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属国叛乱与苏尔皮基乌斯革命概述

大约200年前，皮拉斯（Pyrrhus）曾经发起过一场战争，这是意大利争取独立的最后一役，此后罗马就一直处于意大利的盟主地位，无论时局如何风云变化都未曾动摇过根基。无论是世代英烈的巴卡家族，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还是阿契美尼德王族的继承者都曾奋力号召意大利人与强大的罗马作斗争，但是结果都是徒劳。意大利人还是对罗马卑躬屈膝，帮助罗马在瓜达基维尔河（Guadalquivir）战场、梅热达河（Mejerdah）战场、坦配（Tempe）战场和西皮洛斯山（Mount Sipylus）战场奋勇杀敌，此外还牺牲了三位杰出的青年军官，帮助罗马征服了三个大陆。意大利的地位与此同时也在改变，却是在恶化而绝非在提高。诚然，从物质角度来看，他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尽管意大利的中小地主阶级由于罗马糟糕的粮食法利益受损，但是大地主以及商人和资本家却得以繁荣，因为罗马的政治职能向金融方面倾斜，意大利和罗马市民同享经济上的保护与特权，所以意大利在物质方面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罗马的政治优势。总体而言，意大利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并不主要取决于其政治区分。盟国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就像在翁布里亚和伊特鲁利亚自由农阶级几乎已经消失，但是在其他地区，例如阿布鲁齐（Abruzzi），这一阶级仍然存在或者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正如在不同的罗马市民之间也会有相似的差别一样。另一方面，意大利的政治从属地位也日益突显。当然意大利的权利没有公然被侵犯过，至少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从主权的角度来看，意大利享有公社自由，这一点已被纳入条约而且整体而言，罗马政府对此也是尊重的；罗马改革派曾经在土地暴动初期对罗马境内发起过攻击，以保证意大利民社能享有更高地位，此举不但受到罗马保守党和中产阶级的激烈反对，罗马反对派本身也很快摒弃了这一做法。

罗马作为领导者，拥有一些特权，而且有些特权——对战事的最高指挥权和行政上的最高指挥权是非罗马莫属。这些特权如果使用不当就会让盟邦产生错觉，认为它们已经完全变成毫无权利的附属。罗马军法向来严苛，在7世纪时几经修改，但是其修改大多是针对罗马市民，最重要的修改之一就是取消死刑：曾经在朱古达战争中，一位有声望的拉丁将军被罗马军事会议判处死刑，斩首示众；同样一位等级最低的罗马士兵却有权向罗马法院申诉免除死刑，这样的案例会让罗马的盟邦作何反应，我们不难想象。服军役的罗马人和盟邦人的比例并未在条约上体现：此前双方所出兵力几乎相等，但是之后双方人口比例有了倾向于罗马市民的改变，但是对盟邦的要求却不成比例地在增加。所以一方面盟邦要承担大部分的军事任务以及军费，另一方面每三个服军役之人，必有两个来自盟邦，一个来自罗马市民。同样罗马享有凌驾于意大利民社的最高民事监督权（最高行政管辖权也必然包括其中），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意大利几乎成了没有任何保障的地域，任罗马历任的地方行政官玩弄于股掌之中。在塔特姆-西迪奇努姆（Teanum Sidicinum），一个举足轻重的盟邦城，其最高行政官当众被施以棍刑，仅是因为一位执政官的夫人想在男浴室洗澡，但是市内官员并没有及时遣散在男浴室洗澡的人，而且这位妇人又认为浴室卫生欠佳。此类事件在费伦蒂诺（Ferentinum），一个在法律上同样享有最优特权的城市，也是屡见不鲜，而且在卡莱斯（Cales），一个历史悠久、地位重要的拉丁殖民地，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在维努西亚的一个拉丁殖民地，一个自由农被一个未在公职、只是路过的罗马外交官打翻在地并鞭笞致死，只是因为这位自由农无意间取笑了这位罗马外交官的坐轿。在弗莱杰雷叛乱期间，以上事件偶有提及，不难想象此类暴行肯定是频频发生，而且即便发生了受害者也无处获得公道——因为罗马市民可以凭借他们的申诉权多多少少地让自己免受刑罚。罗马先人曾明智地在拉丁民社与其他意大利民社之间制造嫌隙，但是如今罗马政府如此对待意大利，那么这嫌隙即无论如何也不会缩小。罗马的抑制壁垒以及由于这些抑制壁垒被迫屈服的地区同样都是岌岌可危：拉丁人对皮塞努姆人说他们同样都是屈服于罗马束棒之下的可怜虫，对独裁的痛恨又将昔日的管家与奴隶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现在意大利盟邦的地位已经从之前的尚可忍受的依赖关系变成了被压迫的奴役关系，同时又没有任何获得更多权益的希望。征服意大利之后，罗马就不再授予非罗马人公民权，授予整个民社公民权的做法被禁止，而且授予个人公民权也被限制。他们现在又变本加厉：在罗马纪元628—632年即前126—122年盖乌斯·格拉古改革要将罗马公民权普及整个意大利，此事引发了一场暴乱，与此同时迁移罗马的权利也受到限制。依照当时的民愿以及元老会意愿，所有居住在罗马的非罗马人，都被迫驱逐出境。简言之，之前罗马就像是监管意大利的兄长，对意大利更多的是保护而不是统治，而且意大利也不会永远居于弱小地位，就像是一个被宽容以待的奴隶，一直被给予被解放的希望，但是现在他们差不多全部都处在罗马的棍棒统治之下，陷入绝望之境，最多就像一个有些特权的奴隶，只会把来自罗马的欺压凌辱转移到更贫穷的省份。

最开始无论是出于民族团结还是因为惧怕危险，在这些不平等面前，他们都是谨小慎微、忍气吞声，但是后来统治者一直都是唯我独尊，被统治者都是只能逆来顺受，所以双方之间嫌隙扩大，最后双方便呈现出暴力关系。在罗马纪元629年即前125年弗莱杰雷叛乱，好像正式揭示了罗马政治统治的真面目，但是当时意大利暴乱并未真正带有革命色彩。盟邦要求平等权利的愿望最开始只是无声的期盼，后来渐渐演变成高声的诉求，而且这种诉求越被拒绝，呼声就越大。很快他们就意识到罗马不可能主动让步，想要强行索要他们想要的权利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当时罗马甚至都不允许他们有任何实现这些权利的念头。尽管当时取得罗马公民权与未取得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人的比例难以确切计算，但是确信的是当时罗马市民并非远远少于盟邦的意大利人。在当时能够服兵役的罗马市民大约有四十万，而盟邦人则有五十万或者六十万。[1]所以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人口比例，而且对内市民能够团结一致，对外没有值得一提的敌寇的话，意大利盟邦的人就无法联合起来对抗罗马，因为意大利盟邦人分散在城市的各个社区，又于公于私都与罗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其一，罗马市民团结一心；其二，各省能提供很大的资助；其三，各个民社之间相互制约。凭此三点，罗马政府只要稍加温和审慎，便可成功控制这些让人棘手的、义愤填膺的属国。

意大利人在罗马被革命动摇根基之前一直采取守静不动之势，但是一旦革命爆发，他们就混杂在罗马各大政党中参与暴动，希望借助某个政党的势力获取平等权利。他们首先联合民主党，而后又联合元老党，但是都未能从中有所获益。他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两党领袖都承认了他们对平等权益的诉求，但是这些领袖，无论是来自贵族党还是民主党，都不能说服他们全党去承认这些诉求。他们还注意到，罗马最出色的政治家们，一旦为意大利人辩护，就会无人跟随，最终被推翻。罗马政府经历了三十年的荣辱兴衰，经历了革命与复辟，罗马的领导人也经历了新旧更迭，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掌舵的却永远都是一位目光短浅、心胸狭窄之辈。

最重要的是，由最近的情形看，意大利指望罗马理会他们的要求简直是妄想。只要意大利的利益仍与革命党的利益有牵连，而且只要是意大利的希望被化为泡影只是因为民主党内的愚蠢大众，那么意大利就还是会认为寡头政治只是对发起提议的个人有敌意，而并非针对提议本身，那么他们仍然相信元老院的某些有识之士最终还是会接受一个既能有益于寡头政治，又能有利于国家的方案。近些年元老院再一次独占大权，罗马寡头政府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太小。罗马政府非但没有按照民愿采取改进措施，反而在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颁发了一个执政官法，严厉禁止非罗马公民获得公民权，违者重罚。此法让很多有志于平等权问题而且声望颇高的意大利人放弃已经获得的罗马公民权重回意大利籍，此外，此法虽然在法理上无可争议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却愚蠢至极，因为这和那个奠定北美独立根基的著名律法如出一辙。实际上，和那个律法一样，它已然成了内战的直接诱因。更糟糕的是，此法的提出者绝不是某个顽固的无可救药的贵族，而恰恰是两个有声望的人——一个是睿智聪慧、美名远扬的昆图斯·斯凯弗拉（Quintus Scaevola），和乔治·格伦威尔一样，都是天生的法学家，命中注定的政治家，正直清廉、让人钦佩，首先激起了元老院与骑士阶级之间的争端，而后又掀起了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仇恨；另一个就是雄辩家卢西乌斯·克拉苏，他是德鲁苏斯的朋友和同盟，同时也是最温和、最明智之人。

此法以及诸多由此引发的变革都在整个意大利激起了激烈的暴动，而此时马库斯·德鲁苏斯再一次让意大利人看到了一丝希望：一个保守党竟然赞同格拉古氏的改革观点，而且拥护意大利争取平等权利。这样的事情在以前一定会被认为是绝不可能的，但是现在竟然发生了：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居然会奋力解放从西西里海峡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连同其政府，而且还要把他全部的热情、忠诚，都毫无保留地、慷慨地奉献到改革中去。他是否真如传闻所言，是某个秘密组织的头目，还不得而知——据说这个秘密组织的势力遍布整个意大利，而且其成员都万众一心，发誓效忠[2]德鲁苏斯以及他们共同的事业。即使他并没有投身于如此危险的事业，而且也没有做一个罗马地方法官所不应做的事情，但是可以确信的是，他并非只是单纯在履行一个地方法官的职责，而且上面所提到的危险的事业是借他之名发起，尽管可能未经他同意而且违背他的本意。意大利人听闻德鲁苏斯已经发起了他的第一项提议，而且元老院大多数人已经通过，所以高兴万分；又听闻他们的护民官突发恶疾之后又复获安康，更加欣喜，意大利民社上上下下举杯相庆。可是当德鲁苏斯的计划一步步昭示天下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不敢退出他的主法，不得不推迟，不得不延期，很快他也将会隐退。据说元老院大多数人都开始动摇，担心自己会丧失领导地位。很快消息传至意大利，传言那个已经通过的法律已经作废，传言资本家的统治现在如日中天，传言他们的护民官已经落入一个刺客手中，甚至还传言德鲁苏斯已经在罗马纪元663年即前91年秋遇害。

意大利人借助条约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最后希望随着马库斯·德鲁苏斯的消失而破灭了。如果那个精力充沛的保守党人在最有利的情形之下都不能说服他的同党去采取他的提议，那么想用温和的手段通过这项提议就一定行不通。意大利人要么乖乖服从，要么奋起反抗，如果有可能的话，再一次联合起来重拾53年前之未竟事业——虽然这事业因弗莱杰雷的失手而中断——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通过暴力摧毁罗马政府或承其大业，或者至少可以迫使它赋予意大利平等权利。后一选择无疑是在自取灭亡。从时局来看，意大利各个民社孤立地对抗罗马的胜算还不如当年美洲殖民地对抗英帝国，很显然，罗马政府只要稍加留意、积极应对，就可以让这次起义重蹈当年的覆辙。如若意大利如此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不也是难逃灭亡的厄运吗？意大利各城中最重要的人物大部分都已经宣称或者将要宣称——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与德鲁苏斯达成协议，这一点可以说是保守党的胜利，但也可能被定为叛国罪。当意大利人回忆起罗马对其的所作所为时，面对上述情形，他们又会有何想法？所有已经加入过或有嫌疑可能加入过德鲁苏斯的秘密组织的人，要么奋起而起义，要么等待他们的只有刽子手的铡刀。

此外，当下的情形正好是意大利举国暴动的大好时机。罗马人对较大的意大利联邦实行分解政策，至于分解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信的是马西人、格尼人，或者还包括萨莫奈人和卢卡尼亚人，仍然由旧式的民社联盟联系在一起，尽管这联盟已经失去了其政治意义而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只在节日或祭祀时候才会出现的组织。如果现在起义的话，这些民社联盟仍然可以作为聚集点，但是谁又能保证罗马政府哪天不会废除这些联盟呢？那个据说是以德鲁苏斯为首的秘密组织，现在虽然已经群龙无首，但是仍然存在而且还是起义中重要的政治核心。其军事基础应该是各联邦的独立军备和常备兵。据说意大利现已骚动不安，盟邦的民社也联系密切，但是罗马政府却不号召人民武装备战，而是训勉各地方官像往常一样加强戒备，并派出间谍打探进一步的军情。据说首都罗马毫无戒备，一位果敢的马西人军官昆图斯·庞培迪乌斯·西洛（Quintus Pompaedius Silo）——一位德鲁苏斯的挚友——设计要带领一支可信的队伍潜入城内，暗藏刀剑匕首，袭击罗马，做好了叛变的准备，已拟定条约，也在暗中积极操练军队。最后，和大多数起义一样，本次暴乱因一次意外事故而提前浮出水面。

一位罗马总督的执政官听他的间谍说阿布鲁齐的阿斯库伦城正往其他民社派遣人质，于是他就携罗马使节和一小队护卫来到那里，并对当时正聚集于剧场庆祝的民众发表了一番激烈、威胁的长篇大论。此番大论充满了血腥和恐吓，激起了民众心中积压了数百年的愤懑。罗马军官被民众当场碎尸万段，并且似乎是为了断绝和解的可能，当地官吏立刻让人关闭城门，并杀死所有城内的罗马人，掠夺其财产。马西人首先与罗马开始对抗，并联合阿布鲁奇小而精悍的联盟——帕里格尼人、马鲁奇尼人、弗伦塔尼人和韦思提尼人。上文提到的英勇睿智的昆图斯·西洛，就是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这是马西人第一次正式对抗罗马，所以此后这次战争被叫做马西战争。此后撒姆尼民社也效仿起义，而后从利里斯河（Liris）和阿布鲁奇一直到卡拉布利亚和阿普利亚的众多民社也都纷纷起义，后来整个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也都举起了反罗马的大旗。

伊特鲁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却依附罗马，因为他们已经站在骑士阶级一边对抗德鲁苏斯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地区土地贵族和金钱贵族自古以来就占优势，中产阶级已毫无踪迹。在阿布鲁奇地区及其周围，农民阶级仍保留着其纯洁和活力，非意大利其他地区所能比。大体上革命都是从农民阶级发轫而蔓延至中产阶级，而市里的贵族阶级仍然与首都政府密切联系。这一点也说明，在叛乱的地区中有个别的民社，在叛乱的民社中也有个别的个人，是拥护罗马联盟的，例如维斯提奈的皮纳城，为了维护罗马受到了严重的攻击，而且在赫比奈（Hirpinian）境内有一支忠于罗马的队伍被组织起来，在埃克拉努姆的米那提乌斯·马奈乌斯的带领下辅助罗马在坎帕尼亚的战事。最后依附罗马的还有一些享有最优权利的联盟民社——例如坎布尼亚的诺拉和努凯里亚（Nuceria）以及希腊沿海的那不勒斯和利基翁，同样还有大部分的拉丁殖民地如阿尔巴和埃塞尼亚，就像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拉丁和希腊整体上都支持罗马而萨贝利人却反对罗马一般。罗马的现任通过对贵族进行等级划分来奠定统治意大利的政治基础，并且通过巧妙的控制，让享有最优权利的民社制约未享有最优权利的民社，让自治市的贵族控制各民社的市民。即使现在，寡头政府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个几百年前建立起的政治根基却仍然能够坚实无比地接受暴风雨的冲击。尽管当时面对第一波冲击时，享有较高权利的民社没有弃罗马于不顾，我们现在也不能保证他们在长时间的面对重创后，仍能誓死效忠罗马，就像当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一样，他们对罗马的忠心还需要经历风雨的考验。

于是第一次流血事件发生了，意大利开始分为两大军事阵营。诚然，如大家所见，现在的暴乱还远远不会遍及整个意大利，但是暴乱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领导者本身的预期。叛乱者可能还自不量力地想着去和罗马政府达成和解。他们派使节出使罗马，说只要罗马政府同意他们获得公民权，就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但结果是徒劳的。罗马以狭窄的心胸固执地拒绝了其属国的请求，这一举动却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就好像罗马一直期待的公共团结精神突然又出现了。就像当年政府政策失利于阿非利加和高卢一样，意大利暴乱的直接影响就是它开启了一场公诉战争，以此贵族法官可以报复他们心中此次暴乱的始作俑者，不管他们的判断是否正确。护民官昆图斯·瓦列乌斯不顾来自贵族的阻挠和来自其他护民官的干扰，提议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叛国罪审理委员会，骑士阶级用暴力强制维护此项提议，所以其成员都由骑士阶级组成。此委员会的设立是用来调查那场据说由德鲁苏斯唆使、其势力已遍及罗马和意大利的叛乱。当几乎半个意大利都举兵起义时，在愤懑惊恐的市民眼中，这场暴动无疑是在叛国。此委员会的判决使元老院中的和解派人数骤减：德鲁苏斯的挚友、年轻有为的盖乌斯·科塔被放逐；年迈的马库斯·司考鲁斯费尽周折才逃脱厄运；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有名望的人也被牵连其中。元老院中所有支持德鲁苏斯改革的成员都有了很大嫌疑，很快领事官鲁帕斯（Lupus）就从军营传来消息称其军中有贵族与敌人有频繁书信往来，但是这种嫌疑很快就在马西人的间谍被捕之后被消除。之前米特拉达斯王说过，罗马派系之间的互相敌对对罗马的损害远远超过此次“同盟者战争”本身，从今日之情形来看，此判断未必是无稽之谈。

在暴动刚刚爆发时，叛国罪审理委员会的一系列行动引发了一阵阵恐慌，罗马确实给人了一种团结强势的假象。所有的党派纷争都暂且搁置，各大派系的大人物——例如民主党的盖乌斯·马略、贵族派的卢西乌斯·苏拉、德鲁苏斯的友人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拉弗斯——都蓄势待发，准备随时效命于政府。这时政府也通过民法强制削减了粮食分配，以便节约财政资源以备战争之需，而且由于米特拉达特斯王咄咄逼人，亚细亚省随时可能会落入敌手，所以罗马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也被切断，这样一来，缩减粮食分配就更加重要了。根据元老院的指示，除叛国罪审理委员会以外，其他所有司法机关全部暂时停止一切审理活动；所有商业活动暂停，全民的任务全部集中在征兵以及铸造兵器上。

大敌当前，大战将至，罗马正紧锣密鼓地聚全城之力备战，叛乱者也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战争时期的政治组织问题。帕里格尼正好处在马西、撒姆尼以及维斯提奈的中心，所以也正是叛乱的中心。此处有一个位于配斯卡拉（Pescara）河畔的一个美丽小城科菲尼乌姆（Corfinium），它地处平原，被选作是“抗罗之都”或者是“意大利人之都”，所有叛乱民社的公民都可以获得这座城市的公民权，又仿照罗马在此设立了广场和元老院。元老院有五百名成员负责设立宪法以及指挥战事。按照元老院的指示，市民从元老院成员中选举出两位执政官以及十二名副执政官，他们就像罗马的两位执政官以及六位副执政官一样，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年代都享有最高指挥权。拉丁语仍是马西人和皮森特人主要使用的官方语言，但是当时在意大利南部普遍使用的撒姆尼语也和拉丁语一样被当做官方语言使用，二者处于同等地位。新的意大利政府仿照罗马钱币的模式和规格开始制造自己的货币，以此来打破罗马两个世纪以来的铸币垄断，新钱币上交替刻有拉丁文和萨姆尼文。当然这很明显意大利现在并非旨在向罗马求得平等权利，而是意欲歼灭或征服之，然后自成新政府。很明显他们的体制只是对罗马的全盘复制，换言之，就是抄袭自古以来传承在意大利的制度，它的组织形式更适合城市而非国家。和罗马一样，它也有低效无用的公民议会，它的管理体制也和罗马元老院一样有着寡头政治的成分，其行政也是由诸多地位并列的最高行政官负责。意大利对罗马的模仿可谓是细化到每个细节：例如地方首脑之前叫执政官或副执政官，现在被更名为至尊统帅（Imperator）。所有都只是称谓上的变化。叛乱者的铸币上也有着与罗马钱币相同的神像，只是刻印的字由罗马变成了意大利。这个叛乱者仿照罗马新建的意大利与原来意大利的区别只是在于环境的不同：后者无论如何是按照一个城市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它的发展模式渐渐处于城市与国家之间，至少也是一种自然的过渡。这个新建的意大利却只是一个叛乱者聚集的地方，而且只是依靠虚无缥缈的法律硬把该半岛的居民改造成了首都市民，这对意大利的发展相当不利。值得注意的是，当多个孤立的行政区骤然融合在一起时，一般情况下他们会提议实行代议政体，但是眼下却无人提出此提议。恰恰相反，他们的公共组织形式比之前还要荒诞。[3]很明显，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自由宪制必须要最高统治者亲自出现在群众集会上才可能实现，或者自由宪制只能出现在城市中。宪政体制，也就是人民主权由代表大会保障的体制，是现代共和政体的基本思想，也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没有它，自由政体就完全是名不副实。即使现在的意大利有代议制参议院，但它的公民议事会的地位也在减弱，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一个自由政体，但是无论是罗马还是意大利都不敢真正跨过界限。

所以在罗马纪元663—664年即前91—90年冬，德鲁苏斯去世数月后，撒贝利人就掀起了反抗罗马的战争，正如叛乱者的铸币上撒贝利公牛对抗罗马母狼一样。双方都做了充分准备：意大利的兵器、钱财等其他供给都已准备妥当；罗马也从各省特别是西西里收集了充足的军需，久弃不用的城墙也重新修整以抗外敌。双方势力旗鼓相当，不相上下。为了填补意大利支队的空缺，罗马开始从阿尔卑斯山南部的凯尔特地区的市民和居住民中增加征兵量——他们几乎都已经被罗马化了——仅在坎帕阶就征兵一万[4]；另一方面罗马还从努米底亚和其他海外地区调集队伍以填补所缺的意大利士兵；此外，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自由城市，他们还招募了一支舰队。[5]不算卫戍部队，双方各自派兵多达十万，无论是战斗力、战斗策略还是军事装备，罗马都绝不亚于意大利。[6]

无论是叛党还是罗马，都发现此战很难统一指挥，因为叛军所在地区蔓延甚广，而其中又星罗棋布地夹杂着亲罗马的要塞：一方面为了守住他们那绵延的疆土，叛军不得不联合起来做围攻战，虽然这不仅会耗费军力还对耗费时间；另一方面，由于叛军没有固定的中心，所以罗马也不得不同时在全部叛军地区布战。从军事角度来看，作战区分为南北两部：北部由皮切诺和阿鲁布奇延伸到坎帕尼亚南部，其中包括说拉丁语的地区，此战区的意方执政官是马西人昆图斯·西洛，罗方执政官是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帕斯；南部战区包括坎帕尼亚，撒姆尼，还包括讲萨贝利语的地区，由撒姆尼人盖乌斯·帕皮乌斯·马提乌斯担任叛军执政官，而卢西乌斯·尤利乌斯·凯撒担任罗马执政官。这两位总执政官又各配有副执政官，意方配有六人，而罗方配有五人，副执政官各自在指定区域内进攻和防守，而总执政官则比较自由，负责统筹全局。罗马最有名望的军官，例如盖乌斯·马略，昆图斯·加图路斯（Quintus Catulus）以及其他两位在西班牙战争中经验丰富的前执政官提图斯·狄狄乌斯和普布里乌斯·克拉苏，都随时准备为战区的两位执政官效命。意大利军方虽无如此威望的军官，但是从战事结果来看，他们的领袖绝不亚于罗马。

在这场战争中，战事非常零散，整体而言，罗马居上风，但是尽管如此，罗马也未有任何决定性的举动。奇怪的是，罗马并未趁势集中兵力对抗叛军，叛军也并未进攻拉丁姆，进而攻下首都。我们对双方情形了解甚少，所以根本无法解释他们如此表现意欲何为，我们也无法了解罗马政府的疏忽和各联邦民社的疏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战争的统一指挥。当然，任何战事都会有胜负，但是此战孰输孰赢，可能需要很久才能见分晓。当时的战役特别分散，又毫无头绪，各军队时而联合作战，时而又独立抗敌，所以很明显，仅凭我们现在知道的零散片段，很难清晰生动地重现当时战争的画面。

当然，最先遭到攻击的就是叛乱区中依附于罗马的堡垒。堡中人民迅速关闭城门，并将所有能动的财产移至城中。西洛亲自去攻打坚城阿尔巴，这是专门为对付马西人而设的堡垒，马提乌斯亲自攻打萨尼姆中心的拉丁城埃塞尼亚，但是二者都受到顽强抵制。在罗马军队集结于叛区之前，北方费尔莫（Firmum）、阿特里亚、皮纳等地，南方利比里亚、贝内文图姆（Beneventum）、诺拉、帕埃斯图姆（Paestum）等地或许也经历了激战。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春，凯撒率领南路大军集结于几乎被罗马军占领的坎帕尼亚，而后又向加普亚——该地域对于罗马财政至关重要——和其他更重要的联邦城市提供卫戍部队，此后他欲采取攻势去援助在他之前被派到撒姆尼和卢卡尼亚，由马库斯·马赛勒斯（Marcus Marcellus）和普布里乌斯·克拉苏领导的分部队。萨莫奈人和马西人在普布里乌斯·维提乌斯·斯卡托的带领下击退并重创凯撒，而重镇维纳弗鲁姆（Venafrum）也落入叛军之手，其中的罗马卫戍兵也归入叛军。此城位于坎帕尼亚到撒姆尼的军事要道，所以此城投诚后，埃塞尼亚就处于孤立状态，现在只有指挥官马赛勒斯带领部下奋力抵抗。苏拉把之前远征时对付博胡斯（Bocchus）的手段又巧妙地用在这次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这无疑让埃塞尼亚的窘境暂时得以缓解，但是经过负隅抵抗后，他们还是没有抵制住饥荒，最后在年末被迫投降。同样，在卢卡尼亚，经过奋力抵抗，普布里乌斯·克拉苏也兵败马库斯·兰潘纽斯（Marcus Lamponius），被迫退守格如门图姆，而此城也在不久后陷落。除上述几个小城外，罗马方面几乎已经完全放弃了阿普利亚和其他南部地区。叛乱呈现蔓延之势，当马提乌斯带领撒姆尼大军攻入坎帕尼亚时，诺拉的市民开城投降，并交出罗马卫戍兵，卫戍兵的将领被马提乌斯下令处死，而其部下被编入叛军。除努凯里亚外，所有坎帕尼亚地区和维苏威地区全部归降叛军；萨勒努姆（Salernum）、斯塔比亚（Stabiae）、庞培、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也都倒向叛军；马提乌斯率军进入维苏威北部，带领撒姆尼-卢卡利亚军围攻阿克莱（Acerrae）。凯撒部队中大部分是努米底亚人，他们开始集体投降马提乌斯或奥赞塔斯（Oxyntas）。奥赞塔斯是朱古达之子，在维努西亚投降以后落入萨莫奈人之手，现在又在萨莫奈军中担任要职，所以凯撒被迫将整个阿非利加部队遣送回家。马提乌斯甚至还冒险偷袭罗军大营，但是偷袭未遂被罗军击退。萨莫奈人在撤退途中被罗马骑兵袭击，途中死亡士兵六千余人。这是罗马在此次战争中取得的首次大胜，此战的将军被称为“至尊统帅”，罗马低沉的士气也开始高昂起来。该部队获胜不久就在渡河时被马里乌斯·埃格那提乌斯突袭而遭到重创，不得不撤退到塔特姆重新修整。罗军统帅治军有方，在冬天到来之前就将其部队调整到最佳状态，然后又在城墙的掩护下重新拿下阿克莱，而后马提乌斯又带领撒姆尼主力大军再度围攻。

与此同时，战事也蔓延到意大利中心，阿布鲁奇与富奇湖地区的叛乱使得首都岌岌可危。格奈乌斯·庞培·斯特拉博率领一支独立部队进入皮切诺，驻扎在费尔莫和法勒里奥，以便对阿斯库伦城起到威胁之势。罗马北作战区的主力军在鲁帕斯的带领下攻入拉丁和马西人领域边界，因为那里有两条大道——瓦勒良大道和萨拉利安大道——是敌军通往罗马的最便捷通道。图拉诺河在提布尔和阿尔巴之间穿过瓦勒良大道，在列蒂（Rieti）汇入韦利诺（Velino），将两军隔开。马略认为罗马部队还未完全适应战场，所以应该先进行小规模战斗以便练习，然而执政官鲁帕斯却毫无耐心，完全不理会这逆耳忠言。盖乌斯·波本那首战失利，损兵一万。总指挥官将波本那免职，将其残余部队重新编入马略军中，然而他并未因上述战败暂时停止攻势，而是兵分两路经由两座相近的桥渡过图拉诺河，一路由他亲自率领，一路由马略率领。普布里乌斯·斯卡托带领马西人迎战。他在马略渡河的附近扎营，但是在马略到来前又率兵撤退到河流上游的灌木丛中，只留下哨兵守营。在那里他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另一支鲁帕斯率领的正在渡河的部队，部分敌军被就地斩杀，部分被逼至河中。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6月11日，马略意识到斯卡托已战败，成功渡河，占据敌军大营并斩杀部分敌军，但这也不能对罗马的损失起到多大补偿。赛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将军战胜帕里格尼人，马西人被迫从防线上撤退，元老院又下令让马略接替鲁帕斯担任总指挥官，再加上马略成功渡河，这些都至少可以阻碍敌人取得进一步胜利。不久后昆图斯·卡皮欧也担任指挥官，与马略地位相当。他做指挥官被重用并非因为他的战功，而是因为他当时强烈反对德鲁苏斯被罗马当政的骑士阶级赏识。西洛谎称自己将要率部下投降，骗卡皮欧来到伏兵处，最后卡皮欧及其大部分部下被马西人和维斯提那人斩成碎片。卡皮欧死后，马略又成了唯一的总司令，他与敌军奋战，逐渐攻入马西人领地。他不战则已，战则惊人，很多劲敌都倒在他的战场，马鲁奇尼人的首领赫鲁乌斯·阿西尼乌斯（Herius Asinius）也不例外。在第二场会战中马略军队联合苏拉领导的南方部队再次重创马西人，杀敌六千。此次的胜利却属于年轻的军官苏拉，因为尽管马略发起并赢得了这场战役，中途截获敌军并将其歼灭的人却是苏拉。

富奇湖畔的战事打得难分难解、不分胜负，斯特拉博率领下的皮切诺军队也打得热火朝天。叛军首领包括阿斯库伦城的盖乌斯·尤达奇利乌斯（Gaius Iudacilius）、普布里乌斯·维提乌斯·斯卡托以及提提乌斯·拉弗伦尼乌斯，都联合抗敌，将敌军逼至费尔莫，拉弗伦尼乌斯包围斯特拉博，而尤达奇利乌斯移兵阿普利亚，引诱卡流苏门（Canusium）、维努西亚（Venusia）等其他仍依附罗马的城镇归降叛军。在罗马方面，赛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战胜帕里格尼，为他进军皮切诺铺平了道路，以此他就可以援助斯特拉博。拉弗伦尼乌斯被斯特拉博和苏尔皮基乌斯前后夹击，军营还着了火。他跌倒在地，其部下纷纷弃甲逃窜，涌入阿斯库伦城。在皮切诺，战局完全逆转，就像之前罗马被困于费尔莫一样，现在意大利也被困于阿斯库伦城，罗马再一次进入进攻阶段。

最后，那一年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又发生了两场激烈的战役，在意大利北部第三次战役又接连发生。在战争的前几个月，战事对罗马非常不利，所以大部分翁布里亚人和一些伊特鲁里亚的个人或民社开始宣布归降叛军。罗马不得不派奥鲁斯·普洛提乌斯（Aulus Plotius）前去对付翁布里亚，而又派卢西乌斯·波尔奇乌斯·卡托去对付伊特鲁里亚。罗马此次却没有像之前对付马西人和萨姆尼人那样受到强烈的反击，这次罗马在战场上占据绝对优势。

第一年的战事就告一段落了，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双方都伤亡惨痛、前途难料。从军事角度看，无论是罗马军队、马西军队还是坎帕尼亚军队，都受到重创，实力大减：罗马的北方军被迫被派去守卫首都，那不勒斯的南方军在交通上受到严重威胁，因为叛军可以轻易从马西人或撒姆尼人的疆土冲杀进来，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驻营扎寨。无论从哪一点看，在库迈与罗马之间至少建立一个哨兵线还是很有必要的。从政治角度看，开战第一年，叛军一路旗开得胜；诺拉背叛，维努西亚的地广富庶的拉丁殖民地迅速投降，还有茵宝-伊特鲁里亚人的叛乱，这无一不给人一种错觉，认为罗马的统治地位变得风雨飘摇，甚至都不能逃过此劫。为赢得战争，罗马政府把所有能利用的资源都利用上了：为了在拉丁姆-坎帕尼亚沿岸建一个哨兵线，罗马政府至少将六千名自由民编入民兵团；仍然忠于罗马的盟邦也已经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举国上下气氛异常紧张，就像一条已经紧得不能再紧的琴弦。

市民的情绪异常低迷。当罗马兵败托伦努斯（Tolenus），执政官和其他显贵市民的尸体被从附近的战场运回并埋葬于首都的时候；当地方行政官为了表达哀悼脱去了他们的官袍卸下桂冠的时候；当罗马政府下令让所有居住在罗马的市民都拿起武器奋战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已经开始感到绝望，失去了信心。当然当凯撒与斯特拉博分别在阿切拉（Acerrae）和皮切诺获胜的时候，民众的低迷士气有所缓解：当凯撒获胜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首都的女典狱官再一次换上了市民的衣服；斯特拉博获胜的消息传来时，举国上下的悲痛也暂且搁置一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战争中，罗马总体上受到重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支撑罗马元老院和市民的高昂士气现在已经销声匿迹。此次战争，他们像以往一样，带着傲慢自负开始，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同样优雅地结束，之前的坚韧顽强，现在只剩下怠慢怯懦。战争进行仅一年，他们的内外政策都已经骤然改变，倾向于和解。这无疑是目前他们能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并不是因为对方过于强大，他们无法取得任何优势，而是因为目前纷争的内容——罗马永远保持对意大利人的绝对政治优势——对联邦本身是有害无利的。对公众而言，有时候政府的一个错误决定会用另一个错误来弥补，今天罗马的妥协正好可以弥补当初他们因为固执犯下的错误。

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初，叛党提出的折中方案突然遭到激烈的反对，罗马方面开始了一场检举战，其中名为爱国实则自私的资本家对所有有嫌疑支持罗马与意大利和解或希望罗马做适当退步的人都开始了疯狂的攻击。另外，同年12月10号当选为护民官的马库斯·普老提乌斯·西尔瓦诺斯上任以后颁布一项法律，将叛国罪审理委员会的大权从资本家陪审团手中解除，交到部落自由选举出来的没有任何等级的陪审员手中。这个委员会从温和党主导变为激进党主导，并且后来还放逐了该委员会的创始人昆图斯·瓦列乌斯，因为公众认为他犯了罪大恶极的罪——毒害昆图斯·梅特路斯以及谋杀德鲁苏斯。

比这场政治变革影响更大的，是罗马对意大利人政策的改变。罗马上一次被迫屈服以求和平距今正好已三百年，如今罗马再一次陷入困境，它不得不再次向它的对手妥协以求和平。很明显，那些已经起义反对罗马的民社与罗马之间的仇怨太深，罗马不可能说服自己与这些民社妥协，而且即使罗马妥协了，这些民社也未必能接受。如果罗马能够对那些依然忠诚于它的民社做出让步，答应之前意大利提出的要求，一方面可以给人一种罗马主动妥协的假象，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意大利各民社之间结成同盟，从而为日后铲平叛乱铺平道路；否则，意大利内部之间结成同盟则是必然。现在罗马那曾经紧闭的大门在刀光剑影之下又重新打开，但是这大门并未完全开放，所以即使是进来的人也会觉得勉强而且不安。执政官卢西乌斯·凯撒通过一项法律，[7]授予所有目前为止还未宣布反抗罗马的意大利民社以罗马公民权。护民官马库斯·普劳提乌斯·西尔瓦诺斯和盖乌斯·派皮里乌斯·卡波又建议一项法律，说所有在意大利有住宅的公民在两个月内都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只要他能亲自面见罗马地方官。这些新加入的罗马公民跟自由公民一样在选举权上有限制，因为在罗马的35个部落中，他们只能注册其中的8个，自由公民也只能注册4个，但是这种限制是只针对这些人，还是他们的后代也是如此，就很难判断了。

起初这些政策只是针对意大利，但是后来又向北推广到安科纳和佛罗伦萨。阿尔卑斯山南部的高卢，在法律上看是属于异国，但是在行政管理和殖民角度上，它早已经纳入了意大利，所有的拉丁殖民地都被看成了意大利地区。在原来的凯尔特部落社区解散以后，波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并不是按市政体系组织管理，而是被当时聚居在市镇的罗马市民所有。按照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执政官斯特拉博提出的法律，波河以南的个别联邦镇特别是拉文那（Ravenna），还包括波河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整个地区，都是按意大利城镇体制管理的，所以未遵照此法的社区，特别是阿尔卑斯山谷的小镇，都被划分到某些市镇下作为其附属的或纳税的乡镇。这些新的乡镇民社不能获得罗马特权，依照法律，他们属于拉丁殖民地，所以他们也享有低级拉丁市镇所享有的那些权利。那时候意大利的边界到波河为止，而波河北岸的地区被视为其边远的属国。除了克雷莫纳（Cremona）、艾坡雷蒂亚（Eporedia）和阿奎莱亚（Aquileia）以外，在波河以北地区没有罗马公民或者拉丁殖民地，这里的土著部落也没有像波河以南的部落那样被驱逐出去。在这个物产富饶、位置重要的领域废除凯尔特地方体制而推行意大利市政体制，实际上是为其罗马化铺平了道路。高卢曾经奋力对抗过意大利，而以上措施却是让意大利与高卢化敌为友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尽管罗马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是一百五十年以来，罗马公民的特权就一直具有排他性，所以他们远远不会与叛军真正达成妥协，相反，他们的真实用意是一方面稳住那些动摇的想叛乱的民社，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多地吸引叛军归降。这些法律——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凯撒的法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实施，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我们只能大概确定，法律公布时，叛乱的范围如何。无论如何，主要的问题是：以前的拉丁民社——不仅是旧拉丁联盟的幸存者，例如提布尔和普莱奈斯特，而且还特别包括拉丁殖民地（除了少数投归叛军的）——都被授予了罗马公民权。此外，此法还适用于伊特鲁利亚尤其是南部意大利仍效忠罗马的联邦市，例如努凯里亚和那不勒斯。那些已经享有特权的民社在是否接受罗马公民权问题上自然是有些犹豫的，例如那不勒斯，在放弃与罗马之前的合约时，就比较犹豫。此合约可以让其免交地税还可以让其保留希腊体制，此外或者还有一些土地方面的利益，而新加入的罗马公民在特权上就有些限制。可能是出于以上顾虑，那不勒斯、利基翁和一些其他意大利的希腊民社，即使是获得了罗马公民特权，还是保留其原有公共体制，希腊语也仍然是其官方语言。总之，这些法律带来的后果是：罗马公民团由于众多重要的分散在西西里海峡与波河之间的城市社区加入而无限扩大；而且凭借联邦最优待遇权，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地方以后也可能会有希望获得十足的罗马公民权。

罗马对这些动摇不定的民社采取的妥协态度，极大地削弱了叛军的力量，于是罗马又重获力量，再度进攻叛区。为了对抗叛军，罗马已经最大限度地调整现有政治制度；所以至少目前叛区已不再扩大。特别是在伊特鲁里亚与翁布里亚，战端刚出现就被迅速扑灭，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凯撒法，而不是罗马军队的力量。在早期的拉丁殖民地以及人口密集的波河地区，资源丰富，援军充足，再加上市民自身的力量，他们很快就能剿灭孤立的叛军。两位前总司令返回罗马，凯撒被选举为检察官，66岁的马略因其战争指挥不利被指责优柔寡断、做事迟缓，从而被贴上了年老不中用的标签。这种指责极有可能是空穴来风：马略之前每日必到竞技场说明其身体相当健壮，即使是在做总指挥官时他至少也在最后一次战役中展示了其旧日风采，但是在其当年政坛失利之后，他便再也没有能够恢复过他当年的荣光，所以即使是这次战事获胜，对恢复他的公众形象而言，也是于事无补。马略在马西军队中的地位被今年的执政官卢西乌斯·波尔奇乌斯·卡托取代，因其在伊特鲁里亚战事中表现突出。凯撒在坎帕阶军队的地位被他的副官卢西乌斯·苏拉取代，因为凯撒在战争中的多次胜利都可以归功于他。现为执政官的格涅乌斯·斯特拉博依然掌有匹切诺领地的控制权，因其曾在此地立功颇丰。

于是在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第二轮战役开始了。冬季还未结束，叛军就冒险尝试派遣一万五千余名马西士兵前去伊特鲁里亚去援助北部意大利的叛乱——这一点与当年萨姆尼战争类似。援军必须要经过斯特拉博的领地，于是中途援军被斯特拉博拦截并剿灭，只有少数残军得以回到营地。终于季节回暖，罗马军队得以反击，卡托进入马西人领地并发起进攻，最终大胜敌军，但是他在富奇湖附近袭击敌军大营时落难，所以他在意大利中部的指挥权落入斯特拉博之手。斯特拉博一方面继续围攻阿斯库伦城，一方面又去镇压马西人、萨贝利人和阿普利亚地区。为了拯救自己的家乡于水火，尤达奇利乌斯带领皮塞努姆的征兵来到阿斯库伦城围攻袭击军队，同时卫戍部队也冲出城外，对抗罗马。据说参加此次战役的有罗马军队七万五千人，意大利军队六万人。罗马依然占优势，但是尤达奇利乌斯成功带领一部分援军冲入城中。新一轮的围攻又开始了。此地易守难攻，[8]居民不愿看到自己城内血流成河，因而奋力抵抗，最后此城久攻不下。几个月的艰苦奋战之后，尤达奇利乌斯眼见投降的日子邻近了，就下令将亲罗马地区的首领们全部酷刑处死后自杀。于是城门被攻下，罗马的酷刑取代了意大利的酷刑：所有达官显要全被处死，平民被驱逐沦为乞丐，他们的全部财产都被充公，以效国家。围攻期间以及阿斯库伦城陷落之后，大量的罗马士兵去周边的叛乱地区到处游说，劝其归降。马鲁奇尼人被赛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大败于基耶蒂（Chieti），之后投降。执政官盖乌斯·科斯科尼乌斯打入阿普利亚内部，拿下萨拉比亚（Salapia）和坎尼，而后包围卡门流苏。此地区不善战术，马里乌斯·埃格那提乌斯带领一支撒姆尼部队来到此地，助其击退罗马军，但是罗马将领又在奥凡托河（Aufidus）将其打败，埃格那提乌斯战亡，其残军不得不退到卡门流苏城内寻求庇护。罗马军再一次攻到维努西亚和鲁比，统治整个阿普利亚。罗马又在富奇湖以及马耶拉山周围——叛乱区的主要中心据点——重新获得统治权。马西人屈服于斯特拉勃的副官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和盖乌斯·西纳，而维斯提那人（Vestinians）和帕埃利尼人（Paelignians）则在次年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屈服于斯特拉博本人。叛党的首都意大利又一次成为科菲尼乌姆的卑微小城——帕埃利尼。意大利元老院的残党逃往撒姆尼地区。

与此同时，卢奇乌斯·苏拉率领南方罗马军保持攻势，深入到已被敌军占领的南部坎帕尼亚地区。在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4月30日，苏拉和提图斯·狄狄乌斯分别亲自拿下并摧毁了斯塔比亚和赫库兰尼姆，但是后者在6月11日攻城时不幸身亡。庞培抵抗时间较长。撒姆尼将领卢奇乌斯·科伦提乌斯（Lucius Cluentius）前来救援，但被苏拉击退，而后凯尔特部队前来支援科伦提乌斯，于是他又前去救援，但是这些援军犹疑不决、不能信赖，最后科伦提乌斯全军溃败，弃营而逃，他和他的大部分部下都在逃往诺拉的途中被斩杀。兴高采烈的罗马士兵给他们的将军戴上花冠——按照他们家乡的习惯，如果一个人凭一己之力拯救了他的众多伙伴，他才配戴此花冠。他们又乘胜围攻诺拉以及其他被萨莫奈人占领的坎帕尼亚城镇，苏拉迅速打入敌军内部，进入叛军的总大营。罗马军在埃克拉努姆势如破竹，并对叛军施以酷刑，恐惧迅速蔓延赫比奈境内，甚至在卢卡尼亚援军到来之前，它就已经投降。苏拉率军进入撒姆尼联邦，如入无人之境。马提乌斯率领萨姆尼民兵埋伏在碍口等待攻击罗马军，然而罗马军却改变路线，从后方袭击萨姆尼军队，并将其击败。萨姆尼民兵军营陷落，将领负伤逃往埃塞尼亚。苏拉进军萨姆尼首都波维亚努姆（Bovianum），并再次获得胜利，迫其投降。只因冬季即将到来，那里的战事才告一段落。

时局发生了全面逆转。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战局伊始，叛军来势凶猛、军力强大，但现在完全处于弱势，处处溃败，彻底绝望。罗马军也完全占领了中部意大利和阿布鲁奇。从阿普利亚到维努西亚，从坎帕尼亚到诺拉，也全部被罗马占领。罗军占领赫比奈，萨姆尼地区和卢卡诺-布鲁提亚地区之间的交通完全被切断，这两个地区是仅有的仍在反抗的地区。叛军就像一片即将熄灭的大火，目之所及之处全是灰烬、遗骸、残火；废墟之中偶有火花溅出，因为大势已去，所以也毫无威胁。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不能明确知道此次时局突变的确切原因。毫无疑问的是，斯特拉博加上苏拉的杰出领导、罗马方面集中军力效用作战，再加上政治方面的原因，这都极大加速了叛军的溃败；希尔瓦诺斯和卡波提出的法律可以让敌人在内部产生嫌隙，这一点好像也发挥了作用；加上近期叛军祸事不断，这也可以在军心溃散的叛军内部引起祸端。(www.xing528.com)

马西人昆图斯·西洛从开始就是叛乱的灵魂人物，领导着萨莫奈人。自马西人投降以后，据说他逃往邻国成了逃兵，所以“意大利”陷落之后，萨莫奈人就又重新成立了一个仅限于他们地域的组织，以“萨菲尼人”（Safini）或萨莫奈人的名义继续斗争——这一点说明意大利内部必然经历过内讧，导致分裂。[9]强大的埃塞尼亚原是用来抵抗敌军的堡垒，现在成为了庇护萨莫奈人的据点：据说他们集合了三万步兵一千骑兵，并解放了两万奴隶，扩充部队。这些军队由五名将军率领，西洛第一，其次是马提乌斯。人们惊愕地看到，撒姆尼战争在熄火两百年之后又重新爆发，就像当年在5世纪，这个果敢的农业民族在意大利联邦土崩瓦解之后又重新背水一战，试图用一己之力逼迫罗马承认他们的国家独立。他们的果敢与勇气对整个局势而言却是于事无补，尽管在萨姆尼和卢卡尼亚的山地战仍需要一些时日，双方也都会做出一些牺牲，但是总体而言，叛军已是穷途末路。

当然，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纠纷，来自亚洲的一些问题迫使罗马对本都（Pontus）的米特达拉特斯王宣战，他们在第二年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派一位执政官以及一位领事官率军前往小亚细亚。如果这场战争早一年发生，再加上当时半个意大利与多个省份的叛乱，罗马的形势必然会告危。亚洲战事发生在意大利叛乱被平定之后，这对罗马而言是一大幸事，尽管当时意大利的叛乱尚有一些星星之火，但毕竟是不足为患。此外，米特拉达特斯王刚愎自用，拒绝邀请意大利人对其施以援手，但此时的形势也相当棘手。罗马前不久刚在意大利和海外同时发起过战事，两年大战，国力大损，国库亏空，所以现在迅速形成一支新的部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罗马尽可能地寻找可利用的资源应对战事。自古以来无人占领的城塞及其周围的土地被卖给了需要建筑的人，卖得的九千磅黄金都被充军需。罗马并未再扩充新军，而是等南部意大利战端一结束，就派苏拉领导的坎帕尼亚的军队远赴亚洲作战。斯特拉博领导的军队在意大利北部进展神速，从此我们也可以推断，罗马军赴亚洲作战也为时不远。

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第三轮战役开始，此次战事完全有利于罗马。斯特拉博扫平了存在于阿布鲁奇的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在阿普利亚，科斯科尼乌斯的继承者、努米底亚的征服者之子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和他的父亲一样，凭着自己的谨慎果敢与军事才能，成功地攻下维努西亚，俘获三千余名士兵。在萨姆尼，西洛当然成功地重新夺回波维亚努姆（Bovianum），但是他在一次战争中与罗马将军玛莫库斯·埃米利乌斯（Mamercus Aemilius）交锋，结果罗马获胜，萨姆尼人弃六千余名战死士兵于沙场，更重要的是，西洛也是战死者之一。萨姆尼人占领的坎帕尼亚的一些小镇，被乌拉强行夺走，现在诺拉也已陷落。罗马将军奥卢斯·加比尼乌斯（Aulus Gabinius）也深入卢卡尼亚，同样获益颇丰，但是后来他在一次偷袭敌军大营时阵亡，叛军首领兰潘纽斯及其部下再一次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卢卡诺-布鲁提亚地区。潘纽斯甚至还试图攻占利基翁，但是被西西里省长盖乌斯·诺尔巴努斯击败。尽管罗马也偶有失利，但是从目前形势来看，他们离成功几乎是指日可待。诺拉陷落，萨姆尼投降，为亚洲战事提供充足兵力也似乎并非难事，但是，此刻罗马城内却风起云涌，让几近熄灭的叛乱之火又重新死灰复燃。

罗马陷入一片混乱。德鲁苏斯袭击骑士法庭，继而又被骑士阶级拉下马，紧接着又出现了瓦里安检举战这样的双刃剑，这都无疑给贵族与资产阶级以及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埋下了嫌隙的种子。之前妥协派提议主动赠与罗马公民权，半数以上的罗马人也同意了，但是在做出让步的同时，罗马人也透露出与反对者一样的固执和短见的嫉妒。此时的时局完全证明，妥协派的方法行不通。他们非但没有给予所有的意大利民社以平等权，反而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对其的轻蔑。他们允许大部分的意大利人加入罗马公民团，但是又给他们戴上侮辱性的标签，新公民与老公民的关系就像自由人与被解放的奴隶的关系一样。通过与拉丁特权的妥协，他们与波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民社间的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激化了。最后他们拒绝给予后来重新投降的叛区罗马公民权，而这些叛区占据了意大利相当大的比例，且有很多不是末等公民。此外，之前由于叛乱作废的合约，他们也没有在法律上重新确立，而最多只是作为恩惠，给了名义上的恢复。[10]没有表决权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当时已经有公众议事会了，所以所谓的表决权在政治上看是荒谬的。政府所谓的关注选举者的公正无私在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看来都只是荒谬可笑，但是所有这些限制都是有危险的，因为它们会让煽动家抓住新公民与不能获得公民权的意大利人之间的嫌隙来兴风作浪，以牟私利。因此，头脑清醒的贵族也和那些新公民以及被禁止加入公民团的意大利人一样，认为罗马的妥协不仅带有偏见而且很勉强，而后他们也痛心于众多优秀的同伴被瓦里安叛国罪审理委员会驱逐出去，驱逐之后很难被召回，因为他们不是被人民而是被陪审团定罪的：如果是由人民作出的判决，即使是有司法性质的，也可以通过二次审判很轻易被撤销，但是如果让人民撤销陪审团作出的判决，大部分贵族还是觉得会很有风险的。所以无论是激进派还是妥协派都不满现在的意大利危机。在老将马略的心中却又隐藏着更大的怒火，他曾满腔热血投入到意大利战争，最后又无奈返回，虽屡立战功却又颇遭屈辱，最后敌人对他由惧怕变为轻视，所以他的心中充满了复仇之火，但最后他却又自食其果。确实，他的处境和那些新公民与被排除在罗马公民团之外的人一样，既无能为力又尴尬笨拙，但是在煽动家眼中，他的大名却仍然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政治上的动乱很快就让原本严明的军纪变得混乱。这混乱的根源在于军中无产阶级的加入，在平复叛乱期间，军中士气低落，所以混乱尤为严重。混乱很快引起了整个军部的松懈废弛。在围攻庞培时，苏拉军队的指挥官，盖利乌斯·帕斯图密乌斯·亚比努斯（Aulus Postumius Albinus）被其部下用乱石及棍棒打死，只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指挥官出卖了他们。当时的总指挥官苏拉却因为这些士兵作战骁勇无畏而对其大加赞赏，进而对以上事件置之不理。这事件的始作俑者居然是当时的海军陆战队，它一直以来都是最不被重视的部队。很快，一支主要有城市平民组成的部队也开始效仿。在盖乌斯·提提乌斯这一位市井英雄的教唆下，这支部队准备攻击执政官卡托。卡托有幸逃过此劫，提提乌斯被捕但并未受到惩罚。之后不久卡托在一次战役中阵亡，而他的部下特别是年轻的盖乌斯·马略，被指责为谋害他的凶手——不管这指证是否公正。

伴随政治军事危机而来的是经济危机——或者比之更甚——由于同盟者战争与亚洲战争的影响，危机开始波及到资本家。债务人甚至到期的利息都付不出来，被债权人一再催债，所以他们一方面恳求相关司法机关负责人、市执政官阿瑟里乌，去争取时间处理已有资产还清债务；另一方面又再一次搬出久弃不用的旧的高利贷法——旧法规定，债主放的高利贷一旦违反法律，应该四倍赔偿债务人利息。阿瑟里乌修改现行法律以适应旧法，以满足债务人的利益，于是愤怒的债权人就在护民官卢西乌斯·卡西乌斯的带领下聚集在论坛广场，当这位执政官身穿祭祀长袍在康科德神庙（Temple of Concord）前放置祭品的时候，将其攻击并杀死——这样的暴怒行为在当时（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甚至都没有得到调查。另一方面，据说债务人认为只有一种所谓的“新账户”，也就是在法律上正式取消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关系，才能将其救出苦海。现在的时局成为阶级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再一次联合偏见颇深的贵族阶级打击、迫害受苦大众和主张修订严苛律法的中产阶级，罗马再一次陷入深渊，债权人也被深陷绝望的债务人拽入苦海。不过，从那时起，罗马这座曾经文明的农业城市已经演变成一个矛盾重重的万国之都，上至王室贵族，下至没落乞丐，无一不是道德沦丧，所有的矛盾冲突正在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同盟者战争进一步激化了市民之间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一场新的变革呼之欲出。一个小小的事件就可以成为其导火线。

护民官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向市民建议：每一位资产超过两千便士（82英镑）的参议员，其在参议院的席位都应该被撤销；被非公民陪审团定罪的公民应该被释放回家；将所有新加入的公民分散在各个部落中，同时给予所有部落的所有自由人以选举权这样的提议出自此人之口真是有些让人惊讶。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出生于罗马纪元630年即前124年，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不是得益于他的出身、背景或财富，而是他举世无双的口才，其雄辩才能在当时无人能及。他的声音宽厚洪亮，加上丰富的肢体语言使得他的演讲富有戏剧性的魅力，演讲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即使不能说服听众，也能打动其心。在党派立场上，他刚开始就站在参议院的一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就是在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弹劾被政府党深恶痛绝的诺尔巴努斯。在保守党中，他属于克拉苏和德鲁苏斯一派。当初他为何竞选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的护民官，并因此失去了其贵族地位，我们不得而知。他和整个中产阶级一样，被保守党当做革命派而加以迫害，但这似乎根本无法断定他就是一个革命党，而且当时他也绝非想按照盖乌斯·格拉古的意愿推翻当时的体制。看起来，他想当护民官的原因更可能是：作为克拉苏与德鲁苏斯党派中唯一能逃过瓦里安检举战的有些声望的人，他认为他有义务去完成德鲁苏斯的未竟事业，去最终扫清新加入的罗马公民的现行障碍——因此他需要首先当选护民官。他在做护民官期间的所作所为也都没有任何蛊惑人的倾向。例如他的一个同事试图利用民法取消瓦里安法对陪审员的判决权，他就投票对此举加以否决；当前执政官盖乌斯·凯撒在继罗马执政官一职之后，为了掌控亚洲战事（事后也确实被委此重任），又违法竞选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的执政官，为此乌尔比基乌斯对凯撒的反对声超过任何人。遵循德鲁苏斯的精神，他无论于己还是于人，都自始至终遵守宪法。在协调各方矛盾方面，他与德鲁苏斯一样无能，他们也都不能以合乎法律的方式变革宪法。尽管这些改变本身是明智合理的，他们也都不能以友好温和的方式获得大多数旧公民的民心。他与尤利氏家族之间产生嫌隙——特别是其中的执政官尤利乌斯·凯撒，盖乌斯的兄弟，在参议院中特别有实力——此外，他又与依附于该家族的贵族决裂，这些都足以让这位易怒的人最后因为私人恩怨做出一些违背其初衷的事情。

他提出的法律完全与他的个人特征与其政党倾向是一致的。他在法律中将新老公民的利益均衡化，这只是为了重申德鲁苏斯先前提出的有利于意大利人的提议。赦免被瓦里安陪审团定罪的人也无疑破坏了该陪审团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此事也由苏尔皮基乌斯亲自干预，但是在此事中最先受益的是提案人自己的政党——温和的保守派。我们也不难想象，这样一个鲁莽冲动的人在起初可能会表现得果敢坚决，但是在后来面对阻力挫折时，可能就会变得义愤填膺。那个禁止参议员负债的措施无疑就是由于统治阶级的经济窘境人尽皆知，才被提出的——统治阶级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财政危机是由上一次经济危机引起的。这固然让人痛心，但就其本身而言，有利于贵族阶级的利益，因为根据苏尔皮基乌斯的提议，所有不能从个人债务中抽身的参议员都应退出元老会，若非如此，元老院中就会存在相当多负债累累的议员，他们必然会依附于那些资产丰厚的同僚，那样元老院中就会兴起一阵贪赃枉法之风，从而动摇其根基。同时，我们也不想否认如果鲁弗斯没有和统治阶级之间产生嫌隙的话，他就不会大肆肃清整顿元老院。最后提案人提出这种有利于自由人的整顿，其初衷无疑是想控制市政，但是它本身却并不与贵族宪制相冲突，也并非是毫无依据。因为自由人已经开始服军役，那么他们要求选举权就无可厚非，因为选举权一直都是与军役息息相关。此外，公民议事会毫无用处，那么其在政治上再加一股浊流对这个泥潭也不会有太大影响。自由人无论是在人身还是在财政方面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治阶级，如果无限制地增加自由人，寡头政治管理公众议事会的难度是加大而绝非减小，如果使用得当，政府对选举权的控制可能比以前更加自如。就像其他无产阶级获得的政治优惠一样，此举也必然与倾向于改革的贵族的初衷相冲突，但是就像粮食法之于德鲁苏斯一样，此法于鲁弗斯也是一种拉拢无产阶级的措施。此外，如若鲁弗斯之后又提出的真正有益的改革措施遭到反对，那么他也可以借无产阶级之手将其打压。不难预见，他将要遇到的阻力将会很大：平定叛乱之后，心胸狭窄的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将会表现出叛乱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愚蠢的嫉妒；各党派中的大多数都将会秘密地或公然地将之前在面对危险时做出的部分妥协称之为不合时宜的屈服，而且也将会激烈地阻止进一步屈服。德鲁苏斯的例子充分说明仅仅依靠元老院的大多数去实施保守党的改革有什么后果。很明显，那些与他政见一致的朋友的明智之举应该是像煽动家那样尝试采取一些类似的改革以对抗大多数，因此鲁弗斯也没有费力以陪审团为诱饵去说服参议员。相反，他在自由民和武装随从人员中寻求支持，据其对手称，他的支持者中有三千余名雇佣军以及六百名来自上层社会的反元老院的年轻人——他们与鲁弗斯同时出现在街市以及论坛广场。

他的提议遭到了元老院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起初，元老院为了赢得时间，说服两位反对煽动行为的执政官卢西乌斯·科尼利厄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和昆图斯·庞培·鲁弗斯，去策划一个盛大的宗教仪式，由此公民议事会就会暂停。苏尔皮基乌斯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引发一场猛烈的骚动，其中的受难者包括年轻的昆图斯·庞培，他是一位执政官的儿子，又是另一位执政官的女婿，两位执政官的生命也受到严重威胁——据说由于马略敞开大门营救苏拉才免此劫难。他们被迫屈服，苏拉同意撤销已经昭告天下的宗教仪式，苏尔皮基乌斯的提议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这远远不能就此决定其命运。尽管首都的贵族可能承认了他们的失败，但是自革命发轫以来，在意大利还有另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也就是总督斯特拉博与执政官苏拉领导的两支强劲的常胜部队。斯特拉博的政治立场可能有些模糊，但是苏拉虽然暂时不公开使用武力，却与元老院的大多数甚为亲密。不仅如此，他还在撤销宗教仪式之后立即动身去了坎帕尼亚加入自己的军队。用棍棒去恐吓没有武装的执政官或者是用军队的利剑去恐吓毫无防御的首都，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苏尔皮基乌斯认为他的对手将会以暴制暴，率其部下返回首都去推翻保守党的煽动家及其法律。或许他错了，苏拉对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渴望不亚于他对首都政治煽动家的厌恶。考虑到他起初的漠不关心与无与伦比的冷漠态度，他不大可能会像苏尔皮基乌斯想的那样武力夺权，现在他正在围攻诺拉，如果他收到命令，他会在攻下诺拉之后即刻前赴亚洲作战，一刻都不会逗留。

尽管如此，为了防止发生兵变，苏尔皮基乌斯剥夺了苏拉的最高指挥权。为此他联合仍然深受人民欢迎的马略，想将亚洲战事的总指挥权转移给他，而且一旦他和苏拉决裂，马略凭其军事地位和军事能力也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苏尔皮基乌斯大概也没有忽略在坎帕尼亚战争中重用马略这位既无能力又报复心与野心并存的老人的危险。此外，只凭着一道人民法令就将这么重要的军事指挥权委托给别人也是不合礼法，但是正是因为马略在政治上的无能才能保证他并不会对当时的体制造成威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正如苏尔皮基乌斯所料，苏拉想要叛乱的话，那么苏尔皮基乌斯个人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所以纵然有一些顾虑，他也是已经自顾不暇。况且，如若有谁任命这位昔日的英雄为佣军队长，他无不欣然领命；指挥亚洲战事是他多年来的心愿，而且也可能希望有机会与元老院的大多数了结旧日恩怨。根据苏尔皮基乌斯的提议，盖乌斯·马略被人民法院授予最高军事指挥权或者是总督一职，获得了坎帕尼亚军队的指挥权，同时也负责指挥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两位护民官被派遣至诺拉军营，去接管苏拉所统率的军队。

苏拉不是一位能听从此类召唤的人。如果有谁配做亚洲战事的总指挥，那么此人非苏拉莫属。数年前，他就在此战区指挥作战，战功颇丰；在平定意大利叛乱时，他的战功无人能够匹敌；在亚洲战事爆发那一年，他作为罗马执政官，按照惯例被授予此战区的指挥权，此事也经过了那位与他交好并有姻亲的同僚的完全赞同。如果我们真的期待他能够依照罗马的至尊公民法放弃他当时临危受命获得的军事指挥权，把它转交给一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敌手，并且这位敌手将会用他的军队做出暴戾荒谬的行为，那么我们一定是多虑了。苏拉既不会处于好心去自愿服从这种命令，也不会为了趋炎附势去被迫而为之。他的部队仅仅是一群只会忠心于其领导的雇佣军，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这一部分是马略发起的军事体系改革的结果，另一部分原因是苏拉领导的部队只重视军纪严明，却忽略士兵道德管理。苏拉本身严峻、冷酷、理智，在他眼中，至高罗马公民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亚奎-绥克斯太（Aquae-Sextiae）的英雄也只是一个破产的骗子，罗马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驻防、城墙几为废墟的城市，所以要攻下它远比诺拉容易得多。

基于以上考虑，他开始动身进军罗马。他召集他的军队——大约有六个军团、三万五千名士兵——解释了来自罗马的要求更换指挥官的命令，并提示说新的总指挥官所率领到达亚洲的部队绝不会是现在的部队，而是另一支新组成的部队。级别高一点的军官，性质上更倾向于是市民而非士兵，他们对此保持冷漠态度，其中只有一位跟随苏拉去了首都，但是士兵们根据以往经验，认为亚洲战事相对轻松而且有无尽的战利品，所以他们听到此消息后，怒火中烧，来自罗马的两个护民官在顷刻间被撕成碎片，顿时呼声四起，要求将军带他们去往罗马。这位执政官即刻动身，途中与志向相投的同僚会合，齐头并进，奔赴罗马——完全不理会匆匆从罗马赶来的企图将其拿下的使者。突然间罗马人就看到苏拉的军队占据了台伯河桥、科林门以及埃斯奎林门，而后两个军团举起军旗，列阵行进，很快就经过了法律禁止发生战事的神圣围墙。这座城墙内部发生过更激烈的争吵，也经历过更重大的斗争，但是罗马军队都没有破坏过城市的神圣和平。现在此事却发生了，而其导火线居然是究竟让哪一位军官负责指挥东方战事。

苏拉的军队一直攻到了埃斯奎林山，山上的炮弹和石块如雨点一般落下，士兵们开始退缩，苏拉亲自舞动燃烧的火炬为士兵加油助威。士兵们用火箭开道，并扬言要放火烧房屋，这才打开一条通道，退到埃斯奎林山的市场（距离圣玛利亚-马焦雷湖不远）。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匆忙召集军队在市场等候，他们凭借兵力优势成功击退了第一批敌军。增援部队从各大入口涌入，苏拉的另一支部队已经准备好在斯巴鲁的街上增加援军，所以敌人的增援部队也被击退。在忒勒斯神庙，也就是在埃斯奎林山向论坛广场倾斜的地方，马略尝试再一次进行抵抗，他恳请元老院、骑士阶级以及所有的市民都前去抵抗敌军。是他把他们从市民变为雇佣军的，现在他只能是自作自受：因为他们不会听从于政府而只服从于他们的将军。他们甚至还对奴隶们许下还其自由的诺言，劝说他们入伍，可是最后应召的只有三人。现在领导们除了匆忙逃往仍未被占领的关口之外，别无他法。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苏拉就完全控制了罗马。那天夜晚，整个罗马的市场都弥漫着苏拉军团的烽火。

民事恩怨第一次遭到军事干涉，很明显，政治斗争已经到了非武力不能解决的地步，也说明恐吓在刀剑面前毫无作用。保守党首先使用武力，所以关于对最先使用武力的人的预言也在保守党得到验证。目前，保守党大获全胜，到处宣扬其胜利。自然，苏尔皮基乌斯律法在法律上也实属无效。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在洛兰图姆（Laurentum）被捕，而后被处死。他的头颅被送至苏拉处，苏拉下令将其悬挂于论坛广场示众，而且就悬挂在不久前其曾经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的地方。其余党派人士也被追杀，甚至还有刺客企图刺杀年迈的盖乌斯·马略。尽管在这位老将光辉荣耀的一生中有许多污点，但是他现在又一次成为了韦尔切利的胜利者，因为在人民眼中，他是一位正在逃命的拯救民族的英雄，所以整个意大利都密切关注着他那惊心动魄的逃亡。在奥斯蒂亚，他已经登上一艘客船准备前往阿非利加，但是由于逆风再加上缺少食物，他被迫停在奇尔切奥海岬（Circeian promontory），漫无目的地流浪。由于没有侍从，也不敢轻易相信他人，这位头发灰白的前执政官经常食不果腹，最后徒步跋涉到加里利诺河（Minturnae）河口，到了附近的一个罗马殖民地——民图奈（Minturnae）。当时追兵就在马略眼前，他历尽艰难才逃到岸边，一艘商船将他救起，远离了追兵，但是由于水手过于胆怯，又复将马略丢到岸上，马略只能沿岸悄悄潜行。他躲藏在民图奈的一块盐沼地中，虽然当时泥沼已经及腰且他的头也被芦苇覆盖，但是追兵还是发现了他，之后他被送至民图奈的市当局。他被投入监狱，当局派一个辛布里的奴隶前去将其处死，然而马略昔日曾征服过辛布里，这位日耳曼人刽子手面对这位昔日征服者犀利的目光时，不禁心惊胆战。马略高声叱问他如何胆敢杀马略将军，他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手中的斧头也落在地上。当人们听说此事之后，民图奈的行政官很是愧疚，他认为马略征服过的奴隶都能对他有敬畏之心，那么被其解放的市民更应该对其有所敬畏，于是他们解开了他的枷锁，送他小船一艘、金银数两，把他送到了埃那里亚（伊斯基亚）。除了苏尔皮基乌斯之外，被降罪的人都在这一带海域相遇。他们在厄律克斯（Eryx）以及迦太基旧址登陆，但是西西里岛和阿非利加的罗马行政官又把他们赶走了。因此他们又逃往努米底亚，在那里废弃的沙丘上找到避难之所，并得以过冬。他们寄希望于耶姆普萨尔二世，但是他只是假装想与他们联合，护其安全，后来就又派人来捉拿他们。逃兵千辛万苦逃脱了他的装甲部队，最后在突尼斯海岸的一个叫凯尔基纳（Cercina）的小岛上得以短暂停歇。我们不知道苏拉后来是否会庆幸自己当初没有杀掉辛布里的英雄，但是我们知道民图奈的那位行政官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为了铲除当下时弊，预防未来动乱，苏拉提议施行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对于处于窘境的负债人，没有新的政策提出，只是强制推行了最高利率法[11]，此外他还下令设立一些殖民地。经过长期的同盟者战争以及一系列的检举案，元老院元气大伤，所以新加入了三百名新议员。新加入的成员自然都是以贵族的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最后在选举模式以及立法权方面也有了重大变化：旧的塞尔维昂选举法规定，在百人议会选举中，拥有资产在十万赛斯特斯（sesterces）（也就是一千英镑）或以上的人为一等公民，他们几乎拥有将近一半的选票，后来罗马纪元513年（即前241年）通过新法削减了一等公民的选票优势，但是现在之前的塞尔维昂选举法又重新被启用。

实际上这是一种为了选举执政官、副执政官和监察官而设的选举制度，它将非富人阶级排除在选举体制之外。护民官的立法创制权被限制，自此之后，所有由他们提出的提案都应该先交由元老会，通过后才能向人民提出。

苏尔皮基乌斯提出的律法目标是针对执政官苏拉的，所以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但是苏拉后来又成了护宪派的坚强后盾。苏拉竟然完全没有征求市民或者陪审员的同意，擅自处死了12位重要人士，包括当政的地方行政官和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将军，并且公然宣布他们的罪行。这严重亵渎了法律的庄严与神圣，于是甚至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强烈谴责，例如昆图斯·斯凯沃拉（Quintus Scaevola）。他也贸然推翻已经延续一个半世纪的选举法，继而重新启用早已废弃的选举法。他实际上是剥夺了地方行政官以及公民议事会的立法权，并将其转移到另一机关。这一机关之前除了提供建议外，并未有过任何形式的立法权。从没有过任何一个民主党人像他这样以如此暴虐的形式行使过司法权，也没有人像他这样，作为一个保守派的改革者，如此莽撞大胆地扰乱并且改变宪法的根基。如果研究一下改革的内容而非形式的话，我们就会有迥然不同的结论。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些牺牲，在罗马更是如此，他们就会或多或少地借助司法的形式去弥补自己曾经战败的过失，就像他们的失败是一场罪过一样。回忆起当年格拉古兄弟和萨托宁失败以后，其战胜方掀起的层出不穷的检举案，那么在埃斯奎林山市场上的战胜者所表现出来的公正和相对温和更加让人称赞，原因有二：其一，他毫不避讳地说战争本该如此，并称战败者为法律不容的罪人；其二，他将受害者的人数降至最低，并且至少没有对次等人民发起过攻击。

同样，在政治上也表现得较为温和。所谓立法上的革新——这是最重要也是涉及范围最广的——实际上只是力求宪法文字与宪法精神的一致。按照罗马现行立法制度，任何执政官、副执政官或者护民官都可以向公民提出任何决议，然后无需讨论就可以付诸表决，这从一开始就是不合理的，而且随着公民议事会的日益无作为，这样的不合理日益更甚。这个制度之所以被使用是因为元老院早先就享有审议权而且还能够定期否决任何提议，如果有提议没有经过元老院审议，元老院便会用政治的或宗教的方式加以否决。革命打破了这些界限，所以那个荒谬的制度的弊端就开始显现出来：任何一个暴躁的流氓无赖都可以用合乎法律的方式把国家颠覆。元老院的立法权一直以来都是间接发生效力的，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比正式承认元老院的立法权更合理，更必要，更符合保守主义风格的呢？之前的宪制全部是基于此，甚至罗马纪元513年即前241年的改革也只是限制了富人阶级的特权。自那之后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财政革命，这也可能就是后来选民范围扩大的原因。于是新的财阀进一步修订了宪法，仅仅是为了忠于宪法的精神，但是同时他们又采用最温和的措施尝试阻止非法购买选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些其他可耻的勾当。最后，有利于债务人的法规以及恢复殖民地的方案明确证明了苏拉虽然不大赞成苏尔皮基乌斯激进的提议，然而他还是像苏尔皮基乌斯、德鲁苏斯以及所有有远见的贵族一样，是赞成实质性的改革。我们也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这些措施都是他在胜利之后推出的，而且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基于此种考虑，苏拉同意保留格拉古宪制的基本体制，既没有废除骑士法庭也没有降低粮食赠与额，我们可以推断苏拉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的方案实质上是坚持维持盖乌斯·格拉古死后的现状的：一方面，他只是应时代要求，改变了一些现已对政府造成威胁的原有法规；另一方面，他也尝试凭一己之力修复时弊，但是前提是在不触动社会最深层次的弊病下。对形式主义的蔑视、对内在价值的珍视、清晰公正的认知、难能可贵的目标，都贯穿于这次立法改革的始终。它也有一些轻率和肤浅的弊端：他们天真地以为规定最高利息率就可以拯救混乱的借贷关系，还以为元老院的预先审议在预防未来的煽动之风上，会比他们拥有投票选和宗教特权要有用得多。

实际上保守党很快就愁云惨淡。亚洲的局势每况愈下。苏尔皮基乌斯革命导致罗马军队赴亚洲的日期延期，国家现在形势危急，所以现在军队赴亚洲的日期已经不能再做耽搁。同时，苏拉也希望做好保障工作，防止意大利的寡头政治受到新一轮的攻击，这保障一方面来自于按照新选举法推选出来的执政官，另一方面来自于当时为了镇压意大利叛军余党时所雇佣的军队。在选举执政官的公民会议中，被选出来的执政官并非是苏拉的理想人选，而是卢西乌斯·科尼利厄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一个最坚决的反对党人，和格涅乌斯·屋大维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贵族派人。我们可以推断，这一定是资产阶级在操控，因为他们想以此报复利率法的提出人。尽管这次选举的结果不尽人意，但是苏拉还是接受了，而且发言说很高兴市民们能够充分利用他们合乎宪法的自由选举权。两位执政官都宣誓会效忠于现有宪法，苏拉见此，也甚是欣慰。军队中最重要的是北方军，因为那里大部分的坎帕尼亚部队要去亚洲。苏拉让人民议会通过决议，将他对北方军的指挥权转移给他忠心的同僚昆图斯·鲁弗斯，又重新召回之前的将军格涅乌斯·斯特拉博，在召回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照顾到了斯特拉博的感情，因为斯特拉博属于骑士阶级，而他在苏尔皮基乌斯叛乱中的消极态度在贵族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鲁弗斯来到军中代替斯特拉博的位置成为总指挥官，但是不久之后他被士兵杀死，斯特拉博又重回军中，重新担任他几乎想放弃的总指挥职位。他被认为是刺杀鲁弗斯的幕后指使。诚然在此事上他是存在嫌疑，因为此事对他有利，而且众所周知他对行凶者只是采取了口头惩罚。鲁弗斯死后，斯特拉博又成为总指挥官，这对苏拉又是一个新的严重的威胁，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剥夺斯特拉博的指挥权。很快，他的执政官任期一到，他就发现自己身处窘境，一方面他的继任者秦纳催促他去往亚洲，尽管那里也确实需要他；另一方面，他又被新的护民官拉到人民法院去接受审问。即使最愚蠢的人也能看到，他和他的政党很快就面临一场新的攻击，而且他的对手都希望他离开。苏拉要么与秦纳或者斯特拉博决裂而后再一次进军罗马，要么远离意大利诸多争端，前往一个新的大陆。最后苏拉决定选择后者——无论是出于爱国还是出于冷漠，我们都不得而知。他将萨姆尼的军队交给了他信任且有经验的士兵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Quintus Metellus Pius），由他代替苏拉在南部意大利担任总司令之职，又把围攻诺拉的任务交给了地方长官阿比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

[1]这些数字来源于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和罗马纪元684年即前70年的调查数据。在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可以服兵役的人是三十九万四千三百三十六人，在罗马纪元684年即前70年，这个数据是九十一万（据弗雷贡说，科林顿及其同伴错误地认为这些是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的数据）。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和罗马纪元684年即前70年之间的数据我们知之甚少，原因是因为当时普查时全国正处在革命的危机之中——据埃罗尼姆斯的统计，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的调查数据为四十六万三千人。在罗马纪元639年—684年即前115—前70年，意大利的人口不可能会增加，甚至苏拉所分配的土地也只能填补战争带来的空缺，但是最后却多了整整五十万能服兵役的人，这肯定是因为这个时期罗马吸纳了很多盟邦的人成为罗马公民。在这战乱的日子中，意大利的人口可能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能服兵役的人口数量若少了十万，那也不算过分。在同盟者战争中，公民与非公民的比例是2:3。

[2]誓言的内容而今犹在，大致内容是：“我面向朱庇特神、维斯塔神、战神、太阳神、大地神以及罗马的神圣创建者以及后任伟人们，郑重发誓：德鲁苏斯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德鲁苏斯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将竭心尽力，为德鲁苏斯以及同发此誓的同仁谋福利，就算丢掉自己或家人的性命，都在所不惜。如我有幸能因德鲁苏斯的法律成为罗马公民，我必视罗马为母国，视德鲁苏斯为恩人。我将尽我所能，引领城内公民发下此誓，若我履行誓言，请赐予我福报，若背叛此誓，请降灾难于我。”我们引用这条誓言的时候，最好谨慎一些，因为这条誓言的出处不是在菲利普反对德鲁苏斯的演讲中，就是在后来出现的与此次罗马动乱相关的刑事诉讼档案中；甚至，如果后面一种假设成立，这条誓言到底是被告在遭遇审讯时供出来的，还是其他人用来诬陷他们的，尚未可知。

[3]现在我们手中仅有的资料大部分来自狄奥多罗斯（Diodorus）以及斯特拉博，但是即使现在资料如此稀缺，这种情形也相当朋显，例如斯特拉博朋确提议由公民团选举官吏。有人说意大利的元老院故意与罗马元老院在形式以及权力上有所不同，但是这并没有得到证实。当然，在组织的初期，人们必然希望各个叛乱的城市能有一个统一的代表，但未有资料记载，说元老院依然由各个民社授权。元老院负责拟定宪法，这样的使命与宪法由官吏公布、由人民大会核准的做法是相通的。

[4]从在阿斯库伦城发现的子弹来看，斯特拉博的军中也有很多的高卢人。

[5]罗马纪元676年即前78年5月22日，罗马元老院下令褒奖卡利斯托（Carystus）、克拉佐美纳伊（Clazomenae）以及米利都（Miletus）的三位希腊船长，因为他们自意大利战争开始（罗元纪元664年即前90年）以来就一直忠心耿耿。现在这道褒奖令仍在。根据门农（Memnon）的记载，事实也是如此。他说两艘三桨座战船奉命由黑海的赫拉克勒亚（Heraclea）出发赴往意大利战争，十一年后，满载战利品而归。

[6]由阿斯库伦城的子弹来看，尤其是子弹上面的第十五军团的字样，都可以说朋阿庇安（Appian）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

[7]朱利安法一定是在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末的最后一个月通过，因为在这一年的宜人季节凯撒尚在战场；按照护民官常规的建议，普劳提安（Plautian）法也大约在护民官上任以后即刻通过，大约是在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12月或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1月。

[8]在阿斯库伦城还发现一些子弹，上面刻有投放子弹的军团番号，有时是一些诅咒“逃跑的奴隶”的话（从这可以知道这子弹是罗马人投放的）或者是其他字样，如“打倒皮森特人”或“打倒庞培”——前一种是罗马人投放的子弹，后一种是意大利人投放的。

[9]刻有欧斯干（Oscan）文Safinim和G.mutil的钱币一定是属于这个时期的；因为只要叛党依然使用“意大利”字样，那么任何一个部落都不可能是主权国，从而不能按自己的名义铸造货币。

[10]按照罗马法律，“降人”（dediticii）指的是依附罗马但是未获允许可以结盟的人。他们不仅可以保住性命，拥有自由和财产，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宪法组织民社。“无公民权的人”（nullius certae civitatis cives）指的是按照法律虚文与“降人”居于同等地位的自由人。即使如此，按照罗马法律所有的投降的都应该是无条件的，这样一来，“降人”在罗马是没有权利的，一切给予或者默许他们的权利都是对他们的恩惠，而且可以随时撤回。所以现在或以后无论罗马对“降人”订立什么法律都不能说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只有等签订了同盟条约，他们的无权利状态才可以结束。因此“投降”与“联盟”在宪法上是相互对立的名词。按照谷宪法，除了一些在汉尼拔战争中丧失条约的几个民社之外，意大利没有“降人”。罗马纪元664—665年即前90—前89年的普劳提安法中所谓的“降人”仍包括全部意大利人。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获得公民权的“降人”按理是不仅局限于布鲁提亚人（Bruttii）人和皮森特人（Picentes），我们可以判定，一切放下武器而且没有依照普劳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获得公民权的人，都可以享受“降人”的待遇。这条约也会因为他们的背叛而被取消，他们投降以后，也没有续订该条约。

[11]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的执政官苏拉以及鲁弗斯的“十二分之一法”（lex unciaria）对此事是如何规定的，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不难根据罗马纪元397年即前357年的法律来推测，所以当时法律所允许的最高利率，在十个月为一年时是本金的十二分之一，在十二个月为一年时是本金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