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纳与苏拉：意大利动乱介绍

当苏拉在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初动身去希腊时，意大利内部的动荡不安已初现端倪：叛乱尚未平息，大军将领的政治立场模糊不清，而且多半是靠篡权而上位；首都内部混乱不堪，到处都是尔虞我诈。寡头政治通过武力取得政权，尽管方式还算温和，但也引发了多方不满。资本家遭遇了罗马此前遭遇过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不满于政府推出了有关利率的法律，也对政府并未阻止意大利和亚洲战事而愤愤不平。叛军现已投降，他们没有像之前希冀的那样，获取和市民阶级一样的权利，而且之前有利于他们的条约也已作废，现在他们已经完全地沦为附属，没有任何权利，他们对此哀叹痛哭。阿尔卑斯山脉与波河之间的社区也同样对给予他们的让步表示不满，市民和自由民也对取消苏尔皮基乌斯法表示愤怒。城市的民众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发现棍棒宪法体制已经不再适合军刀政府。居住在首都的苏尔皮基乌斯革命遗留下的亡命徒——由于苏拉的温和政策，有相当数量的叛党得以继续留在罗马——坚决支持让流浪在外的叛党回归罗马，特别是一些贵妇为达此目的不惜牺牲钱财或精力。这些愤懑或怨气大都是漫无目的而且属于临时性的，所以都不能立即在党派间引起激烈冲突，但是它们都能引起公众不满，而且已经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刺杀苏鲁弗斯，进而又有人多次尝试刺杀苏拉。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执政官和护民官的选举中一定程度上形势对反对党更有利，也是与此有关。

这些愤懑的人推举卢西乌斯·科尼利厄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为国家元首，此人除了在同盟者战争中表现突出外，便很少为人熟知。在众多罗马革命党的首领中，我们对秦纳的为人和初衷都所知甚少。很明显，其原因是此人总体而言粗俗自私，从最开始就没有什么长远的目标。

据说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就将自己卖身给新公民和马略的同党，获得大笔横财，这条罪状看起来非常让人信服。即使这是伪造的，至少他也有这样做的嫌疑，而这些罪状从未用在萨托宁、苏尔皮基乌斯或苏拉身上。实际上他领导的运动，无论在动机还是目标上，都显得毫无意义。他领导的运动与其说是从政党角度出发不如说是为那些愤懑者服务的，它既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太多的支持，其主要目的是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召回那些流亡者。秦纳被加入这场阴谋似乎是因为护民官的权利有限，阴谋派需要一位执政官来帮助推行他们的计划。他们在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的执政官候选人中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于是推举秦纳作为执政官。这场运动的低一级的领袖中有一些人更有头脑，如护民官格涅乌斯·派皮里乌斯·卡波，是最有才干的罗马军官之一，而且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他自成为护民官候选人以来就一直是苏拉的敌人，也因此成为了人民愤恨的对象，实际上他本不该属于此类人。地方总督斯特拉博尽管与政府有过节，但并未卷入这场纷争之中。

只要苏拉在意大利，这些共谋者就有充分的理由保持安静。当这位恐怖的前执政官并未听从执政官秦纳的劝告而是匆匆奔赴东方处理那边的紧急事务时，秦纳就在大多数护民官的支持下立即提交了法律提案，对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的苏拉复辟一事提出反对。就像之前苏尔皮基乌斯提出的，他们支持新市民和自由民的政治权利均衡化，而且要求把此前因为苏尔皮基乌斯革命而被放逐的人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新市民在首都云集，自由民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以强迫对手屈服，如有必要，他们也不惜使用武力。政府党也绝不会屈服，双方的执政官相互对立，格涅乌斯·屋大维对抗卢西乌斯·秦纳，双方护民官也激烈对抗。在投票当天，双方几乎全都武装上阵。元老院的护民官投了否决票，双方几乎刀刃相见，屋大维也采取武力应对武力。他的精锐部队不仅肃清了圣路（Via Sacra）和论坛广场，而且还不顾他们那温文尔雅的首领之命，对那些聚会大众实施了恐怖的暴行。这个“屋大维日”论坛广场血流成河、尸首遍野，实属前所未见，据说死者达一万人。秦纳号召奴隶们通过参加战斗获取自由，但是就像马略当年一样，这种方法实属无效，所以这次运动的首领们除了起而参战，别无他法。只要他们还在任期，宪法就没有办法追究叛军首领，但是一位忠贞有余而虔诚不足的预言家说只要放逐执政官秦纳和六位追随他的护民官，国家便可恢复和平和宁静。于是元老院不顾宪法，而是按照所谓的神谕，将秦纳革职放逐，并让卢西乌斯·科尼利厄斯·梅鲁拉（Lucius Cornelius Merula）代替他的职位，所有出逃的首领也都被宣布为非法逃犯。看起来好像只要再多加几个放逐在努米底亚的人，这场危机就能够被解除了。

如果元老院不是和以前一样疏忽懈怠，没有把逃亡者迅速逐出意大利；如果逃亡者能为解放新市民而战，能在某种程度上以重燃意大利的叛乱之火为己任，那么毫无疑问，这场运动将不会再节外生枝。他们一路畅通无阻，出现在普莱奈斯特的提布尔以及拉丁姆和坎帕尼亚所有重要的新市民社区，到处征收钱财和人力，以共谋大业。他们所到之处，都是有求必应。在这样的援助下，他们出现在围攻诺拉的军队中。在他们看来，这个时期的军队倾向于民主党和革命党，而且将军并没用个人势力强迫士兵依附于自己。逃亡者的一些军官，特别是秦纳和塞多留，因为参加过几次最近的战役，所以他们的演讲给士兵的印象比较深刻。这些逃亡者告诉士兵，元老院违背宪法罢黜了曾经受欢迎的执政官，并且干涉了人民的权益，这位执政官或毋宁说是新公民的境遇也使得军官们清楚认识到宪法被破坏。坎帕尼亚军队把秦纳认作是执政官，并宣誓效忠于他，这里成为新公民甚至是同盟社区的核心。一支组成的大军，尽管大部分是新兵，很快由坎帕尼亚向首都进军。其他军队也从北方加入。在秦纳的邀请下，那些在前年被放逐的人也在伊特鲁里亚海岸的特拉蒙（Telamon）登陆。一共不超过500名武装士兵，大多数都是逃亡者的奴隶和在诺曼底征募的骑兵。就像马略当年能够屈尊与首都的乌合之众联合一样，他现在也命令士兵连夜打开当地地主用来囚禁田地劳工的牢房。他给这些劳工武器，让他们为自己的自由而战，劳工们欣然接受。马略的势力由于这些劳工以及新市民分遣队的加入而大大增强，再加上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流亡者，他的麾下迅速有了六千余人。他们配有四十艘战船，驻扎在台伯河河口，追击开往罗马的粮船。凭借这些队伍，他加入“执政官”秦纳麾下，受其调遣。坎帕尼亚军的首领犹豫了，那些更睿智一些的人，特别是塞多留，严肃地指出与马略这样的人接触过密有多危险，因为他日后必定会是运动的首领，而且众所周知他不能胜任任何政治活动，现在又一心复仇。秦纳现在完全不理会这些疑虑，还给予了马略在伊特鲁利亚以及海上的最高指挥权。

首都现在危机重重，政府不得不迅速召集军队，[1]但是梅特路斯的部队在萨姆尼和诺拉被意大利人所牵制，只有斯特拉博正在火速前往首都救援。他出现后在科林门扎营，以他那数量庞大、训练有素的大军，可以毫无悬念地把那支实力相对薄弱的叛军完全歼灭，但是这好像不是他的计划。相反，他眼看着叛军完全侵入罗马。秦纳和卡波的军队在雅尼库鲁姆（Janiculum）对面的台伯河右岸就位，塞多留在台伯河左岸、塞尔维昂城墙对面对抗庞培。马略的军队逐渐发展成三个军团，并拥有大量战船，在台伯河河岸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最后甚至连奥斯提亚也为奸人出卖，落入他之手。马略任凭士兵在这座城市烧杀抢掠，似乎在以此宣告着恐怖统治的到来。首都陷于危机之中，甚至交通也开始堵塞。元老院下令将城墙和城门全部处于防御状态，并且征募自由民前往雅尼库鲁姆。斯特拉博的不作为让所有人震惊和愤怒。他们自然会怀疑他正与秦纳私通，但是却没有依据。他曾与塞多留军激战，而且当马略在一个守军将领的帮助下攻入雅尼库鲁姆时，他又给了屋大维很大的援助，使叛军得以被击退并损伤惨重，这些都表明他没有与叛军勾结或者也没有与其勾结的计划。似乎他的目的是让现在噤若寒蝉的政府的市民都能深感到他在平定叛军之中的贡献，以此赢得明年的领事官一职，从而牢牢地掌握政府命脉。

然而元老院不想让自己为了逃避一位篡逆者而逃到另一位篡逆者麾下寻求庇护，于是向别处寻求帮助。按照元老院颁布的法规，所有参与到同盟者战争的意大利社区，只要已经投降，都可以重新得到罗马公民权。[2]看起来罗马在对抗意大利的斗争中，不惜一切代价所要争取的，不是什么宏伟的目标，而是他们的虚荣心：刚遇到片刻的窘境，只是为了给战场上增加一两千士兵，她就可以牺牲掉此前在同盟者战争中奋力求得的东西。实际上，有些军队就来自于这些重获公民权的社区，但是他们并没有带给罗马他们所期待的众多兵团，实际上来自这些社区的军队人数总共最多不超过一万人。更重要的应该是与萨莫奈人和诺兰人（Nolans）达成协议，这样便可以用完全信得过的梅特路斯的部队保卫首都。萨莫奈人的要求让人想起科迪安（Caudium）的牛轭——归还从萨莫奈人那里收缴的奖品，释放囚犯、召回逃亡者，放弃萨莫奈人从罗马掠得的战利品，将罗马公民权授予萨莫奈人以及归降他们的罗马人。即使是在现在这种和平告急的关头，罗马元老院也感觉这样的要求太羞耻，于是加以拒绝，但是命令梅特路斯留下一小支部队，亲自率领整个南部意大利所有能召集到的部队火速赶往罗马。梅特路斯听令行事，结果萨莫奈人却袭击并打败了梅特路斯留下的副将普洛提乌斯（Plautius）及其残余部队。诺拉的卫戍部队出征，放火烧掉了与罗马结盟的城市阿贝拉（Abella）。此外，秦纳和马略面对萨莫奈人的要求都无所不从——对他们而言罗马的尊严能算什么！——一支萨姆尼分遣队的加入又使得叛军的力量得以增强。在一场不利于政府的战斗结束后，阿里米努姆（Ariminum）被叛军占领，所以罗马和波河河谷之间重要的交通线被切断，以至于人力物力无法得到供应，这对罗马而言也是很重要的损失。于是匮乏和饥荒接踵而来。这个人口稠密、物资充盈的城市由军队驻守但却严重缺乏供给，特别是马略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费尽心思切断其供应。他已经用战船做成浮桥封锁了台伯河，现在又攻克了安提姆、拉努维乌姆、阿里西亚以及其他市镇，控制了陆上交通。同时除了那些已经背叛城市投靠于他的人之外，他把所有试图抵抗的人都处死，以此来暂时平息他的复仇之火。大批军队密集在首都周围，士兵们的生活极为窘迫，后又有瘟疫肆虐。据说此次瘟疫使得斯特拉博损兵一万余人，屋大维损兵六千余人。政府并未绝望，而斯特拉博的死对它而言也是幸事。他死于瘟疫，对他怀恨在心的群众对其开棺碎尸，并将其尸体曝露街头。其残余部队被收编到屋大维军营。

由于梅特路斯的到来以及斯特拉博的身亡，政府军队再一次至少与其对手势均力敌，能够在奥尔本山与叛军展开决战。政府军的士兵大都军心未稳，当秦纳出现时他们仍然热烈欢迎，就像他仍然是他们的将军和执政官。梅特路斯认为此时不宜开战，而是应率军回营。贵族党本身也犹疑不决，彼此无法达成一致，但是由正直却固执并且目光短浅的屋大维领导的那一派却坚定地反对任何让步。更有经验且明智的梅特路斯也尝试和解，但是他与秦纳的会谈却激怒了双方：秦纳被马略称为胆小鬼，梅特路斯被屋大维称为叛徒。士兵们原本就已经惊魂未定，再加上屋大维缺乏经验，所以难免对其不信任，于是建议梅特路斯担任总指挥官。当梅特路斯拒绝时，士兵们集体弃盔卸甲，甚至投身敌营。市民们的情绪日益低落和沮丧。秦纳传令保证给予那些逃跑的奴隶自由，于是他们便成群结队地从首都涌向敌营。当有人建议元老院应该给予那些愿意参军的奴隶自由时，屋大维却坚决拒绝。政府不能掩盖其已经失败的事实，现在除了与敌军妥协外已经无计可施，就像被俘虏的旅人只能妥协于强盗头目一样。他们派使者去见秦纳，但是愚蠢的使者却不肯轻易承认秦纳为执政官。在争执期间，秦纳将其大营转移至城门附近，于是大量士兵前去投奔于他，以至于最后政府已经无法再与秦纳和谈。元老院无条件投降于这位国蠹执政官，只要求他免开杀戒。秦纳表示同意，但是拒绝立誓。在整个谈判期间，马略都站在秦纳这一边，并始终保持沉默。

首都的大门被打开。秦纳带领其兵团进入首都，但是马略冷笑，表示因有叛国法，所以自己拒绝进入首都，除非法律允许。于是市民又慌忙聚集在论坛广场，取消那道叛国法。他进驻首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恐怖统治。他决定不针对个人，而是将贵族党的政要全部处死，没收其财产。城门被关闭，屠杀持续了五天五夜，此后也不断有那些逃跑的或者被漏掉的人被处决，连续数月意大利都是血腥的迫害屠杀。执政官格涅乌斯·屋大维是第一个受害者。就像他一贯宣扬的原则一样，他宁愿被处死也不愿意对国贼做任何的让步，现在他甚至拒绝逃跑，而是穿上他的执政官官袍在雅尼库鲁姆等待即将到来的刺客。在被迫害者中，有卢西乌斯·凯撒（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的执政官），他因阿切拉（Acerrae）战役中的胜利而出名；有其弟盖乌斯，他那不合时宜的野心激起了乌尔皮基乌斯动乱，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和诗人，也是一位和蔼的人；有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他是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的执政官，他是继卢西乌斯·克拉苏之后最伟大的辩论家；有普布利乌斯·克拉苏（罗马纪元657年即前97年的执政官），他出色地指挥了西班牙战争和同盟者战争，而且在罗马被围攻期间也表现出色；还有很多政府党中的杰出人士，其中富人最被这些贪心的刽子手所垂涎。卢西乌斯·梅鲁拉（Lucius Merula）的死尤为悲惨，他是秦纳的继任者，这并非其所愿，但是现在他因此事被控告，被传讯到议事会。因为他曾经是尊神朱庇特的祭司，于是按照垂死的祭司的宗教仪式，他预先割破了自己的血管，在祭台前摘掉祭司帽箍，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更悲惨的是昆图斯·卡图鲁斯（Quintus Catulus）的死，他是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的执政官。昔日他与马略一道，见证了胜利和荣耀，但是现在面对这位曾经的战友家属的哀求，马略的回答只有一句，那就是“他必须死”。

所有这些暴行的始作俑者是盖乌斯·马略。他决定谁应该被处死，也决定由谁来执行——一些特殊情况除外，例如在处决梅鲁拉和卡图鲁斯时，他会顾及到法律；有时候向他问好的人的人向他瞥一眼或者简单的沉默都可能为自己招致立即执行的死刑，这也不是罕见的事情。

将人处死甚至也不能满足他的报复心理：他禁止让死者入土为安，令人——就像之前苏拉做过的一样——将被杀死的元老院的议员的尸体悬挂于论坛广场，还命人将一些人的尸体进行游街。由于凯撒生前曾弹劾过昆图斯·瓦列乌斯，于是马略就命人掘开凯撒的墓穴，将其尸体拖至瓦列乌斯的墓前，乱刺一番。他曾经想亲自搜捕安东尼，并亲手将其斩杀，后又经人劝阻，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天当他坐在宴席上有人向他奉上安东尼的头颅时，他高兴地当众拥抱此人。他的那些由奴隶组成的兵团，特别是阿代安（Ardyaeans）的军队，主要充当了他的刽子手。在他们沉浸在获得自由的狂欢中时，并未忘记去他们原来主人的家中抢劫，并侮辱且杀害途中遇到的所有人。在这场疯狂的杀戮中，他的同僚都深感绝望：塞多留恳求马略，愿意以任何代价让他停止，甚至连秦纳都被他震惊了。在那个时刻，疯狂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人为了防止自己眼花缭乱，也将自己投身于谷底深渊。遏制这个疯狂的老人和他的军队并非易事，至少秦纳没有胆量去制止，相反，他选择让马略做他在下一年执政官任期中的同僚。恐怖统治带给获胜方的温和派的恐慌远远甚于失败方。只有资本派是开心的，因为有另一股势力可以帮助他们彻底羞辱那曾经傲慢的寡头统治，与此同时因为大规模的没收和充公，战利品大都落在他们手里——在这场恐怖统治中，他们被人民称为是“囤户”。

命运让这位恐怖统治的发起人——老盖乌斯·马略，实现了他的两大愿望：对那个曾在他得意时加以陷害，在他失意时落井下石的整个上流社会，他已经完成了复仇；他也用利剑回复了曾经收到的每一份冷嘲热讽。此外，他又一次取得了执政官的职位。那个曾经预言他会做七任领事的神谕，业已成真，为此他也奋斗了十三年之久。神灵已经使得他梦想成真，但是现在，就像古神话里的故事一样，神灵们也会通过助其梦想成真进而毁灭他。在他早期做执政官期间，人民称颂敬重，在其第六个任期里，他成为了同僚的笑柄，在第七个任期，他是人民的公敌，国家的克星。之前的那位正直、有才、英勇的人，现在成为了一个癫狂的乌合之众的领导人。他自己或许也对此有所感觉。他白天都处于癫狂状态，晚上又夜不能寐，只能借酒消愁。他内心有一团火在燃烧，最后卧床不起，连续七日，精神错乱，臆想着自己在小亚细亚的战场上厮杀，但其实这个战场上荣誉的桂冠已属于苏拉，最后在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1月13日，马略殒命。他死时，七十有余，手中紧握着他所谓的权力和荣耀。复仇女神变化多端，并非永远都是血债血偿。现在罗马和意大利收到他们昔日的救世主的死讯，竟然是如释重负，其欢快程度远远超过当年收到劳底平原战役的捷报之时，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复仇吗？

即使是在他死后，也有零星的暴力事件发生，让人回想起他当年的暴虐统治：例如盖乌斯·分布里亚，在马略血腥的屠杀中，他也参与了颇多。在马略的葬礼上，他还试图杀掉德高望重的大祭司长——昆图斯·斯凯弗拉（Quintus Scaevola），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的执政官，甚至连马略都敬其三分。当斯凯弗拉受伤康复之后，他又以冒犯罪控告大祭司，说大祭司不情愿自己被谋杀。无论如何，屠杀大势已去。塞多留以为其进行补偿为由，将马略的部下召集起来，而后又派一支自己的精锐部队将其包围，全部歼灭。据估计，被歼灭部队至少有四千余人。

与恐怖统治随之而来的是霸权统治。秦纳不仅在其四年执政官的任期（罗马纪元667—670年即前87年—前84年）期间僭居国家首脑之位，而且还经常不顾人民的意愿提名自己及其同僚，仿佛这些平民党人士故意忽略了至高无上的人民集会。没有任何平民党的领袖能像秦纳那样，能在意大利以及其他大多数省份中如此长时间地拥有绝对权力而不受干扰，但是也没有谁的政府能像秦纳政府那样，如此毫无价值且漫无目的。由苏尔皮基乌斯提出而后秦纳复议的那条法律规定，新市民以及自由民享有和老市民一样的选举权，这条法律自然又重新被提上议程，罗马纪元670年即前84年元老院正式将其通过，使其在法律上生效。按照此法，全部意大利人应该被分配在35个公民区，所以他们在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提名检察官。菲利普在罗马纪元663年即前91年当选为执政官时，德鲁苏斯曾建议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但是菲利普对此表示反对。蹊跷的是，多年以后，由于缺乏检察官人选，当年的那位菲利普现在又被推选为检察官，参与登记公民簿。苏拉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建立的反动体制当然被废除。他们也采取了一些恶措施来取悦无产阶级：例如，数年前限制粮食分配的制度，现在或许已被废除；盖乌斯·格拉古之前想在加普亚（Capua）建立殖民地的计划，现在已在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春，在护民官马库斯·朱尼厄斯·布鲁特斯（Marcus Junius Brutus）的提议下得到实行；小卢西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提出了一项有关债务的法规，规定个人债务应削减到总额的四分之一，为债务人削减了四分之三的债务。这些便是秦纳政府做过的所有积极的举措，也无不例外全都是权宜之计。这些计划被制定的依据并非是前车之鉴，而且毫无政治规划可言——这很可能是整场灾祸中最骇人听闻的部分。他们在爱抚平民的同时，又由于忽视宪法规定的选举规则冒犯平民，而这种冒犯完全是毫无意义，且没有必要的。资产阶级可能会对其提供一些援助，但是又由于那项有关债务的法律被冒犯。政府真正的中流砥柱是新市民阶级，但他们又全然不合作。政府默许了他们的援助，萨莫奈人虽然现在名义上是罗马市民，但是明显把他们自己国家的独立作为其真正目标，并且全员处于备战状态来保卫自己国家，而秦纳政府对此却无动于衷。曾经辉煌的元老院议员被像对待疯狗一样杀戮，但是政府却并未重组元老院或者对此事的肇事者进行恐吓，所以政府并不能获得元老院的支持。盖乌斯·格拉古并未意识到寡头政治的失败就意味着新的君主可能在他自创的宝座上像一个傀儡一样行事。既然秦纳登上权力宝座并非凭个人意志，而是纯属意外，那么在革命风暴到来之时他停滞不前，直至另一场风暴把他冲走，就不足为奇了。

最软弱无能的人握有最强大的权力，这种情况也见于革命政府与寡头政治的斗争中——这场战争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在意大利，革命政府拥有绝对权力。旧公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支持民主党，还有一部分人保持沉默。他们不喜欢马略的残暴统治，但在寡头政治复辟中看到反对党的暴虐统治也即将发轫。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的暴行对整个国家而言，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它主要影响的是首都的贵族，而且随着接下来相对平静的政治统治，它的影响也逐渐被磨灭。

最后全部新公民——大约五分之三的意大利人——如果不拥护现在的政府，都会果断地反对寡头政治。

和意大利一样，大多数省份都拥护寡头政治——西西里岛、撒丁岛、南北高卢、南北西班牙。从屠杀中侥幸逃脱的昆图斯·梅特路斯试图将阿非利加交给贵族党。普布利乌斯死于马略大屠杀，他的小儿子马库斯·克拉苏从西班牙率军前来投靠梅特路斯，因此，梅特路斯的势力大增。他们彼此产生分歧，不得不屈服于盖乌斯·费比乌斯·哈德良（Gaius Fabius Hadrianus），一位革命政府指派的领导者。亚洲在米特拉达特斯的掌控之下，所以马其顿省只要被苏拉控制，便是流亡的寡头政治唯一的避难所，苏拉的妻室外历尽艰辛侥幸逃脱，相当一部分议员也在此处得以庇护，于是很快便以此处为总部形成了一个新的元老院。

政府也颁布法令对抗寡头政治。苏拉被公民议事会解除职务和其他荣誉，并被放逐，遭此厄运的还有梅特路斯、阿比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以及其他一些政要。他在罗马的房子被夷为平地，他的田庄也被荒废，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盖乌斯·马略未死，他肯定会亲自进攻苏拉，前往他死前在病榻上所神游的战场，他死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马略死后，小卢西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3]担任执政官职位统领东方（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但是他既不擅长率领士兵作战也不擅长指挥。辅助他的盖乌斯·芬布里亚并非无才，但却不忠。他们的军队在数量上甚至不及苏拉的三分之一。随后消息传来，称弗拉库斯为了不被苏拉碾杀，已经率队超过他进军亚洲（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芬布里亚已经将其废黜并取而代之（罗马纪元669年即前85年），苏拉也已与米特拉达特斯和解。对于首都内的霸权政治，苏拉一直都保持沉默。现在元老院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中他说战争已结束所以请求回到意大利。他声称自己会尊重授予新公民的权利，而且惩罚也不可避免。他们将不会对群众展开惩罚，而是针对闹剧的始作俑者。这封信将秦纳从消极迟钝中惊醒：此前除了在亚得里亚海进驻了一些武装士兵以及一些战船外，他从未采取过手段对抗苏拉，所以现在他决心火速前往希腊。

在当时的环境下，苏拉的这封信语气已经相当缓和了，他的这封信也给了中立派一个和解的希望。大多数元老院议员都在老弗拉库斯的提议下尝试和解，然后召集苏拉前来，并向其保证其在意大利的安全。他们还向执政官秦纳和卡波提议，他们应在收到苏拉的回复之前停止行动。苏拉并未完全拒绝这项提议。当然他并未亲自前来，而是送出消息称他只要那些被放逐的人回归到原来的状态，并且依法惩处那些犯罪之人，称他自己并不需要安全保证，并提议给予那些在国内的人以安全保证。他的使者发现现在意大利的局势已完全改变了。秦纳并未考虑元老院的法令，在元老院会议结束之后他就立刻赶往军队，督促部队登船。在总部安科纳（Ancona）的士兵本已有所不满，现在秦纳又命令他们在不适宜航海的季节登船，这立即在军中激起了兵变，秦纳在这场兵变中丧命（罗马纪元670年即前84年年初）。于是其同僚卡波被迫将已经登船的士兵带回，并且放弃了在希腊作战的计划，进驻在阿里米努姆的冬季营地。苏拉的提议也并未因此被采纳，元老院拒绝了他的提议甚至不让他的使者进入罗马，并命令苏拉立刻放下武器。持这种坚决反对态度的不是马略的余党。该党派现在势力正僭居高位，却在这样的紧要关头被迫放弃其职位，不得不再一次在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参与执政官的选举。这次选举，人们既没有推选前执政官卡波也没有推选任何其他当权的有才干的将军，例如昆图斯·塞多留或小盖乌斯·马略，而是推选了卢西乌斯·西庇阿和盖乌斯·诺尔巴努斯（Gaius Norbanus）。两者都是无能之辈，且都不善于作战，西庇欧甚至不知道如何演讲。前者被推选只是因为他的祖父征服了安条克，后者被推选是因为他是寡头政治的政敌。人民对马略党徒罪行的痛恨远不如对他们无能的鄙视。如果全国人民对此无计可施，那么他们对苏拉和寡头复辟更无计可施。人民只有奋力自保。苏拉穿越亚洲引诱芬布里亚的部队背叛于他，以至于其首领自杀，由此一来政府便有一年的时间充分准备战事。据说苏拉登陆时，前来对抗他的士兵有十万人，此后政府部队人数至少翻了一倍。

苏拉只有五个兵团来对抗意大利军队，而这五个兵团，即使加上在马其顿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征来的部队也大概只有四万人。诚然这支部队在意大利、希腊和亚洲经历了七年的战争之后，已经远离了政治，并且绝对忠于将军——他能纵容士兵的放荡、残暴甚至叛变长官，除了要求士兵勇猛并且对他本人绝对忠诚之外，别无他求，并且向他们许诺，胜利之后一定会有丰厚的奖赏——这样的军事精神既有最高尚的忠心又有最卑劣的私心，就这样错综复杂地交互在士兵们的心中。按照罗马惯例，苏拉的士兵都宣誓彼此忠诚，并都自愿将私人财物贡献出来以备军用。尽管这支军队现在军心稳固、众志成城，但是相对于敌人的强大兵力来说还是比较弱小。苏拉深知，如果意大利也团结一致的话，他不可能仅用五个兵团便将其征服。消灭平民党及其无能的首领并非难事，但是那些不希望寡头政治复辟从而再实行恐怖统治的人——尤其是全部新公民——都和平民党联合起来反抗苏拉，这些人既包括那些被朱利安法所阻挠从而未参与叛乱的人，也包括那些数年前由于叛乱而几乎将罗马带入深渊的人。

苏拉纵观全局、审时度势，不再像他党派的大多数人一样盲目愤怒且顽固。当国家被战火包围，当其友人被谋杀、其房屋被摧毁、其家人被放逐，他仍然镇定自若，直到人民公敌被打败，罗马边疆得以保卫。他现在对意大利怀有饱满的爱国热情和理性的温和态度，并且尽其所能抚慰温和党和新市民，竭力防止旧罗马公民与意大利联邦出现新的矛盾，从而使内战激化。苏拉在给元老院的第一封信中明确表明除了公平正义外他别无所求，并明确表示放弃恐怖统治。为此，他提议无条件赦免那些现在还在背弃革命政府的人，并且命其士兵全部宣誓完全视意大利人为友人和同胞。这些极具约束力的宣言保证了新公民的既得政治权益，因此卡波希望意大利的每一个公民社区向他提供人质，但是这项提议由于公愤以及元老院的反对而失败。苏拉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由于当时背信弃义之风盛行，所以新公民对他缺乏信任，至少也会怀疑他是否能在战争胜利之后与其政党遵守诺言。

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苏拉率兵团登陆布隆迪西乌姆（Brundisium）港。元老院接到消息后，宣布联邦告急，将全部大权交与执政官，但是这些领导却愚昧无能，苏拉此次登陆其实在数年前就可以预料，却把他们吓得措手不及。部队尚在阿里米努姆，港口也没有驻防，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整个东南沿海，并未见任何武装士兵。在布隆迪西乌姆，其结局可想而知，大量的新公民毫不犹豫立即打开城门欢迎这位寡头政治的首领，然后所有梅萨皮亚人和阿普利亚人纷纷效仿。苏拉的军队在这些地区进出无阻，但也时刻谨记严明军纪，不曾违抗。贵族党的残余部队从四面八方赶来加入苏拉的阵营。昆图斯·梅特路斯从阿非利加逃到利古利亚山山涧，现在他从山涧赶来，作为苏拉的同僚，重新获得他在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获得而后又被革命党削除的总督职位。马库斯·克拉苏同样也率领一小支部队从阿非利加赶来。大部分贵族党都骄傲自负，并且无心真正参加战斗，所以当苏拉抱怨这些贵族党都希望明哲保身，甚至都不肯将自己的奴隶武装起来参加战斗时，他们只能沉默静听。更重要的是这些逃亡者有的还曾经归降过平民党，例如备受尊重且颇有名望的卢西乌斯·菲利普，他是唯一一位与革命政府妥协并且接受了其授予的官衔的执政官。与他同样妥协的还有其他一两位臭名昭著、声名狼藉的人士。菲利普受到了苏拉的热情招待，并荣获要职，帮助苏拉把守撒丁岛。昆图斯·卢克莱修·欧费拉（Quintus Lucretius Ofella）和其他可以利用的官员也同样被苏拉接受并立即任用。即使是普布利乌斯·西第古斯（Publius Cethegus），一位在苏尔皮基乌斯革命中被苏拉放逐的元老院议员，也被苏拉谅解并在军中获职。

比这些个人势力的加入更加重要的是获得皮切诺地区，这其实是斯特拉博之子，小格涅乌斯·庞培之功。他和其父一样，早期并不支持寡头政治，而是拥护革命政府甚至还在秦纳军中任职，但是他并未忘记他的父亲曾经武装反抗过革命党。他现在四面受敌，并且还有人检举称其父曾在阿斯库仑城战役中贪污战利品，现在要求他上缴赃物，所以他也面临着破产的危险。执政官卡波因与其有私交，帮助他免于破产，此外，善于雄辩的执政官卢西乌斯·菲利普以及小昆图斯·荷尔顿西乌斯（Quintus Hortensius）对此事也颇有帮助。听闻苏拉登陆，庞培就前往皮切诺，因为在那里他不仅经费充足，而且还因为其父亲以及同盟者战争的关系，在那里人脉甚广。那儿居住的大多是旧公民，很快依附于他；那里的年轻人很多都曾在其父麾下服务，现在也都自愿依附于他。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勇敢的年轻领袖，不仅善于作战，也善于将兵，这些年轻人纷纷涌向他的军营，与他一起奋勇杀敌。皮切诺地区的志愿军很快成长为三个军团：克洛利乌斯（Quintus Cloelius）、盖乌斯·卡瑞里那斯（Gaius Carrinas）以及卢西乌斯·朱尼厄斯·布鲁特斯·达马斯普斯（Lucius Junius Brutus Damasippus）[4]率领的部队从首都出发前去平定皮切诺叛乱。庞培这位将军善于随机应变，他巧妙利用了这三位将军之间的不和，将其击败，并顺利与苏拉大军在阿普利亚会合。苏拉奉其为“至尊统帅”，这意味着他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发号施令，不再处于从属地位。苏拉授予这位少年前所未有的殊荣，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治理他军中出现的消极懈怠之风。

苏拉和梅特路斯军力大增、士气大涨，于是开始从阿普利亚出发，穿过仍然叛军肆虐的撒姆尼地区，进军坎帕尼亚。敌军主力也向那里进军，看似双方只有在那里才能决出胜负。执政官盖乌斯·诺尔巴努斯的军队已经在加普亚，平民党刚刚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殖民地。第二波执政官部队也已经沿着阿庇安路进军，但是在它到达之前，苏拉已经赶在了诺尔巴努斯前面。苏拉试图为和解做最后一搏，但结果却使得自己的使者被捕。他那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对敌人满腔怒火，对其展开攻势。他们冲下提法塔山，第一次进攻就将敌人逼至平原地带。诺尔巴努斯率其残余部队进驻革命党的殖民地加普亚以及新市民聚集的城市那不勒斯，而后被封锁于此地。苏拉的部队此前由于敌众我寡，军心不稳，此次胜利大大鼓舞了军中士气。他们没有停下来攻击敌军残部，而是沿着阿庇安大路直击提阿努姆，也就是西庇阿驻扎之处。在战争开始之前，苏拉又重新提起了和平协议，很明显是出于认真的态度。西庇阿因为势单力薄，同意了休战协议，他们两位原为贵族同宗，同属有修养之人，并且互为同僚共事多年，于是在卡勒与提阿努姆之间会面。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探讨至深，和谈进展顺利，于是西庇阿派出信使前往加普亚，寻求其同僚的意见。同时，两个阵营的士兵也往来甚密，苏拉的士兵由于其将军慷慨所以钱囊丰厚，对他们而言在酒桌上说服那些不是特别渴望战争的雇佣兵，让彼此化敌为友，并非难事。塞多留提醒将军们让双方士兵停止往来，因为他认为这样非常危险，但是结果是徒劳的。双方马上就要达成协议，却最终失败。西庇阿宣布休战停止，但苏拉坚持认为现在宣布停止休战为时已晚。西庇阿的士兵认为他撕毁休战协议不妥，于是集体叛变投入敌营。结果两方士兵彼此拥抱，万分和气，对此革命党军队的指挥官除了袖手旁观也是别无他法。苏拉下令西庇阿辞职，他便辞职了，苏拉命骑兵护送西庇阿及其同党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但是西庇阿一获自由便又私自恢复官职，并又重新召集军队，但最终并未有所作为。苏拉和梅特路斯在坎帕尼亚扎营过冬，在第二次尝试与诺尔巴努斯和解失败以后，他们在冬季继续封锁加普亚。

苏拉第一年战事的结果是：收服了阿普利亚、皮切诺和卡帕尼亚，解散了一个执政官的军队，并且击败和封锁了另一支执政官的军队。意大利各民社不得不在这两个压迫他们的领导者中做选择，很多人已经与苏拉开始进行谈判，希望寡头政治的首领能用条约保证他们在敌党所取得的权利。苏拉信心满满，并向敌人炫耀，称他在下一次战役中一定能打败革命政府，从而再一次进军罗马。(www.xing528.com)

似乎绝望能给予革命新的力量。执政官的职位落到了两位最坚决果断的人身上，他们分别是卡波和小盖乌斯·马略。前者已经是第三次担任此职，后者年仅二十，按照法律不能担此职位，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点都被人们所忽略。昆图斯·塞多留，经常对诸事加以批判，被嫌碍事，于是被命令前往伊特鲁里亚去征兵，然后前去他管辖下的近西班牙省。为了补充国库，元老院下令将首都所有寺庙内的金银物品全部熔化。几个月的战事之后，国库中仍能有金银将近六十万英镑（一万四千英镑黄金和六千英镑白银），他们搜刮金银的成果可见一斑。意大利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仍然自愿或被迫依附革命党，依然在积极备战状态。还有一部分新形成的势力来自新市民社区众多的伊特鲁里亚以及波河地区。马略的很多老兵也都纷纷应召投入其子麾下。在所有准备反抗苏拉的地区中，尤以叛区撒姆尼和卢卡尼亚地区最甚。很多来自欧斯干地区的分遣队前来为其助力，但这绝不是出于对罗马革命政府的忠心，而是因为他们知道，由苏拉领导的寡头政府绝不会承认这些地区法律意义上的独立，就像当年的秦纳政府一样，起初的萨贝利人与拉丁人之间的对抗在反抗苏拉的运动中又重新出现了。对撒姆尼和拉丁姆人而言，就像5世纪的那场战争一样，这场战争更多的是一场民族战争。他们所奋力争取的不是或多或少的政治利益，而是希望对敌人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所以就难怪这个地区的战争与别处不同，双方都不可能有所妥协，也都不会有任何让步，都是拼死挣扎，全力以赴。

在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双方都扩增兵力，世仇愈来愈深。双方都破釜沉舟，拼死一战：卡波建议罗马公民议事会将所有见于苏拉军营的议员放逐。苏拉一言不发，或许认为他们这样做无疑是为自己宣判了。

贵族党的军队分兵两路。执政官梅特路斯在皮切诺叛党的支持下前往上意大利，而苏拉则从坎帕尼亚进军直驱首都。卡波加入了梅特路斯大军，而马略将会在拉丁姆进攻敌军主力。苏拉沿拉蒂纳路（Via Latina）进军，途中在距离西格涅（Signia）不远处遭遇敌军。敌军撤退至所谓的“神圣港”。此处位于西格涅与马略军的要塞普莱奈斯特之间，小马略拥军四万，并且其残酷与勇猛不亚其父，但是他的军队却不像当年的马略军那样训练有素，且在作战方面，他经验缺乏，可能也不能像其父那样善于作战。他的军队很快就撤退了，战争期间他的一小支部队投降更加速了其溃败。马略军半数非死即降，残兵既不能继续作战也不能攻下台伯河，被迫去邻近的要塞寻求庇护。因为长时间忽视了首都的供给，首都的沦陷也无可挽回。于是马略命令首都的执政官卢西乌斯·布鲁特斯·达马斯普斯疏散首都民众，并在此之前处死所有反对党的名人政要。小马略的这道命令，其严苛不亚于其父的放逐令，同样被严格执行了。达马斯普斯以召集元老会为由，将所有反对党的名人召集起来。这些人要么在元老会中就地处死，要么在逃离元老院的路上被追杀。由于这次肃清运动进行得比较仓促，所以还是有几名无辜的名人政要被杀害，其中有前罗马市政官普布利乌斯·安提斯提乌斯，他是格涅乌斯·庞培的岳父；有前执政官盖乌斯·卡波，其父先是格拉古的挚友而后成为敌手——在众多辩论家死去之后，论坛广场日渐荒凉，他们两个是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最佳辩论家；有执政官卢西乌斯·多米提乌斯，还有受人敬重的大祭司长昆图斯·斯凯弗拉，他曾经侥幸逃脱了芬布里亚的利剑，现在却又在革命即将结束之际在他所掌管的维斯塔神庙门前喋血。恐怖统治下的最后一批牺牲者尸横遍野，尸体被拖拽过市，投入河中。人民惊骇至极，目瞪口呆。

小马略余部撤退到邻近的新市民的坚城诺尔巴以及普莱奈斯特，马略率大半逃难者并携带大量财宝退至普莱奈斯特。就像去年围攻加普亚一样，苏拉这次也派良将昆图斯·欧费拉留下。他命令欧费拉不要花精力围攻这座城，而是将其封锁，直到里面的人弹尽粮绝而投降。他则派兵从四面前来围攻首都，却发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都为敌军所弃，便轻而易举将其占领。他甚至都没有太多时间安抚当地民众，只是匆匆发出致辞，做了最紧要的布置，便又匆忙赶往伊特鲁里亚，希望与梅特路斯联合，将敌人驱出北意大利。

梅特路斯在埃西斯河（Aesis）即埃斯诺河（位于安科纳与西尼加利亚之间，并将皮切诺与高卢省分开），遇到了卡波的副将卡瑞里纳斯（Carrinas），并将其击败。后来卡波率精锐部队前来，梅特路斯被迫停止前进。当卡波听闻胜利港的战事之后，便担心其交通线或会受阻，于是退至弗莱米尼安路（Flaminian），意欲在此路的要地亚里米伦（Ariminum）设置指挥部，因为在此不仅可以守住通往亚平宁山脉的道路，还可以扼守波河河谷。在撤退过程中，卡波数支军队落入敌手，并且在塞纳-加利卡被猛攻，卡波的后备军在庞培强大骑兵团的攻击下崩溃。尽管如此，卡波还是达成了其目标。前执政官诺尔巴努斯掌控了波河河谷一带，卡波亲自进军伊特鲁里亚。在苏拉率其常胜兵团前往伊特鲁里亚后，时局全部改观。很快三支苏拉的军队从高卢、翁布里亚和罗马前来，对卡波形成围攻之势。梅特路斯率军队驶过亚里米伦前往拉文那，在法文提亚（Faventia）切断了亚里米伦与波河河谷的通道，并派马库斯·卢库勒斯率军沿着普拉森提亚大道（Placentia）前往此处。卢库勒斯是苏拉的财务官，并且是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海军上将的兄弟。年少的庞培以及与他同龄的竞争对手克拉苏经由山道皮切诺进入翁布里亚，并在斯波列提乌姆（Spoletium）攻下弗莱米尼安路，在那里打败了苏拉的副将卡瑞里那斯，并将其关入城中，但是他却在一个雨夜成功逃脱，并设法回到了卡波的军中。苏拉在罗马兵分两路前往伊特鲁里亚，一路沿着海岸线前进，在位于翁布罗内（Ombrone）河与阿伯格纳（Albegna）河之间的赛图尼亚（Saturnia）击败敌军；另一路由苏拉亲自率领在克拉尼斯（Clanis）河谷与卡波军队相遇，大胜其西班牙骑兵。卡波与苏拉在丘西（Chiusi）一带的激战，尽管尚未分出胜负，但是苏拉并未能成功乘胜追击，所以局势还是有利于卡波。

在罗马周围的地区，局势似乎也开始有利于革命党，似乎革命也将会在这一带展开。寡头政府正集中精力于伊特鲁里亚，平民党则尽全力打破普莱奈斯特的封锁。甚至连西西里岛的省长马库斯·波本那也为此出动，但貌似他没有到达普莱奈斯特。卡波派马西乌斯率大部队前来打破普莱奈斯特的封锁，也未成功。这支部队在斯波列提乌姆（Spoletium）为敌军所袭，全军溃败、士气大跌、物资匮乏、叛乱不断，于是一部分士兵重回到卡波军中，一部分回到亚里米伦，其余的则分散于四处。另一方面，南意大利则诚心欲来援助。特雷西亚（Telesia）的庞提乌斯（Pontius）率领萨莫奈人，老将马库斯·兰潘纽斯率领卢卡尼亚人，也都前来援助，所向披靡，到达坎帕尼亚。加普亚起初由古塔（Gutta）率一支卫戍部队镇守，后来古塔率兵在坎帕尼亚与他们会合，一道前往普莱奈斯特，据说他们的部队加起来有七万人。于是苏拉留下一支部队对付卡波，然后亲自返回拉丁姆，在普莱奈斯特前的峡谷中占据有利位置，以阻拦敌方援军。[5]卫戍部队想冲破欧费拉的防线，但是未果。双方都在强守防线，岿然不动，即使卡波派达马斯普斯率两个兵团前来支援时，双方情形依然如此。

当伊特鲁里亚与拉丁姆的战事处于停滞阶段时，波河河谷一带的战事到了决定性阶段。在这里平民党将领盖乌斯·诺尔巴努斯一直处于优势，他以绝对优势打败了梅特路斯的副将马库斯·卢库勒斯，并将其逼至普拉森提亚（Placentia），最后亲自对抗梅特路斯。他在法文提亚遇到了梅特路斯，尽管当时天色已晚，而且其军队已经远征疲惫，他还是执意向梅特路斯发起了进攻，结果全军溃败，军心涣散，最后只有一千余人得以回到伊特鲁里亚。卢库勒斯听闻，即刻从普拉森提亚起航，前往位于皮亚琴察（Piacenza）与帕尔马（Parma）之间的费登提亚（Fidentia），在那里击败了卡波留下的部队。阿比诺瓦努斯（Albinovanus）手下的卢卡利亚部队全部投敌。其头领邀请革命党的领导人前来赴宴而后派人将其杀死，以此补偿他当初的犹豫不决，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投降了。亚里米伦携其全部金银珠宝前来投降梅特路斯。诺尔巴努斯起身前往罗德岛。阿尔卑斯山脉与亚平宁山脉之间的广大地区现在都承认了贵族党的领导，之前用在这里的军队可以用于攻打伊特鲁里亚，这里是敌人奋力以保的最后一块土地。当卡波在克鲁西乌姆（Clusium）的大营听闻这个消息时，大惊失色。尽管他当时仍然有大量军队可以派遣，但是他仍然悄悄从大本营逃离，赴往阿非利加。他的手下一部分像他一样落荒而逃，返回家乡，一部分被庞培所灭。卡瑞里那斯集结余部返回拉丁姆，加入了普莱奈斯特的大军。与此同时，拉丁姆局势并未发生变化，最后的决战却已经临近了。卡瑞里那斯的军队在数量上并不能动摇苏拉的地位。寡头党以前用在伊特鲁里亚的先锋部队，现在由庞培率领，正日益逼近。很快，他们就会包围民主党和萨莫奈人的军队。

于是革命党的将军决定离开普莱奈斯特全力以赴奔赴罗马，而罗马距他们只有一日的行程。如果这样做，从军事角度看，他们必然会失败；如果这样做，他们的退路拉丁路，就会落入苏拉手中。即使他们拿下了罗马，他们也必然会毁在那里，从而受到梅特路斯和苏拉军队的夹击，因为此城绝不适合防守。他们进军罗马考虑的已经不是安全的问题，而是为了报复，是狂热的革命者特别是已经走投无路的萨贝利人的愤怒的最后发泄。特雷西亚的庞提乌斯向他的部下喊道：要除掉那些剥夺了意大利自由的豺狼，必要摧毁他们所居的森林。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11月1日，庞提乌斯、兰潘纽斯、达马斯普斯沿拉丁路攻向罗马，他们在科林门一英里外扎营，此时罗马危在旦夕。罗马现在的危急程度不亚于罗马纪元365年即前389年7月20日和罗马纪元455年即前299年6月15日之时，当时罗马分别受到了凯尔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威胁。现在突袭罗马时机已到，袭击者在首都内也有联络。

贵族少年组成义勇军出城迎敌，但他们大都娇弱不堪，在强大敌军面前迅速溃败。唯一的希望落在了苏拉身上。苏拉刚听闻撒姆尼人已经朝罗马出发，便即刻起身前往首都营救。他的先锋部队由巴尔布斯（Balbus）率领在晨间到达，这大大地鼓舞了市民士气。正午时分，苏拉亲自率主力部队出现，即刻在科林门前（距离比亚门不远）的阿佛洛狄忒神庙处列兵布阵。他的副将认为由于路途奔波、人马俱疲，不建议即刻进攻敌军，但是苏拉认为敌军可能夜晚就突袭罗马，尽管当时天色已晚，还是坚持下令进攻。战争进行得相当惨烈。苏拉亲率其左翼部队，直退到城墙边，所以不得不关闭城门。散兵甚至报告欧费拉，称苏拉已战败，但是马库斯·克拉苏率领的右翼部队大败敌军，并追杀到安登奈（Antemnae），这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左翼部队的负担。于是日落一小时后，苏拉军开始占据上风。双方大战一整夜，并持续到第二天黎明，最后由于三千余人投敌并迅速攻打自己旧部，战争才告一段落。罗马城获救，叛党无处可退，全部被歼灭。战后第三天，苏拉命令将所有三四千名战俘——包括将军达马西普斯、卡瑞里那斯以及身负重伤的庞提乌斯——全部处死在马斯广场（Campus Martius）的下议院（Villa Publica）。当日苏拉正在附近的贝洛纳神庙召开元老会，对他而言，马斯广场的刀剑霍霍声与战俘的哀嚎声，声声入耳。这样的屠杀骇人听闻，无法原谅，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如果罗马城落入了被这些人处死的人手里，那么假以时日，他们也会以同样的手段对首都烧杀抢掠，对市民屠杀蹂躏。

看到从罗马城墙抛下来的卡瑞里那斯以及其他军官的头颅，普莱奈斯特的守卫兵知道罗马已获胜利，于是缴械投降。他们的军官盖乌斯·马略以及庞提乌斯之子，在逃跑失败以后，相互挥剑而死。人民寄希望于胜利者对他们存有怜悯之心，西第古斯也认为如此，但是怜悯仁慈的时代已经终结了。在战争的最后一刻，苏拉毫无条件地赦免那些投奔他的人，但是对那些直到最后也未投降于他的军官和社区，他却表现出了出奇的冷酷。在普莱奈斯特的一万两千余名俘虏中，大部分罗马人、少部分普莱奈斯特人以及妇女和儿童都被释放，但是几乎所有的普莱奈斯特人以及全部萨莫奈人都被缴械并碎尸，这座富饶的城市被抢掠。当然，此事发生以后，那些尚未投降的新公民所在的城市就会奋力顽强抵抗。例如在诺尔巴的拉丁镇，当埃米利乌斯·雷必达（Aemilius Lepidus）叛国进入城中时，市民彼此相杀并纵火烧城，这样刽子手就不会杀害他们以泄愤，也不会在城中获取任何战利品。

下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已经被袭击，加普亚也似乎已经自愿投降，但是直到罗马纪元674年即前80年萨莫奈人才退出诺拉。盖乌斯·巴比乌斯·穆提卢斯（Gaius Papius Mutilus），曾是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叛军的执政官。他是意大利仅存的一位将军，乔装从诺拉逃跑，前往提阿努姆投奔妻子以求庇护，但是却被妻子拒之门外，于是他在自家门口挥剑自刎。这位独裁者声称，萨莫奈人存在一日，罗马便不得安宁，所以萨莫奈人应该从世界永远消失。就像之前他在罗马和普莱奈斯特屠杀囚犯一样，现在他也命士兵搜捕萨莫奈人，并占领埃塞尼亚（约在罗马纪元674年即前80年），将这片曾经富饶繁荣的地方变为直到如今依然荒凉的废墟。同样，翁布里亚的图德（Tuder）也遭到马库斯·克拉苏猛攻。伊特鲁里亚在波普隆尼乌姆（Populonium）特别是战无不胜的沃莱特拉（Volaterrae）的领导下抵抗较久，他们从败党中集结出四个军团，组成一个部队，坚持两年抵御敌军：先是抵御苏拉亲自率领的军队，后来抵御前执政官盖乌斯·卡波。他是民主党执政官的兄弟，最后在第三年科林门战役（罗马纪元675年即前79年）后，这批守军才被迫投降，前提是他们得以自由出城。在这个可怕的年代，没有人会尊重军法或军纪，士兵叫嚣着投降并把他们温和的将军用乱石砸死。当守军按投降协定撤退时，罗马政府却又派出一队人马将其截杀。胜军被分派进驻意大利全境，所有不稳定的市镇都有守军驻守。在苏拉军的铁骑之下，革命党和民族党反对的声音都会逐渐被淹没，最后趋于平静。

外省还有事情亟待解决。卢西乌斯·菲利普从革命政府的省长昆图斯·安东尼厄斯手中夺得撒丁岛（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山外高卢地区（Transalpine Gaul）几乎没有抵抗，但是在西西里岛、西班牙以及阿非利加地区，意大利失利党看起来似乎仍未善罢甘休。西西里岛由值得信赖的省长马库斯·波本那把守。昆图斯·赛多留设法让近西班牙诸省依附于他，并且把安顿在那里的罗马人组织成一个不小的军队，之后就封锁了比利牛斯山的通道。他欲以此再一次证明不管在哪里他都能恪尽其职，而且只有他才是革命党中唯一能做实事的人。阿非利加的省长哈德良，由于此前革命进行得太过彻底，所以现在为了弥补，开始赋予奴隶自由。后来尤蒂卡（Utica）的商人怂恿下人作乱，在混乱中，哈德良在其宅邸中遭到突袭，他及其侍从全被烧死（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尽管如此，该省依然依附于革命政府，秦纳的女婿，奈乌斯·多米第乌斯·阿赫诺巴尔比，年轻有为，被授予了阿非利加的最高指挥权。这消息甚至被传到了属国努米底亚以及毛里塔尼亚等地，两国的君主分别是高达（Gauda）之子耶姆普萨尔（Hiempsal）二世与是博库斯（Bocchus）之子博古德（Bogud），他们都依附于苏拉。在秦纳的帮助下，前者被民主党篡位者西亚巴斯（Hiarbas）废黜，在毛里塔尼亚王国，此类争斗也依旧存在。执政官卡波从意大利出逃，但是在到达阿非利加与西西里岛之间的科斯里亚岛（Cossyra）时却犹疑不决，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逃向埃及还是该再次尝试在另一个忠心的省份继续战斗。

苏拉派盖乌斯·安尼乌斯做远西班牙省长，派盖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做埃布罗河的省长。赛多留派往比利牛斯山的将军被其部下所杀，其部下四分五裂，所以安尼乌斯和弗拉库斯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开了该处隘口。赛多留兵力太弱，不能与敌人抗衡，于是他匆忙集结最近的部队在新迦太基登船逃离——究竟要逃往何处，他自己并不知晓，或许是去往阿非利加沿海，或者是去往加那利群岛——但是只要苏拉军找不到，他逃向哪里都可以。于是西班牙欣然向苏拉的部下投降（大约在罗马纪元673年即前81年），弗拉库斯成功战胜凯尔特人，并穿过凯尔特人地区，战胜了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罗马纪元674年即前80年）。

格涅乌斯·庞培被任命为副执政官前往西西里岛。当他率一百二十艘战船和六个兵团出现在西西里岛海域时，波本那未加抵抗就撤离出岛。庞培派出一支分遣队前往科斯里亚岛，抓获了暂居此地的马略手下的军官。马库斯·布鲁特斯及其其他军官即刻被处死，但是庞培下令将执政官卡波带至利利贝乌姆（Lilybaeum），而后全然不顾及当年卡波曾经救他于危难之中的情谊，竟亲手将他交至刽子手手中（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

庞培又受命前往阿非利加，庞培凭借其强大兵力击败了阿赫诺巴尔比以及西亚巴斯的部队，而后谢绝了“至尊统帅”的荣誉，进而即刻突袭敌营。他在一日之内荡平敌军，阿赫诺巴尔阵亡。在博古德王的帮助下，西亚巴斯被抓并在布拉（Bulla）被杀，耶姆普萨尔重新获得王位。他们又对沙漠住民进行大肆劫掠，其中很多之前被马略承认为自由的盖图利安（Gaetulian）部落现在也被迫臣服于耶姆普萨尔，罗马在阿非利加又重振威名。庞培进军阿非利加四十天后，一切都尘埃落定（罗马纪元674年即前80年）。元老院要求庞培解散军队，也就是暗示他不得举行凯旋礼，因为他是一个临时的官吏，所以照例无权要求凯旋礼。将军在暗地里抱怨，士兵们也为他鸣不平。有一段时间以来阿非利加似乎要对抗元老院，而苏拉也将不得不对其女婿宣战，但是最后苏拉妥协了，默许这位年轻人吹嘘自己是唯一一位还没有成为议员就成为了“至尊统帅”的人（罗马纪元675即前79年3月12日）。实际上这位年轻人的荣誉来得太过容易，但是苏拉面对他的吹嘘，不无嘲讽地祝贺他为“伟人”。

苏拉在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春登陆亚洲之后，东方也自此是战事不断。在亚洲恢复原状和当年在意大利制服一两个城市一样，都需要付出鲜血做代价。特别是在对付自由市米蒂利尼时，卢西乌斯·卢库勒斯在用尽温和手段无果之后也不得不动用武力，即使当时罗马已经在战场取得绝对性胜利，这里的市民依然负隅抵抗。

同时罗马在亚洲的省长卢西乌斯·穆雷纳，与米特拉达特斯王陷入了新的纠葛。自和平以来，米特拉达特斯就忙于强化其统治，因为他的统治即使是在北部诸省也是摇摇欲坠。他任命他能干的王子前往科尔斯基任省长，以此来平复那里的动乱，而后又将该王子铲除，现在又准备前往他辖下的博斯普鲁斯王国远征。阿奇劳斯被迫前往穆雷纳避难，他说米特拉达特斯的这些准备一定是为了对抗罗马。穆雷纳听闻，便以米特拉达特斯仍然占据着卡帕多西亚的边境为由，派兵前往卡帕多西亚的科马纳，从而进犯本都边境（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米特拉达特斯仅仅向穆雷纳抗议，无果后，向罗马政府抗议。苏拉派人劝阻穆雷纳，但是他并未停止，相反，他率军跨过哈里斯河，进入了本都王国的境内，于是米特拉达特斯王被迫以武力反击。在本都王率优势兵力到来之前，他的部下戈尔狄俄斯负责牵制罗马军。穆雷纳大败，损失惨重，被迫从罗马边界撤退回到佛里吉亚，罗马守卫兵全部从卡帕多西亚被驱逐。之前穆雷纳厚颜无耻地宣称自己战胜了，并自封为“至尊统帅”（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但是这次失败加上苏拉给他的第二次警告，让他最后不得不停止吹嘘。罗马与米特拉达特斯再一次处于和平状态（罗马纪元673年即前81年）。

这场愚蠢的争斗使得进攻米蒂利亚的事情搁浅。比提尼亚在长时间的海陆围攻之中树有大功，此后穆雷纳的继任者才成功地通过暴力取下了米蒂利亚（罗马纪元675年即前79年）。

东西部十年的动荡与叛乱终于结束了，国家再一次得以统一，国内外也得以和平。在最后几年的严重动荡时期，即使是这样的休整期也算是一种慰藉。现在的暂时和平是否真的是一种慰藉，这位成功荡平了民众公敌并且平息了革命的伟人是否能够成功恢复已经风雨飘摇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现在都不得而知。

[1]下文叙述均依据新发现的李锡尼书，该书记载了很多我们前所未知的内容，能使我们朋白这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

[2]根据西塞罗的Phil.Xii.II.27的记载，这件事并未取得人民大会的认可。元老院的办法似乎就是延长普劳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的期限，实际上是把罗马公民权转让给一切意大利人，这也是他一贯的做法。

[3]纪年中所说的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的执政官卢西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并不是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的执政官，而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与他同名的人，或者是他的儿子。原因如下：第一，大约在罗马纪元603—673年即前151—81年禁止两次担任执政官的法律依然有效，所以当年发生在西庇阿以及马略身上的事，也一定会发生在弗拉库斯身上。第二，凡是提到弗拉库斯的地方都没有提到过他曾经两次担任执政官。第三，如果弗拉库斯在罗马纪元669年即前85年做元老院的领袖，那么他一定是在罗马活动的前执政官，所以他不可能是668年的执政官，因为那时候后者已经前往亚洲，而且可能死在了那里。西塞罗说，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的执政官以及罗马纪元657年即前97年的监察官是一位在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身在罗马的前执政官：罗马纪元669年即前85年时，他大概是当时在世的最年长的监察官，所以比较适合做元老院的首领，而且他又是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的执政官以及骑兵将领。另一方面，在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死于尼克梅底的执政官是西塞罗为其辩护的卢西乌斯·弗拉库斯的父亲。

[4]我们只能说此人指的是布鲁特斯，因为马尔库斯·布鲁图斯是所谓“解放者”的父亲，并于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为护民官，所以不可能会出现在战场。

[5]据说苏拉驻扎在唯一一个通往普莱奈斯特的隘口，但是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罗马不仅对救兵开放也对他开放。毫无疑问，苏拉驻扎在瓦尔蒙托内与帕勒斯特里纳的交叉路口，萨莫奈人沿着拉丁路在此处转弯。于是苏拉率兵沿着普莱耐斯特路，敌人沿着拉丁路或拉比坎内申路，前往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