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影流年》：与《新时代》月刊与词的解放运动齐名

一

曾今可（1901—1971），原名曾国珍，笔名君荷、金凯荷。江西太和县人。早年就读于江西省立第四中学。1919年夏，任赣南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开除学籍。后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归国后参加北伐，在京、沪、杭、鄂等地，或充记者，或任军中文书。

1928年，曾今可往上海从事文学活动，参加力社。1931年8月，在上海武定路创办了新时代书局，刊行《新时代》月刊，三十二开本。当月的《申报》上有《新时代月刊创刊号出版》的广告：“《新时代》月刊为曾今可主编，创刊号今日出版，钱君作书面，有华林、毛一波、卢剑波、袁牧之、李则纲、曾今可、崔万秋、虞岫云等人之作品，计十余万字、三百余页。”创刊号曾今可的《随便说几句》称，“《新时代》月刊是一个纯文学刊物，她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不谈什么主义”。

《新时代》月刊创刊号刊影

曾今可

1933年春天，青年作家温梓川与曾今可第一次见面，为读者留下了曾的速写：“他是一个小胖子，圆圆的脸孔，很饱满，只是一头乱发，掺杂了不少的星霜白发。看起来倒像一个商人，不像是一个诗人。不过那份天真和率直，是一个诗人所不能缺少的那份素质，他是不会没有的。”（《曾今可宣告文坛下野》）

曾今可除了编杂志，还有短篇小说集《爱的逃避》《诀绝之书》《法公园之夜》、长篇小说《死》、散文集《小鸟集》《今可随笔》、诗集《爱的三部曲》《两颗星》等书出版。

1930年前后的上海文坛上，曾今可称得上海派中一位丰富多彩的成员。

《新时代》月刊第四卷第一期“词的解放运动专号”目录

二

曾今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因大肆鼓吹“解放词”而名噪一时。

20世纪30年代，“诗的解放”运动取得重大成果，新式的自由诗体已经在文坛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当年发起“诗体大解放”的胡适等也已功成名就。曾今可在1932年11月20日《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登出了专论《词的解放运动》，要学胡适“尝试”诗的解放的成功，决意“现在为‘词的解放’而‘尝试’着”，做一个青史留名的“词的解放运动的首创者”。1933年2月，《新时代》月刊第四卷第一期刊出了“词的解放运动专号”。

这期“专号”刊发了柳亚子、曾今可、张凤、郁达夫、余慕陶、董每戡、褚问鹃、张双红，章石承、淑芬女士等人的讨论文章。论者支持赞许“词的解放运动”，认为当代人填词要在内容上大胆革新，要善于“利用着旧的格式装饰些新的情调”，“要抓住了时代，而适应目前的环境”，“灌进新的生命，写我们今日的事，说我们今日的话”，“在不粗不细之间，以能唱出自己的情绪为大道”，为词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同时，围绕“词的解放”，词的平仄、押韵、调名的废存、典故的弃用以及内容、意境等，论者也提出了有益的意见。

今日回首，应该说“词的解放运动”无可厚非。许多新文学家年轻时视旧体诗词为“迷恋的骸骨”，老年却“勒马回缰写旧诗”。其中原因自然很多，但旧体诗词的文化魅力则是它生命力和延展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八十年旧体诗词的创作实绩，显示出这一文体顽强的艺术力量。

“词的解放运动专号”有一组“词选”，刊登了曾仲鸣、林庚白、柳亚子、王礼锡、章衣萍、曾今可等人的“解放词”。小词的主调是感事伤生，如刘大杰“人生能几，我又春秋添一岁”(《减字木兰花　醉秋》)，章衣萍“看月楼上年华老，别离那有相逢好”（《菩萨蛮　相思词》）。也有调笑嘲谑的游戏文字，林庚白、柳亚子的《浪淘沙》是写给章衣萍夫人吴曙天的，题曰《嘲曙天》：“本是老板娘，变小姑娘。蓬松头发绿衣裳。低唱浅吟音袅袅，端的疯狂。家世旧高阳，流转钱塘，漫言徽歙是儿乡，好把情书添一束，看月回廊。”王礼锡的《如梦令》，如题《调胡秋原夫妇》所示，与胡秋原夫妇开了个玩笑：“不相识时烦恼，一相识时便好，好得不多时，爱找边纽儿闹。别闹，别闹，惜取如花年少。”

新文学诗人的旧体诗，有时也不免落入旧文人的窠臼，芳馨悱恻，软语绮怀，流于骀荡。“专号”出版几天之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就有茅盾（署名“阳秋”）的批评文章。“词选”中曾今可的《画堂春》“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都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首个中枪。文章以打油诗结束，嬉笑怒骂，还治其人：“人家时长日也长，自该‘消遣’‘打麻将’；‘时代’新了你守旧，管他娘呢管他娘！”由此开始，《自由谈》连续发表了十多篇有关曾今可“词的解放运动”的评论。

荷兰学者贺麦晓（Michel Hockx）说：《自由谈》的批评，是“曾今可的词的文体与语言的某些形式方面，足以产生与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的关联，而这种生活方式超出了现代性的边界，它既是保守的，也是不道德的”。（《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茅盾（署名“玄”）的《何必“解放”》指出：“由新的内容产生了新的形式，才能算是文艺上的某种‘解放’”。而曾今可等人的“解放词”、白话诗，在思想意识方面，“实在还是封建思想的螟蛉子，——从那种穷愁牢骚的呻吟到才子佳人式的新恋爱描写，无一不是封建诗人的瘦影子”，是“新店里卖旧货”。曹聚仁的《词的解放》则对“词的解放”从根本上加以否定：曾今可认为“词的解放”是胡适1917年“诗的解放”必要的延续，是经不起审慎考察的。因为词，作为诗的一类，是胡适已经解放了的一部分。像曾今可这样用通俗语言写词，将词带回到它的民歌起源，实际上是限制而不是扩大了词的文学潜力。词的任何复兴，无论是用什么方式，都与现代的需求相冲突。词有自己的辉煌时代，但它早已经被埋葬，没有任何理由去挖掘它。

“词的解放”又随着《曲的解放》声名远播。1933年2月21日，日军进攻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仓皇逃跑。3月4日，日军仅以一百余人的兵力就占领了省会承德。3月12日，鲁迅写《曲的解放》讥刺汤的歹行丑态。文章径直从“词的解放”落笔：“‘词的解放’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文艺界鄙薄不满曾今可的“解放词”，不仅因为词作的保守庸俗，艺术上并不高明，更是由于吟风弄月、度曲酬唱的意涵情调与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代民心格格不入。《曲的解放》把曾今可的“国家事管他娘”和时政捆在了一起。

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这段公案通常的表述是：曾今可在国难当头之时邀集闲居上海的柳亚子、刘大杰、郁达夫等一群文士发起了一场“词的解放运动”，宣扬“救国不忘娱乐”的享乐意识，而受到鲁迅等人的抨击。

三

1947年4月，在《画堂春》引发纠纷的十余年之后，曾今可在《论语》（第一百二十六期）上有《从管他娘说起》一文，旧事重提：“这不过是十多年前的事，那时候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形，大家一定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的‘国家事’我们是不能‘管’也无法去‘管’的。管不了就只好不管。——‘管他娘’就是这个意思。‘客来’乃指‘李顿调查团’，‘红妆’乃指‘苏联’。读我词的人，知道我的意思的很少，误会的很多。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攻击我，但我没有答辩过。”诗中的“客来”“红妆”是否如曾今可自己所说的蕴含寓意，无从考索。当事人事后的陈述，也不能作为判断诗人本意的依据。

《新时代》月刊第四卷第一期“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刊影

曾今可《新年词抄》

关键是诗作实证。

“专号”“词选”中常被作为批判靶子的《画堂春》，仅是曾今可的《新年词抄》一组词的四首之一。同期刊载了另外三首，即《如梦令》《误佳期》和《卜算子》。论者檄文中经常引用的是《画堂春》，偶尔加上《如梦令》：(www.xing528.com)

红绿灯笼明处，圣诞老人暂驻。一个小花园，挤满青年男女；跳舞，跳舞，围着那长春树。

或《误佳期》：

红木路旁延伫，曾记游春旧侣；流光如驶又新年，怕向街头去。她已作人妻，我亦为人父；不知何日再相逢，独自愁无语！

视同未见的唯独这首《卜算子》：

东北正严寒，不比江南暖；伪国居然见太平，何似“中原”乱？“全会”亦曾开，救国成悬案；出席诸公尽得官，国难无人管！

讥刺“伪国”太平而“中原”内乱，为“救国成悬案”“国难无人管”大声疾呼。这样内容的词却被完全屏蔽。

贺麦晓说：“如果两首诗（指《画堂春》和《卜算子》。引者）被放在一起阅读（它们应被纳入词的传统，这通常是形成对照的成双结对出现的诗的协作），那么，在我看来，作者正确的爱国立场是很明显的。”（《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曾今可就有《沈阳的炮声》的评论，谴责中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文章收入曾今可的《小鸟集》（新时代书局，1933年1月1日出版），全文引录如下：

感谢沈阳的炮声，惊醒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好梦。

自日兵侵掠东北以来，国人奔走呼号，群情悲愤；抵制日货较以前更坚决。救国义勇队每日报名加入者数百人，各学校亦皆加紧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军和救护队，虽然是“临时抱佛脚”未必有济于事，但民气之激昂于此可见一斑。民气如此激昂，而“士气”——此士乃将士之士，非博士学士之士也，——如何呢？

我们的政府犹是“静观自得”似的，这态度实足以使东邻小丑汗颜无地。蒋主席对从上海到南京去请愿的大学生们演说：“你们回去读书。外交上的交涉自有政府负责。如果你们真是爱国心切，不回去读书就在这里当兵！”答应去当兵的是没有一个。大学毕业后不是可以做官吗？

我们常说：“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此时既不愿“玉碎”，则恐将来欲求“瓦全”亦不可得！大家都知道，在民族斗争之中，为民族的生死存亡所系，唯有从斗争中方能获得生存。假使我们全国总动员，把我们所有的力量去应付敌人，彼东邻小丑当不复跳梁矣。

但是，我们的政府所采的是无抵抗主义的外交，并且当此国将不国之时，犹复不能无条件的团结，将来交涉的结果自难免不趋于妥协。“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且看着事实吧！

一九三一，十，廿

抗战时期，曾今可始终在战区和游击区担任文化宣传和新闻等工作，表现了一个坚守民族气节的作家的基本态度。

四

《新时代》月刊1937年4月停刊，共出四十期。

贺麦晓在《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一书中，用第六章（《文体中个性：“骂”的批评与曾今可》）近一章的篇幅，论述《曾今可和〈新时代〉》和《词的解放》。贺麦晓认为《新时代》月刊是成功的：它发表了上海文坛大多数著名作家的作品，同时吸引着与文学圈子有联系的驻京作家，包括沈从文和臧克家、何其芳这样的新星诗人；它致力于树立作家的公共形象，不仅让读者了解他们的近期作品，还提供与作家个人生活有关的广泛消息。每期的《文坛消息》栏目，有时以十几页的篇幅报道的这类信息，成为读者欣赏作品的必不可少的背景知识。

贺麦晓称道“曾今可是一位非常娴熟的编辑，他使《新时代》以其独具魅力的将严肃和稍微有点不严肃的内容混杂在一起的做法，成为一份主要的文学杂志”。赞赏曾今可对待杂志运行的非常专业的态度。“早在第一期，他就承诺《新时代》会准时于每月第一日出版。这是当时无数的新杂志都曾许下过的诺言。然而，曾今可确实遵守了诺言，将《新时代》变成了1930年代早期最准时出版，同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杂志之一。”

如何评价《新时代》月刊及曾今可，自然可以讨论。但如贺麦晓指出：“今天大多数参考文献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述，也将对曾今可和他的杂志的讨论局限于这一首诗（指《画堂春》。引者）和相伴随的事件上。不管人们如何看待曾今可自己的写作，这种由文学史家做出的轻率的讨论是令人遗憾的。”

五

曾今可在抗战胜利后以上海《申报》特派员身份去了台北。1947年主编《建国月刊》并创办《诗坛》。1948年夏任台湾省通志馆主任秘书，《台湾诗选》主编，台湾文献委员会主任秘书、委员等职。1957年又与于右任创设“中国文艺界联谊会”，任秘书长和副会长，并于1964年当选国际桂冠诗人。

时光不再。通志馆无官商人等临门，生活清闲寂寥，曾今可有“解放词”记曰：“馆员无利更无权，弊绝风清乃自然。请问事权谋利客，有谁来此结穷缘？”（《夏日馆词三首》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