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1日，中学正式复课闹革命。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口号下，初中和高中的学制都由三年缩短为两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在长寿二中读过两个多月初中，之后几年学校一直处于停课状态。本该初中毕业的我，无奈只得进入长寿中学从头读起。所以，我们这一届初中，是连续三届的小学毕业生同读一个年级，比我小两岁的大弟也和我同级。
那时候，学校所有班级都实行军事化管理，不叫班，叫排。我所读的初一，是一个超大年级，共有二十个排，其中十七排到二十排全是小学66级的超龄生，年龄都在十五六岁左右。我被分在十七排。
重新回到窗明几净的教室，我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也许是停学的几年让我明白了人生在世，应该有自己的追求，为社会做出点贡献才是正理。我在小学时是由着兴趣做事有余，刻苦用功读书不够。我要改变，要学好知识、掌握本领，把过去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我的班主任姓许，是个二十五六岁教化学的年轻女教师。不过她并不上我们的化学课，只负责管理学生。这样的班主任每天与学生接触的时间很少，很难完全掌握班上的情况和学生的思想动态，也可能她是第一次当班主任，没有什么经验，开学一月有余，她连学生的名字都叫不全。况且“文化大革命”三年让学生无法无天，调皮和野性一时难以归顺，不时闹出个突发事件，让她不知所措，束手无策。
眼看班级的状况越来越糟，许老师气得哭过好多次。哭也没有用，情况依然如故。无奈之下，期中考试一过，学校给我们换了一个班主任。
新来的班主任是个中年男教师，姓唐，上我们班的工业基础课。班主任对一个班的作用确是非同小可，他接我们班没有多长时间，班上的局面就大为改观。唐老师很有工作经验，工作认真负责，多数时间都和学生打成一片，学生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管理起来自然得心应手。
与读小学时比，我算有天壤之别了。上课遵守纪律，学习兴趣大增。我尤其喜欢上英语课，这得益于教英语的袁老师的幽默和风趣。记得上第一节英语课时，袁老师开口就用英语讲话，同学们听得云里雾里、面面相觑。然后他用中文解释说：“今天我们开始学英语，从最基础的英语字母学起，只要大家有信心，你们都会学好的。”老师的话增强了我学好英语的信心。为了调动大家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临下课时，袁老师还即兴唱了一首英语歌《铃儿响叮当》。优美的旋律，异国的情调，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和袁老师之间的距离。
与小学课程不同的是，初中增开工业基础课、农业基础课等新的课程。每堂课都有新的知识和身边的故事，让我满怀期待，学习变成了轻松愉快的事情，自然效果也不错。当时考试常用百分卷，我的每科成绩都在80分以上。每次考试后试卷一发到手，我首先兴奋地查看试卷上方老师用红笔书写的分数，如果上了90 分，就仿佛在运动会上得了金牌或银牌，充满了成就感。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但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态。
有一次，我的一篇作文《展望新学期》还被教语文的熊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那时我激动得想哭。我居然能够写文章，而且还得到老师的认可，这更是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我一定会继续努力下去。
回想自己小学时期，还有“文化大革命”停课的那些年，简直就是在虚度年华、浪费时光。中学才是我人生崭新的开始，我立志要脱胎换骨，努力打造一个全新的自己。
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各班选出爱好文艺的活跃学生参加。在我的班上，我和沈英两人被选中了。宣传队共有三十多人，由学校教音乐的程老师负责，我们经常晚上到学校食堂的台子上排练文艺节目。
宣传队里人才济济，有的歌声甜美，有的舞艺出众，我印象最深的是吴波。她在同龄女生中很突出，个头高挑，五官精致，短发齐耳，格外精神。她家是从北方迁到长寿川染厂来的，所以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那银铃般的嗓音悦耳动听，自然成为宣传队的台柱子，除表演外，还兼报幕员。那时还没有“主持人”一说，报幕员直接与观众互动，最能吸引观众的眼球。
有一天排练节目休息时，吴波仔细地盯着我的眼睛说：“哎呀！彭一琼，你的眼睫毛是外翻的，太好看了！”我从小就是男孩子的性格，敢想敢干，不太在意打扮，平常梳头也很少照镜子，更没有刻意研究过自己的眼睛。回到家后我对着镜子仔细查看我的眼睫毛，还真是向上翘的，可我的眼睫毛不长，说不上多好看。吴波是唯一说我眼睛好看的人，我非常高兴，对她的好感油然而生。
我虽貌不惊人，但舞蹈基本功尚可，加上排练认真、配合默契，和吴波很快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她到我家玩，在摆谈中得知其父是川染厂总工程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这又与我父亲的遭遇如出一辙，使得我与她的关系更进一层了。我们一起交谈为人处事的准则，互相鼓励，立志奋发向上。
为了准备1970年的元旦晚会，我和沈英排练了一个节目——对口词《节约闹革命》。这个节目全靠嘴上功夫，台上要演五分钟。节目中，逗笑的包袱不少，但记忆起来却很困难。我们排练得很辛苦，常常连晚饭都顾不上吃。
元旦晚会在学校礼堂举行。报幕员吴波一上场，满场的喝彩声四起。我和沈英的对口词是第三个节目，化了妆的我俩光彩照人，同学们用热烈的掌声为我们助兴。“生产是摇钱树，节约是聚宝盆，勤俭办事业，节约闹革命……”铿锵有力的台词，激情投入的表演，让台下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当我还陶醉于演出的成功之中，憧憬未来更好的表现之时，一个消息给我当头一棒。那天晚上又排练新舞蹈，我练得比平时更认真。可排练一结束，程老师就把我叫到一旁，紧皱着眉头欲言又止，最后终于说出来：“彭一琼，刚刚得到学校的通知，明晚排练你就不用来了。”程老师这话，是要把我赶出宣传队吗？我一时不知何故，眼泪夺眶而出。
看得出程老师也是出于无奈，对于手下勤学苦练的队员，指导老师没有不喜欢的。她想安慰我几句，我却无心再听，头也不回地走出学生食堂的排练场。吴波拦住了我。她真诚地对我说：“听到你要离开的消息，我也舍不得。谁的决定这么草率，难道宣传演出、弘扬正气有错？哦，我想起来了，这里面一定有父母的原因，看来我也得做好随时离开的准备。不要难过，不要气馁，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等待属于我们的这一天的到来吧！”
为何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突然剥夺我宣传演出的权利？原来，就在上次元旦晚会后，有人向学校反映：“怎么‘走资派’‘特嫌’子女还能进入宣传队？这宣传的究竟是哪一家的思想？”受“文化大革命”用人标准的左右，学校对此类学生弃而不用也就顺理成章了。(www.xing528.com)
离开了宣传队，虽然我心里难受，但生活还得继续。那时我常想，如果我是普通工农的子女就好了，不会受人欺负，前途似锦，道路一帆风顺。不过转而思之，若真如此，则会自恃“红五类”得意忘形，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抄，后果的严重性更难预料。于是我不再胡思乱想，相信爸爸是个好人，盼望着他的问题有早日澄清的一天。
人少年轻，烦恼的事一会儿就忘了。我的性格活泼开朗，唱歌跳舞的爱好不会丢，学校宣传队不要我了，我就参加班上的文艺活动。我和几个女同学排练的藏族舞蹈，在次年的元旦演出中获得全校第五名。在那个时候，我心中所有的怨恨和不快，都跑到一边儿去了。
此后，我一发而不可收，别出心裁地自发组织班上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利用星期天跑到离县城十几里路远的渡舟公社，去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可是时髦而得人心的活动。
我们一群大龄初中生，正值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的年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与胡国权、董自力、石梓平、肖季民、耿亚玲等五男五女十个同学，穿军装、戴军帽，用红布剪贴的领章和五角星足能以假乱真。我们一根皮带腰上扎，英姿飒爽上阵来。
步行到达渡舟，只见赶集的人群熙熙攘攘，大小商店人头攒动，正是宣传演出的大好时机。我们展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横幅，由董、石、肖三人敲响开场锣鼓，顿时引来观看的人群，把我们团团转住。“各位乡亲听我言，发展经济农为先，抓革命促生产，齐心协力奔向前。”我的开场白让喧闹的人群静了下来。接着胡、耿二人上场，来了一曲歌颂祖国的男女声对唱。
我们最后的压轴节目，当然是十人全上场的大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嘹亮，激情满怀，为了革命，奋勇向前。宣传演出在众人的掌声中谢幕。尽管我们个个已是声嘶力竭、饥肠辘辘，但依然精神焕发、斗志昂扬。
不过有一件事使我很痛心，那就是无论我怎样表现，也依然被打入另册，不能参加“红卫兵”。班上有几个最早加入“红卫兵”的人，自以为了不起，胸前戴个红色标志，教室里外得意扬扬，瞧不起我等未戴标志的同学。我心里很不服气，总设法与他们对着干。
有一次体育课进行队列训练，全班同学在老师的口哨声中，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地走着。我在转弯时无意中发现，最受班主任信任的“红卫兵”王凤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这一瞪眼就像导火线，把我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引燃了。我忍无可忍，吼叫起来：“你王凤有何了不起，不就是个‘红卫兵’么！你有多大能耐自己清楚！”
体育老师干涉说：“不要吵架，专心训练！”我大声说：“有人挑起事端，不怀好意！”顿时，队伍大乱，以是否是“红卫兵”为标准而分成的两派怒目相向，“战争”一触即发。我这一派跟着大吼：“有本事的站出来，我们来辩个谁是谁非！”王凤见势不妙，连忙下了矮桩：“我只是看了她一眼，并非不怀好意。”
我毫不示弱地反驳：“你用恶狠狠的眼神看我，就是对我的挑衅！”王凤一派自知理屈词穷，无人帮腔，我这一派则连声附和指责王凤，暂时占了上风。
此时，体育老师生气了：“十七排停课整顿，我要刹一刹你们的歪风！”
这次体育课闹事传到班主任耳里，唐老师非常生气，把我和王凤狠批了一顿。加入不了“红卫兵”，又挨老师数落，我窝着一肚子气。于是我破罐破摔，过后不管上什么课，只要一听懂就故意找人讲话，有意“破坏纪律”。
为此，班主任把我调到教室最后一排，安排我与家庭成分不好的刘小玲同桌。一个是地主后代，一个是“走资派”女儿，两个“黑五类”子女坐在一起，真所谓“门当户对”。尽管很多同学投来异样的目光，可这时的我却泰然处之、见惯不惊了。
那时，大家知道读完书会到农村当知青，因而多数学生都无心读书。但我和刘小玲都很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约定：课堂上我们一定要专心听讲，听懂后再“破坏纪律”。
我印象最深的是数学课。教数学的程老师身体不好，讲课声音很小。坐在最后一排，我们听他的课有些吃力，因此他上课时我俩更加专心致志，生怕听漏了。可一旦听懂后，我们就开小差讲自己的事了。这样，每次考试下来，我俩成绩都不错。班上很多同学都搞不明白：这两个上课老爱讲话的人，怎么学习还这么好？
我性格开朗大方，爱好文体活动，经常一下课就和喜欢运动的同学跑到楼下打羽毛球或乒乓球。不过，一度我也曾一改常态，不出教室活动，这是因为班上几个男生的口琴声吸引了我。那优美的音色犹如微风吹过山林、鸟儿唱着欢歌，圆润如高山流水、激昂似战斗行军，让人凝思遐想。
经不住美妙音色的诱惑，我也买了一把口琴。课余时间先从吹吸音阶学起，劲头十足，简直入了迷。我下课吹、放学吹、路上吹、家里吹，喉咙吹痛了、嘴巴吹歪了，依然乐此不疲。渐渐地，我能吹起调了，会吹出歌了，禁不住心花怒放、自鸣得意。有一首表现新战士入伍自豪心情的歌曲，叫《真是乐死人》，曲调轻松活泼、生动诙谐，我常常连吹几遍而不停。
那段时间，全班一窝蜂学吹口琴。只要一下课，室内几十把口琴齐奏，窗外无数双眼睛注视。优美的旋律在教室里回荡，传到走廊，飘得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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