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当知青的第二周，生产队安排我当记分员。为工作方便，还特意给了我一个用于掌握时间的闹钟。知青属于外来人员，在队里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当然就不会无端给谁多记或少记工分，做出徇私舞弊之事——我想这是生产队“信任”我的重要原因。
自此，每天在田边地头都能看见这样一个女青年，她提着闹钟、拿着记分册，认真地挥笔记事，那就是我正在履行职责。记分员很重要，社员每天的出勤和劳动情况，全由她实时记载和掌握。年终决算时你是进钱还是倒找（补款），就凭她手中的记分册进行统计和核算，任何人不得更改。
记分员一样要出工劳动，与其他社员所不同的是：每天下午只劳动两个小时，然后到田间地头去记工分。一个生产队的面积不小，何况社员的劳动地点通常分几处，记工分得从这个田间走到那个地头为每个人登记，保证不能出差错，自然会花费不少时间。
做记分员之初，由于不认识这个婶哪个伯的，于是我一概直呼其名。此举还被一些社员指手画脚，说我没老没少，对长辈不尊敬。
第一次在地头记工分时，我照着记分册上的名字喊：“廖吉财。”社员们哄堂大笑，说你廖伯伯在那边坡上，不在这里。我接着问：“廖吉祥在吗？”一个就站在我面前的中年男子应声答“在”，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廖大叔，今天才知道你的名字。”这时，我看到几个妇女在下面议论纷纷，可能在评价我对人的称呼不妥。想想也是，别人头发花白、年岁已高，直呼其名确实不恭。
不过，没过多久我就认熟了全队的社员。之后，我就根据他们年龄的大小来称呼，有的喊大伯、大妈，有的叫叔叔、婶婶……具体到某个人，就在“大伯”“大妈”“叔叔”“婶婶”等称呼之前，加上这个人的姓或名的一个字，比如“张婶”“全叔”“英嫂”“赵哥”之类。这样叫起来皆大欢喜，感觉亲切多了。
记分员的工作看似轻松，可我也出过一次意外，至今想起仍然后怕。那次，我走到靠河沟的一块田边，给正在犁田的廖大伯记工分。我心想走近一点好问，也是出于对贫下中农的尊重，就走得比较近。可就在快到他旁边时，那头水牛突然一惊扭转身来，“哞”地大叫一声。此刻牛头距我不到一米，它那尖锐的角正对着我，我一时吓得魂飞魄散，站立不稳，一下子摔倒在田里。廖大伯立即把水牛喝住，赶快把我扶上田坎。好在我只是坐在水田中，双手高举着闹钟和记分册，虽然弄得满身泥浆，但身体并无大碍。
对牛，我过去从未有过恐惧感，有的只是温顺老实的印象，不是常说“俯首甘为孺子牛”吗？可能当时水牛犁田太累，或者我的突然出现使它受惊，才作出动物本能的应激反应，其实并没有伤害人的意思。但有了这次经历过后，我一看见牛，便有一种莫名的畏惧感，给犁田的社员记工分再也不敢靠得太近了。
记分员的工作需要公平公正、不徇私情，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正因为如此，也很容易得罪人。
农村的活儿季节性强，农闲时可随意上街赶场，农忙时得抓紧时间干活，经常早出晚归和临时“加班”。那是一天收完谷子后，陈叔多干了一小时的活，但他却对我说，加了两小时的班。我劝说道：“有很多人看到，你是晚上七时到八时加的班，实际多劳动一小时。请你不要为难我，我得实事求是，否则就是失职了。”
我执意只给他记了一小时的“加班”，他却认为我不近人情，顿时大发雷霆、出言不逊：“你一个知青是下来接受再教育的，当个记分员有什么了不起！在一点小事上这么较真，还想以后我们为你说好话吗？”我反驳道：“记分员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生产队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就有责任把它做好。希望你支持我的工作。如果你们觉得我不称职，可以建议生产队把我换下来。”
我与他的大声争吵，引来不少社员围观。有的站在我一边：“做得对，不管是哪一个，都要坚持原则。”个别人则不然：“算了，不要为区区一小时伤了和气，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农村，改善家庭经济的门路很少，收入大都依靠生产队的劳动所得。一个工分、一天劳动虽然值不了多少钱，但大家却很在乎。由于我这个人坚持原则，即使是那几个我耍得好的朋友，记他们“加班”也一样实事求是。这样，我在无意中得罪了部分社员。这些人串通一气，造谣生事，无中生有地说我乱记工分，还给自己多写“加班”时间。一时间流言蜚语满山村，在生产队沸沸扬扬传不休。常言道“三人成虎”，连平时对我十分信赖的队长也沉不住气了，于是，生产队召开干部会决定：对我所记的工分进行全面审查。
那段时间我心里闷闷不乐。本欲一心一意为集体，坦荡无私树正气，却遭此陷害，让人寒心。我真想把工作一扔了之，这“得罪人”的事我不做了，谁愿意干谁干。可一想我是知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能说不干就不干吗？还是忍辱负重吧！不过，我非常欢迎他们来审查，这样正好可以弄清真相，给有意造谣惑众者狠狠一击。
生产队派两个干部和几个有关人员一同检查我的记分册，尽管他们吹毛求疵地查找问题，仍没有发现丝毫漏洞。我的记录条理分明、规范有据，做多少工、记多少分，没有任何涂改迹象，经得住众人的考验。虽然大家时常看见我星夜归家，但在记分册我的名字下却看不到一次“加班”记录。
事实胜于雄辩，流言不攻自破。在审查结束后的社员大会上，廖队长宣布对我的评价：“坚持原则责任心强，记分工作出色无误。”生产队不但表扬了我，还对我更加信任，决定在原岗位上另加新职——监收员。(www.xing528.com)
监收员是何职务？保障收粮安全，确保丰产丰收。这是生产队收获季节的第一要务，真的是重任在肩。此时要把从田地里收回来的小麦、稻谷等粮食，先行分发到各户一部分，余下的存放在保管室或暂时堆放在院坝。大家辛辛苦苦换回的劳动果实，当然不能让它有任何闪失。监收员的任务是：在粮食堆周围用灰斗印上标记，然后由生产队派专人守护，谨防丢失或被盗。“灰斗”为何物？由木匠用木板加工而成的盒状容器，上有把手，底部镂空成花纹或文字，内装石灰粉末。提起按下，石灰粉漏出，会在物品或地面留下独一无二的印记，使劫贼、歹徒望而生畏。
生产队分粮的时候，晒场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大人们笑逐颜开，围住粮堆忙着过秤，小孩们趁机玩耍，聚集一旁嬉笑打闹。不过分粮时间通常在收工之后，由两人抬着一杆大秤称上称下，会计、出纳忙着看秤、记账，嘈杂之声不绝于耳。夜幕之下几盏马灯照明，灯火虽不算辉煌但场面却是热火朝天。
待到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分粮完毕，常常已是蛙鸣四野，夜深人静。作为监收员，我要督促大家把剩余的粮食堆成垛，并在垛的周围打上灰斗大印，确认无误后才能离开。
每年农历立夏过后，地里的小麦逐渐成熟，黄澄澄、沉甸甸的，煞是惹人喜爱。而此时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家都盼望着早一天收割麦子，吃上新鲜可口的麦粑。
经过接连几日的晴好天气，这一天终于到来，廖队长下令开镰收割。小麦地里，割麦社员挥汗如雨；田间小道，运麦大军你追我赶；脱粒场上，年轻小伙赤膊上阵。几天下来，收获的小麦堆成了一座座小山。
想着马上就要分粮到手，社员们心痒难耐，可生产队长却并不着急，迟迟没有发出分粮的信号。这是希望把收回的小麦晒干一点，还是等收完了再分到家？众人都在猜测。直到一天晚上九点多钟，廖队长突然叫人通知各家各户：马上到廖夕湾晒场分粮！顿时，全队沸腾起来，男女老少蜂拥而出。提口袋的、背背兜的、挑箩筐的，四方人流争先恐后朝着一个方向汇集而去。
分粮的场景就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其乐融融。大家一边称着清香四溢的小麦，一边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各家麦粑的做法。有的要做麦面发糕，松软香甜；有的要做馒头包子，嚼着有劲。看着众人分粮而去的欢快背影，我心中也有说不出的高兴。
那天忙到很晚。最后，几个社员把没有分完的麦子堆成一垛，我在麦垛面上和周围盖上一个个白色的灰斗印之后，这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独自从廖夕湾赶回廖家祠堂住地。
我沿着一条小路大步流星往家走，肩扛着一口袋分得的小麦，手提着盖印的灰斗。为何灰斗还要带回家，不嫌重吗？留在晒场不就得了？那可不行！万一来了窃贼偷走粮食，破坏现场后再重新盖上灰斗印，岂不神不知鬼不觉？因此，尽管拿着灰斗不方便，我也会把它带在身边。
夜深人静，我一个女孩子走在这黑灯瞎火、四下无人的山坡上。为什么不准备个手电筒？这个我有，可电池没电了。月亮泛着寒光，蛙鸣声此起彼伏，不免让人心惊胆战。我边走边为自己壮胆：我到农村经历过不少风险，每一次都能逢凶化吉，没有什么可怕的！我默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周围长得比人还高的玉米秆如同华北平原上的“青纱帐”，挡住了我的视线，左弯还是右拐？朦胧夜色中真的无法辨别哪条是回家的路，只好凭感觉沿着一条小路继续走……走着走着，只见前方微光闪烁，一个个土堆呈现在眼前，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是萤光？还是鬼火？这时我定睛一看，完了，我竟然走到一个坟坝上，难道真有倒路鬼？这阵子怕也没办法了，我的胆子反而大起来，向周围看了看，究竟有没有人们传说中的鬼？啊！原来我走错方向了。于是，我立即转身往回走。
返回的路上我的心跳得很厉害，越走越快，几乎是跑起来了。终于，我又回到三岔路口，找到了另一条路。
皓月当空，繁星满天，明天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夜风吹拂着“青纱帐”，发出“沙沙”的响声，我迈着慌乱的脚步一路狂奔。传说中的“鬼”并没有来追，我终于看到熟悉的廖家祠堂了。
急切地打开家门，迅速关上，用木棒抵牢，我感觉心还在“咚咚”直跳。搁好手中的灰斗，放下肩上的口袋，我这才觉得汗湿衣衫，浑身无力，好一阵才缓过神来。黑暗中我摸到里屋，点亮煤油灯，一看桌子上的钟，已是凌晨一点半。赶紧睡觉吧，明天还有收割任务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