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苦乐并存，有欢笑，有害怕，有愉快，有辛酸。
我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家住四川省长寿县（现在是重庆市长寿区）长寿中学。上有兄姐，下有两弟，我排行老三。家中兄弟姐妹五人，依次相差约两岁。
记忆中，学龄前的我欢乐自在、无忧无虑，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这只“小鸟”早晨从家中起飞，到幼儿园中与小伙伴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下午放学回家，又与兄弟姐妹同乐，整天生活在欢笑声中。
我记得，只有第一次上幼儿园是妈妈带着我去的，那是为了报名。因为幼儿园就在小学校内，后来我有时跟着读小学的哥哥、姐姐一道上学。不过由于哥姐上学的时间太早，母亲为了让我多睡一会儿，多数时间便让他们先走。因此，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学校。
冬天来临，昼短夜长。清晨，天还未亮，我就在黎明的微光中，踏着露珠，匆匆从家向小学行进。
那时候，小朋友们上学都没有家长护送。我在路上总会遇到自己的小伙伴，一路蹦蹦跳跳，结伴而行，到校时已是三五成群。放学时我们排成一字长蛇阵，由老师带队从幼儿园出来，沿途走到离家最近的路口时，小朋友就告别老师各自回家。我每次都跟随队伍走到林庄口，然后顺着一坡梯坎独自走向长寿中学内我的家。
一次放学时正下大雨，我盼望妈妈能来接我。我在幼儿园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有看到妈妈的身影，可雨依然在下。我就和几个同学冒雨跑了回去。回到家中我成了落汤鸡，冷得发抖。妈妈用干毛巾给我擦头、换衣服，心疼地说：“乖，对不起。妈妈正在上课，没有来接你。下这么大的雨自己跑回来，你很勇敢。”听到妈妈的表扬，我很高兴，身上寒意顿消，感觉十分温暖。
现在回想起来，幼儿园时期过得最快乐。在幼儿园里，老师对小朋友们关心爱护、温柔体贴，我们都很喜欢她们。我喜欢上手工课。在课上，老师教我们剪纸，“这是一枝梅花，那是一条小鱼”；老师教我们折纸，“这是一只天鹅，那是一架飞机”。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老师带我们做游戏——丢手帕、捉迷藏、龟兔赛跑……我最爱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在这个游戏中，我喜欢当老鹰。每次玩这个游戏时，我都自告奋勇当老鹰。可能因为我反应快，跑得也快，只要我当老鹰，便会声东击西、真真假假，弄得最前面的“母鸡”不知所措，顾得了头、管不了尾，要不了多久就把后面的“小鸡”捉住了。这时候我就开怀大笑，大声地喊着：“我捉住了！我胜利了！”很有成就感。
有一次班上又做这个游戏，我还是跟老师说：“我当老鹰！”没想到有些小朋友不高兴了，他们说：“她当老鹰，一会儿就捉住我们了，不好玩。”我生气了，老师就安慰我说：“你来当母鸡，保护后面的‘小鸡’行不行？”我觉得当母鸡也比当小鸡好玩，就又当起了保护“小鸡”的母鸡。
“母鸡”伸开双臂站在最前面，身后是一串拉着前者衣服的“小鸡”。老师一宣布游戏开始，我就全神贯注地提防“老鹰”的“扑食”。虽然变换了角色，但我相信能当好老鹰也一定能当好母鸡。凭借我灵巧的反应、敏捷的身手，我们一次次逃脱了“老鹰”的追捕。有几次“老鹰”快要抓到后面的“小鸡”了，都靠我急中生智、左冲右突而化险为夷。由于多次没有抓到“小鸡”，当老鹰的同学心灰意冷，生气地说：“我不当老鹰了，我要当母鸡。”可这时我身后的“小鸡”们又不乐意了，坚持让我当母鸡。得到小伙伴们的力挺，我也很得意。后来班上只要一做这种游戏，小同学们自然而然地就在我身后拉起衣服要我保护他们，似乎“母鸡”的角色非我莫属。
在幼儿园上学每天下午要发一次糖果，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想到上学有糖吃、有游戏玩，我就喜欢上幼儿园，无论天晴下雨，很少缺席。
由于大家喜欢和我一起玩，老师认为我有点号召力，常安排我当值日生，帮助她做一些小事。当值日生能够得到老师的信任，还能在同学面前发号施令，这满足了一个五六岁女童的虚荣心。当老师给我戴上印有一朵红花的值日生袖标时，那一刻好像我就是班上的小老师。那一天，上课时我大声喊“起立”，积极举手回答问题；下课时把教室的小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帮助老师把凌乱的玩具放回原处。尤其是下午发点心时，由我把糖果递到小朋友们手上，看到他们无比羡慕的眼神，我瞬间觉得自己长大了。
小时候，我们最盼望过年：妈妈要给我们买新衣服，除夕之夜还要发五角钱的压岁钱。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我会兴奋得一整夜都睡不着觉。春节就像是一个大联欢会，大年初一吃汤圆是第一个节目。那时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吃到汤圆，要逢年过节才可以吃。兄弟姐妹几个总是争抢着，看谁吃得多。早饭过后，屋外的喧嚣声渐渐大起来，于是一家人簇拥着上街去看热闹。
从家中出来到校门，穿过校外的运动场，还要爬五百多步梯坎才能上到林庄口再到街上。每次上梯坎时，我们五兄妹争先恐后向上跑，玩起了比赛，爬上林庄口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这时，回头一看，爸爸妈妈才走到梯坎的一半。
节日的长寿县城，街头早已张灯结彩、花花绿绿、焕然一新，人们前呼后拥、摩肩接踵、喜笑颜开。全家人愉快地在街上漫步，我们几个小孩用各自的压岁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买个红色大气球玩。大家闲逛了一阵之后，妈妈就带领我们到照相馆照全家福，这也是“春节联欢会”的重要节目之一，家里现存的影集中有我从幼儿园到小学五年级的全家福。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来，破旧立新，化妆打扮、留影照相，属于资产阶级的“旧”，自然应该淘汰，照全家福的传统就中断了。直到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家才恢复了这个传统项目。只是十年已过，全家福中我的天真已不复存在。
1960年9月1日，我度过学龄前无忧无虑的时光，该上小学了。妈妈带我到城一校报名，这个小学就是我读幼儿园的那个地方。那天，我第一次背上书包，蹦蹦跳跳地跟着妈妈去学校。路上妈妈对我说：“你现在是小学生了，要好好读书，不要像在幼儿园那样，成天只知道玩。”我似懂非懂地回答：“我知道。”(www.xing528.com)
我和妈妈来到学校一年级一班的教室，听到妈妈向班主任介绍我的情况。妈妈说：“小孩不懂事，在幼儿园就坐不住。我平时工作忙，家里有五个孩子照顾不过来，请老师严加管教。拜托了！”我心里很不高兴，妈妈怎么一开始就对老师说我的坏话呢？我在幼儿园时老师就喜欢我，我还想在一年级表现得更好呢！
城一校低年级的教室在一个老式木结构的大型四合院里，周围都是教室，中间的大天井就是同学们下课后的活动场所，我们班的教室在靠近幼儿园这边的第一间。
我的班主任张老师是一位体态丰满的中年女教师，平时一脸严肃，少有笑容，小小年纪的我们一开始都有点怕她。不过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多，知道她面狠心软，严肃都是为大家好，于是慢慢喜欢起她来。
张老师教语文，语言生动风趣，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总会让全班的小听众听入迷，陶醉其中。也许是她教学有方，又或者是她眼神犀利，我们班的语文课纪律特好，自然学得也好。那时我还很喜欢上她的拼音课，因为学好拼音，不认识的字也能读，这是多美的事啊！
我记得学拼音时，张老师把拼音字母做成卡片，一遍遍地教我们如何拼读和书写。她拼读生字时，那声音真好听，我们跟读得可带劲了。我的拼音知识到现在还掌握完好，就是在那时候学成的。张老师工作认真负责，管理学生很有办法，她带的班都能成为学校的先进班，是一位很优秀的老师。
发生在小学一年级冬天的一件事情，我至今想起都会脸红。那时候，父母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管我们五个孩子，以至于很久都不给我洗头。我的头上长了许多虱子，经常被咬得发痒，甚至还被虱子咬起了包。爸妈看到我满头的虱子也很着急，他们想出一个除掉头上这些小虫子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我的头发全部剪掉，变成一个虱子无法藏身的光头。
我一个女孩子怎么能没有头发呢？我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这种做法。可我一个七岁的弱小儿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哭来反抗。我大哭大闹地叫着：“只准你们杀死虱子，不准剪掉我的头发。”但无论我怎样拼命挣扎都无济于事，爸妈不顾我的哀求，连哄带吓地强行用剪刀把我的头剪成了“不毛之地”。
他们剪完给我洗头时，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女孩子光着头怎么去上学，气得号啕大哭。我边哭边说：“头发没有长起来我就不去读书！”
妈妈说：“那怎么行？头发短时间内还不能长长，你不读书学习以后怎么跟得上？”爸爸想了个主意：“你哥哥有个搭耳狗帽子，把它戴在头上，两边搭耳垂下来在下巴处扣上，别人就不知道你是光头了。现在正好是冬天，别人问你为什么一个女孩儿戴帽子，你说‘我怕冷’就行了。”我无可奈何，只有这么办了。
第二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刚走进教室，全班同学就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我低着头不声不响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下课后，几个同学凑过来问我：“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像男娃儿那样戴顶帽子？”
我说：“冬天我最怕冷，戴起帽子暖和多了。”
一个同学打趣说：“把你的帽子摘下来我戴一下，看看是不是很暖和，我也叫妈妈给我买一顶。”我知道他们是在调侃我，无论如何我就是不摘。小伙伴们都生气了：“把帽子给我们戴一下都不愿意，以后不跟你耍了。”
我也赌气地说：“不耍就不耍。”这事就这样搪塞过去了。
那些日子我很孤独，班上基本上没有同学和我玩耍。一个女孩子突然间变成光头，心灵自然受到很大的伤害。课间休息时，我独自坐在教室里不敢出去，最怕有同学恶作剧揭我的帽子。可问题又来了——戴着帽子上厕所的确像个男生，其他班的女同学不知情，会骂我男女不分：“一个男孩子怎么跑到女厕所来了？”而我的确是女生，当然不能上男厕所，怎么办？我只好不喝水，尽量忍到放学回家再说。
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一下课就向外跑。我不敢上就近的厕所，只想跑到学校一个无人的地方去解决。可人多校小，无论哪个角落都有人，跑着跑着，感觉一股热流顺大腿而下，我尿裤子了。一个一年级女生大白天竟然出此洋相，我羞愧难当，眼泪直往下淌。此时如果有地缝，我真想钻进去。天寒地冻的冬天，穿着冰冷的湿裤子，还能面对同学吗？我一路哭着回家去了。
有了这次难堪的教训，我想到一个办法：等上课铃响过一会儿，估计女厕所没人了，我再去上厕所。不过这样虽没了难堪，却时常迟到，没少挨老师的批评或是被罚站教室门外。这种“不男不女”的日子，一直煎熬到我头发长到不戴帽子为止。直到现在，每每回想起这件事，我总感到心中一阵酸楚。或许父母是出于关爱，但如此防虫方法还是不用为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