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年底的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好友周老师悄悄对我说：“彭老师，我给你说一件事情。你要心平气和地听完，绝不去问是谁说的。”
我笑答：“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搞得这样神神秘秘的？”
她说：“学校有老师私下议论，说你班主任搞得好又怎么样？书教得好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工农兵学员么？”万没想到她说的是这事，我突然觉得脸火辣辣的，顿时气愤、心酸一股脑儿涌上心头。
工农兵学员怎么啦？我到长寿中学工作，不是靠关系、走后门，而是凭自己的真本事。周老师见我脸色不对，小心地说：“生气了？我还是不该跟你说。”我想，一定是有的人工作不如人，却在背后说三道四，找别人的短处寻开心，以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拿文凭说事。不过，我庆幸听到了同事的真言，还得感谢人家，于是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自己很难听到的话，不然，我还在为小有成绩而沾沾自喜哩！”
我的学历带着明显的时代印记。当年，“工农兵学员”的称号红极一时，大家曾经引以为荣。随着1977年恢复高考，人们的思维转变，认为考入大学才是名正言顺，从而逐渐对前者另眼相看。其实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能一概而论。工农兵学员中也不乏佼佼者，而考入大学的也有颓废无能之人。所以我一直天真地认为，只要有真才实学、工作能得心应手就好，哪管它何种学历？
现在，我终于明白，在“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口号下完成学业的工农兵学员不好当。回想推荐入学的那三年，我怀揣一颗报国心，忘我拼搏为学业，还差点留校成为大学教师。我问心无愧。要是工作没干好，有人指指点点，尚在情理之中；可你有了成绩，又说你不是正牌大学生，我心里真憋得慌，究竟如何是好？
思考再三，我下定决心另考学历。既然大家认为考上大学才有含金量，我就要去争得那块牌子。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回敬背后指手画脚的人，我自信有这个毅力和能力。我决定报考重庆师范学院专升本函授。
白天工作繁重，晚上十点过后才是我复习备考的时间。丈夫一觉醒来，见我还在挑灯夜读，心疼地劝我：“何必把自己搞得这样累，别人要说就由他去吧，只要教书受学生欢迎就好。不然，得到文凭，丢了健康，那才是得不偿失呢。”我坚定地说：“你知道我的性格，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一定要去考，而且一定要考上，我就不信工农兵学员就比别人差。”
次年6月我参加重师的专升本考试，从几百人的考试队伍中脱颖而出，成为该院生物系录取的四十名学生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我还因此被任命为函授班学习委员。
我是班上年龄最大的一个，其他同学都是大专毕业三年以上的年轻教师。年龄大，记忆力自然较差，这是我的劣势；但我也有优势，那就是我有经验、有毅力。于是我并不示弱，又像年轻时就读于西师那样，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班上有同学高呼六十分万岁，我对此嗤之以鼻。我是班干部，对自己要求更高，如果成绩不优秀，还算什么学习委员？如何起带头作用？
专升本函授学制三年，以不脱产自学为主，过程单调而枯燥，那真是一段艰苦而漫长的时光。没有老师监督，没有同学鼓励，全靠自己的自觉和毅力。有时，一个问题会纠结半天，使人欲罢不能；而一个知识难点的突破，又会让人豁然开朗、心旷神怡。这就是自学和函授的魅力。
每年的寒暑假是函授学习集中面授和考试的时间。1992年暑假，我第一次到重师面授。正是炎热之季，接二连三的课程安排容不得我半点喘息。不过，我总是第一个到教室上课的人。就像当年做工农兵学员的我一样，提前占据离讲台最近的座位。为了自己的追求，我开足了马力。(www.xing528.com)
女生住在生物系的会议室，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吱吱作响的电扇。每晚在蚊虫叮咬中入睡，早晨在闷热难当中醒来。有的同学在此待了两天，终因难以忍受而改住宾馆。我却不为所动，坚持住宿于此，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充分利用时间。
我的年龄比同班同学大得多，头上华发已生，有同学感叹道：“我要像你这个年龄，绝不会再来考试。工农兵学员的学历是国家承认的‘大学文化’，何况你早已评为中级职称，再熬一下高级职称指日可待，何必自讨苦吃？”
我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自嘲道：“我这人暑假闲得无聊，不如来此学点东西。”看得出大家有些不理解，但也佩服我的学习精神。其实我也知道“大学文化”是特指“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的学历，我的履历表上都是这么填写的。但“大学文化”究竟是大专还是本科？让人有点尴尬。我就想在学历栏上堂堂正正地写上“大学本科”四个字。为此，年纪大点算什么？苦点累点又何惧？
平时既忙工作又要自学，哪有时间？多亏丈夫的全力支持，家务事从不让我插手，由他包揽。不过寒暑假时他也会流露出小小的不满，因为我要面授，不能耽误。尽管他反复要求：“面授对你很重要，但我还是希望你请一周假早点回来，儿子早就盼望全家出动，外出旅游呢！”我毫不犹豫回答：“不行！不要说一周，我一天都不能请假。”
话一出口，我的心里也很难受——假期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实感遗憾。不过丈夫还是很理解我，没有再与我争辩。我让他一个人带孩子出去玩，并嘱咐一定注意安全。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确实让我心惊肉跳。
暑假一到，我到重师面授，丈夫带着十一岁的儿子去北碚游玩。下午酷暑难当，二人去游泳。换好衣服来到池边，只见池中人头攒动，如下饺子一般。突然“扑通”一声，丈夫身边的儿子不见了踪影。儿子也太胆大了，实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己不会游泳还敢往下跳。这一跳吓坏了丈夫，睁大眼睛向池里搜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很快发现儿子的脑袋在池水中沉浮，急忙跳入水中抱起了儿子。好在他反应敏捷，儿子并无大碍，只是呛了几口水。其实水并不深，只齐大人胸口、儿子眉毛，但水火无情，思来让人心惊。
次日，父子俩到重师看我。丈夫向我说起昨天之事，我后怕得想哭，埋怨他的粗心大意。儿子在一旁却不以为然，居然安慰我说：“妈妈，不要责怪爸爸，我不是好好的吗？是我一时觉得好玩才往下跳的，现在我知道什么是危险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紧紧抱住儿子，在他耳边轻声说：“好儿子，对不起！要是妈妈在你身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整整三年的函授学习，为了使工作和学习两不误，我像一辆超负荷的汽车奔跑在人生的道路上。当过知青的人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累没受过？为了证明自己能行，更为了回击那些在背后说闲话的好事者，即便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也在所不辞。
我用辛勤的汗水编织了成功的花环。在专升本几十门学科的考试中，我每科成绩都在八十分以上，我被重庆师范学院评为优秀函授学员和优秀毕业生。事实胜于雄辩，我虽是一个工农兵学员，但并不比正规的大学生差，这是我对自己的肯定。
反过来，我并不记恨那些好事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激励”，促使我努力地又再学三年。这工作后的进修，让我的业务水平大为提高，对我今后的教学，尤其是辅导生物竞赛如虎添翼。更让我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是，在我以后的履历表“学历”一栏内，“大学文化”四个字变成了“大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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