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的日子终于到了。1972年1月3日，众多的学生和我一样，胸戴大红花，背负行李包，激动地向亲友道别，含泪与县城再见。有分离的痛苦，有强忍的欢笑，在震天的锣鼓声中，几十辆满载知青的解放牌载重汽车驶出人声鼎沸的闹市。
车头占去整车一半的解放牌载重汽车，大鼻头上扎着一朵大红花。我们乘坐其中一辆，目标长寿古佛公社，那是我们一行插队落户的地方。暮冬时节寒气逼人，十多个小青年在无篷的车厢内，或坐行李之上，或扶箱边而立。凛冽的北风呼啸着，大家尽力把头缩到衣领里。我们的心也像这天气一样冷冷的，大家彼此对望，互不言语。轰鸣的马达声中，我看到两个同伴一直在默默流泪。
这是第一次真正离开城市、离开父母，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独立生活，一切得由自己去熟悉、去适应、去闯荡。今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大家的心中都没有底。
而我，此时的心情却格外平静。家中哥姐早就下乡，料想自己肯定有这一天，别人能从容面对，我当然不会逊色。而今我的户口由城转乡，已成名副其实的新农民，要想改变命运，只有在广阔天地做出成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我做好了准备：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为希望奋斗，向未来挺进！
解放牌汽车左弯右拐十余里，把我们送到古佛公社所在地，各大队长早已等候在此。公社念完分配名单，由大队长带上知青到大队，再由生产队长领回住地。
我被分到五一大队第五生产队。三十多岁的廖队长身强力壮，待人和气，把我领到廖家祠堂的一间屋子，打开门锁把钥匙递到我手中，热情地说道：“这是你的房间，可能没有你家舒适，习惯就好了。你刚来有诸多不便，我与隔壁谭淑芬家已说好，暂时就在她家吃饭，待准备妥当即可自行开伙。有什么困难随时告之，我会尽力帮助你的。”虽然门外的寒风仍在肆虐，但廖队长的一番话却让我的心暖暖的。
放下背上的行李，带着初到农村的新奇，我开始熟悉环境，打量着我的“新房”和周围的邻居。这里，中间貌似是祠堂，但两边建有多间房舍，前面有一个宽阔的大坝子，估计因廖氏家族原住该地而得名。看得出祠堂内住有多家农户，我的房间位于两家之间：右边是谭淑芬一家，墙壁从上到下完全隔开；左边是廖大婶一家，墙壁只有两米多高，我的房间上方与她家完全相通。
再看我的房间内部，十一二平方米，由竹片隔成两间：外面较小一间是厨房，实际就是一个灶和一口水缸；里面较大一间是卧室，放着单人床、一张方桌和一根长板凳。整个房间没有窗子，光线仅靠房顶上的两块亮瓦透入。说是“亮瓦”，但由于长期被隔壁的烟熏，已呈浅褐色，透着昏暗的光。看来比哥哥在乡下的家稍好一点，他是厨房卧室一间屋，而我可是两间哦！
新的生活拉开帷幕，第二天我就开始上坡干活了。我从没用过农具，更没有做过农活，但有社员在旁示范，依样画葫芦，我就学着做。在生产队的劳动中，我一改平时爱说爱笑的常态，无论大家讲得如何热闹，我都默不作声，低头劳动。我心里默想着：知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只有老老实实地干，得到贫下中农的认可，今后才有出路。
看似很简单的小麦地里除杂草的农活，我做起来却笨手笨脚的。速度慢不说，一不留神，杂草没除掉，倒把小麦苗给锄断了。还好，我学起来还算快，几天下来就基本会了。可能是初次参加田间劳作，成天单一的动作使我双手磨起了泡，腰也酸痛。不过我当然不能叫苦，收工后悄悄用针刺破水泡，挤出带血丝的水，第二天照常干活。
小麦地里的杂草我是会锄了，可锄玉米地里的杂草时，我又出了洋相。
第一次锄玉米地里的杂草时，我心想这个农活太简单了。当时绿油油的玉米长得有一尺高，杂草和玉米很好分辨，我认真仔细地锄着长在玉米苗边的每一根杂草。在我的努力下，每棵玉米周围的杂草可以说是全部锄掉了。回头看看我锄过的地里，除了绿油油的玉米就是黄黑色的泥土，一目了然，特别清爽，看着就有一股劳动的成就感。
这时我惊奇地发现，有些社员虽然比我锄得快，可他们身后的地上还留有我认为的杂草。但我没有声张，边锄边想，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要惹是生非，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正在我自鸣得意之时，一个社员大叫起来：“大家快来看，这个知青锄的啥子草？把高粱苗全都锄掉了！”
她这突然的一声惊叫，骇得我目瞪口呆，什么高粱苗？我怎么不知道？原来玉米地里还有一些待日后移栽的高粱苗，领头的人忘了告诉我。我刚才还沾沾自喜，此时却羞愧难当。我难堪极了，恨不得钻到地缝中去。
与我同在一个组劳动的廖大婶走了过来，微笑着对我说：“没关系，不知者不为过。你可能不知哪种是高粱苗，反把它当成杂草了。”说着她拾起我锄掉的一株“杂草”，安慰我说：“你看看，这就是高粱苗，跟有些杂草很像，若不注意就容易把它锄掉。”她又顺手从地上捡了几根杂草，叫我比较它们的不同。
我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以为玉米地也像麦地一样，只有一种庄稼。于是没有向你们请教就盲目干起来了，是我做得不好，请大家原谅。”(www.xing528.com)
这次锄草对我触动很大，给自以为是的我又上了一课。从此以后，不论做什么农活，即使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我都要虚心请教、认真学习。几个月下来，我学会了锄草、挖土、栽秧、割谷等不少农活，再不闹笑话了。
农村劳动难不倒我，真正让我吃尽苦头的是自己起伙做饭。下乡头两周，我在队长安排的隔壁社员谭淑芬家吃饭，还没有体会到做饭的难处。后来生产队分了一些柴草给我，我就得另起炉灶了，这才让我体会到看似简单的吃饭问题，在农村解决起来还真困难。
“清明时节雨纷纷”，绵绵细雨使得空气湿度增大，柴草变得潮湿，煮饭生火成了困难事。记得有一个下雨天，我点了好一阵都没点燃灶里的火。火柴都快擦完半盒，火还没点着，我气得把火钳一丢，干脆不煮算了。但一转念，不煮没饭吃怎么行？我坚持着继续点火，终于点燃了。可能是柴太湿，火燃了一会儿又熄了。好在还有点火星，于是我用吹火筒吹，弄得满屋烟雾弥漫，浓烟熏得我眼泪直流。我心里想，农村的社员一家人在一起好热闹，我一个人，没有人与自己说话，寂寞不说，连煮饭的火都烧不起来。可没有办法，我才下乡两三个月，必须得自己煮饭吃。我又继续对着吹火筒吹，一阵猛吹后我感觉气都快吹没了，仍不见明火燃烧，反而灶洞里最后一点火星也熄灭了。
我生气地把吹火筒一扔，在沮丧和无助之下，坐在灶后发呆。此时又不好去求教别人，那会让人笑话我连火都不会烧。我冥思苦想，如何能使潮湿的柴草快速被点燃呢？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对能成功的主意，那就是在柴上洒点煤油，点火煮饭不就容易了吗？于是我立刻行动，把煤油灯里的煤油倒些在柴上，随即火柴一擦，灶中的火很快就熊熊燃烧起来。原来生火竟如此轻松，我如获至宝，欣喜若狂，接着很快就煮好了饭。
生产队干活休息时，我把这个自认为先进的经验告诉身旁的几个大妈，很想得到她们的夸奖，岂料她们却反唇相讥：“把煤油洒在柴上生火？那太奢侈了吧！煤油多少钱一斤？每天工分挣多少钱？我们才不这样做呢！”我的好心情就像突然被泼了一盆冷水，浇灭了刚刚升起的兴奋的火焰。不过转念一想，不管你们怎么看，反正这个方法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
淘菜煮饭、洗衣洗澡，生活离不开水，可我们的院子里没有水井，取水得到另一个有水井的院子去。于是，挑水成了廖家祠堂各户每天的重要事情。那个院子离我们说远也不远，大概有十分钟的路程，但要越过一条沟，翻过一个小山梁。开始我只能挑半担水，渐渐地我能挑起满满两桶水，跑一趟就把我的小水缸装满了。
如果天气晴好，一路哼着小曲快步如飞，挑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若遇下雨，田间小道变成洼地烂泥，走路可得小心了。一次，天下着小雨，我戴着草帽去挑水。虽是空桶不重，但脚下打滑易摔，我叮嘱自己要注意安全。来到水井旁，我有意没把水装得太满，轻一点容易控制。过山梁先要爬一段小坡，虽有点费力，但走得还算稳当。可是下坡腿软脚打滑，只得一步一顿，放稳脚步缓慢往下走。
总算提心吊胆地走下山梁，我紧张的心情立即放松下来，自然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前面就是小沟，跨过小石板就到院子了。不料就因一步跨得太大，我在不到半米宽的小石板上站立不稳，突然连人带桶摔到沟里。
我的腰重重地砸在沟底，头也被碰了一下，顿觉天旋地转连气也喘不过来。那一瞬间心想完了，我可能要死了。出于求生的本能，我拼命地伸手向沟外求救。正好不远处同队的青年小廖路过此地，看见后急忙跑过来。他见我脸色发青，怕造成二次伤害，也不敢随便乱动，只是轻轻地扶起我的头。过了好一阵我终于缓过气来，在他的帮助下挣扎着站起来。还好，自我感觉并未骨折，只是腰痛得历害。他搀着我慢慢走回房间，又忙着为我挑水去了。
看着“救命恩人”离去的背影，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往下淌。是感激的泪水？还是初尝生活艰辛的反应？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身体状况逐渐好转。望着屋顶一列列被烟熏黑的瓦片，我想起了一个卖油郎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古时流行挑担卖油，主人对卖油郎订的规矩是：若挑油途中跌倒洒了油，则天晴不赔下雨赔。当时我就纳闷：下雨路滑容易摔倒，主人应该谅解，为何反而要赔呢？现在我终于豁然开朗：明知道容易摔倒，那就必须时刻留神，不得掉以轻心，这样定能做到雨天不摔。原来，故事中隐含着主人的一片良苦用心。其实，不管“天晴”或“下雨”，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谨慎，不能大意，否则就可能忙中出错，欲速则不达。
一天，我端着饭碗坐在自家门口吃饭，院子里程家四岁的小男孩走过来，怔怔地看着我的碗，突然口里冒出一句话：“知青姐姐吃的是白米饭。”
我就问：“你们家不也吃白米饭吗？”
小男孩回答：“我们家来了亲戚才吃白米饭。”
我又问：“那你们平时吃什么饭呢？”
他说：“天天吃菜稀饭和苞谷糊糊。”
我的心酸酸的。从此以后，我吃饭就在自家桌上，再也不端到院子里去。的确，那时候农村分的粮食不够吃，农民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吃玉米粥和菜稀饭，三、四月份青黄不接之时还得加上野菜才能充饥。而下乡知青第一年国家要供应八个月的大米，顿顿吃白米饭也不成问题，这是我们下乡后心中仅存的一点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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