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小学毕业。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一片“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中，我家被抄了。
那是6月下旬的一个深夜，我正在睡梦中。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我们。我听到门外一群人吼叫的声音：“快开门，快开门！我们是来搜查的，快把藏着的枪和子弹拿出来！”家里只有妈妈、我和两个弟弟，都被这些人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心惊肉跳，我们只得屏住呼吸一声不吭。外面敲门声、吼叫声还在加剧，妈妈不敢出来，在里间屋里拼命喊叫：“小赵，小赵！”这个叫小赵的人，是住在我家同排房子的学校职工，他年轻力壮，妈妈想请他帮忙看一看，究竟是些什么人在门口吼叫。
也许是因为支持来者的行动，也许是害怕引火烧身殃及自己，妈妈声嘶力竭地呼喊，小赵却始终没有应声。万般无奈之下，妈妈只好去开门。
一群人猛地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在我家的两间屋子里翻箱倒柜，“哐哐当当”之声确实吓人。由于害怕，我蜷缩在床上闭着眼，一动不动。他们还在我睡的床上东掀西翻，早已经惊醒的我假装睡着，随着他们的翻找在席子上顺势挪动，心里却害怕极了，心想，难道爸爸妈妈真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
他们一直折腾到凌晨，屋子里一片狼藉。天刚蒙蒙亮，我和两个弟弟起来站在门口，惊恐地看着他们在穷凶极恶地逼问妈妈：“你这‘叛徒’‘走资派’的老婆，把那些国民党的东西藏在什么地方？赶快老实交代！”我看到妈妈坐在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头发虽然有些蓬乱，却异常镇定和勇敢。
妈妈据理力争：“我们家里没有什么枪支弹药，我丈夫1949年以前是地下党员，怎么可能是叛徒、特务。他为了教育事业，克己奉公，兢兢业业，怎么就成了‘走资派’？”这义正词严的回答、掷地有声的抗争，使得那帮人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他们高呼：“打倒叛徒、走资派彭自洁！彭自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们三姐弟哪见过这种在电影中才有的场面，铁青着脸，紧握小拳头不敢作声，任由他们糟践父亲的名声。
此时，我们家门口已经站了很多围观的人。妈妈昨晚喊叫的那个小赵，站在旁边幸灾乐祸地说：“昨晚我听到唐老师叫我，晓得他家出了事，我才没有答应。”我妈妈平时待他并不薄，这个在我爸妈面前总是甜言蜜语、阿谀奉承的人，居然是一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无耻小人。当时我恨透了这样的人，现在想来，这也许是在那种非常情况下，人性中自我保护意识的一种自然流露吧。
我家被抄的消息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甚至有人有板有眼地说，亲眼看见在我家搜出了国民党的党徽。身为长寿一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的爸爸，被隔离审查，打入学校的“牛棚”；妈妈也被限制人身自由，逼着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只留一群孩子在家。一夜之间，我们掉进了苦海。
那时候，爸爸经常受到批斗，每一次批斗都是对他身体和心灵的摧残，“走资派”加“叛徒”的罪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有一天，我父亲被批斗了两次：刚在长寿一中开了全校的批斗大会，又被戴上高帽、挂着黑牌，押送到长寿中学认罪，名为“消除余毒”，因为他在那里工作过。
我父亲在长中的学生食堂批斗时，我跟在人群后面悄悄地注视着。我看到爸爸被推到台子中央，造反派非要他把双手举起来做投降姿势。我父亲坚决不从，就有几人凶狠地打他的手，按他的头。同时，“打倒走资派彭自洁，彭自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我不禁全身颤抖，眼泪不停地往下淌，我真害怕他们会把爸爸折磨致死。我虽心急如焚，却敢怒而不敢言。不过，我佩服父亲的勇敢和坚强，无论怎样，他始终没有把手举起来。
乌云笼罩着我的家。家门外的墙壁上，贴满了爸爸和妈妈的大字报，门框上还贴有一副白底黑字的大对联，上联“居心险恶彭扒手”，下联“叛徒特务走资派”，横批“罪该万死”。
从此，再也听不到我们一家的欢歌笑语，原来的革命干部子女，一下子全变成了任人唾骂的狗崽子。很多人都不理睬我家的人，就连之前要好的小伙伴一见我也躲得远远的，害怕受到牵连，惹火烧身。十二岁的我完全看不懂这个世界，整天提心吊胆，心里充满了疑惑和恐惧。我不再外出玩耍，以逃离那个可怕的环境。窝在家里洗洗衣服、煮煮饭，也许这样能减轻一点妈妈的负担，也能暂时安抚一下我受伤的心灵。
在长寿中学的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偶尔我会去数我父母的。我父亲以前在长中做教导主任时，由于作风正派、秉公办事，得罪了不少人，针对他的讨伐文章自然很多。我妈妈就是一个普通教师，她的大字报多是因为受父亲牵连。我印象最深的关于妈妈的那一张大字报，上面用毛笔打了一个很大的红“√”，就像枪决死刑犯布告上那样的大红“√”。大字报上说我妈妈在新中国前根本不是工人，而是专门欺压工人的工头，是混进教师队伍的阶级敌人。
我年纪小，分不清真伪。但我听妈妈说过，新中国成立前她在成都一个纱厂做工，受资本家的剥削，成天加班累得吐血，怎么会是工头呢？我记忆中的妈妈热心工作，待学生如子女，甚至无暇顾及自己的子女，怎么会是一个混进教师队伍的阶级敌人？我不由担心起来：万一妈妈也被关进“牛棚”，我们怎么办呢？
此前父亲忙于工作，多数时间住在长寿一中，我在家里很少见到他。随着“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父亲被关进一中的“牛棚”，送饭送衣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这样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才多起来。
长寿一中的地势比长中低，从长中后面的东门口出去，沿小路往下走不到半小时就到了。父亲和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都关在“牛棚”。所谓“牛棚”，并不是真的“牛住的棚”，这是特定时期的专用名词，专指“文化大革命”中用于关押“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简易场所，平时都有专人看守。
妈妈把给父亲送东西的任务交给了我。一个人单独到“牛棚”去，我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我小心翼翼地接受盘查，通过“安检”——送的饭菜和衣物都要经过检查，最后才能见到父亲。看到父亲日渐憔悴的面容，我就想哭。面对女儿担心害怕的模样，他反而安慰我说：“不要害怕，那些罪名都是强加于人的。你爸爸为党工作，做人清白，相信将来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是啊，爸爸怎么会是“走资派”和“叛徒”呢？在我的记忆中，他成天有忙不完的工作，一天到晚都在学校。长寿一中离长中这么近，他却很少回家，对孩子更是无暇顾及，这样的领导怎么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一个曾为中国解放而奋斗的中共地下党员，怎么又成了叛徒呢？
有一次给他送饭，我担心地悄悄问爸爸：“你真的不是走资派和叛徒？批斗时他们打你，疼吗？”他说：“我的人生历程以后自有公论。皮肉之苦我不怕，解放前做地下党工作时连死都不怕，这算什么？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日子一定不会太长，我相信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我天真地说：“这样的‘牛棚’还要住多久？我们不住了，回家去吧！”爸爸坚定地回答：“虽然暂时还不能回家，但这一天肯定会来的。我相信党，相信组织。”看到爸爸在这样的环境下还如此泰然自若，我握着拳头在他的面前晃动着，轻轻地说：“我相信你，爸爸加油！”爸爸感受到女儿的关心和鼓励，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www.xing528.com)
有一次，妈妈有事脱不开身，叫我到长寿一中总务处去领爸爸的工资。我在学校伙食团旁边找到了总务处，当时门口有两个系着白围裙像是炊事员的人在抽烟。我走到总务处的窗口旁，还没有来得及问话，屋内就传来酸溜溜的女中音：“哟！这不是彭校长的女儿吗？有何贵干？”居然有人认得我，我仔细一看，是个中年妇女。我回答说：“阿姨，我来帮爸爸领工资。”女中音刁难说：“在押人员还有工资吗？这得请示领导。”
我急得想哭，左顾右盼周围又没有认识的人。好在里面一位大叔发话了：“什么在押人员？不是还没有定性吗？工资应该发。”看来这位是总务处负责的，我遇到好人了，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其实学校员工当月的工资早已装入写有各自姓名的信封中了。女中音从抽屉里找到写着我父亲名字的信封，从中拿出一沓钞票，数了数递给我，冷冷地说：“看好了，九十七块五！”
这是当时我爸爸的月工资。妈妈曾经告诉过我，爸爸是十七级干部，在县里属于高工资。女中音又响了起来：“太不公平了！我们一个月才拿二三十块钱，‘走资派’一人顶我们三人了。”我不敢与她争吵，只得忍气吞声，匆忙签了字，把钱用手帕包好，揣在衣兜里，转身就走。
刚走出几步，后面又传来两个炊事员的声音：“什么校长，有什么本事？学校安排他喂猪，却连山坡上的猪草都不会认，一个月还要领这么多工资，该打倒！”我回头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心中愤愤地想：“你炊事员懂什么？校长是管理学校的，是可能不会打猪草。你会炒菜做饭，要叫你上讲台能行吗？大惊小怪的！”
我带着钱一溜小跑地往家里赶。一路上，我心情紧张得不行，身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可不能搞丢了。于是我把手放在装钱的衣兜里，抓着包钱的手帕，这样才放心。我心急火燎地赶到家，平时半小时的路程只用了十几分钟。
急急忙忙把钱交给了妈妈，我才把领钱前后的经过对她讲了一遍，然后生气地说：“以后我再不去给爸爸领工资了，只给他送饭和衣服，我不愿听到有人乱说爸爸的坏话！”妈妈笑着拉着我的手说：“我知道在这个非常时期，会有人风言风语地羞辱你，真有点为难你了。不过在这样的场合锻炼一下也好，我希望你勇敢坚强起来。”
妈妈的鼓励让我茅塞顿开，也许我后来做事大胆泼辣的风格，从那时候起就萌芽了。爸爸的事我会出面担当，家中的事也能出谋划策，虽然我只是家里的老三，却俨然成了老大。
但我毕竟年龄还小，也会做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父亲喜欢吃汤圆。妈妈那天拿钱叫我到街上去端一碗大汤圆回来，给爸爸送去。
我到街上餐馆买了一碗五个的大汤圆，装在保温桶中提回家来。我大弟一民看到我就问：“提的啥东西？”我答：“汤圆。给爸爸吃的，我们不能动。”他拉着我非要“打开看看”。当热气腾腾的汤圆出现在眼前时，顿时让他直流口水。一民趁我不注意偷偷吃了一个，当我发现时他已吞下了肚。我只比他大两岁，也经不住美味的诱惑，气愤地说：“我爬林庄口那坡，辛苦端回汤圆，你倒不劳而获。不行！我也要吃一个。”于是我也吃了一个。弟弟看到我吃，接着又抢吃了一个。就这样你一个我一个，连最后一个也被我俩平分了。
妈妈下班回来问我：“汤圆给爸爸买回来没有？”我支支吾吾地说：“买是买回来了，但被我和弟弟吃了。”顿时，妈妈脸都气青了，对着我大吼：“你多大了？还和弟弟争吃的！”我为自己辩解：“是他先吃的！”妈妈长叹了口气，只得拿钱叫我重新上街去买，并直接给爸爸送到“牛棚”。那时候生活条件差，只有过年才能吃到汤圆，现在回忆起来都想笑。
爸爸在“牛棚”中除了写交代，就是劳动改造。要打扫厕所，打猪草喂学校饲养的猪，还得到长寿的关口去挑猪饲料。爸爸在劳动中任劳任怨，从不叫苦，他把做这些活都当成锻炼自己的机会。由于以前他没有干过什么体力活，力气小，开始担饲料时，他一次只能担四五十斤。他不断给自己加压，后来可以担八九十斤，最后是一百二十斤。
由于父亲的缘故，1966年我小学毕业，没有被条件相对较好的长中和长寿一中录取，而是到只有初中部的长寿二中读书。从小学毕业到现在就几个月时间，我家遭受的巨大变故让我变得懂事不少，与过去的我判若两人。我发誓，要变小学时“父母要我读书”为“我要读书”，而且自信一定会学得很好。
我的班主任是由学校的郑主任兼任的。郑主任人到中年，知书达礼。记得开学第一周他找我去谈过一次话，他说：“我是你爸爸曾经教过的学生。这次招生时，长中和长寿一中都拒收你这个‘特务’‘走资派’的女儿。我说你们不要，我们二中要。你要争气，好好学习。你父亲是一个好老师、好领导，我相信他的问题以后会解决的。”郑老师的话像一股暖流滋润着我灰暗的心，这是我父亲关进“牛棚”以来，第一个关心安慰我的老师。我说：“谢谢老师，我会努力的。”
虽然我是第一次住读，可我一点没有不习惯的感觉。像我家这种情况，能读书已经很不错了。在学校我守纪律，课堂上认真努力，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感觉学习变得有趣和轻松起来。我与班上同学相处得不错，可我还是怕他们知道我家的情况，所以即便是再好的朋友，当问起我的家事时，我也常会顾左右而言他，生怕他们瞧不起我。
在长寿二中读书期间，也许是父女之间的心灵感应，我心里总是惦记着爸爸，想到他每天从长寿一中到关口担饲料，这么远得有多累啊，总想替他搭把手。从长寿关口到长寿一中，要经过长寿二中门口，于是，我算好他要经过的时间，经常去帮他挑一段路。
有一次，我在校门口等了一阵还不见他的身影，就向关口走去，看是否能在路途中接到他，可一直都没有看到挑担子的。我担心着急起来：是爸爸生病了？或是其他原因？我加快脚步继续往前走，走到关口远远就看见挑着担缓慢行走的父亲。我心中一酸，喊了一声：“爸爸！”快速跑过去接下他肩上的担子。
虽然我力气小，可为了减轻爸爸的负担，就算是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我都咬牙坚持。每次挑到百米我就累了，停下休息片刻，这时爸爸总会说：“行了，你回学校去吧。”我要强地说：“不，我还要担一段路。”爸爸看着我身躯弱小还为他分忧，有些过意不去，不过脸上总露出微笑，我知道他想和女儿多待一会儿。
在长寿二中只读了两个多月书，学校突然宣布停课，我离开学校又回到家。此后，我仍坚持每隔两天去关口帮爸爸劳动一次，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的力气渐渐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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