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走向社会，中国农业银行知识型员工标兵的成功之路

银行工作，不就是数钱、存款、集资、理财吗？这些婆婆妈妈的事，他却做得有声有色、卓尔不群，从而获得中国农业银行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他就是樊磊，廖华琳的同班同学，高92 级五班的副班长。

在我的心目中，当时的樊磊就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喜欢锻炼，爱踢足球，不仅学习好，还有写作天赋，常有小文见诸少年文艺刊物。这使他在同学间产生威望，说话自然很有号召力。我让他当副班长，就是看中了他的这些优点，让他出面定能调动全班的学习热情和活动积极性。他按我的要求参与班级工作，还时常别出心裁、想出妙方，使我班在学校的声誉节节上升。

1992年，他考进西南财经大学。在大学期间曾任校报编辑、记者团团长，毕业后从基层银行工作做起，成为中国农业银行首届知识型员工标兵，被评为四川省百名学习型、技能型职工，后来又当上了县支行行长。在工作中他不忘进修学习：MBA 硕士研究生毕业，取得高级经济师职称。现成为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级培训师，调任四川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

我的学生，先后有不少在银行工作，常向我吐露此项工作的无聊与艰辛；也有初踏社会的学子，向我讨要学哥学姐的经验或教训。借一次见面的机会，我以班主任的口吻，请他讲讲这方面的心得体会。

樊磊略加思索，就开始侃侃而谈。他不仅有写作才能，还有不错的口才呢！讲起过往之事，同样有条有理、有声有色。他对我讲了自己经历的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笼养鸡”

1995年，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团省委、西南财大组织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特别安排了一个月的驻村生活，机会难得。我和师弟小卢被安排在温江县通平镇（现属温江区寿安镇）。

温江县是全国著名的粮菜生产大县，想象中的通平镇农村，应随处可见蔬菜大棚、猪圈牛舍，家家户户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带着“理论指导实践”的优越感，我们学习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早年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自认带着行之有效的乡村调查方法，又找师兄们讨教了农村帮扶经验，这次完成任务应该轻松愉快。

我们借住在一位村干部家里，每天起个大早，踌躇满志地走乡串户，走马观花、蜻蜓点水。遇到每个人都会问出奇奇怪怪的问题，装模作样做了不少笔记，自觉收获不小，但大多不切合实际。

三天过后，村干部特地安排家里做了一桌农家菜，摆上了自家酿的米酒，为我们“庆功”。

酒过三巡，交谈正欢，我们趁势提出，能否带我们去探访几家养殖大户、种田能手啥的，让我们开开眼界。

不料村干部哈哈大笑，说你们城里来的客人对农村还持有旧观念，我怎么带？

我们大吃一惊，赶紧请教。原来，1992年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农业、农户迅速被城市化、产业化所带动，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种田再也不是他们的主要生计了。

以通平镇的农户为例，年轻人很多去沿海打工，这成了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在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开始增多，劳动能力下降，所以种植主要是新兴的“公司+农户”模式，种子、化肥、农药、技术更新，都有专业的服务社来解决，收割基本是全机械化作业。

养殖业中，新希望、通威、正大等几大集团的规模优势明显，农户养猪很难挣钱，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大中型养殖基地出现，雇佣了不少“农业工人”，以“基地+农户”模式迅速壮大。

还有更多家庭往附加值更高的花木种植上转型，镇上成立了花木协会，以“协会+农户”的模式把分散的家庭苗圃联结起来，建立了专门的交易市场，把花卉、苗木、药材销往全国各地。

这些做法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二十年前可都是新鲜事物。就连我们眼前这个朴实精壮的村干部，也是多次出省考察、见过世面的能人呢！

没有帮扶到农民，反被农民给帮扶了。相比之下，我们倒像“笼养鸡”一样，跟不上形势了。惭愧之余，我们赶紧清空脑袋，放下身段，认真地向农户请教。

那一年，我和小卢关于通平镇花木产业运作模式的调查报告获得了“汇通奖学金”。这段经历教会我尊重基层、尊重实践，让我受益至今。

第二个故事：“菜鸽子”

1996年毕业进入农行，必须先到边远的基层乡镇锻炼。我去了遂宁市白马镇。

在送行的车上，当地人事处长吓唬我们说：“大家做好心理准备。那个地方很艰苦哦，上厕所蚊子都能把屁股咬肿。”我们有点害怕，以为真的要去人间炼狱。

其实白马镇山清水秀，营业所是一个四面合围的院落，前面是网点，后面是一幢六层的宿舍楼。比起大城市的装备来，条件是有些简陋，但看起来还算干净整洁。(www.xing528.com)

小镇真的很小，吃完晚饭出来散步，围着镇上的街道走一圈，也就抽根烟的工夫。不过寄封信到成都，要花去整整一周。报纸是不要想了，电视颜色发黄，图像模糊，经常要靠拍拍打打才能看完一个节目。电话费也贵，除了电信局规定的长途话费外，每分钟还要加收三毛钱的附加费。

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每天晚上敲着饭盆钻进食堂，一边围着大锅转来转去，一边吵吵嚷嚷地叫喊：“师傅，多加点臊子！”

小地方业务简单，操作不难，没多久就学得七七八八，那真是：感觉自己棒棒哒！可新鲜劲一过，人就变得懒散起来。不久，和我同住的大学生开存单时走神，五百元的大写却写成伍仟元。四千五百元的差额可不是个小事故，大家都很紧张。

不过乡里乡亲知根知底的，一打探就知道那个储户的住址了，那里离镇上有几十里地，不通公路。下班后也无心吃晚饭，所里五个精壮汉子便一同往村里跑。没多久天就完全黑了，连星星都没有，走的全是山路和田埂，看不清方向。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赶，一路惴惴不安，都不知后果如何。

好在还算顺利，找到的储户很客气，没费多少唇舌就把那张存单改了回来，但后来犯的一次错，却让我和同事付出不小的代价。我把取款一千元当成两千元付了出去，加上担任复核的同事一时粗心，没能审核出来。等我们反应过来，取款的那个女士已经离开了。

我俩立即追赶出去，在大路口的顺风车站截住了她。岂料她没有任何要退钱的意思，看着我们冷冷地说了一句：“口说无凭，下柜不认，只能以后小心点了。”那时没有监控录像，我们也无言以对，只得自认倒霉，讪讪而回。结果我俩每人赔了五百元，半个月的工资不翼而飞。

数日耿耿于怀，面壁思过，要怪只能怪自己眼高手低，忘了操作要诀和制度流程，当了一回“菜鸽子”。学费老贵了，但吃一堑长一智，术业有专攻，学习无止境。也许正是花钱买教训、知耻而后勇，让我能在2007年获得总行“全国农行十大学习型员工标兵”的称号。

第三个故事：“硬汉子”

“5·12”大地震，我母亲被困在都江堰虹口镇，周围的房子全部垮塌。在又惊又怕、又冻又饿的情况下，她坚持三天两夜，才在一名成都志愿者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徒步走了出来。

一个月后，我作为省分行下派极重灾区县的“十三勇士”之一，去了广元青川县支行支援救灾。

地震发生在一瞬间，生死福祸多半靠运气。真正考验人的是在地震后。“抗震救灾”四个字，对青川支行的六十多名员工来说并不是口号，而是每天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非常具体、非常现实的问题。

震后的现金收付量很大，青川支行向当地农户租了一个粗坯房，加固改造成简易营业室，尽快恢复了对外营业。

青川的余震相当凶猛，每天都有二十多次，晚上睡觉就像躺在按摩椅上，每一下震动都非常清晰。然而不管是5.9 级、6 级还是6.4级余震（这三次震中都在青川），只要是工作时间，支行的柜员们都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向地震中遇难学生的家长发放补偿金的时候，员工们无不以耐心、体贴的服务尽力安抚他们。大堂经理将他们引入VIP 通道，优先办理取款业务；柜员轻声呼叫存折上的名字，以免惊扰他们脆弱的心理。“大家都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为他们服好务就是我们的责任。”大堂经理梁仕君说。

还有财产档案，事关重大。都说生命最宝贵，但是现金、凭证、枪弹、客户资料，都还在危楼里，需要我们安全守住。于是我们一次次制定行动方案、组织“抢险突击队”，然后一趟趟按照重要性和难易程度，尽量将东西抢救出来。

6 级余震那次，支行副行长曾勇正带人在危楼上搬信贷档案。后来他说，比“5·12”那天还吓得惨，因为人是他带上去的，出了问题他没法向兄弟们的家属交代。

还有一名员工，是一个威武帅气的中年汉子。5月12日那天下午，他带头冲进支行营业部抢救现金物资。有一个钞箱装了一百多万元现金，几个人都拖不走，他果断几下砸开锁、扯开柜门往外搬。第二天天不亮，行里委托他徒步出去向上级报信，沿途塌方、泥石流很密集，他完全可以留下待在安全的地方，但是他没有推脱，义无反顾。就这么个硬汉，有天晚上喝了酒，拉着我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话，说着说着，禁不住泪流满面。他的面容我至今还记得那么真切，仿佛发生在昨天。

他们不是没有感情、不知害怕的木头人。他们只是懂得责任的厚重。

讲完这三个故事，樊磊已是热泪盈眶，仿佛他不是讲述者，而是在听别人讲着感人的事迹。他用纸巾擦了擦眼睛，接着说：

对第一个故事，我想说“务实”。在进入社会之前，花一些精力，实地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的基本问题，或者亲身体验一下公司、商业、社区的运作，可以为自己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

对第二个故事，我想说“专业”。无论做哪一行、哪一个岗位，你唯一能依赖的，只有自己；而最大的障碍、最大的敌人，也是自己。干一行专一行，是人生的信条，除非你不想干。

对第三个故事，我想说“责任”。有人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不如说，能力让生活更加洒脱，而责任使职业更加厚重。

务实、专业、责任，让工作越干越好，让未来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