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略革命尝试与德鲁苏斯对马略改革的改革尝试

盖乌斯·马略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其父以做短工为生。马略于罗马纪元599年即前155年出生于一个叫做凯瑞太（Cereatae）的村庄，这个村庄之后归属于阿尔皮努姆（Arpinum），随后获得市自治权，更名为凯瑞太-马里亚奈（Cereatae Marianae），到现在仍被称为“马略故乡”（凯瑞太）。他成长于农耕之家，贫寒的出身对他而言似乎连谋取阿尔皮努姆的一官半职都是异想天开。他很早就学会了忍受饥饿困苦、严寒酷暑，也学会了风餐露宿，这些吃苦耐劳的品质即使是马略成为将军时也依然保持。长大后马略入伍，在西班牙战争的历练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军官。在西庇阿的努曼提亚（Numantine）战役中，二十三岁的马略因其坐骑干净、装备整洁、作战勇猛、为人正派，让一贯严厉苛刻的将军也对其刮目相看。他带着光荣的伤疤和勋章荣归故里，迫切地想在自己曾经荣耀过的战场中写下光辉的一笔，名留丹青，然而一个人如果没有财富没有背景，即使荣誉再高也不能得到能够在军队平步青云的政务官衔。这位年轻的军官通过侥幸的商业投机获得了财富，通过与古贵族尤利氏（Julii）联姻获得了背景，而后名利双收。于是在不断的努力与无数的挫折之后，他终于成功了，于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当上了罗马执政官。在此期间，他作为远西班牙省省长，再度将他的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与众多贵族的竞争中，他在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任职罗马执政官，在罗马纪元648年即106年和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任职罗马地方总督，结束了阿非利加战事；他在罗马大胜日耳曼人于阿劳西奥（Arausio），被任命为日耳曼战事的最高统帅；他于罗马纪元650—653年即前104—前101年连任执政官四年，开创了共和史之先例；在阿尔卑斯山南侧歼灭了辛布里人，又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高卢歼灭了条顿族——这些都是他杰出的军事才能的体现。作为军人，他一直勇敢正直、大公无私、清廉自律；他善于组织，让几近崩溃的罗马军事体系重新走上高效严明之轨道；他长于将兵，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却不乏味，待部下亲如伙伴，对敌人凛然正视；其部下与其议事应择机而行。众所周知，他不是一位军事天才，但他拥有的那些令人尊重的品质就足以在当时的环境下为其博得此等美誉，以此他可以在众多的执政官和“凯旋将军”之中获得至高的尊荣之位。但是他与那荣耀辉煌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的声音沙哑粗犷，容貌狂野凶猛，好像他面对的依然是利比亚人或辛布里人，而不是温文尔雅、出身良好的同僚。他的迷信不亚于一个为了钱财而参军的佣兵：他第一次竞选执政官并不是其军事才能所驱，而仅仅是由于一位伊特鲁里亚的一位占卜师的预言；在与条顿族作战时，他认为是叙利亚先知玛莎（Martha）借助神谕助其作战。这些在严格意义上说非贵族作风，正因为此，贵族社会与贫民社会才得以有交集，但是对政治文化的缺失却是不可原谅的。诚然，他有击退蛮夷的本领，但是身为一名执政官他却身穿甲胄出入元老院，如此无视礼节，又让人作何想法！在其他方面他也处处体现出粗鄙之风。在贵族眼中，他不仅是一个穷人，而且更糟的是，他还处处节俭，不能容忍任何贪污受贿之举。作为一名军人，他却贪杯嗜酒，晚年尤甚；他不懂得宴宾聚会，对自己的饮食也不甚考究。同样糟糕的是，他只懂拉丁语，以至于不得不谢绝所有用希腊语进行的对话。他认为希腊无聊乏味，这一点可以原谅，因为厌倦希腊的可能不只他一人，但是将对希腊的厌倦公布于众，就未免显得幼稚。所以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游离于贵族社会的乡下佬，厌倦其同僚的嘲讽和怜悯，而他虽能藐视其同僚却不能制止这些嘲讽和怜悯。

马略游离于党派之外，也游离于社会之外。他在罗马纪元635年即前119年做护民官时采取的措施——改进选票监管措施以杜绝当时蔓延的徇私舞弊之风，制止铺张浪费进而慷慨于大众——并没有体现任何党派的色彩，尤其是民主党，而仅仅表明他厌恶不公平和不合理。像他这样一个农民出身、志在军营的人怎么可能在一开始就是一个革命者呢？贵族的恶意中伤毋庸置疑地会把他逼到反对党的阵营，在这里，他骤然跻身为反对党的将军，而且可能之后还会有更高的地位。这远非是其个人之功，而是环境使然，反对党迫切需要一位首领：自从罗马纪元647—648年即前107—106年远赴阿非利加之后，他就没有在首都有过任何停留。直到罗马纪元653年即前101年下半年他才回到罗马，去庆祝对条顿人和辛布里人的双重胜利，这在罗马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当时他在政治上还只是一个新人。毫无疑问，马略拯救了罗马，而且他也是唯一能救罗马之人；很快他的名字被众口相传，他的功绩也得到了贵族的认可；民众对他的爱戴可谓空前绝后，无论是他那漠视贵族的优点还是粗野乡土的缺点，都深得民众的喜爱；他被民众叫做第三个罗穆卢斯（Romulus）[1]和第二个卡米卢斯（Camillus），把他当做神灵一样行祭酒礼。如此一来，这个农民的儿子在这荣光中有时变得飘飘然就不足为奇了：他将自己从阿非利加到高卢之征比作是酒神迪奥尼索斯（Dionysus）跨山越海的流浪，他还仿照酒神巴克斯，制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巨大酒杯。狂热的民众对他抱有希望也抱有感恩，而这会让人误入歧途，即使一个人再头脑冷静，深谙政治。对他的仰慕者来说，马略的使命远未结束。政府对人民的压榨甚于蛮族，而他，罗马第一人，深受群众爱戴之人，反对党的首领，被赋予了重振罗马的使命。诚然，对于一个半农夫半武夫的人而言，参与首都的政治纠葛不仅奇怪而且让人匪夷所思：他长于指挥却短于演讲，能直逼敌人刀剑而岿然不动，却不能面对群众的呼声喝彩而淡定自如，但是他的个人倾向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群众的期望约束着他。他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如此，所以他如若不想斩断那荣光的过去，不愿违背群众和国家的期盼，不想欺骗自己的内心，就不得不制止政务弊端，终止复辟政府。如果他已经拥有一个民众领袖的内在气质，那么他当然就无须再为如何成为一个受欢迎的领袖而煞费苦心。

在新编制的军队中，他手中握有大权。在他之前，塞尔维昂（Servian）体制下的一些基本原则——征兵对象完全局限于有财富的市民，而其兵种也完全由其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决定——在某些方面已经废弛。之前入伍最低财产额为一万一千阿司（四十三镑），被降低至四千阿司（十七镑）。此前罗马兵种依据财富等级被分为六等，现已减为三等。因为之前依照塞尔维昂体制，富有市民可以应征骑兵，贫穷市民则应征步兵；改革之后，他们从有能力服兵役的中产阶级中征兵，组成兵团，而兵种划分也不再依照财产而是根据其军役服务年限，分为青年兵、壮年兵和老年军三种。他们很早就开始在战场上引进意大利盟军，但他们也和罗马军一样，参军人员主要集中在富人阶层。在马略之前，罗马军事系统主要依赖于原始民兵制，但这已不再适应已经变化的时局。

上层社会日益脱离兵役，罗马和意大利的中产阶级也逐渐消失，而相当数量的意大利以外的盟国和民众可以提供兵源，且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如果运用得当也可以充当一定数量的兵力。从富人阶层挑选出的市民骑兵实则在马略之前就已逐渐脱离战场。据记载，他们最后一次作为一个军团出现是在罗马纪元614年即前140年的西班牙战场，当时他们因为傲慢无礼和纪律涣散令将军失望透顶，最后骑兵竟与将军交战，交战双方都无所不用其极。在朱古达战争中，他们仅仅是作为将军和外国君主的仪仗队出现。自此之后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如此看来，按照当时的常规体制，找到合适的服兵役的人选去补充罗马军团就有些困难；所以若要继续保留现行兵役体制就完全行不通，阿劳西奥（Arausio）之役正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在马略之前就有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之外的团体——色雷斯的重装骑兵，阿非利加轻骑兵，矫健的利古里亚轻步兵，巴利阿里（Baleares）的投石兵——就已经加入了罗马骑兵和步兵，甚至他们的数量超过了罗马本地的兵源；与此同时，由于对优秀民兵的需求较大，很多不符合条件的下层罗马市民都争相参军。事实上，罗马市民中有相当多的无业游民或游手好闲之徒，再加之罗马军队能提供相当丰厚的酬劳，所以招募志愿兵并非难事。因此兵制改革是国家政治和社会变革带来的必然结果，其军事管理应从征用本市民兵向使用外地兵源和征募本市志愿兵过渡；骑兵和轻步兵应大部分由外地兵源构成——例如在辛布里战役中，外地兵源征自比提尼亚；关于战斗步兵，原有旧制并未取消，但每一位自由市民都可以自愿参军，就像当年于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参军的马略一样。

此外，削减战斗步兵的举措，也是源于马略。罗马贵族等级划分的方法迄今也在罗马军团流行。罗马军团分为四部——轻步兵、枪兵、主力兵和后备兵——抑或叫做先锋、一线兵、二线兵、三线兵，在军队中都各有其职。四部依据其财产或年龄划分，各自装备也有所不同；各部在战斗中都各司其职，各守其土；各部也都有其特定的番号和旗帜。所有这些区分现全被废止。每位入伍罗马军团的士兵可以服务于各部，不再需要其他条件，由军官自行裁决士兵应服务于哪一军部。装备也不再分等级，所有士兵统一进行训练。当然，为了适应这一系列的兵制改革，马略也进行了装备和辎重运输方面的改革，这些变革都体现出了马略对战争细节的关注以及对士兵的体恤。此外，马略在阿非利加战争的同伴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弗斯（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的执行官）也推出了新型训练模式。饶有趣味的是，这种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士兵的军人素养，而这种方法基本上是基于当时流行于格斗学校的训练方式，后来应用于培养角斗士。军团的编制管理自此全部改观。

之前的重装步兵有三十个连（manipuli），每连有三队（centuriae），前两队每队六十人，后一队三十人，每一队为一个作战单位；改革后重装步兵分为十个军团（cohortes），每个军团都有自己的旗帜，每个团有五个或六个百人队。所以尽管通过缩减轻步兵减少了一千二百名士兵，军团的总人数却由之前的四千二百人上升到五千至六千人。三部作战的传统仍然保留，但是由于之前每部都有其独立军队，改革之后由各部将军将士兵在三部之间调遣。士兵番号由士兵序列号和其所属军部决定。军团中使用的旗帜——狼旗、人头牛身旗、马旗、野猪旗——也被废除，这些旗帜之前可能被骑兵或步兵三队使用来冲锋陷阵；代之而来的是新军旗——银鹰旗，马略命全军使用新军旗。在新军团中，之前的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区分已消失殆尽，士兵之间唯有军事方面的区别。数十年前，在罗马军团之外，已然出现了一支受到特殊优待的部队，那就是将领亲兵。

之前，将从盟国挑选的外地兵源组成将军的护卫兵。按照当时严格的军队纪律，将军不得将罗马雇佣兵或者志愿兵作为私用，但是在努曼提亚战争中滋生了一批空前绝后的士气败落的军队之后，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被命去整顿军纪。政府未同意他招募新兵，而是同意他组建了一个由罗马志愿兵组成的私人护卫队，此外他还可以调遣附属国和其他城市派来的相当数量的士兵。这支私人护卫队成员部分选自上层社会，部分选自将领家丁，因此也被叫做“友人营”或者“禁卫军”（praetoriani）。他们的职责是保护将领，而不必像其他士兵那样驻营挖壕，在军队中享有更高的待遇和声望。

此次罗马兵制的全面改革很明显看似是军事所需。从全局来看，这远非个人之意志使然，也不是哪位野心家处心积虑的结果，而是时局所迫。马略在国内推行的新兵制似乎在军事方面救国家于水火，正如数世纪后阿波伽斯特（Arbogast）和斯提里科（Stilicho）通过招募外籍兵源暂时挽救了民族危亡。马略的兵制改革却引起了政治革命，尽管现在仍未见端倪。共和体制的基本是基于全民皆兵，全兵皆民的理念，而士兵阶层一旦形成，这种形式便走向终结。新的训练体系借鉴了角斗士的训练方法，这势必会导致专业士兵的出现，服务于军营也逐渐变成了一种职业。此外允许无产阶级加入军营也迅速对军事系统产生了影响：由于此举符合罗马优良传统，所以将领们就可以依照共和制度犒赏士兵；将领们可以授士兵以军衔，士兵以此可以分土封疆。市民或农民则认为兵役只是一种对公有利、于己为害的负担，战争于己则是弊大于利；而对无产阶级来说，则不然。对他们而言，军役不仅是自己收入的来源，还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因为解除兵役之后他们就无家可归，他们希望留在麾下建功立业，为自己谋得市民地位。因此他们只能以军营为家，以战争为业，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将军身上——这将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劳底平原（Raudine plain）战役后，马略在战场当场将两个意大利盟国军团封为罗马市民，因其作战英勇果敢，但这并不符合当时法规。后来马略解释道，由于自己当时身在沙场，不能顾及法律。如果在其他大事上军队和将军的利益又与宪法相冲突，谁又能保证在刀光剑影之下还有谁能记得起法律呢？他们现在有了现役部队，有后备军，有护卫军，无论是在市政组织还是军事组织中，君主制都已初见雏形：万事俱备，唯缺君主。当有12只鹰围绕帕拉庭山（Palatine hill）飞过的时候，民众都对其行君臣之礼，马略授予军团的新鹰旗昭示着帝制即将来临。

毫无疑问，马略的军事生涯和政治生涯为其开辟了一道灿烂的坦途。这是一个混乱又艰难的时代，人们拥有和平但又享受不了和平的幸福。当初北方人第一次大举入侵罗马时，危机过后，罗马便迅速恢复活力，摆脱萧条，然而现在时局不是如此。每个人都认为尽管将军们仍然可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在寡头政治体系下，联邦也必然会走向衰落。民众又认为市民可以自救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只要盖乌斯·格拉古的位置继续空缺，情形就不会有所好转。自那两位开启革命大门的杰出少年去世之后，民众迫切需要有人去填补他们的空缺，所以任何能和他们有点关系的人就能被群众扶上位。曾经有一个人假冒是提比略·格拉古的儿子，尽管他已经被两位格拉古氏姐妹公开指正欺诈，仍然能在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被公众选为护民官，而这仅仅是因为他那盗取的格拉古之名——由此可见，当时的民众是如何幼稚！民众也因此热烈拥护盖乌斯·马略，怎么可能不呢？在那个时代，他似乎正是那个合适的人选，因为他首先是一名优秀的将军，其次是那个时代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勇敢正直，而且由于他超脱党争又被看作是民族英雄。在此情况下，无论是他还是民众，怎么可能不认为他就是民众所需的那个人呢？当时的民众无疑都倾向于反对党。罗马纪元609年即前145年，民众在公众议事会上提议主祭司的空缺之位由市民接任而不是其他祭司们，对此政府颇伤脑筋。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Gnaeus Domitius）未经元老院就同意了这项提议，最后竟也未遇多少阻挠——这充分证明了公众对反对党的倾向。总体来说，当时最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位首领，能够在反对党中一呼百应，让反对党万众一心，而这样的重担，落在了马略身上。

为了达成其目标，马略有两条路可以走：作为军队最高统帅推翻寡头政治，或通过宪制改革废除寡头政治。他的军事生涯使其倾向于前者，而依照格古拉的先例他应该选择后者。不难知晓，他为何没有采用第一种方案，或许他根本就未考虑过要采取。当时元老院已如此不堪一击，为人民唾弃，所以马略认为他不必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对付它。民众力量庞大万分，马略不想动摇其群众根基，而是希望在必要之时，在军队解散之际，能在退伍候赏的士兵中寻求帮助。可能当时马略认为格拉古的胜利轻而易举，而他的力量又远胜于格拉古，所以在他看来推翻当时的寡头政治真是易如反掌，尽管它已经存在了四百年之久而且和当时错综复杂的等级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人比马略看得更长远一些，就会发现尽管当时兵制已经从民兵制向雇佣兵制过渡，军队仍未能趋于完善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政变。如果试图用武力排除阻力将可能会助长其对手之力。所以在乱局中打乱兵力一则没有必要，二则显得过于冒险；他们的危局才初现端倪，而敌对势力仍未充分暴露其羽翼。

所以马略在胜利之后便依照当时制度解散军队，遵循盖乌斯·格拉古的先例担任合乎宪法的行政官，以便在日后谋得国家霸权地位。此时他发现自己需要民主党的支持，因为他这位常胜将军在市政管理方面缺乏天赋和经验，于是他开始在民主党领袖中寻求同盟。于是民主党派在长时间被忽视之后又突然重新取得了政治地位。它在从盖乌斯·格拉古到马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走下坡路。或许对元老院的不满不减当年，但是当年格拉古兄弟为其忠实追随者许下的那些愿景，已被证明是幻想，因此很多人心中都充满疑虑，所以此次效仿格拉古氏的叛变其实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满意而且不愿参与的。事实上，二十年的动荡骚乱之后，当初的如火热情、坚定信念和纯粹意志都几近消退，而革命也才刚刚开始。如果民主党不再像盖乌斯·格拉古在位时那般风光，那么当时把格拉古捧得越高，后来的执党领袖就被群众贬得越低。这是自然如此。直到出现一位像盖乌斯·格拉古这样有胆识的人去攫取国家至高权位，之前的那些执党领袖都只是权宜之计：他们要么是一些政坛新人，只是一时热血倒向反动党，而后成为受公众喜爱的激情四射的演说家，这一点或多或少的为他们日后步入政坛提供了便利；要么是一些失无可失的莽夫，甚至对个人荣誉也不屑一顾，一心想因一己之私破坏政府，或只为一时痛快制造混乱。例如盖乌斯·莫密乌斯（Gaius Memmius）和盛名一时的演说家卢西乌斯·克拉苏就属于前者，克拉苏凭借其在反对党摘取的演说家桂冠，一跃成为政府党的积极分子。

在那个时期最负盛名的民主党执政者都属于以上提到的第二种人。盖乌斯·塞尔维利乌斯·格劳奇亚（Gaius Servilius Glaucia），也就是西塞罗称之为罗马的海柏波拉斯（Hyperbolus），便属于此类。他原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粗野平民，一个巧舌如簧的无耻之徒，但他机智狠辣，让人生畏。他的另一位同伴，卢西乌斯·阿普莱乌斯·萨托宁（Lucius Appuleius Saturninus），德才比其更胜一筹，甚至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炽热如火、动人心弦的演说家，至少他并非利欲熏心之人。他在做财务官期间，本应属于他的粮食管理权被元老院收回，并非出于他渎职，而是由于元老院预先把这个当时深得民心的职位转交给政府党的一个执党者——马库斯·司考鲁斯，而不想将此职落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无势的年轻人手里。此举让这位敏感的有志青年不忍其辱，转而投入反对党门下。他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做护民官期间对其当年所受的屈辱加倍奉还。此后有关他的丑闻不断。他曾在市场上公开揭露国王米特拉达特斯的使臣行贿之事，让元老院颜面尽失，而萨托宁也几乎因此断送掉自己的护民官生涯。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萨托宁曾经掀起一场针对征服过努米底亚的检察官候选人昆图斯·梅特路斯（Quintus Metellus）的暴动，并将其困在城中，直到骑士用血的代价将其救回。梅特路斯发起报复，在修订元老院名册时，让萨托宁和格劳奇亚声名狼藉并被逐出元老院，但这一行动因梅特路斯的同伴的疏忽而宣告破产。萨托宁还不顾政府党的强烈反对，作为主判审判了卡皮欧及其同党；同样在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他也顶住压力强烈要求重新选举马略为执政官。萨托宁无疑是继盖乌斯·格拉古之后元老院最强大的对手，也是民主党最活跃最雄辩的领导人，但他的暴躁专横也是前无古人，他好像时刻都在准备冲向大街用拳头而非语言打败对手。

其他两位所谓的民主党的领导也是如此，其行为举止无异于常胜将军。他们如此表现也似乎是理所当然，他们的利益与目标是一致的，即使是在马略作为候选人时期，萨托宁也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他们达成一致，计划在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马略候选第六次保民官，萨托宁候选第二次护民官，格劳奇亚候选执政官。为了达成此目的，他们会在国家开展一场有蓄谋的革命。元老院勉强同意了危险度略低的格劳奇亚的提名，却以各种办法阻挠马略和萨托宁的竞选，而且还在格劳奇亚任执政官期间安插了他的死对头昆图斯·梅特路斯与之共事。两党之间明争暗斗不断，其手段也都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元老院却没有能力将混乱制止在萌芽状态。马略个人并不鄙视拉票，而且据说还会为了选票贿赂人心。实际上，在保民官选举中，当前面九个来自政府党的人选已敲定，最后的第十个名额也似乎非同样来自政府党的昆图斯·努尼乌斯（Quintus Nunnius）莫属的时候，昆图斯突然被一队暴民袭击致死，而这队暴民据说主要由马略的退伍军人组成。由此，虽然过程血腥暴力，叛乱者最终阴谋得逞。马略被选为执政官，萨托宁当选为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的护民官，获得第二领事职位的人并非是昆图斯·梅特路斯，而是一位小人物：当时的三人同盟计划实施他们的新计划，完成在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中止卢奇乌斯·瓦卢西乌斯·弗拉库斯的工作。

让我们回想一下盖乌斯·格拉古所要谋求的目标及其所用手段。他志在全面推翻寡头政治。一方面，他想让已经完全依附于元老院的行政官重获其权，重新走上霸主地位，让元老院从统治机关重新回归为评议机关；另一方面，贵族政治下社会被划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有统治权的市民、意大利盟邦、意大利属国，而这样的等级划分已不再适合非寡头政治的政府，所以他也欲图逐渐废除这样的等级划分。[2]这三人党在殖民法中纳入了这些思想，而萨托宁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做保民官期间也已经部分推行，在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又继续推行。早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曾经一度中断的迦太基领土分割又重新进行，主要是为马略的士兵——不仅仅包括市民兵，还包括意大利盟军——谋福利，这些老兵每人可以分得阿非利加省的一百犹格（jugera）土地，或者是五倍于普通意大利农民的土地。现在出于为罗马-意大利的移民考虑，他们要求支配各省土地，还包括阿尔卑斯山以外的依旧独立的凯尔特人的土地，此外，还借法律之名，认为既然他们征服了辛布里，那么辛布里所占得的一切土地都该为罗马所有。盖乌斯·马略被召来负责土地分配事宜，并负责分配后续诸事；之前被贵族私吞托洛萨庙中的财产——现已上交或正在上交——要分配给新的土地所有人作为补助。与此法律随之而来的，是盖乌斯·格拉古与弗拉库斯策划的向阿尔卑斯山以外以及海外最大限度的扩张和殖民的计划，而且允许意大利人和罗马人一起参加移民，此外还毋庸置疑地把所有新成立的社区都称为市民殖民地，都意味着意大利迈出了与罗马平起平坐的第一步：这虽艰难，但却是大势所趋。然而，如果此法顺利通过，马略奉命独立实施以上计划，他将会变成罗马实际上的君主——这个计划可能会被马略完成，或者也会因其长期性和艰巨性，耗费马略一生精力。我们也可以因此推断，马略想年年担任执政官，就像格拉古年年当选护民官一样。尽管格拉古与马略所处的政治地位相同，两者在其他方面却差异很大：一个是授田的保民官，一个是授田的执政官，前者志在谋取公民地位，而后者志在谋取军事地位。区别产生的原因部分是其生长环境，但也不全是，两者最终都成为国家首脑。马略及其党羽对其目标的定位便是如此，下一个问题便是他们如何打破来自政府党的阻力——政府党会奋力抵制也是意料之中。格拉古曾借资本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力为其斗争。那马略等人作为格拉古的效仿者也不会忽视这些力量。骑士阶级不仅拥有法庭，而且他们作为审判官的权力也与日俱增，一是因为出台了一项针对在各省勒索的地方执政官的常务委员会——这对商人尤为重要，格劳奇亚大概在本年已经实施；另一方面是在辛布里族作乱于高卢时，出现了一个针对私挪公款和其他贪污腐败行为的专门法院，这个法院无疑是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由萨托宁建议设立。此外，为了照顾首都的无产阶级，本来已经以低于成本价分发的粮食价格从之前的每牟底两阿司降为每牟底六分之五阿司，这实际是一种形同虚设的收费但是尽管他们并非耻于与首都的骑士阶级和无产阶级结盟，三人党靠他们并不能壮大自己，真正的力量来源于马略队伍中退伍的士兵，因此在殖民法中三人党尽可能地为这些人争取利益。这也表明了这场革命中的军事性，而这正是与格拉古革命的主要不同之处。

他们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粮食法和殖民法不出所料地遭遇了政府党的强烈反对。他们在元老院用耸人听闻的数据证明此法必然会使国库破产，而萨托宁却对此充耳不闻。他们充分利用保民官的否决权去顶住压力推行法律，萨托宁命令投票继续进行。他们告知负责投票的行政官说，他们听到阵阵雷鸣，而这按照旧时信仰，应该是神谕告知公众解散聚会；萨托宁告诉信使说，元老会如若保持缄默，则一切会风平浪静，反之雷电之后必有冰雹。最后市财务官，昆图斯·卡皮欧，带领他忠心的部下暴力解散了市民集会，他可能是三年前被降罪的将军的儿子，[3]和他的父亲一样是民主党的劲敌。马略的强劲部队在投票期间迅速集结于罗马，遣散市内群众，在投票场上重新扳回投票局面，至此阿普莱乌斯律法最终通过。法律通过后虽然非议不断，但是元老院成员必须在五日内宣誓遵守此法，否则就会被逐出，所以除宁愿选择被流放外国的昆图斯·梅特路斯，其他每位元老院成员都表示愿意宣誓效忠此法。梅特路斯是反对党中最有才干的将军，也是马略和萨托宁的劲敌，所以并未阻止他被流放外国。(www.xing528.com)

他们的目标看似是达成了，但是在明眼人看来，这却是一场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个由将军和街头政客组成的蹩脚的联盟：前者不谙政治，后者有能力却又盲目冒险，只会意气用事而又无意于政治。如果只谈计划，他们能够达成一致。当开始实施计划时，马略这位骄傲的将军很快就会显露出政治上的无能，他所谓的雄图大略更类似一个农夫的抱负，只是志在与贵族打交道或在声望上超过贵族，这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抱负相差甚远，因为政治家内心是渴望管理的，他认为这是来自内心的驱使使然。每一次计划，只要是基于他的个人政治立场的，即使形势再好，最后也会坏在他手中。

他既不懂得将敌人收为己用，也不会让自己的手下对自己言听计从。反对他和他的同伴的力量本身就已经很强大，因为反对力量不仅包括政府党，也包括一定数量的市民，他们时刻在保住自己的特权不被意大利人抢走，而且随着时事进展，富人阶级也逐渐倒向政府党一边。贵族阶级有时也并不反对用暴力制约元老会，而萨托宁和格劳奇亚分别是来自无产阶级的主人和仆人，所以在贵族阶层并无稳定根基。早在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萨托宁做保民官时，他的武装部队就对骑士贵族发起了突袭，那一年他竞选期间遇到的强大阻力充分证明了他在贵族阶层多么不受欢迎。马略当时应该努力以中庸之道帮助这位处在险境的同盟者，并且让大众认为他们并非意在统治，而是想奉其为领导。他做的却恰恰相反，所以在民众看来他的目标不是将政府交给雄才大略的领导者，而是交到唯利是图、贪生怕死、在情急之下只会转向元老院寻求庇护的暴民手里。当年的盖乌斯·格拉古深知仅仅依靠无产阶级不可能推翻政府，所以他特别向有产阶级寻求帮助，而有产阶级急切希望帮助格拉古完成事业，所以在一开始就调和了贵族与中产阶级的矛盾。

马略态度摇摆不定，这势必会造成三人党之间的纠纷，而这，较之敌党之间的联合，更能加速其事业破产。决定性的建议都是由他的同伴提出，由他的部下奋力推动实施，马略却采取完全被动的态度，在他看来好像作为政治领导人不必像军事领导人那样凡事得身先士卒，事必躬亲。此外，对自己惹下的麻烦，他不仅害怕，还加以逃避。他的同伴有时为达到目的而采用非君子之道，他会像其他那些毫无政德的人一样，不会加以阻止，但事后却不仅想摆脱其同党之名，还想以此坐收渔翁之利。曾有一个故事说，这位将军曾将萨托宁及其同党和寡头政府代表约到他家里的两个不同房间进行秘密谈判，他与前者商讨如何突袭元老院，与后者商讨如何平息叛乱；中间他会以为所商讨之事心烦意乱需要走出房间求取清净之名，在两个会议之间周旋——这就像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笔下的故事一样，真假难辨。在宣誓问题上，马略游离不定的态度让他名声尽失：首先，他认为阿普莱乌斯律法的通过不正规、不合法，所以拒绝宣誓效忠此法，但是之后却宣誓效忠，而前提是“只要此法真正有效力”，这样带有前提条件的宣誓没有任何效力，之后元老院成员也采取此等形式宣誓。这样的宣誓根本无法保证此法的效力，反而第一次真正成了问题。

此举愚蠢之至，很快就给这位有名望的将军惹下了麻烦。萨托宁和格劳奇亚参加革命，助马略获得国家霸权地位，绝非想听到他的否定或者为其做出牺牲。如果格劳奇亚，这个人民最喜爱的雄辩之才，曾经向马略抛洒过最热情的橄榄枝，但现在他抛向马略的绝非是芳香的玫瑰。这个联盟之间出现了裂痕，现在是两败俱伤：因为马略还不够强大，不能为自己尚且质疑的殖民法提供有力支撑；萨托宁和格劳奇亚也不能独当一面，竟马略未竟之事业。

这两位政客曾一再妥协，却不想退出。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按照惯例，自卸官职，束手就擒，要么将霸权桂冠取而代之，尽管他们现在也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他们决定选择后者，萨托宁将会再一次竞选罗元纪元655年（即前99年）的护民官，而格劳奇亚，尽管现在是副执政官，而且两年之后才有资格担任行政官，却想现在就竞选行政官。实际上护民官竞选的结果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而马略阻止那位冒牌的提比略·格拉古当选护民官也只是想检验一下他在民众中的声望到底有多少价值：当年群众劫狱去救格拉古，欢呼雀跃地将他高高举起，在街上奔走相告，并以绝对多数通过他当选护民官。萨托宁和格劳奇亚在前一年就尝试通过控制更加重要的领事官选举这种权宜之计来扫除对手带来的障碍。来自政府党的竞选对手，盖乌斯·莫密乌斯（Gaius Memmius），突然被一群暴民袭击致死——而他在十一年前也同样袭击了他们。政府党当时就在一直等待暴力事件发生以便动用武力。元老院派领事官盖乌斯·马略去参与此事，马略声称他已经准备调动军队为保守党效力，这支军队是当年马略从民主党取得的，而且还应允此军队将为该党谋利。他迅速召集青年军，配以军械武装，并编排部队；元老院也武装上阵，在马库斯·司考鲁斯的带领下聚集在论坛广场。反对党无疑在街头暴乱方面占上风，但是对此类袭击却难以应对，现在只能奋力自保。他们打破狱门，释放奴隶，为其配备武器。他们称——至少听说如此——萨托宁为国王或将军，在新护民官上任当天，也就是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的12月10日，在大市场发生了罗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首都城内发生的战乱。此次事件在历史上是千真万确的。民主党战败，被逼到朱庇特神殿，断水断粮，最后被迫投降。这些人曾经是马略的同盟，现在却沦为其阶下囚，所以作为主帅的马略，并未杀掉他们，而是保全了其性命。萨托宁向民众宣称，他之前曾经的所有的提议都是和这个执政官马略一起提出的，马略今天的所作所为任何人听了都会不寒而栗。俘虏暂时被监禁在论坛广场的元老院，青年军未经命令就溜进元老院，掀开房顶瓦片，砸向俘虏。萨托宁和其他大部分有名望的俘虏就这样死于这瓦片碎石之下。格劳奇亚藏了起来，但最后被发现后也未能幸免于难。没有任何判决或审讯，这一天罗马就失去了四位官员——一个执政官、一个财务官、两个护民官——还有其他很多出身良好的名人。尽管这些首领们今日遭受的杀身之祸都是其咎由自取，我们还是为其感到惋惜：他们像孤军奋战的冲锋军，得不到主力军的支援，不得不在绝望中垂死挣扎，最后被淹没在无涯荒野。

12月10号这一事变，使得政府党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而反对党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这次事变的成功之处有三：其一，他们摆脱了一些麻烦制造者，但这只是微不足道，因为很快就会有新的麻烦制造者取而代之；其二，当时唯一能与政府为敌的人，已经在大庭广众之下彻底走向灭亡；其三，也是最成功之处，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此次事变之后完全分道扬镳。很明显，这次成功并非功在政府；这场效仿盖乌斯·格拉古的事业已经分崩离析：一部分是时局所致，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继承者无德无才也不善管理；从结果上看，无论是计谋还是运气促成了政府的成功，都已经不重要了。此次事变之后，没有谁还能比这位来自亚奎和韦尔切利的英雄更悲惨的了，因为人们还记得，就在几个月前，这位英雄还被荣誉的光环所笼罩。在填补行政官的空缺职位时，无论是贵族党还是民主党都不会再想起这位昔日的将军。这位曾任六任执政官的英雄甚至都没有能够竞选罗马纪元656年即前98年的审查官。他动身去了东方，表面上看他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誓约，但实际上他是不想看到他的死对头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凯旋，也无人阻拦他的东去。从东方归来之后，他开门迎客，却只见门庭空冷。他一直期盼会有战事发生，如此人们便会需要他重返战场，奋勇杀敌；他企望在东方战场建功立业，因为罗马早已想好了诸多理由前去讨伐东方。这和他的其他幻想一样，都化为泡影，国内一直都是歌舞升平。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越强烈，失望也越大，最后受到的打击也越多。他又是一个迷信的人，一直对那道曾经预言他会担任七任执政官的神谕念念不忘，终日苦思冥想如何让这预言成真，自己又如何复仇，但事实是，每个人都认为他已经是一个不足为患的无名小卒——除了他自己。

这次事件使危险人物得以排除，但是比这影响还要深远的是萨托宁暴动引起了各大利益派对民主党的仇恨。骑士法庭宣布处死任何拥护反对党的人，例如塞克思图斯·提提乌斯（Sextus Titius）被处死并不是因为他的土地法，而是因为他在家中供奉着萨托宁的雕像；盖乌斯·阿普莱乌斯·德奇亚努斯（Gaius Appuleius Decianus）被处死是因为他在做护民官期间认为对萨托宁的检举不合法。贵族甚至要求民主党对之前对其造成的损害加以赔偿，这样的要求现在在骑士法庭也不是不可能成功。因为八年前盖乌斯·诺尔巴努斯曾经和萨托宁一起放逐了领事官昆图斯·卡皮欧，而现在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卡皮欧被指控为叛国罪，陪审员思忖良久，最后决定对其无罪开释——他们并非纠结于被告是否有罪，而是在思考得罪萨托宁和得罪卡皮欧哪一个会更遭众怒。尽管人们对政府的好感并无增加，但是在发现他们可能会陷于真正的暴政时——尽管这担忧只是一瞬间——一切有些资产的民众都对当时的政府有了新的看法：尽管当时的政府误国害民，但是比起更加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无产阶级政府来说，当时的政府也显示出了一丝的价值。当时时局如此，以至于当一个保民官故意延误了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归程时，民众就将其碎尸万段，民主党开始和杀人犯以及投毒者勾结，寻求庇佑——例如曾尝试通过投毒除掉讨厌的梅特路斯——或者甚至与人民公敌联合，他们有些人还投奔到米特拉达特斯王帐下，尽管他当时已经在秘密策划进攻罗马。对外关系也貌似是有利于政府。自辛布里战争到同盟者战争期间，罗马军队很少出兵，但却载誉满满。唯一有严重冲突的是在西班牙，因为西班牙自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以来一直试图征服罗马，卢西塔尼亚人和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抗罗马。在罗马纪元656—661年即前98—前93年，北省的执政官提图斯·狄狄乌斯（Titus Didius）和南省执政官普布里乌斯·克拉苏因其勇猛外加运气重新奠定了罗马军队的优势地位，而且还荡平了不服政府管理的城镇，此外还在必要时将彪悍的山区人口转移至平原。与此同时，罗马政府再一次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曾经被忽略了数十年的东方，然后在昔兰尼、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精力，而这我们将会在下文陈述。自革命以来，复辟政府从未像现在这样稳固，深得民心。执政官制定的法律被保民官制定的法律所取代；限制自由的律法取代了促进进步的律法。取消萨托宁制定的法律也是在情理之中；马略的海外殖民地也渐渐只剩下科西嘉岛上的一块未开化的孤岛。当时的护民官赛克斯图斯·提提乌斯，是一个滑稽搞笑的阿尔斯比亚底斯人（Alcibiades），对政治一窍不通，却擅长跳舞和踢球，他最突出的才能也就是晚上在大街上亵渎神像。在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又重新提出和推行阿普莱乌斯土地法，元老院以宗教为借口取消该法，而当时竟无一人反对，而提提乌斯也被骑士法庭处置，这一点我们已在上文提到。次年，也就是罗马纪元656年即前98年，两个执政官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一条法规在从提出到通过必须经过24天，而且规定性质不同的法令条文不得组合在一个提议里出现。这意味着盲目的不合理的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而政府也不会再被突如其来的新法弄得措手不及。这日益表明，当时的格拉古氏体制，虽然在其提出者灭亡之后仍能被保留，但现在也因民众与贵族的脱离开始动摇根基。因为当时的格拉古氏体制是基于贵族之间的分裂，而现在反对党之间开始有了纠纷，所以这必然会导致此法的衰落。那么现在，就到了完成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未竟的复辟大业的时候了，到了格拉古体制面临和暴政一样的命运的时刻了，到了寡头政治独当大权的时候了。

一切都有赖于恢复陪审员提名。省政管理是元老院体制的主要基础，而现在已经严重依赖于审查院，特别是依赖于税制委员会，以至于省政管理的服务对象不再是元老院而是资本家和商人。当有不利于民主党的政策出台的时候，金钱贵族总是能够去迎合政府，但是当出台的政策限制了金钱贵族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奋力制止。他们已经采取过一些措施去反对政府；当政的贵族开始觉悟，其中最优秀的人认为他们有义务去反对市政管理上的一些弊病，至少是为了他们自己。其中最果敢的当属昆图斯·穆奇乌斯·斯凯弗拉——其父普布利乌斯是一位大祭司——他在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担任执政官，是当时最有名的审判官也是最卓越的人才之一。亚细亚是最富有也是职权滥用最严重的省，大约在罗马纪元656年即前98年，他作为亚细亚的省执政官，同他的老朋友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一个著名的军官、法官、历史学家和领事官——共同作战，严厉打击整顿弊政。他全面受理一切诉讼，无论诉讼人是意大利人还是本省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一旦诉讼结果已定，他便迫使罗马商人和土地承包人对受害人进行全额金钱补偿，而且那些最出名也最肆无忌惮的代理人一旦被判罪当致死，他会不理会任何贿赂将其处以绞刑。元老院对他的行为极其认可，甚至在这之后命令亚细亚的所有官员应当视斯凯弗拉的管理为模范加以效仿。骑士阶级虽然不敢动那位势力强大的贵族政治家，却私下审讯他的同伙，最后竟在罗马纪元662年即前92年审讯他的同伙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副官普布里乌斯·鲁孚斯，审讯过程中无家属为其辩护，只有他那尽人皆知的美德和正直。他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亚细亚强行勒索苛捐杂税，而控告人是一个叫阿皮奇乌斯（Apicius），本身就已经臭名昭著的人，所以他对鲁孚斯的控告实属荒谬，也就不攻自破。资本家们也不想放弃任何一个羞辱鲁孚斯的机会，鲁孚斯傲然鄙视来自小人的花言巧语，也不要来自亲朋的痛哭流涕，对自己的辩护更简单扼要、直中要点，并且凛然拒绝了那高高在上的资本家梦寐以求的曲意逢迎。他最终还是被定了罪，仅有的财产也被充公，以坐实他那莫须有的罪名。他被发送到那个据说被他搜刮民财的省份，但在那里他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热情款待，并在人们的赞扬称颂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这样可耻的定罪可能是最耸人听闻的，但这样的例子绝非例外。元老院被激怒了，不仅是因为对无辜纯良的人滥用职法，更是因为最纯最高贵的血统竟也不能遮掩那可能的一丝污点。鲁孚斯刚被驱逐，七十岁高龄的马库斯·斯考卢斯也以滥收苛捐杂税之罪名被审讯。斯考卢斯是最尊贵的贵族之一，做了二十年的元老院首领，即使他真的有罪，在贵族看来，这场审讯也是亵渎神灵。此时卑鄙小人成了控告别人的专业户，一个人无论品格贵贱、爵位高低、年长年幼，都逃不过这些小人的恶意攻击。赋税审查委员会原本是人民的保障，现在却成了灾难的来源。最臭名昭著的盗贼只要能让陪审员尝到一点荤腥，加以贿赂，就可以免受惩罚、逍遥法外。看起来好像其目的是让罗马政府再一次处于法庭控制之下，就像当年在迦太基法官主持理事会一样。盖乌斯·格拉古之前曾经预言说，他的陪审员法之利剑将会被贵族社会所用，中伤他自己，这一预言在此得到了可怕的验证。

骑士法庭被攻击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党中但凡意识到民众统治不仅是关乎权利更关乎责任，但凡胸中仍怀有高贵、荣誉、抱负，无不起身反抗这场可耻的、压迫的政治控制，因为这种控制让任何正义的行政管理化为泡影。对鲁提利乌斯·鲁孚斯的诽谤定罪似乎成了一根号召人们立刻起义的导火线。马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是罗马纪元663年即前91年的护民官，在他看来，响应这个号召的人，非他莫属。德鲁苏斯的父亲与他同名，在三十年前因首先发起运动推翻了盖乌斯·格拉古，之后又因镇压了斯科底斯克（Scordisci）叛乱而出名。同其父一样，德鲁苏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保守党，这一点在萨托宁暴乱时已经充分显示。他出身于最上等的贵族之家，有着万贯家财；在性情上，他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贵族——高傲不驯，不屑于用荣誉的徽章为自己贴金镀银，但是在临终前却说世上将没有第二个市民能与他相提并论；高贵意味着责任，这一至理名言曾经是也将继续是他生活的准则。他刚正不阿，对轻浮草率和贪污受贿异常反感，而在当时的公众眼中轻浮和贪污却是贵族的代名词；他严于律己，可靠守信，受到民众的尊重和爱戴。尽管他很年轻，但凭着他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品格已经在元老院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也绝非孤身一人。马库斯·司考鲁斯被判滥收苛捐杂税，他在为自己辩护时，公然呼吁德鲁苏斯开展一场审判管理上的改革；他和著名的演说家卢西乌斯·克拉苏是元老院中司考鲁斯最热诚的拥护者，或者两人还是司考鲁斯的同盟。当政的贵族大多都不是德鲁苏斯、司考鲁斯和克拉苏的支持者。元老院中资本家的忠实信徒比比皆是，其中最有名的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执政官卢西乌斯·马库斯·菲利普，无论是效力于骑士阶级还是民主党派，他都饱含热忱与审慎；另一个是有勇无谋的昆图斯·卡皮欧，他反对德鲁苏斯的改革主要是因为与德鲁苏斯、司考鲁斯的个人恩怨。比这些强有力的反对者更危险的是懦弱堕落的贵族群体，他们毋庸置疑想独霸省政职权，但是最后却又不介意与骑士阶级分赃，而且在他们看来，通过阿谀逢迎或者巨款行贿对付傲慢的资本家从而让自己远离麻烦比与资本家冒险斗争更加轻松有效。只看结果就知道与这些资本家同流合污更容易取得成功，没有他们就不会达成既定目标。

德鲁苏斯提议取消骑士阶级公民的陪审职位，将此职归还元老院，由此一来元老院职能扩大，所以又增加了三百名成员。元老院设了一个特殊的刑事委员会，对之前已经定案或者尚未定案的陪审员受贿事件进行审查。这样他们的直接目标就达成了；资本家的政治特权被剥夺，而且还应对司法不公负责任。德鲁苏斯的提议和计谋并非仅此而已，他的计划绝非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全面改革。他还提议增加粮食赠与，并通过永久发行一定比例的铜币和银币来填补增加的开支；然后意大利境内可供分配的耕地其包括坎帕尼亚的领地以及西西里岛最好的土地，都被分配给殖民地的市民。最后他又包揽了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义务，那就是为意大利盟邦获取罗马公民权。德鲁苏斯获得的权力支持以及他的改革思想与盖乌斯·格拉古如出一辙，在当时的贵族看来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有雷同也是纯属巧合。就像暴政君主制对抗寡头政治一样，寡头政治对抗金钱贵族也应该依靠受雇的有一定组织性的无产阶级。之前政府认为用公款雇佣无产阶级简直就是罪恶滔天，但是现在德鲁苏斯却想雇佣无产阶级去对抗金钱贵族，最起码眼下是这样。他认为之前大多数贵族都同意了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法，那么他们现在肯定也会同意此项改革的所有措施，因为此项改革旨在铲除国家弊病，而无意于动摇上层根基。诚然在移民和殖民问题上，他们不能像民主党那样深入，因为寡头政治的权力主要在于对各省的自由控制，一旦有永久的军事统治就会让其陷入危局。均衡意大利与各省势力的想法以及向阿尔卑斯山以外殖民的想法与保守派的想法背道而驰，但是元老院可能会牺牲拉丁地区甚至是坎帕尼亚以及西西里等地来提高意大利农民阶级的地位，同时又保留其政权。此外他们又要考虑，只有贵族亲自分配土地才能有效地避免将来的暴乱，就像德鲁苏斯所说：“将来的政治煽动家只有分配尘土和太阳光的份儿。”同样，对统治者来说——无论是君主还是王公贵族——是否半个意大利或整个意大利都拥有罗马公民特权实在是无足轻重，所以双方改革者都同意通过合理扩大公民特权给予范围这一明智之举来防止弗雷格莱（Fregellae）再次发生大规模暴乱，而且双方也都准备在人数众多、影响力广的意大利人之中寻找同盟。在国家领导权问题上双方分歧也很大，双方的有识之士在改革措施和改革趋势上却又英雄所见略同。就像西庇欧·埃米利亚努斯既是提比略·格拉古的敌手又是他改革的促进者一样，德鲁苏斯也既是盖乌斯的仇敌也是他的弟子和继承者。这两位出身高贵、智商超群的年轻改革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抛却政党偏见，两人的爱国热情也是难分伯仲的。

德鲁苏斯的律法如何被通过是一个问题。就像当年盖乌斯·格拉古一样，德鲁苏斯首先提上日程的是陪审员法、土地分配法、粮食分配法等问题，而把授予意大利盟邦罗马公民特权这一棘手议题暂行搁置。资本家的反对最强烈，而且由于大多数贵族和公民议事会优柔寡断，如果陪审法也要由投票来决定是否通过，那么它也毫无疑问会遭到反对，所以德鲁苏斯将他的所有提议都包括在一项法律内。因为所有市民都同意粮食分配法和土地分配法，所以他们也不得不通过陪审法，他在这些公民和意大利人的帮助下通过了这项法律。意大利人大都坚定地站在德鲁苏斯这边，除了一些大地主，特别是翁布里亚和伊特鲁提亚的地主，因为如果此法通过，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就会受到威胁。此法一直不能得以实施，直到德鲁苏斯命令法警将当时一直反对此法的执政官菲吕帕（Philippus）逮捕入狱。人民将这位护民官视为恩人，在广场上将其高高举起为其鼓掌喝彩，但是投票结果不能决定此法能否实施，因为问题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原因是当时的反对党认为德鲁苏斯的律法与罗马纪元656年即前98年的律法相冲突，所以被认为是无效的。

[1]罗穆卢斯，罗马神话中的一个形象。

[2]哪一个是萨托宁在第一次做保民官时创设的，哪一个是在第二次保民官期间创设的，已经无法分清；而且也因为两次立法他都遵循格拉古的方针，所以更加难以区分。根据《名人传》（De Viris ILL.，73.1）阿非利加土地法一定是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设立的；这个日期正好与不久之前刚结束的朱古达战争的日期相吻合。第二次土地法设立于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这个是证据确凿的。叛国罪法与粮食法的创设日期仅出于推测，前者创设于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后者约创设于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

[3]种种迹象都支持这个结论。老昆图斯·卡皮欧是罗马纪元648年即前106年的执政官，小昆图斯·卡皮欧是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或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的财务官，所以前者大概出生于罗马纪元605年即前149年前后，后者出生于罗马纪元624年即前130年或罗马纪元627年即前127年前后。前者死后无子嗣也正好与这个见解相符合。因为小卡皮欧死于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而老卡皮欧被流放到士麦那，其后孤独终老，很有可能其子去世时他尚还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