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第四卷：政府职位空缺的复辟统治

盖乌斯所建立的新体制，在他死后立刻趋于土崩瓦解。诚然，他的死亡和他哥哥的一样，主要是出于政敌的一种报复行为，但在君主制尚未建立之时，君主就已死亡，这是恢复旧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当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为自从盖乌斯死后，奥皮米乌斯对其余党进行了彻底清除和血腥镇压，此时没有一个人，不管他与已故的国家领导有血缘关系还是具有出众的能力，都不敢试图占有那个空缺的位置。盖乌斯没有留下子嗣，而提比略的儿子尚未成年便夭折了，整个所谓的平民党没有一个人能担得起当领导的重任。整个格拉古体制就像没有指挥官的堡垒一样，虽然城墙和要塞都完好无损，可是没有将领指挥，没有人可以占有这个空位，除非是已被颠覆的政府。

事情确实如此。盖乌斯·格拉古死后，元老院政府立刻就取而代之，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严格来讲，前任保民官从来没有正式废除过元老院，他的做法只是让元老院变得形同虚设。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国家机器只是重蹈覆辙，重复几百年前的老路，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复辟也是一种革命，但在这里，恢复的不是旧政府，而是旧的统治者。君主统治被推翻，寡头政治出现，而且还披上了君主政治的盔甲。元老院利用格拉古的武器打败了格拉古，又继续利用格拉古的制度在一些重要方面进行统治，不过他们确实有新想法，即使不完全废除格拉古的制度，至少要在合适的时候废除掉与贵族统治不相容的部分。

起初这种改变大抵以人为目标。针对普布利乌斯·波皮里乌斯的制度被取消（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普布利乌斯也从流放中被召回，然后又对格拉古的信徒进行了大规模的起诉，此外，平民党人在卢修斯·奥皮米乌斯离职后试图控告他叛国罪，却遭到政府党派驳回（罗马纪元634年即前120年）。贵族对于事务的见解渐趋公正，这显著表明复辟政府的特征。盖乌斯·卡尔波曾经是格拉古兄弟的同盟，不过早已改弦更张[1]，最近在为奥皮米乌斯辩护时还非常热心，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叛徒就是叛徒，平民党以和奥皮米乌斯一样的罪名把他起诉，而政府党又不愿干预，卡尔波见自己不容于两党，自杀而死。由此可见，进行反抗的全都是纯粹的贵族，但这种反抗并没有立刻涉及分粮政策、亚细亚行省的税收或者是格拉古对于陪审员和法庭的安排，相反，他们不仅保存了商人阶级和都城的无产阶级，而且继续强化对他们的尊重。正如李维乌斯法实施时一样，更有甚者，他们对于这些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宽容，远超格拉古兄弟。这不仅仅是因为格拉古兄弟改革的余波仍存在同时代人的头脑中，足以保护其成果，更是因为保存广大人民的利益与贵族们的个人利益并不矛盾，这样做的结果只不过是牺牲了公共福利而已。

盖乌斯·格拉古为了提高公共福利所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非常好，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也正是他的法律中遭到反对最多的地方——都遭到了贵族们的抛弃。他所有计划中最高贵的一条就是试图取得罗马公民与意大利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然后再争取意大利与各行省的平等，这样，专门从事统治与消费的阶级与专门从事服务与工作的阶级之间的差别就得到消除；同时他还打算利用历史上最复杂、最系统的移民制度来解决社会问题，可是这个计划却很快就遭到贵族们攻击，并将其彻底废除。现在寡头政府既已复辟，他们就以一种老年人特有的乖戾执拗和顽固不化，决心践行以往时代的这种原则——意大利必须是主国，罗马必须是意大利的统治中心。即使在格拉古生前，意大利盟国的要求就已经被果断拒绝了，有关海外殖民地的伟大措施也遭到了严重攻击，这也是格拉古死亡的直接原因。他死之后，政府党不费吹灰之力就搁置了恢复迦太基的计划，不过已经分配的土地还是归个人所有。诚然，平民党派在另一个地方的相似殖民地获得了成功，而贵族们无法制止。马库斯·福拉库斯在征服阿尔卑斯山脉另一侧时，于罗马纪元636年即前118年建立了一个纳尔波殖民地，这也是罗马帝国最早的海外公民城市。尽管政府党多次攻击，尽管元老院下令直接废止这个殖民地，但由于商人阶级在此也享有一定利益，所以受到商人阶级的保护，这个殖民地永久地保留下来。这个殖民地地理位置孤立，且不甚重要，除此之外，政府在阻止土地分出意大利方面无一没有取得胜利。

意大利的公地问题也是以这种精神进行解决的。盖乌斯设立的意大利殖民地，特别是加普亚，都被取消。其中已经成立的也被解散，只有不太重要的塔伦图姆得以存在，并以新名纳普图尼亚与之前的希腊社区并立。非以殖民形式分配的土地仍然保留在得到土地的人手中。考虑到国家利益，格拉古对他们进行了一定限制——征收地租、禁止转让，如今这些限制也为马库斯·德鲁苏斯所废除。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由于占有权仍然为人所拥有的公地——除了拉丁人所占有的公地，大部分都是公地占有人根据格拉古的最高限额法所保留下来的——政府规定这部分土地归属它的一向拥有者，并杜绝其再次分配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德鲁苏斯所承诺的三万六千块被分配土地，这些土地应占据大多数，但是成千成万英亩的意大利公地到哪里去寻找，他们并不关心，并且心照不宣地把李维乌斯法搁置起来，反正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许还有一个小殖民地斯科拉西乌姆也是源自德鲁苏斯的法律。另一方面保民官斯普利乌斯在元老院的命令下制定了一项法律，根据该法，分地委员会于罗马纪元635年即前119年解散，并且土地所得者都要缴纳定额租金，其收入用于都城人民的福利，很明显其中一部分用作分配粮食的资金。此外，该法令还规定，将来的公地不应归任何个人占有，或者出租或者作为公共草场。关于公共草场，规定了一个最低限度：大牲口不得超过十头，小牲口不超过五十头，拥有牲口多的人不能排挤牲口数量少的人。虽然占地制度早已废止，但只有在这些明智的规定里，其危害终于得到正式承认，可惜的是，占地制度已经夺去了国家几乎所有的公地，政府才开始实施这些规定。有人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建议，要提高分配粮食的数量，但被明智的保民官盖乌斯·马里乌斯给驳回了。八年之后（罗马纪元643即前111年），他们采取了最后的步骤，根据一项人民法令[2]，被占有的公地直接变成了原占有者免租税的私人财产。罗马贵族就这样为自己谋取利益，并把自己手中的土地全部变成私有财产，与此同时，他们还不忘安抚意大利的那些盟国。当然，他们并没有把盟国人民尤其是盟国贵族所占有的拉丁公地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而是保持他们依法享有的有关公地的权利。反对党的地位非常不幸，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意大利人和都城反对党的利益正好相反。事实上，意大利人甚至与罗马政府结成联盟，寻求元老院的帮助，以反对那些罗马奸雄们狂妄大胆的计划。

复辟政府这样处心积虑地清除格拉古体制中每一点进步的萌芽，但他们在面对被格拉古鼓动起来的敌对势力时却软弱无力。都城的无产阶级仍然享有公认的分得食物的权利；同时，对于商人阶级作为陪审团一事，高傲的上流贵族虽然厌恶，但是元老院却予以默认。虽然这种束缚有损于贵族的尊严，但他们却不认真采取措施去摆脱它。罗马纪元632年即前122年马库斯·埃米里乌斯·司考鲁斯至少对被解放奴隶的选举权做出了法律上的限制，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元老院为了控制那些暴民做出的唯一一次尝试，而且力度也完全不够。审判法庭成立十七年后，执政官昆图斯·凯皮欧提议把审判权重新交还元老院（罗马纪元648年即前106年），可是这提议没有通过[3]。这表明了政府的愿望，同时也表明，当问题不在于滥用公地，而是对一个影响力巨大的阶级实施限制时，政府的能力有多么微不足道。政府无法摆脱那与它共掌政权的可恶伙伴。统治贵族与商人阶级及无产阶级之间的一致本非真诚，现在这些措施更进一步破坏了这一点。商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很清楚，元老院做出这些让步只是出于害怕，并非情愿。这两个阶级听从元老院的统治也不是由于感激或者利益关系，如果别的主人愿意给他们同样或者更多的利益，他们也会对别的主人提供相似服务，而且如果机会合适，他们绝对不会不同意欺骗或者反对元老院。因此，复辟政府的统治既遵循正统贵族的愿望和感情，同时又沿用专制的制度和方法。不仅他们统治的基础与格拉古一样，而且和它具有同样的弊端，甚至更糟。它与大众联合起来推翻有用的制度时非常有力，但在面对街头的乌合之众或者商人阶级的利益时却非常软弱。他们高坐在空出来的宝座上却于心不安，希望也各不相同，对于国家制度怀有不满，但又不能有计划地进行破坏，在所有行动中都摇摆不定，除非受到自己物质利益的驱使。对自己人和反对党一概言而无信，内部矛盾纷呈、软弱无能却又极端自私——这完全就是一个难以超越的无能政府的典范。

这也是大势所趋。整个国家的智力和道德水平都在降低，尤其是上层阶级。格拉古时代之前的贵族人才虽然不算多，元老院的椅子上也确实挤满了胆小而堕落的贵族，但毕竟还有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盖乌斯·莱利乌斯、昆图斯·梅特路斯、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普布利乌斯·斯卡埃沃拉等人，以及其他一些可敬而能干的人士。心怀善意的观察者可能认为，元老院虽然并不公平，但有一定节制，虽然治国无方，但还体面有余。贵族政府曾被颠覆，如今又重掌政权，因此难逃复辟的劣根。贵族政府无论好坏，已经统治了一百多年都没有遇到任何明显的反抗，可是它刚刚度过的这一劫却把原有的弊端全部暴露出来，就像黑暗中的闪电一样，使他们清楚看到脚下面张开大嘴的无底深渊。从此之后，贵族统治的特点就是家族恩仇和恐怖政策，这还有什么奇怪吗？统治者团结一致，对被统治者更加严厉、更加残暴，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吗？家族政策盛行，就如贵族政治盛行的最糟时候，这就更无足为怪了，比如，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四个儿子和两个侄子（也许），除一人外都是庸常之才，但其中几个受命为官就因为他们的愚蠢，他们在十五年之内，全都当上了执政官，除一人外也都从战场上凯旋，此外还不算他的女婿之类呢！贵族们对待异党越残暴、越凶狠，就越能得到尊重，只要是真正的贵族，无论怎样的残暴、怎样的恶行都能得到原谅，这也不足为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各方面都截然相反、剑拔弩张，只有一点相似，那就是他们都不遵守国际法，这也不足为奇。很不幸，有一点非常明显，如果以前的贵族用鱼竿去教训下人，那么复辟的贵族一定是用蝎子进行严惩。他们是重新掌有政权，但是他们统治得既不贤明，又不够好。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朝代像格拉古与奇南革命之间的复辟时期一样，既没有能干的政治家，又没有出色的军事人才。

足以证明上述说法的就是当时元老党的领袖马库斯·埃米里乌斯·司考鲁斯。他的父母均为高贵的贵族，但是不够富裕，所以他不得不充分利用自己不俗的才气，最后升至执政官和审查官。他很早就是元老院的领袖，是本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他既是一个不朽的演说家又是一个作家，同时还是本世纪几座主要公共建筑的发起人。如果我们细看，就会发现，他备受称赞的成就也就这么多。作为将军，他在阿尔卑斯山取得了几次廉价的胜利；作为政治家，他关于投票和奢侈的法律赢得了和对当时革命精神一样的胜利。他真正的天才就在于：虽然他和其他正直的元老一样贪污受贿，但他能看清楚什么时候危机到来，尤其是因为他的外表庄严稳重，所以他在公众面前总是表现得像法布里西乌斯一样。不用说，从军事观点看，当时的高等贵族里也有一些可敬的军事人才，但是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当贵族受命指挥军队时，就赶紧抓起几本希腊军事手册或者罗马年报看看，学到的知识只要足以谈话即可。到了战场上，就明智地把真正的指挥权委托给出身低下但能力超强且行事谨慎的军官。事实上，如果说几个世纪以前，元老院挤满了君王一样的人物，那么这些继承人是真正扮演了王子的角色。与这些贵族军事能力相当的，还有他们的政治无能和道德败坏。如果宗教（下文我们将提及）不能忠实反映这个时期贵族的荒淫腐败，如果外交史不能表明贵族的放荡堕落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那么罗马贵族圈里接连不断发生的罪恶事件，就足以表明那个时代的主要特点。

这样一个政府对内对外事务的处理及可想而知了。意大利堕落的社会风气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由于贵族依法能够购买小地产者的地产，所以他们很快就把小地产者赶了出去，农庄消失很快，就像水滴落进大海一样。经济上的寡头制度至少可以和政治上的寡头政治相提并论，卢修斯·马尔修斯·菲利普斯（他属于温和的平民党）曾经在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全体公民中，拥有大量财产的只有不到两千个家庭。奴隶暴动是对这种状况的一个实际注解，在辛布里战争的头几年，意大利每年都会爆发奴隶战争，比如努凯里亚、加普亚以及图里地区。最后一次暴动非常严重，执政官不得不带领一个军团前往镇压，但他们平定暴乱并非通过武力，而是依靠狡猾的欺诈。不过这件事有一点可疑，因为领导暴动的并不是奴隶，而是一个罗马骑士提图斯·维提乌斯，他的债务把他逼到了疯狂的地步，于是他解放了奴隶，宣布自己是他们的国王。罗马纪元611年即前143年之后，维克图穆拉的淘金业被罗马政府出租给一些富商，政府对此出台了一些预防政策：最初承租人雇佣的员工不得超过五千人，但后来奉元老院之令完全停止了这项工作，这足以证明政府多么害怕有大批奴隶聚集在意大利。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之下，他们完全有理由害怕阿尔卑斯山脉另一侧的军队入侵意大利，号召那些与他们同种的奴隶起来反抗（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相对而言，各行省受害更大。如果英国的贵族与当时罗马的贵族相似，我们了解了东印度的状况，大致就可以明白西西里和亚细亚的状况如何了。法律规定商人阶级对行政官员进行监督，这就使得官员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商人狼狈为奸，对资本家在各行省的活动施以无限度的宽容，从而换取横征暴敛的自由和免受弹劾的保证。除了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强盗外，地中海地区还经常遭到抢劫犯和海盗的威胁。在亚洲一些水域，海盗尤其盛行，罗马政府不得不于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派遣一支海军出征西里西亚。这支海军由拥有总督权力的执政官马库斯·安托尼乌斯率领，主要由属国商业城市的船只组成。这支海军不仅捉住了一些海盗船，毁掉了几个要塞，罗马人还打算久驻此地。西里西亚西部崎岖险要的地区是海盗的主要据点，为了捣毁他们的巢穴，罗马人占据了那里的军事要地[4]，其实这也是建立西里西亚行省的第一步，从此以后，它就出现在罗马行省之列。这个目标值得赞许，计划也很完美，只是在亚细亚尤其是西里西亚的海面，海盗依然猖狂，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也表明，新的领地对海盗的打击力量远远不够。

奴隶叛乱不断爆发似乎是与政府复辟同时开始的，而罗马各行省官员的无能和腐败在镇压奴隶无产阶级叛乱的问题上表露无遗。从罗马纪元620年即前134年起，这些奴隶叛乱逐渐扩大成为战争，这也正是格拉古革命的一个原因，或者可以说是最近的原因。现在奴隶叛乱又死灰复燃，并且千篇一律地一再重复。跟三十年前一样，罗马帝国的奴隶暴动遍布全国。上面已经讲过意大利的奴隶暴动，比如阿提克的银矿工人暴动，占领了苏尼乌姆海角，对周围国家进行抢劫，为时很长时间。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暴乱。

可是这些可怕的混乱主要还是发生在西西里。这里拥有大量的种植园，而种植园的奴隶又大都来自于小亚细亚。政府试图对奴隶制这种邪恶行为进行限制，这竟然成了引发新暴动的诱因，由此，奴隶制的危害之大可见一斑。在西西里，自由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这从他们对第一次奴隶暴动的态度可以看出[5]。奴隶暴动被镇压之后，罗马的投机商对他们进行报复，把大量自由无产者都变成了奴隶。结果，元老院于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2年出台了一部法令严厉禁止这种作法。时任西西里总督的普布利乌斯·李锡尼乌斯·诺瓦在锡拉库扎设立了一个审判自由权的法庭。该法庭工作非常热心，短期内就审判了八百起案例，都做出了不利于奴隶主的判决，并且案子的数目还在与日俱增。吓坏了的庄园主急忙来到锡拉库扎，要求罗马总督停止这次史无前例的司法制度。懦弱的诺瓦感到恐惧，就以严厉的语言通知那些要求进行审判的非自由人，他们应当放弃自己追求正义和公平的、让人厌烦的请求，立即回到主人身边去。那些被赶走的人没有遵守他的命令，而是赶往深山，计划造反。总督没有做任何军事准备，即使岛上为数不多的民兵组织也很难一时到齐，于是他决定与岛上一位知名的海盗头子联合，答应只要他抓到叛乱的奴隶，把他们送交罗马人，就可以恕他无罪。用此方法，他控制了这群海盗，但是另一群逃跑的奴隶成功击破了恩那要塞，这给那些叛乱分子带来了武器和援兵——这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死去或逃亡敌人的盔甲也给他们的军事组织带来了一定基础，叛乱分子的数量很快激增到几千人。这些身居异地的叙利亚人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好像觉得自己不应受到国王领导，正如在家乡的同胞一样——他们戏弄家乡那位无能君主，甚至连名字都不放过——他们推举一位名为萨尔维乌斯的奴隶为首领，称之为特立峰王。他们就驻扎在恩那和莱昂蒂尼之间。当罗马总督带领匆忙召集而来的西西里和意大利军队来到莫甘提亚时，周围的乡村已都处于奴隶的掌握之下，莫甘提亚和其他一些城市也均被包围。他占领了无人防守的驻地，但奴隶们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却不肯撤退。在战斗中，本岛的民兵一交锋就立刻退缩，而且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叛军们就不加阻拦放走他们，所以他们立刻抓住这个机会逃走，几乎无一例外，罗马军队因此溃不成军。如果莫甘提亚城内的奴隶对门外同伴的呼吁做出响应，那么这座城市必失无疑，不过他们宁愿从主人那里得到法定的自由，并以自己的勇猛援助挽救了这座城市，可惜虽然奴隶主郑重承诺要还给奴隶自由，但后来罗马总督宣布该承诺无效，因为奴隶主遭到了非法胁迫。

此次叛乱以惊人的速度在西西里岛内蔓延开来，同时在西部海岸也爆发了一次奴隶暴乱。这次暴乱由阿泰尼翁领导，就像克里昂一样，他之前在西里西亚也是一个可怕的匪帮头领，被人当成奴隶运往西西里。也正如他的前辈，他利用预言及其他一些有益的箴言吸引希腊人尤其是叙利亚人归附于他。他英勇善战且很有远见，不像其他领导人一样，把前来投诚的人全部武装起来，而是把能够参加战争的人组织起来，编成一支军队，同时命令其他人做和平事业。他纪律严明，因此军队里很少有军心不稳、不服从命令的现象，而且他对待平民百姓甚至俘虏都非常和善，因此很快就获得巨大成功。罗马人希望两支暴乱军队的首领不睦，但他们失望了，阿泰尼翁主动让位给远不及他能干的特立峰王，从而保持了军队的团结。叛乱奴隶很快就彻底统治了平原地区，自由无产者再次公开或者秘密地加入奴隶组织，罗马当局者实在无法抵抗，不得不匆忙调来西西里和非洲的民兵，退守城市，城市也因此陷入了可悲的困境。整个岛上的司法行政都陷入停顿，武力是唯一的法律。由于城内的农夫不敢长久呆在城门外，农村人也不敢贸然进程，可怕的饥饿悄然来临。岛上的城市人口之前养活意大利人，现在轮到罗马当局为他们送来食物供应。不仅如此，每一座城市都爆发了奴隶叛乱，城内的奴隶都蠢蠢欲动，打算里应外合，即使墨西拿城也差点被阿泰尼翁攻破。

此时罗马正与辛布里人作战，很难派出第二支部队，不过政府还是设法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派出一支军队前往西西里，由执政官路奇乌斯·卢库鲁斯领导。该军队共有一万四千名罗马人和意大利人，还不包括海外的军事力量。奴隶叛军驻扎在夏卡上面的山中，答应了卢库鲁斯的挑战。罗马军队组织严明，取得了胜利，阿泰尼翁被认为死于战场，特立峰王不得不退守特里奥卡拉要塞。其实叛军这时也在认真思考是否要继续战斗下去，但是最后，决心要抵抗到最后一人的党派占了上风。阿泰尼翁竟然奇迹般生还，出现在自己的部队，鼓起他们低落的士气。卢库鲁斯粗心大意，没有采取措施乘胜追击。事实上，有人说他故意解散军队，烧毁辎重，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在军事上的无能，不希望在后继者面前相形见绌。无论此事是真是假，总之他的后继者盖乌斯·塞维利乌斯和他一样败北。这两位将军后来都受到弹劾，并以渎职罪受到处罚，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犯罪的可靠证据。阿泰尼翁在特立峰王死后独掌大权，带领这支大军，屡次取得胜利。罗马纪元653年即前101年，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作为执政官和总督指挥军队作战。阿基利乌斯曾在前一年在马吕斯的带领下与条顿人作战，功勋卓著。经过两年艰苦的战斗——据说阿基利乌斯曾与阿泰尼翁亲自作战，在决斗中将其杀死——这个罗马将军终于打败了奴隶们的顽强抵抗，并用断绝粮草的方法把藏身于堡垒的叛军制服。奴隶被禁止佩带武器，岛上又恢复太平，也就是说，最近的痛苦又被以前习惯的痛苦所代替。事实上，在这个时期众多活跃的强盗官员中，胜利者本人占据要职就有很长时间。第二次西西里奴隶战争历时五年，如果有人仍然想要了解复辟贵族政府的状况，完全可以了解一下战争的起因以及领导人。

在罗马政府治下的广大地区，目之所及，到处都会发现同样的原因、同样的结果。如果说西西里奴隶战争表明，政府远不能胜任控制无产阶级这样一个简单的任务，那么同一时期非洲发生的事情则表明罗马在管理属国的问题上也同样无能。大约就在西西里奴隶战争爆发之时，非洲发生了一出喜剧，让全世界都感到惊奇。一个曾一举摧毁了马其顿和亚细亚的强大共和国，竟然被一个无足轻重的属国王子篡夺权利、背叛了十四年，而且还不是通过武力，而是由于其统治者的卑鄙行径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努米底亚王国位于摩罗恰特河与大锡尔迪斯湾之间[6]，一侧与毛里塔尼亚王国的丹吉斯（现代摩洛哥）交界，另一面与昔兰尼和埃及相邻，在其西、南和东面围绕着狭窄的海岸，也就是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除努米底亚首领的原有地产之外，这个王国还拥有迦太基强盛时期非洲领土的绝大部分，这包括原腓尼基几个重要的城市，比如西伯-雷介斯和大莱普提斯，这几乎是北非沿海地区最大最富饶的地区了。毫无疑问，努米底亚是罗马属国中除埃及外最大的一个。马西尼萨死后，西庇阿把其统治权平均分配给三个儿子：米奇普撒、古鲁撒和马斯坦纳巴尔，长子分得了都城和国库，次子负责战争权，三子取得了司法行政权。现在两个弟弟死后，马西尼萨的长子米奇普撒独自统治整个国家[7]。他年老体弱，爱好和平，喜欢希腊哲学甚于国家政务。由于其子尚未成年，政权实际上落入他一个侄子朱古达王子的手中。朱古达是个私生子，但他不愧为马西尼萨的孙子，非常英俊，又是个勇敢且高超的骑手和猎人。他被国人认为是一个精明睿智的长官，而且在西庇阿的领导下，做过努米底亚军队的指挥，并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在罗马政府中的朋友和战友甚多，因此很有影响，再加上他在国内的特殊地位，这都使国王米奇普撒觉得收他为义子是一件明智的事，并在遗嘱中规定，他的两个儿子阿德巴尔和西姆普撒应与义子朱古达一起继承并统治这个王国，就像他本人与两个兄弟一样。为了确保安全，此遗嘱还由罗马政府进行担保。

不久，国王米奇普撒于罗马纪元636年即前118年去世，遗嘱生效，但是米奇普撒的两个儿子——性格暴躁的西姆普撒在此事上比他软弱的哥哥更激烈——很快就与他们的堂兄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他们一向认为堂兄侵犯了他们合法的继承权，而且认为三人联合执政的作法应当废止。他们试图分配遗产，但是争吵得不可开交的三人无法将土地和财宝的数额达成一致，而那个有权应对此事进行判决的保护者，又像往常一样，对此漠不关心，于是他们彻底决裂。阿德巴尔和西姆普撒宣称其父亲的遗嘱不够光明正大，坚决要撤销朱古达继承遗产的权利，而另一方面，朱古达却决心占有整个国家。分割财产的争议正在进行之时，西姆普撒被谋杀，于是阿德巴尔和朱古达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努米底亚所有人都参与进来。朱古达的军队人数虽少，但纪律严明，指挥得当，所以取得了最后胜利，将整个国家握于手中，并把其堂弟的所有追随者都残酷处决。阿德巴尔逃了出来，前往罗马申诉自己的冤情。朱古达料到此事，做好准备应付罗马人的干预。昔日在努米底亚的营地里，他从罗马人身上学到的不止是战术。这位努米底亚王子混进罗马贵族的圈子之后，同时也学会了罗马贵族的阴谋诡计，并从源头上了解罗马统治者会采取什么措施。即便当时，米奇普撒死前十六年，他已经就努米底亚的继位问题与一些罗马贵族朋友进行协商，西庇阿不得不严肃告诫他，外国王子必须与罗马政府搞好关系，而不能与罗马公民有过分私交。朱古达的使者也来到罗马，他们准备的东西可不止是语言控诉，他们选择的正是外交措施的正确手段，当然结果也表明如此。认为阿德巴尔拥有合法头衔的热心支持者一夜之间就改口，转而认为西姆普撒被属下杀死是因为他的残暴统治，而且，就挑起继位战争的并不是朱古达，而是阿德巴尔。即便元老院的领袖人物也对此次丑闻感到震惊，马库斯·司考鲁斯想要制止此事，结果却是徒劳。对于既成事实，元老院不再过问，只是命令两个现存的继承人平分国家政权，为了防止将来再次发生争吵，分家之事应由元老院的代表团负责。于是事情照此进行。由于平息革命而闻名遐迩的执政官卢修斯·奥皮米乌斯亲任代表团团长，希望趁此机会来获得他爱国的报酬。此次分家完全偏向朱古达，当然代表们也从中得了不少好处。不用说都城希尔塔（康斯坦丁）与其港口卢斯卡德归阿德巴尔所有，但是按照合同，留给他的东部地区几乎全都是寸草不生的沙漠，而朱古达却分得了富饶而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也就是后来的毛里塔尼亚、凯撒利亚和西迪非）。

这就够糟了，不过事情很快变得更糟。为了夺得阿德巴尔的那部分土地，朱古达假装自我防卫，对阿德巴尔进行挑衅。那个软弱的人从经验学到了智慧，他任由朱古达的骑士践踏自己的领土，只是向罗马提出申诉，而朱古达此时已顾不得繁文缛节，没有任何借口，悍然发动战争。阿德巴尔在现代的菲利普维尔地区遭到惨败，逃回了附近的都城希尔塔。围城期间，朱古达的部队每天与居住在希尔塔的无数意大利人发生冲突，这些意大利人比阿非利加人更卖力地保卫这个城市。阿德巴尔第一次申诉时元老院就派来了代表团，可他们此时才到达。不用说，组成代表团的大都是年轻没有经验的人士。没有重大事务时，当时的政府通常都会这么做。作为阿德巴尔的保护人，代表们要求朱古达同意他们进入城市，而且他们要求朱古达立刻停止敌对行为，接受他们的调解。朱古达简洁地拒绝了这两个要求，于是代表团将匆忙返回罗马，就像小孩子一样（他们也确实是小孩子）向父亲报告这里的情况。父亲们听取完他们的报告，就撒手不管了，他们的同胞愿意抵抗多久就让他们抵抗吧。直到围城第五个月，阿德巴尔的一个信使才从敌人的保卫工事中突围出来，带着国王的迫切恳求来到元老院。元老院此时真感到了愤怒，他们还真的做出了决定——但并不像少数人要求的那样对朱古达宣战，而是派出了一个新的代表团——不过这个代表团的领头是马库斯·司考鲁斯，陶里斯克人和奴隶叛军的伟大征服者，贵族们仪表堂堂的英雄，只要他一出现就会改变这位难以驯服的国王的主意。确实，在他的命令下，朱古达来到乌提卡与司考鲁斯商议此事。他们进行了无休无止的辩论，最终会议结束时仍是一无所获。代表团回到罗马，仍然没有宣布开战，国王也再次开始围城。阿德巴尔对罗马人的援助彻底绝望，走投无路，不仅如此，罗马人对围城感到厌倦，并且以为罗马人的威名必能保证他们的安全，所以力主投降。于是整个城市屈服了：朱古达将他的堂弟严刑至死，而城里所有的男性公民，无论是阿非利加人还是意大利人，都被用刀砍死（罗马纪元642年即前112年）。

此事在意大利引起了公愤，元老院的少数派以及元老院之外的所有人士都无一例外指责政府，因为对政府来说，国家的荣誉和利益好像只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其中商人阶级的呼声最高，因为在希尔塔的罗马商人及意大利商人被杀，他们的利益受到直接伤害。元老院大多数人到现在还在做最后努力，这是真的，他们呼吁贵族中的利益阶层，并想出种种办法进行拖延，目的就是为了让眼下的和平再持续几天。第二年，盖乌斯·迈密乌斯，一个行动积极、口才雄辩的人，被任命为人民保民官。他公开提出此事，并威胁说要以保民官之力将罪大恶极之人绳之以法，元老院这才批准对朱古达开战。这个计划好像认真地实施了。朱古达的使臣没有得到晋见的机会，就被逐出罗马。新执政官卢修斯·卡尔谱尼乌斯·贝斯提亚以判断正确、行动敏捷著称，至少在本阶级里确实如此。他积极进行备战，马库斯·司考鲁斯亲任阿非利加军队指挥。不久罗马军队即到达非洲，继续沿着巴哥拉达河进发，进入努米底亚境内。那些离都城很远的城邑，比如大莱普提斯，都已经上书请降，甚至毛里塔尼亚的博库斯国王，尽管身为朱古达的岳父，还是向罗马人示好，并主动与之结盟。朱古达本人也勇气顿失，派使臣到罗马指挥部请求休战。战事似乎就要结束，比预计的要快。可是博库斯的结盟条约被驳回，因为他不了解罗马人的风俗，以为既然该条约于罗马有利，就不必再花费金钱，因此使臣没有带去与罗马结盟必需的市场价格。朱古达比他更了解罗马人，贡献了相当数目的金钱后，才提出了休战，可是他也受到了欺骗。最初的谈判之后，他发现在罗马军营，不但可以买到停战协议，就连和平都可以买到。此时的国库里，马西尼萨的金银财宝都在，所以条约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当然，为形式起见，朱古达须向军事会议提交条约，经过一系列简明扼要、不拘形式的讨论，条约终于得以签订。

朱古达无条件投降，但是战胜者非常大度，把完好无损的王国仍送还于他，只要他缴纳一小笔罚金，并交还罗马逃兵和战象即可。不过此后国王又通过与某罗马指挥官的交涉，把战象大部分赎回。签订条约的消息又让罗马沸腾起来，大家都知道和平是怎么得来的，即使司考鲁斯也公开受贿，只是价格高于常人而已。条约的法律效力在元老院受到激烈攻击。盖乌斯·迈密乌斯宣称，如果朱古达真的无条件投降，他不会拒绝亲自到罗马来。他提议立刻召见朱古达，通过合约双方的供词，查明事情的真实情况。元老院听从了建议，同时给朱古达签发了通行证，但这种做法并不合法，因为朱古达并非敌人，只是一个投降的手下败将。于是朱古达本人来到罗马，在聚会的人民面前听从审判。义愤填膺的人民要把这位杀害希尔塔意大利人的凶手当场撕成碎片，经过劝说之后，才出于对通行证的尊重，勉强控制了自己。可是盖乌斯·迈密乌斯刚问这个国王第一个问题，他的同僚就利用否决权阻止了他，命令朱古达闭嘴。即使在这里，非洲的黄金也比人民及其最高长官更有力量。同时，关于条约法律效力的问题也在元老院进行讨论，新执政官斯普利乌斯·帕斯图米乌斯·亚比努斯热烈赞成取消合约的建议，希望远征非洲的任务能落到自己身上。马西尼萨的一个孙子马西瓦当时正在罗马，他便来元老院申请，要弥补努米底亚国王的空缺。于是朱古达国王的一名亲信博米尔卡刺杀了国王的仇敌（毫无疑问是受到国王的指派），当他因此被起诉时，又在朱古达的帮助下逃离罗马。

在罗马政府的眼皮下面发生这样的事情，让元老院终于取消和平协议，并将国王逐出罗马（罗马纪元643—644年即前111—前110年冬）。战争重新开始，执政官斯普利乌斯·阿尔比努斯如愿以偿担任指挥（罗马纪元644年即前110年）。不过在这种政治和军事督导下，非洲军队自上至下都极端混乱，部队纪律松懈，不仅在休战期间抢夺努米底亚城邑甚至罗马行省，甚至还有军官和士兵与他们的将军一样，与敌人签订秘密协议。不难想象，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不会有所作为。之后朱古达在法庭上被控贿赂罗马将军，使之按兵不动，如果这是真的，那他真是多此一举，斯普利乌斯·阿尔比努斯因此乐得什么事都不做。另一方面，他不在时由他弟弟——同样愚蠢而无能的奥卢斯·帕斯图米乌斯——暂时掌握指挥权。当年冬天，这位弟弟突发奇想要夺取国王的财宝，而财宝都藏在苏图尔城（后来的卡拉马，现在的盖尔玛），很难进入，更难攻克。军队开拔抵达城下，但是围城难以成功。朱古达带领军队驻守城下一段时间后，开始向沙漠进发，罗马军官则在后面追逐，这正中朱古达下怀。在一次夜袭中，由于地势险要，并且朱古达与一些罗马军官已经达成一致，努米底亚人占领罗马军营，把丢盔弃甲的罗马军队打得溃不成军。结果，罗马人投降，条件就是从牛轭下穿过，并即刻撤出努米底亚全境，恢复被元老院撤销的和平条约。这些都由朱古达指示，而罗马人全盘接受（罗马纪元645年即前109年初）。

这种耻辱可太过分了。非洲人民欢欣鼓舞，他们一直认为摆脱外族统治不可能，可是现在突然有了希望，于是无数自由、半自由的部落都投入到这位得胜国王的麾下。意大利人民对这贻害无穷的腐败政府气愤无比，从而爆发了控诉热潮。同时愤怒的商人阶级又推波助澜，把一大批人从贵族圈里驱逐出去。在保民官盖乌斯·马米里乌斯·李密塔努斯的建议下，尽管元老院试图避免这些惩罚，但他们最终还是成立了一个特别陪审代表团，对有关努米底亚继位问题的叛国罪进行调查。此次审判判决两个前指挥官盖乌斯·贝斯提亚和斯普利乌斯·阿尔比努斯，以及第一批阿非利加代表团团长、杀死盖乌斯·格拉古的刽子手卢修斯·奥皮米乌斯，还有其他一些不太出名的政府党人士全部流放海外，不管他们是有罪还是无罪。由于没人敢于攻击行事谨慎且权势盖天的罪魁祸首司考鲁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政府只是牺牲了几个干系最大的人来安抚公众的情绪，尤其是商人阶级的愤怒，而且这其中完全没有迹象表明，有人敢对政府本身表示不满，尤其是对尊贵的贵族。与此相反，司考鲁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当选为审查官，并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被选为审判叛国罪特别代表团的团长。至于干涉政府的工作，更是没人敢去尝试，只有听任元老院用温和的方式去制止有关努米底亚事件的流言，因为这事的确刻不容缓，即使最高贵的贵族也发现了这一点。

元老院首先取消了第二个和平条约——三十年前的惯常做法，就是把缔结条约的指挥官交给敌人，可是现在按照条约神圣的新观念，这样做就不必要了——决心重新开战。这一次他们可是认真的。非洲战事的最高指挥权自然一定要委任给一位贵族，不过从军事和道德方面看，当时的贵族能担当此任的并不多。他们选中的是昆图斯·梅特路斯。梅特路斯的家庭有权有势，他们家族的行事原则就是严酷而无耻，他也如是。作为官员，他当然认为为了国家利益而雇佣杀手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同时他可能还讥笑法布里西乌斯对待皮拉斯的行为，认为那只是不切实际的英勇豪侠，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不屈不挠的长官，勇气十足、不贪污腐败，同时还是个头脑精明、经验丰富的战士。他选择副将并不讲究门第高低，在这一点完全没有本阶级人士的偏见。他的副官普布利乌斯·路提里乌斯·鲁弗斯是个优秀的军官，操练认真，足为模范，而且还改良了练操法。另一个副官是勇敢的拉丁农夫之子盖乌斯·马里乌斯，出身行武。有了这些能干的军官相助，梅特路斯于罗马纪元645年即前109年以执政官和总指挥官职务来到非洲军队。当时的军队一片混乱，迄今为止，将领们甚至不敢率领他们与敌军作战。除了不幸的罗马行省居民外，没有人会害怕他们。不过军队很快就得到严厉而快速的整顿[8]，罗马纪元646年即前108年春，军队在梅特路斯的率领下来到努米底亚前线。朱古达发现势头不对，自觉大势已去，战争尚未开始，就迫切请求和解，只要能保命，什么条件都答应。可是梅特路斯却很坚决（可能他得到了类似的命令）地表示，这位狂妄的属国国王如果不无条件投降，并遭到处决，他就不会终止战争。事实上，这也是唯一能让罗马人满意的结果。大败阿尔比努斯之后，朱古达被认为是利比亚人的救星，把利比亚人从可恨的外国统治者手中解放了出来。可是他寡廉鲜耻、诡计多端，而罗马政府又距此较远，即使缔结了和平条约，他也可以随时在本国发起战争，所以朱古达一日不死，和平便难以实现，非洲军队的威胁永难消除。表面上，梅特路斯对于国王的求和态度暧昧，暗地里却唆使使臣把他们的主人交给罗马人，不管是死是活，但是在暗杀方面，非洲人可是鼻祖，罗马将军绝不能抗衡。朱古达看穿了他的计划，而且因为别无他法，所以他只有决一死战。

罗马人进入内地的道路位于一片光秃秃的山区，穆图尔河与这片山脉平行。山脉与河流之间横亘着一片宽约十八公里的平原，除了靠近穆图尔河一带，平原上其他地方既没有河流也没有树木，只有一个山脊从上面穿过。山脊上丛生着低矮的灌木，朱古达的军队就在这个山脊上等候罗马人的到来。他的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包括步兵和战象，由博米尔卡领导，驻守在紧靠河流的山脊上；另一支由骑兵和步兵精锐部队组成，列队于通往山脉的较高处，以灌木为掩护。罗马人进入山口，就发现敌人占据的位置完全控制了他们的右翼，他们不能长久暴露在这不毛之地，必须抵达河流。所以他们必须解决一个难题：在敌人骑兵的阻挠下，通过宽达十八公里的开阔平原，而且他们自己的军队还没有骑兵。梅特路斯派鲁弗斯带领一支部队直达岸边，在那里安营扎寨，而主力部队则从山脉的峡谷中斜穿平原，开往山脊一带，目的是把敌人逐出此地。这样在开阔的平原上行军有可能会导致全军覆没，因为努米底亚步兵一待罗马人离开就立即占领了峡谷。罗马主攻纵队发现敌人骑兵从山脊上冲下来，从四面八方蜂拥进攻。成群结队的敌军阻止了罗马人的继续前进，战斗好像要分解成一群人一群人的混战，同时，博米尔卡及其部队也拖住了鲁弗斯的大军，使其不能匆忙赶去援救战事吃紧的主力部队。不过梅特路斯和马里乌斯所带领的几千战士最终还是胜利抵达山脚下，而山顶的努米底亚步兵，虽然人数众多，且位置优越，可是罗马军团一旦进行猛攻，他们立刻四散逃窜，几乎不加抵抗。抵御鲁弗斯的努米底亚步兵也同样糟糕，在罗马人第一次进攻之时就溃不成军，战象也被杀掉或者捕捉。晚上，两支获胜的罗马部队各自担心对方的安危，最终在战场中间相遇。这场战役既证明了朱古达非凡的军事天分，也表明了罗马步兵的坚不可摧，就是这一点扭转了战局，罗马人由败转胜。朱古达此战以后把大部分士兵都解散回家，开始进行游击战。他在游击战上也打得非常出色。(www.xing528.com)

两支罗马部队一支由梅特路斯领导，一支由马里乌斯带领。马里乌斯虽然出身和官职较低，自从穆图尔战役后却成了部队的一等军官。两支大军穿越努米底亚地区，占领了所有的城邑，一旦有哪座城市没有为他们敞开大门，之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会被处死。东方最大的内陆城市扎马却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朱古达当然尽全力支持，他甚至成功偷袭了罗马人的营地。后来，罗马人不得不放弃围城，开赴海边。为了能更容易给军队提供粮草，梅特路斯留兵戍守被攻克城市的要塞，把大军转移到罗马行省，并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进行谈判，打算以适当的条件与朱古达和解，朱古达立刻同意了。他答应一次偿付二十万磅银子，交出了战象和三百名人质甚至还有三千罗马逃兵。这些逃兵立刻就被处死。与此同时，国王朱古达最信任的心腹博米尔卡害怕如果和平到来，朱古达一定会因为刺杀马西瓦把他交给罗马法庭（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因此被梅特路斯说服，答应无论死活都把朱古达交到罗马人手里，而梅特路斯就会赦免他的谋杀罪并给予重赏。不过后来，不管官方磋商还是私下密谋都没有取得期待的结果。梅特路斯一提到要朱古达自动就范，束手就擒，后者立刻就终止谈判。博米尔卡与敌军私通也被发现，遭到逮捕并被处死。这些卑鄙的外交阴谋确实无可辩护，可是罗马人现在有很多理由一定要抓住这个对手。战争到了这种地步，无法继续又难以收兵。瓦加[9]——罗马人占领的最大城市——在罗马纪元646—647年即前108—前107年冬发生叛乱，这足以表明努米底亚人的民心所向。在这次暴乱中，罗马的要塞失守，除指挥官提图斯·特皮里乌斯·西拉努斯外，军官和士兵全部被杀死。西拉努斯后来被控通敌，被罗马军事法庭宣布并执行死刑（不知是对是错，我们很难说）。叛乱爆发第二天，梅特路斯就率军到达，整个城市受尽军法折磨，但是，如果巴哥拉达斯岸边交通便利且较为驯顺的城市尚且如此，那么内陆沙漠地区桀骜难驯的迁徙部落又当如何呢？朱古达是非洲人的偶像，是他们民族的解放者和复仇者，杀死两个弟弟的缺点也可以忽略不计。二十年后，一个努米底亚军团正在意大利为罗马人作战，可是当朱古达之子出现在敌军之列时，这支军队立刻就被派回非洲，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他对非洲人民的影响有多大。在这个地区，人民有其不同性情，地势又如此显要，而朱古达国王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可以在这里进行无休止的游击战争，甚至还休战了一段时间，以待在合适时刻重整旗鼓。在这样的地方，结束战争的希望有多大呢？

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梅特路斯再次开战时，朱古达改变策略，不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进行抵抗。他忽而出现在一个地方，忽而出现在另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梅特路斯要捉住这些沙漠骑兵，比捉住雄狮更难。仗是打了，也获胜了，可是一次胜利能带来什么很难说，那个国王却消失不见了。在现代图尼斯辖区内，靠近沙漠边缘的地方，清泉孕育了一片绿洲，一座牢不可摧的城市塔拉就坐落在这里[10]。朱古达带着他的儿女、珍宝和精锐部队退驻此地，等待更好的时机。梅特路斯带领的部队用囊袋背水，行走四十五英里穿越沙漠，对国王紧追不舍。围城四十天后，塔拉城失陷，可是罗马逃兵自焚，不仅将城内建筑物和最珍贵的战利品一并烧毁，更重要的是，朱古达国王带领其子女和财宝突围逃跑。努米底亚实际上落于罗马人之手，但是罗马人并没有达到目的，战争的范围却越来越扩大了。在沙漠南方，自由的盖杜尔部落在朱古达的号召下，发起了反抗罗马人的民族战争。在西方，毛里塔尼亚的博库斯国王曾向罗马人示好，罗马人不屑一顾，但现在他非常有意与女婿一起反抗罗马人，不但把女婿迎入宫中，而且把朱古达的残兵与自己的众多骑兵联合在一起，带领他们来到希尔塔地区，也就是梅特路斯的冬营所在地。双方开始进行磋商。很明显，朱古达现在他的手里，他握有这次战争的真正战利品。他谈判的意图究竟何在，是要把女婿卖个高价呢，还是与女婿一起共同反抗罗马人呢？罗马人不知道，朱古达不知道，即使他自己也不清楚，而且他也不愿意匆忙放弃这种暧昧的态度。

就在此时，梅特路斯在人民法令的指示下，不得不离开此地，将指挥权交给了自己之前的中尉、现在的执政官马里乌斯，于是接下来，罗马纪元648年即前106年发生的战役就由马里乌斯全权指挥。马里乌斯能够升任执政官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一次革命之功。由于他在战场上军功赫赫，而且受到一次预言的启发，他决定竞选执政官一职。此人非常能干，绝无反对政府之意，他竞选执政官不仅合法，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无不正当之处。如果贵族们对他参加竞选之事表示支持，就不会引起任何麻烦，只不过在做执政官登记表中增加了一个新家族而已。可是相反，这位非贵族出身的军官却遭到了全体贵族的辱骂，他们认为他是一个不安分的革新分子，跟以前的贵族对待平民候选人的态度一模一样，只是现在没有法律来支持他们。梅特路斯曾以尖刻的话语讽刺这位勇敢的军官，他说，马里乌斯可以在候选人的位子上一直等到自己乳臭未干的儿子长大与其同僚为官，而且直到最后一刻，他才不得不放马里乌斯前去都城参加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的执政官竞选。到了都城，马里乌斯得以一雪将军对他的羞辱。他在一群无业游民面前讲述了战争的局势，公开批评梅特路斯在非洲的行为。这些人本来就经常讨论贵族们骇人听闻的秘密阴谋，言之凿凿，现在他又告诉这些人梅特路斯故意拖延非洲的战事，好永久做总指挥官。对于这些整天无所事事在街头游荡的人们来讲，有一点非常清楚，很多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反对政府，尤其是愤愤不平的商人阶级，他们正想找个敏感的切入点来伤害贵族，这个机会再好不过了。因此，马里乌斯以多数票当选执政官，不仅如此，根据盖乌斯·格拉古的法律，执政官的权限应由元老院决定，元老院决定让梅特路斯保留原职，可是公民大会法令却任命马里乌斯指挥非洲战事。

马里乌斯因此于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接任梅特路斯，并指挥第二年的战役。他虽然自信满满，保证不会像前任一样无能，一定会尽早把朱古达五花大绑送抵罗马，可是这诺言却不容易实现。马里乌斯与盖杜尔人进行了几场断断续续的战役，攻下了几座城池，还向东南边缘的卡普萨进行了一次远征（这次远征的困难程度不下于对塔拉的远征）。他通过投降协定取得该城，可是又不顾协议规定，杀死了城内所有的成年男子。很明显，这是防止这座偏远的沙漠城市再次反叛的唯一办法。此外，摩罗加特河地处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的交界处，河上傍山建着一处坚固的要塞，朱古达把他的财宝就存在这里。马里乌斯还对这个要塞进行了进攻，就在久攻不下打算撤退之时，幸而有几个勇敢的士兵爬上山去打开通道，进而攻下这个铜墙铁壁的城堡。

如果他的目的只是想通过这种狂妄的肆虐使兵士们更加冷酷，或者想通过征战更远的地方使梅特路斯的沙漠远征相形见绌，那他这种战术也无可非议。可是，在梅特路斯时期，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就是抓住朱古达，而在马里乌斯这里，这个目标被撇到了一边。梅特路斯进军塔拉是一次正确之举，马里乌斯远征卡普萨则根本就漫无目的，而到达摩罗加特河的远征如果没有经过毛里塔尼亚境内，至少经过它的边界，这就完全不明智了。现在，战事是以罗马的胜利结束还是无休止地拖延下去，权力完全握在博库斯国王手里。博库斯国王与朱古达达成协议，朱古达同意割让给他一部分土地，博库斯承诺积极支持女婿反抗罗马。从摩罗加特河返回途中，一天晚上，罗马军队发现自己被大批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骑兵团团包围，他们来不及列成合理的队形，也来不及进行合理指挥，只是利用地势仓促反抗，军队伤亡惨重，最后能够暂时退守到两座相距不远的山上过夜，已经觉得很幸运了。大意的非洲人沉浸在胜利之中，一时疏忽大意，结果反致失败。罗马军队在夜间稍作整饬，第二天黎明，趁非洲人尚在沉睡之中，对他们发起进攻，侥幸击败非洲人，因此得以继续返回，只是这次军容整齐、行军也更加小心。可是后来又四面八方同时遭到袭击，情况万分危急，幸亏骑兵军官卢修斯·科尼利乌斯·苏拉首先击破包围他的骑兵，并率兵追赶，当朱古达和博库斯在后方攻打罗马步兵时又迅速掉头援助。至此，此次偷袭又被成功击破。马里乌斯率军回到希尔塔，在营地驻扎过冬。

起初罗马人虽然对博库斯国王的示好非常鄙视，后来也没有特别表示对其友善。不过在博库斯挑起战争之后，罗马人却开始热心争取他的友谊，这一点有些奇怪，不过我们现在不难理解了。这样做的好处之一是，毛里塔尼亚没有公开宣布开战。这时，博库斯国王的态度重新变得暧昧起来：一方面他没有销毁与朱古达的协议，也没有赶走朱古达；另一方面，他开始就结盟问题与罗马人进行协商。协议达成或者就要达成之时，这位国王要求：为了签订协议，接手囚犯，马里乌斯应派遣卢修斯·苏拉到毛里塔尼亚，因为苏拉曾作为元老院的大使到过毛里塔尼亚宫廷，而且毛里塔尼亚去罗马的大使曾经得到过苏拉的帮助，对苏拉大加赞赏，因此博库斯国王了解苏拉并对他颇为赞赏。马里乌斯此时非常矛盾。他若拒绝这个提议，和谈就会中断，可他若同意这么做，就意味着要把这个勇敢而高贵的军官送入敌人之手，而且这个敌人狡诈多变，他对罗马人和朱古达的两面手法众所周知，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把朱古达和苏拉当作双方的人质。不过要结束战争的欲望还是战胜一切，并且他一对苏拉提出此事，苏拉就不辞危险，同意担当此任。苏拉在博库斯儿子沃鲁克斯的带领下勇敢出发了，即使向导带领他通过朱古达的营地，他也没有退缩。随从们劝他逃跑，可是他拒绝了这种懦弱的提议，与国王的儿子一起，大踏步穿越敌人的阵营，结果毫发无损。在与苏丹进行谈判时，这位英勇的军官也表现得同样坚决，最终使苏丹痛下决心。

朱古达就这样成了牺牲品。他的岳父借口说答应他所有的要求，从而把他引进了埋伏圈，随从们全部被杀，他本人被捕。就这样，这位叛国者由于亲属的背信弃义落入敌手。卢修斯·苏拉把这位焦躁不安的狡猾非洲人及其子女一起解往罗马总部，为期七年的战争正式结束。此次胜利基本上与马里乌斯的名字连在一起。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1月1日，朱古达国王被押到罗马，身穿皇袍，铁链加身，与两个儿子一起走在胜利者的凯旋战车前面。在马里乌斯的命令下，这位沙漠之子几天后死于城市监狱的地牢里。这地牢就是古代卡庇托尔山的井房，这位非洲人称之为“冰浴”，走进地牢之门就要被吊死或者冻饿致死。

不过有一点不能否认，在此次胜利中，马里乌斯的贡献最小。征服努米底亚一直到沙漠边缘地带是梅特路斯的功劳，抓捕朱古达是苏拉的功劳。处于这二者之间，颇有损于这位野心勃勃的暴发户的尊严。他的前任采用“努米底亚征服者”的称号，马里乌斯勉强容忍，但是后来，国王博库斯在卡庇托尔神庙前铸就一组金像，画面就是朱古达向苏拉投降的情景，马里乌斯一见勃然大怒。不过在公正的批评家眼里，这两人的功劳确实让马里乌斯黯然无色，尤其是苏拉在沙漠里的赫赫战功充分表现了他勇气非凡、沉着冷静、头脑灵敏和对士兵的控制能力，将军自己和所有士兵都看到了这一点。如果反对党没有选中马里乌斯做元老院的将军，如果政府党没有为了激怒马里乌斯，故意称赞梅特路斯，尤其苏拉是军事奇才，对他们格外偏爱，而不喜欢那有名无实的将军。如果没有这些，这些军事上的竞争本无足轻重，可是现在它与很多党派冲突混杂在一起，就要另当别论了。这些敌对情绪所引起的致命后果我们将在国内历史中进行讲述。

努米底亚属国的这场叛乱就此过去了，无论在整体政治关系上还是在阿非利加行省内部的政治关系上都没有引起任何值得注意的变化。罗马人这一时期在别处执行的政策竟然没有在努米底亚实施，没有把努米底亚变成一个行省，很明显是因为，在这里没有军队根本无法保护边防不受沙漠里野蛮人的侵袭，而罗马又绝不愿在这里留守一个常驻部队。因此他们把努米底亚最西部的一块地方（大约位于摩罗加特河到萨尔德港之间），也就是后来的毛里塔尼亚·凯撒利亚（阿尔及尔行省）与博库斯的王国合并在一起，努米底亚剩余的土地就交由马西尼萨现存的最后一位孙子高达掌管。高达是朱古达的同父异母弟弟，身体孱弱，头脑迟钝，他在马里乌斯的建议下，于罗马纪元646年即前108年在元老院提出了申请[11]。与此同时，非洲内陆的盖杜尔部落也成了罗马的自由同盟国，并入了与罗马签有条约的独立国家之列。

朱古达战争或者朱古达叛乱的政治结果除了调整阿非利加属国关系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地方，尽管这些政治后果经常估计过高。当然，这时政府的所有弊端都暴露无遗，有一件事不仅臭名昭著，而且简直是法定的事实：在罗马的统治贵族中，什么东西都是可以买到的，从和平条约到仲裁权、从营地的防卫到士兵的生命。那位非洲人说的一点不假，他在离开罗马时曾经宣称：如果他有足够的黄金，一定能把这座城市买下来。这个时期无论对外对内事务上，政府都同样腐败无能。历史上对非洲战事的记载要比当代其他军事和政治事件都要详细，这种通过偶然事实揭露的社会真相，我们能看得更加真切。当代人从历史中看到的无非是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爱国志士都能用事实证明的事情。现在虽然增添了一些新鲜的、难以辩驳的证据，证明元老院复辟政府的腐败——其腐败程度大概只有其无能程度才可以超越，如果当时有政府不得不应付的反对党或反对声音存在，这种情形下也许能产生一定作用。这场战争不仅暴露了政府的腐败，同时也表明了反对党的无能。

罗马纪元637—645年即前117—前109年间，复辟政府的政治腐败无与伦比，而任何时期的元老院都没有罗马纪元645年即前109年的元老院那么缺少防御措施，那么孤立无援。如果罗马有真正的反对党，也就是说，有一个党派愿意并促进法制的根本变革，这时是尝试推翻元老院的最佳时机。可事实上这样的事没有发生，政治问题也转变成了个人问题，比如更换指挥官，或者一两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遭到流放。结果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所谓的平民党既不能也不愿管理国家。在罗马只有两种政府形式可能存在：专制政体和寡头政体。只要没有一个知名人物（即使不甚重要）篡夺国家政权，那么这种政府最糟糕的结果也至多是危及到寡头政治的某个人，绝不会危及寡头政治本身。另一方面，一旦这种人物出现，要撼动贵族政府的政权轻而易举。从这方面说，马里乌斯的出现非常重要，因为此事本身就莫名其妙。如果在阿尔比努斯大败之后，公民们冲进元老院，这即便不算正当，至少可以理解。可是自从梅特路斯扭转努米底亚战局后，关于政府腐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更不用说对共和国的危害了，至少从这方面是如此。此时出现的第一个野心勃勃的军官就做出了之前老非洲英雄威胁要做的事情：他公然违背政府的明确命令[12]，把军事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公众舆论在所谓的平民党手里毫无用处，但到了罗马未来君主的手里，公众舆论就成了势不可挡的武器。我们不是说马里乌斯打算篡权，至少他向群众游说争取非洲军事权的时候应该没有这种打算，但是不管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总之，人民大会机构开始任命将军，或者军官能够以合法的形式自命为将军，这表明复辟的贵族政府真的到了末日。在初期的危机中，只出现了一个新元素，也就是说，在政治革命中出现了军人和武力因素。马里乌斯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是君主政治代替寡头政治的序幕呢，还是只是偶尔侵犯一下政府的特权，就没有进一步的结果了？这还难以断定。不过有一点可以看到：如果第二次君主政体的这些苗头继续发展，那么取得君主地位的不会是盖乌斯·格拉古这样的政治家，而应该是一位军人。马里乌斯改编部队向非洲进发时，他完全不顾法律要求的财产资格，规定即使是最穷的公民，只要他在其他方面拥有服役资格，就可以加入军团。他对军事系统进行的改革，可能只是出于军事需要，可是尽管如此，这种改制依然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前，军队的士兵都拥有大量财产，即便到了近代，士兵也都出自富裕家庭，可是自此以后，军队就成了穷人的队伍，除了自己的武装和将军赏赐的东西之外，自己一无所有。贵族在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的统治和罗马纪元620年即前134年一样，但是迫在眉睫的灾难日积月累，随时都会爆发，在政治天平线上，刀剑开始与王冠一同出现。

[1]在卡尔波和弗拉库斯的统治下曾发生过很多民主活动。

[2]这道人民法令已经流传三百多年，到现在其大部分依然存在，不过其被称作托尔派土地法，这显然是错误的。

[3]这是昆图斯维持和平的一次尝试。

[4]很多人认为只有在普布利乌斯·苏维里乌斯远征西里西亚以后，西里西亚行省才建立起来，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早在罗马纪元662年即前92年苏拉就担任了西里西亚总督，罗马纪元674、675年即前80、81年盖乌斯·多拉贝拉页担任了西里西亚总督，这说朋西里西亚行省应该是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建立的。与此同时，罗马人对于巴利阿里群岛、利古里亚、达尔马提亚等地海盗的远征也经常提到对当地沿海地区的占领，这也间接证朋了上述观点，因为罗马人没有常驻舰队，他们有效控制海盗行为的唯一方式就是占领当地的海岸。还应记住一点：建立行省并非指绝对占有当地的国家，而是指罗马在当地具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所以，罗马人在这个地势险峻的山区起初所拥有的只是他们的船只和部队，其他一无所有，这一点很有可能。西里西亚东部平原依然在与叙利亚帝国的提格拉尼斯人交战，陶鲁斯北部地区之前被认为属于西里西亚，所以被称为卡帕多西亚-西里西亚，而加陶尼亚则属于卡帕多西亚。前者与阿塔卢斯王国分裂之后就归属罗马，而后者可能从与安条克王国和平之时就归属罗马。

[5]很朋显，他们对奴隶暴动持支持态度。

[6]这都是努米底亚王国的一部分。

[7]下面就是努米底亚王子们的族谱：马西尼萨516—605即前238—前149年——米奇普撒、古鲁撒和马斯坦纳巴尔——阿德巴尔、西姆普撒一世、米奇普撒、马西瓦、高达、朱古达——西姆普撒二世、奥克西塔斯——朱巴一世——朱巴二世。

[8]在塞勒斯特编年史中，这段激动人心的战争完全被忽视了。本次战争于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夏季结束。如果马里乌斯从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作为执政官开始领导战争，他在那里总共指挥了三次战役，但是历史上只描述了两次战役，这也完全情有可原，因为米特卢斯早在罗马纪元645年即前109年就来到非洲，而他到达比较晚，重组军队也需要花费时间，所以只能次年开始作战。同样，马里乌斯在意大利进行军事准备也耽搁了一段时间，到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冬才作为执政官或罗马纪元648即前106年作为地方总督就任总指挥，所以米特卢斯的两次战役就在罗马纪元646年即前108年和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发生，而马里乌斯的两次战役分别在罗马纪元648年即前106年和罗马纪元649年前105年，就是因此米特卢斯直到罗马纪元648年即前106年才能取胜。这与历史描述相符，穆图尔与扎马围城肯定就发生在罗马纪元646即前108年。塞勒斯特在这点上绝对不对，比如，他甚至认为马里乌斯是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的执政官。

[9]现在阿尔及利亚的贝雅。

[10]其具体位置现在也没有发现。以前人们认为该城市在普特地区，但没有一定根据，后来人们认为其在卡普萨东部的塔莱，也没有一定根据。

[11]塞勒斯特有关朱古达战争的政治漫画再现了朱古达失败的场面，以诗歌形式，而不是历史形式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在当时暗淡无光的历史上，这是唯一保存其原有色彩的作品，对于整个努米迪亚王国的历史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记录。塞勒斯特记载了高达继承朱古达王位的事情，一个迦太基人的记录也表朋了这一点，这位迦太基人被称之为国王，西姆普撒二世的父亲。在东部，努米迪亚以及阿非利加行省、昔兰尼的边界关系还一如从前，这由凯撒的历史以及行省的法律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博库斯的王国扩大许多，这就表朋，毛里塔尼亚起初只局限于丹吉斯地区，后来扩展至凯撒利亚及西提费斯地区（康斯坦丁行省的西部）。毛里塔尼亚由于罗马人的关系，疆界扩大两倍，第一次是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朱古达投降后，接着是罗马纪元708年即前46年努米迪亚王国分裂后。很可能凯撒利亚是第一次扩张时并入的，而西提费斯是第二次扩张时并入的。

[12]他干预了民社的财产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