐或茶，若一国占有其供给，就成为该国维持其本国政治势力的有力权衡。不知其是否明此原则，但中国政府似乎依此而决定，历代的政策，中国对西藏人，并不无理强迫他们买自己的茶，只在边境市镇上，把西藏人买茶的事，当作一种特权而让与他们……中国人不像我们（指英人），他们并不把过剩的会给与属国，而毋宁以限制供给，永使其在需要以下为常。中国如此重视，这种重要商品，在政治意义上决不可轻视的问题。”然则茶之对藏贸易，乃含有重大政治性之意义。今者汉藏民族，无彼此相沟通，藉茶贸易扫除过去政治隔膜与种种积弊。

清末赵尔丰氏，任川、滇、康督办及边务大臣时，已有见于印茶势力伸入西藏，深为隐忧，乃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创设边茶公司，从事藏销茶之经营，以谋对抗；后以成绩税款未能足数而停办，仍由商人承包。二十九年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在滇南佛海设厂，收制紧茶、圆茶。三十年春以藏销紧茶年需十余万驮，自经阿墩子入藏一路阻塞以来，已改由佛经缅、印入藏，利益损失，困难甚多，乃与康藏商人代表、蒙藏委员会格桑泽仁订立合约，各出资十五万元，在下关成立康藏茶厂，制造藏销紧茶，以冀恢复原有路线，维持滇茶固有市场。二十九年，该公司对藏销售紧茶计有一一八九九·五〇市担，值四七三四五九三·二一元，惟以杯水车薪，不足以应销；即加以平均每年商销一四八七四·六〇市担，亦不过二六八七四·一〇市担，与年需十余万驮之数，相去甚远。是应以政治力量，官民合作，增进运销及生产，平衡供需，以杜印茶侵入。

又如滇茶经印入藏，例皆免税。自三十年四五月，印度海关颁布进口抽税法令后，每磅须抽税五安，每包紧茶计须纳税十九罗比；而迦林崩紧茶售价，依照同年秋季为六十罗比，由滇运至迦林崩之运费须三十二罗比，故每驮紧茶除去关税、运费之外，仅剩九罗比，若再除去产地费用，茶商不但无利可图，且至亏本。盖以英人觊觎西藏茶市，一方积极仿制，一方消极抵制，此亦宜赖政治力量解决此种困难。

滇茶藏销之发展，须有经济为基础。荒山之垦辟、旧茶园之整理、产制之改进，尤在在需要大量资金。故农村金融之流通，茶叶合作之发展，均须积极进行。俾农民得从事茶业，以开发大好富源，而杜印茶侵销。其他如有强大之茶号，直接与藏商交易，不必假手于英印商人；规模宏大设备完善之茶厂，改善制品，减低成本。以官督商办，或为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以合同洽调经济之援助，推进紧茶产制运销，维护数千年来西藏茶叶市场，使爱好滇茶之藏民，无向隅之慨。

民国十三年，滇商纷纷在佛海等地设立大小茶号，惟以资本短绌，随开随闭；且类多在当地收购原料，以贩运为业务，自行揉制者不多，运印转藏者则更属寥寥。二十九年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佛海茶厂，倡导藏销紧茶，联合运销。经其倡导后，于是成立藏销紧茶联合运销处。进行方法，先集合小资本茶号，收购原料，委托中级资本茶号，揉制制成紧茶，仍无力运往于加尔各答时，乃就地售于前述印、缅侨胞与印商合资经营之茶庄；中级资本之茶号，勉强自运至仰光或加尔各答时，售于侨印合资茶庄，或英印商人；惟为数不过二百至五百驮而已。侨印合资茶庄及英印茶庄，在迦林崩均设有庄号，运至该地后，遂直接售于藏商。(www.xing528.com)

紧茶除古宗商人，一年二度，来商收购外，余无滇商直接向藏商贸易，其贸易者类多假手于英印商人。吾人顾往思来，国家应有大量经济，能充实紧茶直接运藏贸易，而免中间英印商人之剥削。

为今之计，除前由中国茶叶公司与云南富滇新银行合组之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从事生产制造外，须联络久营藏销紧茶信实商人，联合组织机构经营之，以坚定滇茶在藏销路而发展之，并期由官商合办，进而达于国营之目的；此种生活贸易机构，可称谓藏销公司。生产紧茶之茶厂，可设在滇南佛海、车里、南峤等地；贸易机构则设丽江，以推广市场、提高品质、划定标准及扶助生产制造运销及一切改进事宜为本位，并充分吸收原有具有藏茶交易经验或熟悉藏地之人才，得以利用其牌号及个人之能力，从事交易，而渐收统一茶政之效。盖以设有运输贸易机构后，则可统制产销、划一品质。其最要而最重之营业资金，得由中央、地方、个人三方面会合。金融可以活动，各地茶商不致有所偏枯，亦勿须假手于英印商人转售，受其中间垄断盘剥。

三十年康青视察团报告中有云：“康藏人嗜川茶，自唐以来，已成习惯。近因茶价高昂，康藏人民怨恨。又以前川茶入康藏，金及皮毛东运，故熙来攘往，不绝于途。今若不早为改进，深恐印茶输入，金、毛外运，而来往断绝，感情日乖，或与内地脱离关系，而有碍于领土之完整。至川商入康，其价致高昂原因，乃由商人之垄断。二十九年西康省银行联合数大茶号，合组康藏茶叶贸易公司，而政府□取专利，独占茶叶对康藏贸易，每年盈利达二三百万元。但以该公司商股居多，未能尽体政府意旨进行，迹近垄断，致引起康藏人民不满，向中央有关机关控诉，并欲与汉人断绝交易。”茶价既经高昂，且品质又日趋劣窳。据川康建设视察团曾公开指出“茶商固步自封，多不重信义，掺杂混假，所在多有”等语。川康茶对藏贸易之失败，率足为滇茶藏销之殷鉴。然欲免除商人垄断掺杂等弊，而使销藏茶叶日臻上乘，则非设一售价较低、统销统产之机构不可。此种机构设置，与夫经营资金周转、推行有效力量，则又非藉国家经济之大力量不为功也。

图27　民国时期的大理街市。大理是早期滇茶藏销的必经之地

交通为生产运销之命脉。交通失于灵活，则商情滞碍，运费增大。康藏地居高原，道路崎岖，陆不能行车，河流湍急，无法载舟，交通路线，辄为羊肠小道，运输工具，惟挑夫、背仔、牲畜，行程费日，运费殊昂，且道途失宁，商贾裹足，即有冒险挺身而往来者，亦多苦于跋涉河山。滇茶入藏，近由昆明用驮马经下关至盐津，再改装木船，沿横江转金沙江，年来以川滇路通，可兼用汽车载；惟滇茶运入藏卫，迄今仍用驮马。另一路则自昆明行汽车百五十里至元谋，驮马二百七十里至康东宁属之会理。云南佛海、南峤、车里所产者大都集中佛海，由缅甸之景栋，转仰光，入印度转销于西藏，手续繁杂，运费亦高；紧茶于印境又抽以税捐。故藏销市场，以交通困难，茶运不能与需要呼应，而运费过高，茶价日涨，使印茶多竞争机会。故就滇茶入藏供应及市价而言，则非解决交通困难问题，则不能谋进展之计；且英印商人觊觎西藏茶叶市场，在其施用垄断行为之外，更加以重税，使滇茶入藏减少。故今后滇茶入藏，当在国境之内运输，免受人箝制，得自由发展，而黄金、皮毛、药材种种物资，不致落于他人掌握中，藏胞之政治、文化、交通皆可互相向内交流。

反观印藏之间交通，果如何乎？藏印最大之站口为迦林崩，所设索引铁道，与山下火车站连接，其铁路即所谓藏印铁道之准备线，面积偏小；藏印商务，半数通过于此。由迦林崩至拉萨之大道，系经锡金东南，取道且勒峡，跨藏印边境入藏。其路程系自迦林崩下且勒峡，入春牌谷，此春牌谷，为饶裕卓莫人之家乡；沿谷而上，至其发源处，又复经过一平原，而达一乡村，曰帕里，污浊异常，但民物富庶，此路线缓行七日可达；自帕里出发，行九哩许，至唐峡，在喜马拉雅山中，为入藏之主要孔道；过唐峡后，傍獭湖东岸而行，经江孜直向拉萨进发，十余日可至。在迦林崩与帕里间，多用骡马运载；由帕里至拉萨，则以犛牛与驴为主。载重之骡马，每日可行二十哩；驴与犛牛则日行十哩至二十哩。

印藏交通，即如上述。则印茶之能侵入者，盖亦因交通便利之故也。当十三世达赖圆寂时，上海《字林西报》记者，曾访问前驻藏大臣温宗尧先生。温氏对于此点曾云：“英藏关系之密切，与交通便利不无关系；而中藏之隔阂，交通不便是一主要原因。故开辟国境交通路线，不仅为运茶便利，更具有政治意义。今由丽江运茶至拉萨，每包运费需四十元，此无怪滇茶在藏售价高昂。西藏居高原地带，一切交通建筑材料，不但不易输入，即鑿山穿孔，工程浩大。如欲修建铁道，殊匪易易。为应目前之需要，则当以公路工程。现由成都至康定段，已大半完成，即可行车；康定至巴安之路幅，亦早已成功，略加修改，即可致用；惟昌都以西，多崇山峻岭，瘴烟颇大，修筑至为困难。然此段在前清时，亦设有驿站。盖此路为由川入藏之唯一要道，开辟亦甚为必要者焉。三十年八月，西祥公路通车，由昆明至安宁、禄丰、镇南、祥云、姚安、大姚、永仁及康宁属之会理，而达西昌，上接乐西公路，转成都或雅安，再西行抵康定。此为滇、川、康、藏干线，但迄今初步通车，仅至西昌而已。在两路未达完成之前，对于西藏茶叶运输问题，似应由中央与地方及茶商协力统筹，组织运输队，分站分段运送，以利茶运。除由当地政府协助外，中央予以一部分之运费，得减低成本，使滇茶在西藏市场上，茶价不因运费过大，高昂茶叶市价，而减少印茶之竞争机会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