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一位女教师的故事

小时候，父亲在我头脑里印象不深，只知他成天忙于工作，白天很少有时间在家，我对父亲的真正了解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在史无前例的浪潮之中，大大小小的“当权派”，不问青红皂白，都在打倒之列。此时父亲在学校范围内自然首当其冲，除了“走资派”的罪名，还莫须有地被扣上了“叛徒”“特务”的帽子。

我的家被抄、父亲被关进“牛棚”后的一天晚上，我在家中发现窗外有人影晃动，以为有趁火打劫想偷东西的贼。此时哥、姐住学生寝室，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及两个弟弟。我突然来了勇气，拿起一根木棍就和母亲一道追了出去。窗外之“贼”见了我们并没有逃跑，反而理直气壮，“反客为主”，大吼道：“干什么？想造反？我们是工作组的，正在防备阶级敌人的新动向。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待着吧，否则会自取灭亡！”原来我们被监视了。

有一天上午，两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押着父亲回家，说是要取重要的东西。外面早有传言，“叛徒”“特务”是有手枪、有证件的，难道今天是来找这些东西的？母亲怒目而视，我依偎在爸爸身边，胆怯地看着来人的举动。“红袖章”翻箱倒柜，试图搜出证据。爸爸拉着我的手轻声说：“爸爸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当然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折腾一番过后，“红袖章”一无所获，带着爸爸悻悻而去。

“牛棚”是不管饭的。那段时间我和爸爸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每日送去一日三餐，回来时取走换洗衣物。虽然妈妈尽可能给他做好吃的饭菜，但身心备受折磨，爸爸明显消瘦多了。趁监管的人不注意，我悄悄地对他说：“这些坏蛋真可恶，我恨死了他们，但又怕他们。你会害怕吗？”他回答说：“我不害怕。从前我在地下党工作，随时有可能流血牺牲，我都挺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党暂时遇到急流险滩，相信今后会变好的。”

低矮的“牛棚”锁不住父亲坦荡的胸襟，潮湿的房间浸不灭父亲未来的憧憬。爸爸的话让我的心踏实了许多，我的脸上泛起了笑容。那时我虽然不到十三岁，但好坏是非已能分辨，相信爸爸不是坏人，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浩浩荡荡的运动中，一些正读初中、高中的孩子，被逼要求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揭发其“反动言行”。我与哥哥、姐姐站在一边，毫不犹豫地抵制了这一无理做法。

又是一天，我为父亲送饭。爸爸避开门口守卫的“红袖章”，神秘地把我拉到墙角，示意有重要事情要对我讲。他轻声说道：“最近在受训时得知，我的‘叛徒’‘特务’之名源于一封匿名信。此信是自称新中国成立前与我同关在一个牢房的人所写，揭发我在大学期间参加地下党活动时曾被国民党逮捕，后经不起严刑拷打叛变成了特务。这些都是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孩子，下面我要对你说的话，就是让你了解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接着说：“1945年，我在成都华西大学读书期间，学校的张天义同学介绍我参加进步组织‘朝明社’，他是该组织的负责人、地下党员。我在这个组织里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还在办的《潮声》杂志上发表文章。1946年我写的一篇揭露黑暗统治、呼唤人民斗争的文章，标题为‘她到哪里去了’，就发表在这一杂志上。后来我加入了民主同盟。民盟主席张澜在主持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追悼大会时被特务打伤，我和大学同学，也是民盟成员的周继丰还前去医院看望。民盟机关报《华西晚报》报道的这一消息激怒了国民党当局，骂我们是左倾，说我是冒牌大学生。我在学校因此受到打击和迫害，不得不离开华西大学。在成都逗留期间，我于1947年初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赴涪陵师范任教。离开成都时，张天义等志士前来送行，嘱我到涪陵之后注意团结师生，打好群众基础，以便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爸爸又讲道：“来到涪陵师范，我以教书作掩护，利用融洽的师生关系，参加地下党的活动。校长李树尧是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由他介绍，我在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以党员的身份投入到解放涪陵的斗争中。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我去做当地的军阀王吉成的策反工作，但功败垂成反遭王吉成下令抓捕。党组织及时通知我转移，并护送我到已经解放的丰都，顺利地与当地组织取得联系。我在成都和涪陵都没有被捕过，何来叛徒和特务之说呢？”

最后，爸爸附在我耳边说：“我在涪陵师范的经历，目前有一个人知晓，那就是长寿县医院的院长唐世昌。当时他也是涪陵的地下党员，我们在工作中时有联系。爸爸万一遭遇不测，你要去找党组织申诉，唐院长可以作证。”

父亲可能意识到，对尚未成年的女儿讲这么长的话，她理解不了，所以不时向我发问：“你听懂了吗？”“你记住没有？”此时我也总是会意地点点头。父亲的话语中有政治立场，有敌我斗争，我听得似懂非懂，但我知道这是他对女儿说的真心话，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像他一样，为国为民效力。

爸爸的最后几句话，着实吓了我一跳。他会被人整死？他要选择轻生？我想这是父亲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不得不作出的最坏打算。我压抑住内心的恐慌，凝神望着他说：“爸爸，你一定要坚强！过去的白色恐怖你都挺过来了，天空暂时的阴霾一定会被正义之风吹散。我们家不能没有你，我们等着你回来！”

随着阅历的增长、认识的深入，加上相关人士的回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对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这段经历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我在1992年中共涪陵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解放战争时期的涪陵》一书中，看到了一心一意跟党走、不畏艰险为革命的青年时期的父亲形象，崇高的敬意不禁油然而生。

在这本书中，父亲的学生郭昌荣这样写道：

1947年下期，涪陵师范校来了一个衣着简朴的彭自洁老师。他经常穿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长布衫和一双旧皮鞋，谈吐文雅，作风简朴。由于“三角”教得好，同学们尊称他为“彭三角”。

我与同学张行可经常去彭老师的寝室，他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询问我们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一次，彭老师给我们讲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作品中娜拉被迫出走的故事，我们从中受到教育。久而久之，我们成了良师益友。当我们遇事彷徨、愁苦不决时，他总是给我们支持和力量。

为了抒发情怀，我们一伙穷学生在彭老师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与众不同的《寒啸文艺周刊》。“寒啸”的寓意是：寒者，贫寒之意；啸者，呐喊呼啸。创刊号上彭老师用马克思的话题词，“真正的民主，必须基于经济的平等和废除阶级的压迫”。《周刊》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在师范校众多墙报或刊物中独树一帜，吸引了许多读者。有时上课铃响了，还有人在那里围观或议论。

1948年寒假前夕，由于彭老师积极支持《寒啸文艺周刊》，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注意。军训教官周晋源公开在学校叫嚷：“师范校有人宣传什么马克思、牛克思，谨防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搞的。”还有人私下议论彭老师思想左倾是危险分子。为此，彭老师不得不离开学校。彭老师被迫出走的前一天晚上，把行可和我叫去他的寝室，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离开学校后，《周刊》的出版更要谨慎小心，要多与华群尚老师联系，有什么困难他会帮助你们解决的。”我们惶惶然若有所失，问彭老师去哪里，他说以后告诉你们。我们由此感到了问题的严重。解放后，我们才知道彭老师和华老师是共产党员。

在郭昌荣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父亲不仅是教学上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还是一个给学生引路的革命者。(www.xing528.com)

解放初期，父亲在彭水县公安局工作，1951年调到长寿县公安局。后来，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急需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喜欢教书的父亲主动申请到学校工作。

父亲性格刚毅、做事严谨，不抽烟不喝酒，也没什么业余爱好，最喜欢的就是工作，大概工作就是他的乐趣吧！在我的眼里，父亲办事公正、责任心强、与人为善、严于律己、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他虽职位不高，但长期独当一面却从不为己谋私利，以至于让人觉得有点不近情理。

记得我读小学时，家里生活条件不好，逢年过节妈妈才给孩子们几角钱，平时我们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家住在长寿中学校内，看到小伙伴们采桉树籽卖，我和哥哥也心动了。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哥哥举着长竿在桉树下打，或爬上树去摘，我在树下勾着腰捡。哥哥带着满腿的伤痕，我撑着酸痛的腰，数天的辛劳换来一小口袋树籽，不过我们的心中却无比高兴。

盼到星期天，我和哥哥兴高采烈地背着劳动果实，赶到街上收购处，卖得崭新的三张钞票——两元一角钱。这对我俩来说，可是一笔巨款。钱到手得潇洒一回，我们到街边小摊各吃一碗麻辣小面，花去一角钱，然后哥哥分给我一元钱，我把它小心地揣进贴身的衣袋里。

我俩不动声色地回到家里，却让爸爸看出了破绽。“鬼鬼祟祟的，到哪儿去了？”爸爸厉声问道，“一定是做了不可告人的事，快快从实招来！”在公安局干过的爸爸，一副审问犯人的口气。哥哥比我胆小，不用家法伺候便和盘托出了。爸爸这时倒变得和颜悦色，对我俩说：“树是学校的，也是国家的，树籽卖了钱当然应该归公。你们说怎么办？”我俩无奈、只得掏出各自身上的一元钱递给他，而他却说道：“明天自己去上交学校总务处，也算给你们一次教训。”

还有一件事更让我领教了父亲的不近情理。有一次，妈妈的一个好友托她说情，想调到爸爸所在的学校工作。一天晚饭，妈妈对爸爸提起这件事，爸爸立即用强硬的口气回敬道：“你是校长还是我是校长？人事调动一切按政策办，不能开后门！”我看见妈妈气得直流泪，骂他教条、死板，不通情达理。这时，父亲却坚决地说：“你也是个党员，一个共产党员要在各种场合保持党性，要讲原则不讲人情。只要符合政策条件，应该解决的问题不走后门也能解决。”

父亲在长寿一中当校长期间，母亲在长寿中学工作，家也在长寿中学，我们五个子女由她照管。两校之间步行最多半小时，但父亲为了工作，大部分时间吃住都在长寿一中，平时基本上都不回家，这使得妈妈经常窝着一肚子火。

一个周末的夜晚，正读小学五年级的我在睡梦中被开门声惊醒，一定是爸爸回来了。家里的房间隔音不好，我支着耳朵想听听他们的谈话，可关上门后只听到从门缝吹进屋内的风声。我突然记起课堂上老师不久前讲过的名句：“山雨欲来风满楼。”联想到母亲时常在我们面前流露出来的怨气，我预感到父母之间将有一场不可避免的激烈争吵。

不出所料，果然我的耳边响起了母亲的咆哮声：“一校之长还知道回家呀！就在你的学校待一辈子好了！你有工作，难道我就没事？我要上课，还要管五个孩子哩，你就不能帮我分担一下吗？”一连串带着哭腔的连珠炮顿时让父亲难以招架。不过这次父亲自知理亏，只是一个劲地赔礼：“是我的错，是我的不对！今天本来可以早一点回家，但学校临时有一些急事需要解决，我确实不能走。”妈妈的心软了，声音也缓和了许多：“你瞧瞧几点钟了？想朝家里跑了。”借着窗外的月光，我探头看见了桌上的闹钟，快十二点啦。

父亲长期担任教育部门的基层干部，一心为公，不谋私利。他的一个箱子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很多获奖证书和奖章，当他心情不错时，就会在孩子们面前打开箱子，一件件如数家珍般地述说它们的来历。尽管他的这一举动，我们从小到大多次见过，但每一次大家都心照不宣，做出第一次见到的样子。因为我们理解父亲对待人生的态度和乐于奉献的精神，自然愿意让他高兴，为他捧场。当然，他也是为了鼓励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尽心去做好，更快地成长起来。

父亲有几张他最偏爱的照片，嵌在一个大相框中，挂在客厅显眼的地方。中间位置的两张照片里，父亲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下和人民大会堂前，胸前佩戴着代表的标志，神采奕奕，面带微笑。那是他1959年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的留影。

父亲最后的工作岗位在长寿师范，他担任学校校长直至离休。由于他热爱教育，喜欢教书，于是离而不休，一直在长寿电大上课。在此期间，他多次捐助贫困学生。大弟常在他面前嘀咕：“你捐钱资助他人有什么好？还不如扶持一下儿女的家庭实在啊！”父亲却生气地说：“你们都有工作，美好生活要靠自己创造。我不想锦上添花，只会雪中送炭！”

颇富戏剧性的是，“十年动乱”之后，父亲平反昭雪，我们家又成了让人羡慕的台属（父亲有个弟弟新中国成立前去了台湾），每年中秋节还可领取百元慰问金。在20 世纪80年代，彩电还是紧俏商品，凭着国家对台属的优惠政策，我们家得到了一张彩电优购券。当一台耀眼的彩电搬回家的时候，左邻右舍争相来看稀奇，其热闹场景非同一般。

我父亲是一个有孝心的儿子和有担当的哥哥。据我七爸回忆，父亲离开华西大学到涪陵师范任教时，爷爷年岁已高，已无精力维持私塾教学，这样父亲的工作就成了全家重要的经济来源。他经常回家看望爷爷，自己不高的薪水，除去自己伙食费外，剩下的全部拿回去孝敬老人和补贴家用。1948年我爷爷去世，爸爸回家主持后事，从涪陵老家把自己继母的儿子、时年十二岁的弟弟（七爸）接到身边，一直抚养，直至七爸师范毕业参加工作。

也许是因为父亲住“牛棚”时是我给他送饭送衣物，也许是因为他在劳改时是我用稚嫩的身体接过他沉重的担子，也许是我当知青的出色表现让他感觉到我有他少年发愤的影子，在家中，父亲总对我宠爱有加。1973年我出席县、市知识青年代表大会，父亲高兴地要其他四个子女向我学习；次年我被评为长寿县妇女标兵，他亲手把奖状贴在客厅的墙上，与他的相框并列在一起。

那天晚饭后，父亲把子女们叫到身边，一反常态地对我们郑重讲道：“一个人要有志气，未来的前途靠自己努力。我能从农村出来，有四哥的榜样（四哥考上大学，也是个地下党员，后被国民党杀害），有环境的逼迫，更有我不懈的奋斗。在大学里我信仰马列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活动，散发传单、激情演讲、声讨游行，有好几次差点落入国民党手中。那是在白色恐怖下追求真理，在党的旗帜下为新中国而战。现在的你们生活在美满的和平年代，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那声音抑扬顿挫，好像在对子女们演讲。

父亲的这番话让我真正明白了，老一辈革命者的情怀就是这样。虽然他在八十八岁那年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爱他的儿女们，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勇敢执着、坚韧刚强、艰苦朴素和一心为公的共产党人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