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中女权思想的深化表现

在社会现实中，女权思想的深化表现意味着与男权社会的种种不公进行实质性抗争。依照社会学的观点，任何社会人（Social Being）都要经历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成为社会所需之人。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要按照社会设定的规范塑造自己。因此，社会化自然具有两面性。在当今社会中（不仅是美国社会），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也向来具有两面性。当女性遵守社会陈规、顺从制度化规范的安排时，就被称为贤妻良母；而在稍有违背惯例之嫌和忤逆之意时，即被视为大逆不道。故此，女性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就不是自己的生活，而是他人生活的陪衬和附属。这恰恰是女权思想所不能容忍的，也正是两部电影中所极力彰显的。

不同于许多传统模式的美国电影，男性的英雄形象在电影《末路狂花》中受到了彻底的颠覆。片中男人的形象不再高尚、不再高大，相反，其中的几个主要男性角色全无往日片中的个性魅力，而是个个显得虚伪、卑微，甚至龌龊。由于反抗强暴而引发的意外枪杀，两位女主人公就是在男权潜意识的压迫下，变为狂花、走向末路的。她们之所以执意逃亡，是因为她们知道，没有人（包括警察）会相信她们是正当防卫。在男性话语权作为主导的社会中，女主人公采取的枪击、逃亡、劫店、驾车越崖的一系列行动只能被视为为抵制男权侵害而做出的无奈选择。这种反抗是女权意识的深度表现，也是女权思想作用下，对于男权社会的实质性反抗。

在影片中，达里尔（塞尔玛的丈夫）、哈伦（花花公子、欲施暴而被击毙者）、西蒙（临时同行、偷走了路易丝男友借给她的逃命钱）、粗俗的货车司机等男性角色所象征的男权，构成了两位女主人公不幸遭遇的直接根源。达里尔经常对妻子恶语相向，使用社会陈规默许的男权欺辱塞尔玛。他所拥有的夫权暴力不仅包括身体暴力，还有精神暴力，而后者来得更加冷酷和残忍。事实上，这一点并非个别现象。美国社会学家的许多研究结果均表明，在美国不少家庭里，特别是中下层家庭中常有男权形成的家庭暴力。轻佻的哈伦在与塞尔玛热舞之后，他的男权意识和对于女性的轻蔑使他想当然地把塞尔玛视为猎物。在他失算后，他面对路易丝的手枪更加恼羞成怒、出言污秽，使得路易丝情绪失控而将其击毙。片中的卡车司机也是男权驱使下邪恶的化身。他乘人之危、借污言秽语侮辱这两位落难女子，以满足自己的感官刺激。两位女主人公以击爆卡车轮胎的行动，报复了这个一路上对她们言行猥琐的卡车司机。面对警方各种方式的追捕，她们最终的纵车跳崖壮举不仅突出了女权意识的深度表现，更加表达了她们对于男权社会的终极反抗。

在两部电影的比较分析中不难看到，《喜福会》所表现的反抗男权的情节更加细腻，言行似乎较为温和。四位母亲历尽千辛万苦移居美国的做法就是抵制中国男权控制的根本性反抗。尽管四位母亲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无力直击美国式的男性霸权，但是，生长于美国的女儿们的言行则不乏女权思想的深度表现：

丽娜婚后和白人丈夫分别付账，也不断敢于与她那收入高，却在付账时斤斤计较的丈夫直言讲理；(www.xing528.com)

露丝在与白人男友的母亲乔丹夫人初次相见时就显得不受欢迎，出现了不愉快的场面。乔丹夫人暗示说她儿子以后要做医生，而医生娶妻要符合社会的约定俗成。她还借用越战不得人心的说法和故意不辨中国人还是越南人的做法，强调黄种人不配做白人医生的妻子。露丝对此反应强烈，义正词严地说道：“我不是越南人，我是美国人。”她最终与白人男友喜结连理；

韦弗利擅长国际象棋的天赋为自己、家人和华裔都赢得了荣誉，她在多方面表现出的华裔女性的聪明才智使她得以成功地跻身于美国中上层社会；

精美更加崇尚自由、民主与平等。她自幼就只想成为她自己，认为母亲的管教和家长制都是侵权性的。在抗拒母亲要她持续练琴的要求时她曾经大声疾呼：“你不要逼我，这是在美国，不是在中国。”在后来的生活中她更加注重自我，不屈服于男权社会所附加的不平等、不合理的陈规戒律。

这些细腻、具体的言行不仅仅是一时的抗争，它们进一步凝聚了新一代华裔女青年的女权意识，深化了女权思想的抗争表现，具有特殊的示范性、影响力，以及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