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串联到重庆，一次冒险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开始了。我哥哥与志同道合者步行“串联”到南京，姐姐也跟她的同学去了西安。父母认为我还小，不能到外面乱跑，我只得和两个弟弟留在家里。看到哥哥姐姐和大一点的学生都走出校门，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中，我也蠢蠢欲动，要为“革命”作贡献，于是悄悄和小学闺密志君商量，相约到重庆“串联”。

那是1967年6月上旬的一天，吃过早饭，我避开家中所有人，背着简单备好的东西，偷偷溜出家门，赶到长寿车站与志君汇合。都说“串联”学生有车随便坐不要钱，所见确是如此。可车站等车的人太多，有车到站一哄而上，身强力壮者捷足先登。眼看快到正午时分，我俩还在原地不动，再看周围都是高出我俩半头的学生，估计学历至少是初中。

此时艳阳高照，气温渐升，来车稀少，等车无望。有人提议步行“串联”到重庆，顿时响应者众。于是，说走就走，一杆红旗来开路，浩浩荡荡踏征途。我俩虽小，却也不甘落后，昂首挺胸、像模像样地跟在大部队之后。一开始还行，我俩能够跟上众人的脚步。渐渐地我们有些力不从心，被他们拉开了距离。到后来大部队走得不见踪影，公路上只剩我俩蹒跚而行。走不动了，干脆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我俩各带有一盅稀饭，几个馒头。馒头放在背包里，稀饭怕洒就端着走，这对长途步行来说的确不方便。休息坐定，先把稀饭解决再说，吃进肚里轻装上阵继续前进。

走过沙溪大桥时，看到桥下一些人在河水中捞东西，我们很好奇，一问才知那是在淘沙金。金子难道就是这样得来的？来不及细想，我们继续往前走，饿了边走边啃馒头。骄阳之下口干舌燥，公路两旁又没小店卖水，渴得我俩喉咙冒烟。突见路边亮光一闪，原来是一条小水沟。匆忙跑至沟边，虽然沟水略显混浊，我俩也顾不得干不干净，双手捧起水就喝。

有了水的滋润，我俩的精神好多了，走起路来更快了。太阳就要落山时，我们来到石船镇，可我们没打算找旅馆住下，就想早点到重庆。天越走越黑，志君有些害怕，问我：“怎么办，还继续走啊？”我说：“不走能行吗？又没有住处。”为了互相鼓劲，我俩手牵着手继续前行。

肚中的稀饭、馒头早已消化殆尽，下午只顾赶路不觉得，这时我才感觉肚子饿得咕咕叫，人也累得精疲力尽，志君直叫“受不了了”。我对她说：“那好，我们找一找公路两边的人家，住一晚上，明天再走。”于是我们在朦胧的夜色中一边赶路，一边寻觅住处。在痛苦和焦急的煎熬中终于看到路边不远处有灯光，我们兴奋地走了过去。

门是开着的，我们一到门口就看见一个中年男子，他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们，关切地问：“你们有什么事？”我俩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串联的学生，现在走不动了，附近又没有旅馆，今天能不能在这里住一晚上？”男子爽快地答应说：“可以。”我们当时好高兴，庆幸遇到了好人。没等他喊我们坐，我俩就迫不及待地把挂在身上的背包取下来放在桌子上，坐了下来。

突然，我发现这屋子里只有这个中年男子，便担心地问了起来。我说：“叔叔，你们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呀？”

他回答说：“哪里，我两个娃娃和我媳妇在灶房里头。”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休息一会，我又说：“叔叔，我们这里还有馒头给你们，请给我们煮点饭吃行不行？”他很客气地说他媳妇正在煮饭，等会儿一起吃。说完，他就到厨房帮忙去了。我俩已经累得不想说话，但心中甜滋滋的，感觉这个叔叔真好。不然，今晚我们可能露宿街头，肯定又冷又饿，还不安全。

叔叔和阿姨给我们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热情地招呼我们快吃。蒜苗炒鸡蛋，白菜一大碗……饿坏了的我们，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饭后，见我们已经疲惫不堪，主人又烧水让我们烫脚，说这样明天就可消除疲劳，然后安排我们到隔壁的屋子里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床，我们千恩万谢地告别叔叔一家，又上路了。也许是因为从小爱运动，昨天走了一天的路，经过一晚的休息，我恢复得差不多了。可志君就不行，她的双脚都肿了，比昨天慢了许多，我总是在前面等她。最后，她竟到了几乎走不动的地步。

长寿到重庆，沿长江水道不过六七十公里，公路弯弯曲曲、翻山越岭，里程在两倍以上。像这样的速度，恐怕走到天黑也到不了重庆，我们都后悔不该盲目地步行“串联”。现在我们进退两难，怎么办？我对她说：“照你这模样，走到重庆是不可能了，看看前面有没有汽车站，我们还是坐车算了。”她点头同意。

我们顺利地坐上汽车，一下子感觉轻松许多。坐在汽车的座位上，看着窗外近处是葱绿的农田，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我的心情快活不少。我俩在车上有说有笑，忘掉了这两天所有的疲劳。

到了重庆，人生地不熟，我就先找父亲的朋友丁伯伯和丁妈妈想办法。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俩。我把来重庆的经过和盘托出，引得他们捧腹大笑。丁伯伯说：“你们太天真了！长寿到重庆两百公里，就是大人步行也难，何况你们还是孩子。”他让我们就住他家，在重庆好好玩几天。

志君是第一次到重庆，而我已经来过几次了。我妈带我到丁伯伯家里来过一次，小学表演节目和参加乒乓球比赛又来过两次，我当然要比她更了解重庆。

第二天，我带志君到大田湾体育场去参观。我很得意地给她讲，我当年代表长寿县参加小学乒乓球比赛就是在重庆体育馆，讲人民大礼堂如何雄伟壮观，还有动物园里有好多珍禽异兽。这些都让她感到新鲜而好奇，听得入神，拉住我的手兴奋地说：“这次到重庆值得，明天我们去参观动物园。”

可是，当天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丁伯伯发现家里放在桌子上的三枚毛主席像章不见了一枚。我们外出回来后，他悄悄问我见过没有。我知道自己没拿，那还有谁呢？我当然怀疑是志君所为，然而当我问时，她却矢口否认，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到别人家做客，所带之人却拿了主人当时非常珍贵的东西，让我感觉愧疚无比，无心在重庆久留，于是婉言对他们说：“重庆太热，我想回去了。”丁伯伯夫妇把我们送上开往长寿的轮船。

此时，我已经没有了来时的兴致，坐在船上没精打采，可志君却兴致勃勃地到船头观山望景。当我们又坐在一起时，她居然当着我的面把一枚精致的像章拿出来欣赏。我怒不可遏：“果然不出所料，真是你拿了丁伯伯家的像章，为什么不承认？你这样做，丁伯伯一家会怎样看我？”(www.xing528.com)

她默不作声，隔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见他家桌上放着好几个像章，一时爱不释手，顺便带走了一个。”

“顺便带走”，如此轻描淡写！我大吼道：“毛主席像章极其珍贵，是外面用钱都买不到的，你怎么能未经主人允许随便拿别人的东西，这是偷盗行为，太可耻了！”她也意识到自己的不对，连声道歉说“对不起”。

从重庆回到家，妈妈看见我不由分说举手便打，大声问道：“这些天你跑到哪里去了？”我如实告之：“和志君一起到重庆走了一趟。”妈妈知道我和她是好朋友，接着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害得我这几天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四处打听也没有你的消息。原来你是‘大串联’去了！”我无奈地说：“我说了你更不会让我走了。”

本来这次重庆之行，苦累不说，还有不愉快之事，回来又遭妈妈这么一打，从不爱哭的我忍不住号啕大哭。妈妈看见了，这才感到伤了女儿的自尊，一时手脚无措，忙不迭地安抚我。其实并不是妈妈打痛了我，而是积淀已久的委屈和气恼一股脑儿涌出，犹如火山爆发。

“文化大革命”伊始，父亲蒙冤，批斗抄家，“牛棚”改造，受人歧视……不过一阵大哭之后，我苦闷压抑的情感得以释放，心情竟豁然开朗。我相信爸爸说的话：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幼小的心灵坚强起来吧！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重庆对立的两派争斗愈来愈激烈。由于武斗改变了运动的“大方向”，住在“牛棚”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暂时无人看管。但“牛棚”中的人却不受外界影响，自觉地在学校劳动改造，不同的是自由了不少，爸爸可以回家住了。

学校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战场，住家里已不安全了，我们就暂时借住到城头凤顶街，那里有幼时照顾我弟弟的马婆婆的两间小屋。高68级的姐姐在城里闲不住，到农村发展“红卫兵”去了。初67 级的哥哥参加了“造反派”，妈妈怕他参加武斗太危险，决定带他回邛崃老家躲避一段时间，于是家里只剩下爸爸、我和两个弟弟四人。

爸爸本来话就不多，自从头戴“走资派”和“特务”两顶黑帽后，越发沉默寡言了。没有妈妈和哥姐在家，又寄人篱下诸多不便，我的任务自然多了起来。现在我成了家中“老大”，每天增加了一桩事，那就是带着弟弟三人各执一根磨尖的铁钎去“串”落在地上的桉树叶。干什么？搜集干树叶用作煮饭的发火柴。

爸爸在工作中提倡勤俭办学，生活中常说节约光荣，不过有时也太过分了。煮饭时爸爸为了节约柴禾，大米下锅煮沸一会儿就叫熄火，害得我们总吃夹生饭。几天才买一次菜，咸菜下饭是常有的事。隔壁邻舍都看不下去了，马婆婆说：“彭校长，不要太节约了！看你们吃得比我家还差，孩子的身体要紧哦！”爸爸解释说：“我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要从最坏处着想，现在节约点，以后日子才好过。”但他对我们说的却是：“你妈妈回老家把钱带走了，手头有点紧。”

那一个多月的生活过得特别清苦，总共吃过两次肉，每次一斤肉炒一盘蒜苗回锅肉，老小四人片刻一扫而光。马婆婆经常把他们不多的菜分一点给我们，隔壁王伯母家有好吃的也时常叫上我们三个孩子吃，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们。

妈妈终于回来了，我们姐弟三人迫不及待地向她诉起苦来。看着面黄肌瘦的孩子，妈妈和爸爸吵了起来。妈妈异常愤怒，自然出言不逊：“你这个‘走资派’，不为大家，也得为自己的小家嘛！居然虐待自己的孩子，还想留着钱走资本主义道路？”妈妈学着“造反派”的腔调，把爸爸骂得狗血淋头。爸爸忍无可忍，在调侃中反驳：“你把钱都拿走了，我有什么办法？好，你也跟着别人叫我‘走资派’，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是‘走资派’的老婆。”

后来双方都失去了理智，吵得面红耳赤，我在一旁后悔不该告状引发事端。爸爸也不容易，既有工作压力，又有精神压力，胸中苦闷太多。我用尽全力硬是把妈妈拉进了里屋，事态才趋于平静。

武斗在不断升级。出于安全考虑，妈妈把我和两个弟弟送到她的学生周权家暂避。

周权高中毕业考上军事院校，现在某部任营长，常和妈妈有联系。他家住在离县城较远的小村庄，这里山清水秀，与世无争。周伯是生产队长，带领社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住在这里倒是安全，只是白天大家都下地劳动去了，我们没事可做显得无聊。

这里远离城市，没有辩论的喧嚣、武斗的恐怖、相互的冷眼、人性的沦丧。周围的人对我们都很友好，让我们姐弟的心情舒展了许多。每到周末妈妈会来看我们，并买来猪肉和一应菜品，使周伯全家热闹一番，我们也快乐地解解馋。

周家有两个女孩，我们称作姐姐，小的姐姐名唤秀珍，比我大不了多少。开始两个姐姐对我们都不错，可不久我发现秀珍姐姐有点不高兴，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吃晚饭时，周婶不停地给我们三姐弟夹菜，嘱我们多吃点。我见秀珍目光一滞，把筷子“啪”地一声放下，生气地坐到堂屋门槛上，头扭向一边不吃了。我终于知道了秀珍姐姐的心思，平时周伯周婶最喜欢这个任性的幺女，我们来后，转而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让她受到“冷落”，自然心情不好。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心里觉得很内疚。

从这以后，我想着要体谅这个小姐姐。周婶再给我夹菜，我会转分一半给她；我会同她一道去自留地摘菜，到沟边洗衣。渐渐她对我也有笑脸了。大姐秀英虽仍未成年，但已是家中的全劳力，算得上里里外外一把手。她对我说：“我哥班主任的孩子，就是我的姐妹兄弟，欢迎你们的到来，放心住在我家吧！”质朴的话语让我深受感动。

感谢周伯和周婶，在我们困难之时对我们嘘寒问暖，疼爱有加，使我们姐弟在这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一个月后，武斗风声平息，我们才又回到长中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