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影流年》：《文艺劳动》与新中国文学期刊的对比

一

《文艺劳动》创刊号出版于1949年5月，月刊，三十二开本。版权页上标明“民国三十八年”，此时的北平和平解放，改朝换代，已是共产党的天下了。编辑者为本刊编委会（北平西单宗帽四条甲六号转）。署名“编委会”的《寄作者和读者》明确说明了创刊的意图：本分。

这时代是太伟大了。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业，进行着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英雄斗争；这一事业，这一斗争，即可取得全面的最后的胜利。在这一革命新形势和新高潮之下，文艺工作者如何配合人民大军的前进步武，尽一些自己应尽的使命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并且行动的。我们出版这么一个小小的刊物，也不过就是想着如何在革命大军中尽一个兵士应尽的

刊物取名《文艺劳动》，这是因为：

先哲们说过，文艺产生于劳动，劳动本身也就是一种斗争。文艺工作也就是一种劳动和斗争，而文艺工作也只有服役于人民的劳动和革命斗争，才有它的意义。

文章最后说：“这个刊物对于所有决心以文艺作武器为人民革命事业服务，并忠实和追求人民文艺这一方向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文艺战线上的‘青少年们’，采取衷心欢迎的态度，让我们共同学习，并肩前进吧！”

二

《文艺劳动》的《稿约》申明：“反映现实生活及人民革命斗争之作品，如诗歌、小说、报告、歌曲、剧本、木刻、绘画等，皆所欢迎，特别是工农兵的创作。”

《文艺劳动》的总体构架是以小说、诗歌为主体，每期占刊载作品的一半以上；其次是评论，尤其是对工人、农民、战士创作的肯定和评价；译文全为苏联作品的翻译，有文论也有小说；每期都有画页，大多是政治性突出的木刻。其中一期为毛泽东的浮雕头像。

杂志共出六期，目录如下：

《文艺劳动》第一卷第一期刊影

《文艺劳动》第一卷第一期扉页

第一期（1949年5月15日出版，出版者文艺劳动社）

论文《旧作家·新任务》（高寒）、《熟悉什么生活》（王朝闻）；小说《老头刘满屯》（秦兆阳）、《浇园》（孙犁）、《腊梅花》（康濯）、《分水岭》（杨朔）、《火线上》（碧野）；诗《小沈庄纪事》（严辰）、《送参军》（艾青）、《赠英雄》（吕剑）、《捣米谣》（王亚平）；绍介《枪杆诗辑》（司空谷）；剧本《一场虚惊》（李建庆等）。

第二期（1949年7月1日出版）

新说书《宜川大胜利》（韩起祥　杨鸿章）；诗《五子图》（吕剑）、《笑》（贺敬之）；小说《李小蕊》（鲁芝）、《抗旱》（孙犁）、《三女婿逃难》（康濯）；散文《几个侧影》（胡风）；译文《苏联文学的创造性》（麦蒂娃，荒芜译）；秧歌剧《喜临门》（逯斐）；评论《略论工人的诗》（方纪）、《反自然主义三题》(王朝闻）。

《文艺劳动》第一卷第一期版权页

寄作者和读者

第三期（1949年8月15日出版，出版者改为中外出版社）

译文《列宁与苏维埃文学的诞生》（V.伊凡诺夫，朱维基译）；通讯报告《攻心战（外三篇）》（严辰）；小说《量才录用》（逯斐）、《保育班长》（黑黎）；诗《春旱》（王希坚）、《靠山王——东北解放区一个要饭人的故事》（丁耶）、《秋香》（李文辛）；散文《妇女积极分子会》（马文）；街头剧《买卖公平》（六〇〇团战士创作）；评论《〈买卖公平〉与“兵演兵”》（沈图）、《论工人诗的写作及其他》（萧殷）、《艺术性与思想性》（王朝闻）。

第四期（1949年9月15日出版）

《文艺劳动》第一卷第一期目录

译文《你们的文明是我们星球上的最丑恶文明——高尔基答美国杂志问》（萧三译）、《第一辆拖拉机》（帕文采夫，荒芜译）；小说《光棍汉》（马烽）、《战地婚筵》（曾克）、《何花秀》（秦兆阳）；报告《关于贺龙的传说》（康濯）；诗《劳军小模范》（苏金伞）、《姑嫂》（唐达）、《支前诗抄》（李株）、《春云离婚》（王亚平）；小歌剧《小两口拜年》（田林等）；评论《没有泥腿，饿死油嘴！——民歌民谣中的劳动生活》（唐因）；歌曲《红旗插遍全中国》（陈正词，林里曲）。(www.xing528.com)

第五期（1949年10月15日出版）

诗《我们欢呼》（吕剑）、《国旗》（严辰）、《誓词及其他》（田间）、《劳动好》（王希坚）；译文《为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戏剧而斗争——莫斯科剧作家与戏剧批评家会议纪要》（孙维世译，克夫校）；小说《老瘾戒烟记》（马烽）、《从炕头走到田野》（申均之）、《红珠》（郭汉成）、《马小贵和牛连长》（骆宾基）；剧本《胜利列车》（逯斐　乔羽）；评论《再论形象性》（王朝闻）。

第六期（1949年11月15日出版）

诗《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公木）、《红灯笼》（李冰）；译文《艰苦的节日》（西蒙诺夫，孙维世译）、《三十三天》（袁水拍译）、《高尔基万岁》（叶尔米诺夫，陈汉章译）；小说《钟》（孙犁）、《三条牛的故事》（尹明）；报告《团结沟》（王风）、《姻缘》（卢耀武）；剧本《胜利列车》（逯斐　乔羽）；评论《泛论真人真事》（萧殷）、《谈民歌的“比”》（严辰）。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学成了政治体制运作中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被组织、安排和计划，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热爱新政权，歌颂革命领袖，渲染翻身喜乐与憎恨地主、敌伪，强化阶级仇恨，诅咒旧的制度，这是《文艺劳动》的主调。“穷人乐”和“穷人恨”是“延安文学中两种颇具影响力的叙事范型”（周维东：《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延安时期的文学生产》），这两种范型在《文艺劳动》刊发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

创刊号头条署名“高寒”的《旧作家·新考验》（目录标题为“旧作家·新任务”）是一篇重要文章。

开篇作者指出：“由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及土地改革的实施，中国当前的社会已从根本上起着质的变化。”“现在，文艺的性质，文艺的目的，以及文艺的对象都和以前绝然不同。”“这种新时代和新社会给文艺作家带来新的课题或新的考验，对于一向在人民大众的生活过程或斗争过程中生长的作家，或者在理论上有修养，在技术上有准备的作家，这是不难克服，不难通过的。但对于大部分的旧作家这却是一道窄门，要通过这，即使不会真的如同骆驼穿过针孔一样的困难，但至少脱骨换胎，洗髓伐毛，这里必需经过一个蜕变、改造和新生的过程的。”

1949年政治格局已经基本确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对整个知识群体（包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也拉开了大幕。“知识分子接受工农思想改造的规范理论正式确立，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与作为被启蒙者的工农大众两大群体，终于开始了根本性的位置转换：知识分子成为大众的改造对象，工农大众成为教育知识分子的主体”（许志英：《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文中作者强调，只有经过这样一个改造，即“极艰难的内心的斗争和辛勤的认真的学习，这时一个作家才可以如同隆冬的毛虫一样的，蜕变为新春的美丽的蝴蝶；或者如同污泥的秋蝉一样，可以突破了丑陋的硬壳，唱出了新的嘹亮的人间的声音”。要完成蜕变、改造和新生，作者指出，所有的旧作家所最不容易脱掉的最丑陋的毛衣或泥污的硬壳有三：第一，“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思想，这在旧时代或旧社会，乃是文艺作家可以骄傲、被人尊敬的一种生活内容或思想内容”；其次，“对于文艺生活的一种优越感，也足以使文艺作家脱离群众或隔离群众”；最后，旧作家“习惯于使用或创造自己的言语，而不习惯于使用或学习人民大众，尤其是劳动人民的言语”。

文末作者重申：“这是旧作家的新课题，也是旧作家必得通过的窄门。旧作家必得有这种理解，有这种勇气，也有这种信心，先来改造自己，先有了适应于新社会的新的思想和生活，然后才可以创作新时代的人民的文艺。”

何谓“旧作家”？文中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只是在说到通过“窄门”时，旧作家与“一向在人民大众的生活过程或斗争过程中生长的作家，或者在理论上有修养，在技术上有准备的作家”相比，有所不同。在《文艺劳动》发表作品的三十多位作家中，绝大部分来自陕北和晋察冀解放区，1949年后大多成为知名作家或省级乃至更高的文艺单位的领导；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胡风、骆宾基、苏金伞少数几人则为左翼作家。如果前者是“一向在人民大众的生活过程或斗争过程中生长的作家”，后者是否属于“在理论上有修养，在技术上有准备的作家”？但是，政治的波谲云诡，实非新旧作家书生们所能预料。1955年胡风成为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捕入狱，1957年艾青、公木、吕剑、苏金伞、秦兆阳、荒芜等进入“右派”的网罗。1966年“文革”开始，大家无一例外地陷入浩劫。几十年运动不断，意识形态斗争愈演愈烈，文字狱字字必究，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远不止于“脱骨换胎，洗髓伐毛”了。

四

在《文艺劳动》中内容和文风有点“另类”的文章有两篇。

孙犁的短篇小说《钟》（第六期）。《钟》描写十八岁的青年女尼慧秀爱上了麻绳铺里的工人大秋，很快有了身孕。此时正值抗战爆发，慧秀临盆时，大秋因村里抗日组织开会没有去。小孩生下之后，被老尼姑丢到墙外的苇坑里。几年之后，老尼姑死了，慧秀还俗，还分了地，也从事抗日工作。一天半夜，日寇包围了村子，汉奸逼慧秀指认抗日村长大秋，慧秀坚贞不屈，被敌人刺伤。伤好之后，慧秀和大秋结了婚，共同进行抗日斗争。1946年3月，孙犁在河北蠡县写了《钟》之后，写信告诉时在张家口的康濯。5月26日又给康濯信：“兹托张庚同志带去《钟》一篇，你看看是否可找地方发表，并来信提些意见。自觉其中小资情绪浓厚，不过既然产生，也有珍惜之念罢了。”9月1日再致康濯：“《钟》一篇不发表最好。但我又把它改了一次，小尼姑换成了一个流离失所寄居庙宇的妇女，徒弟改为女儿。此外删了一些伤感，剔除了一些‘怨女征夫’的味道。我还想寄给你看看。”从中可以看到要否发表，孙犁有过迟疑，康濯似持善意劝阻的态度，理由或许就是其中的“伤感”和“哀怨”都有违主流革命叙事规范。

《钟》的发表，招致了两年后主流意识形态对孙犁作品“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一次清算。1951年10月6日，《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对孙犁展开有组织的批判，《钟》是一个主要靶子。批判孙犁的创作“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把正面人物的情感庸俗化，甚至是把农村妇女的性格强行分裂，写成了有着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和小资产阶级感情趣味的人物”，指出这一倾向最露骨的表现就是《钟》。（林志浩等：《对孙犁创作的意见》）

胡风的散文《几个侧影》（第二期）。1948年12月9日，胡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上海去香港。次年1月6日，与剧作家杜宣等从香港乘船到辽宁解放区。胡风在安东参加了劳模大会，参观了本溪煤矿和一些工厂。厂矿里优秀的工人和干部都给了他深刻的印象。3月26日胡风到北平后，陆续追记下他东北之行的所见所闻，《几个侧影》就是其中的一篇。

胡风笔下的人物，淳朴、热情、坚毅、踏实：一个相当大的轻工业厂的厂长，坐过国民党的牢，抗战时期打游击，非常爱自己的工厂。他正在读《鲁迅全集》，谈话中微笑着对胡风说：“你们再不到解放区来，那真要对不起鲁迅了。”一个城市煤矿、铁矿开采的总负责人，“泛着红润的书生式的清秀的面孔”，从对敌斗争的农村生活里走来。他关心文艺和文艺运动，但和作者主要是谈工业建设，从现状到远景。一个重工业地区一大部门的负责人，他是上任不到二十天的化工部长。调动工作时，组织上问他：干工业好不好？他回答：——行！干工业就干工业罢，反正共产党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儿。文字间涌动的是发自肺腑的激越深情，表现了别样的文风。

五

妯娌竞赛　石鲁

《文艺劳动》的编者何人？据苏金伞《创作生活回顾》记载，应是严辰、吕剑、苏金伞和侯民泽。严辰（1914—2003），原名严汉民，另有笔名厂民，江苏武进人。吕剑（1919—2015），原名王聘之，山东莱芜人。他们二人在20世纪30年代步入诗坛。后分别到晋察冀解放区，又于1949年进入北平。苏金伞（1906—1997），原名苏鹤田，河南睢县人，著名诗人。时在华北大学创作组。侯民泽（1927—2004），常用笔名敏泽，河南渑池人。当时任北平军管会文管会干事。后严辰、吕剑参与筹备创刊《人民文学》，侯民泽到《文艺报》，苏金伞回河南，《文艺劳动》停刊。

周扬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把新文学的发展过程描述为从“五四”文学到解放区文学再到新中国文学的过程。解放区文学作为“新中国文学”的实验，奠定了“新中国文学”的基础与雏形。《人民文学》是1949年后党和国家体制内文学领域的最高刊物，肩负着完成建立典范、权威的“新中国文学”的政治文化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未来的首都出现的由共产党主管的第一份文学月刊《文艺劳动》，显示了“新中国文学期刊”的基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