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艺时代》1946年6月15日在北平创刊，文艺时代社编辑。月刊，十六开本。同年11月终刊，共出六期。
《创刊致辞》编者说：
文艺不仅是个人的灵魂，也是国家民族的灵魂，因为它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历史大部分是谎言，惟有从文艺作品中我们才能看出来一个国家或民族如何萌发，如何滋长，如何受难，如何奋斗，而且，最重要的是，如何预言它的命运并指示它的方向。最古老的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和圣经中的“耶利米哀歌”等篇到现在仍然光辉灿烂也就是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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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强调：“文艺名著的成功虽然有许多条件，其基本的出发点必须是赤诚，纯真，灵魂的显示。”“凡标奇立异或愚蠢造作的作品都会自然地死亡”。而中国文艺界则是：
从九年前已经开始枯萎、衰残。战争让每一个人都喘不过气来。战前文艺的蓬蓬勃勃的现象，回忆起来如同好梦。而现在，世界的战争虽然告终了，我们仍然在水深火热中，我们的文艺界也仍然在寒冻期间，离花期尚远。不过我们应该抬起头来的，只要炮火不再毁灭无量数的血肉，我们就要努力让这个“黑暗时代”结束，开始有意义地“生活”下去。
因之，编者认为：“《文艺时代》的创刊是有其必然性的”。
二
1941年吴兴华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燕大内迁，他因身体不好而滞留北平。抗战胜利，燕大复校后回校。早在抗战前夕，吴兴华就开始了新诗创作。处女作《歌》发表在《小雅》诗刊，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上则有他的《森林的沉默》。学者周煦良记述他阅读这首诗的感受：“就意象的丰富，文字的清新，节奏的熟谙而言，令人绝想不到作者只是十六岁的少年。”（《介绍吴兴华的诗》）沦陷时期吴兴华在大量的翻译之外，还在《燕京文学》《辅仁文苑》等刊物上发表了《刘裕》《刎颈行》《哀歌》《秋日的女皇》《柳毅和洞庭龙女》等诗作。抗战胜利之后，他郁积的诗的创造力有了一次总的爆发：先有《筵散作》等九首诗登在《新语》，后又在《文艺时代》上刊出《演古事四篇》（《吴王夫差女小玉》《解佩令》《盗兵符之前》《北辕适楚，或给一个年青诗人的劝告》）、《诗四首》（《书樊川集杜秋娘诗后》《大梁辞》《听梅花调宝玉探病》《长廊上的雨》）和《西珈》等多部长诗。吴兴华成为当时华北诗坛出类拔萃的校园诗人。
《新语》杂志在发表吴兴华的诗作同期，配发了短评《介绍吴兴华的诗》，主编周煦良从当时诗坛的现状与走向出发，指明吴兴华诗歌的时代意义：“诗又恢复为明朗的声音；坦白说出，而所暗示的又都在”。“在中国诗坛上，我们都认为，他可能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从他的作品里，读者会看出，他和旧诗，和西洋诗深缔的因缘；但他的诗是一种新的综合，不论在意境上，在文字上。”“新的综合”，当指吴兴华在借鉴中国古典主义诗歌传统、融合西方诗歌艺术手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周煦良乐观地断言：“新诗在新旧气氛里摸索了三十余年，现在一道天才的火花，结晶体形成了。”
新诗创作在吴兴华众多成就之中无疑是最为突出的。然而，1949年之后吴兴华的声名一度杳如黄鹤，成为“被冷落的缪斯”，看不到有关他的片语只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吴兴华悲剧人生与卓绝才情才逐渐为世人所知。吴兴华诗作的研究近年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张望在《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中将吴兴华的诗从形式方面分为四类：用现代语言写就的“新绝句”和“新律诗”；五步无韵诗（素诗体）；借鉴五言古诗形式的作品；多方尝试采用西方的诗歌形式的创作。
《文艺时代》上吴兴华的诗，大都属于五步无韵诗一类。卞之琳称之为用古题材拟古歌行体的新诗。这类“古题新咏”取材历史故事，但诗人以奇诡的想象和逸出常规的视角赋予古典题材以新的意义。现代的视角，现代的表现手法，在情境新意的开创、意象营造的巧妙上完成了某种超越。论者评价“古题新咏”是一种既具古典之美，又有现代诗风格的新古典诗歌。
《文艺时代》创刊号目录
《吴王夫差女小玉》具有神异的色彩。小玉与韩重相爱，“王怒不与，玉结气死，葬阊门外”。吴兴华略去了故事的一切情节过程，只抉取了“三年重往吊。玉从墓侧形见”，与韩重相聚这一特殊时刻，着力于表现人与鬼结合的小玉身上所迸发的生命激情。“吴越的战事，父王的暴虐，/小的悲欢都引退了”，一切“让路给初次完成，/凝固而沉重（假手于死亡）的爱情”。诗人重笔渲染小玉“她感谢死亡，把她从人世的/欲念牵挂解脱了，回到她本来的/纯净中，给爱情以自由的领土”。这里隐喻了人的生命形态的自由。现代主义色彩渗透在对激情、对死亡的关注之中，志异故事转化为现代文本。
《解佩令》也是取材于传说：郑交甫偶遇二仙女，向她俩索取身上的佩玉。“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吴兴华透过故事表层深掘到人物的心理世界，反映出“人世所不解的、无私的爱恋”。仙与人身居两个世界，最终无法求得沟通。这一境遇背后隐含的是诗人身处乱世的疏离与陌生。古老的神话中注入了哲理的深邃。
《盗兵符之前》叙述的是信陵君借助如姬窃得兵符解救赵国危难的故事，但吴兴华将《史记·信陵君列传》翻出了新意。诗的重点写“蛛丝蔓绕着兵书”，惨烈的战事结束之后，信陵君痛失如姬的心理感受。当信陵君“他口中醉呓着，把头/枕在妇人温暖的膝上时，才像闪电/照彻他脑中，那人长跽在柔软的席褥上/悲恸的光景，就像失去一生的依倚。/唯有在那时，唯有在极少同样的时间/他才亲切的觉到那些泪何其可贵。”全诗表现一种丧失后方觉珍贵的无奈的人生体悟，荡气回肠。
《北辕适楚，或给一个年青诗人的劝告》借用《战国策》中魏王欲攻邯郸，季梁劝止的典故。全诗在叙事的框架中引入了对话，避免了直白平淡。如写季梁觐见，魏王“有点不耐烦了，魏王扬着脸说道：老头子，你半路回来见我要干吗？……季梁咳嗽了一声道：(着凉了，活该！)”魏王本来就不愿听季梁的意见，“着凉了，活该”应是他的内心语言，可见对季梁的厌烦。诗中这类从故事人物中跳脱出来的插白，或打趣，或挖苦，造成一种调侃油滑和讽刺诙谐的韵味。(www.xing528.com)
吴兴华对中国古典文化浸淫日久，又深谙西方文学传统，在诗歌形式上着意于融汇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构成因素，进行了深入而多样的探索。无论是“化古”，还是“化洋”，都视野开阔，技法成熟，从而使中国新诗在宏观上会通了“旧诗”与“西洋诗”两个向度，对于中国新诗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北平学人是《文艺时代》诗作者的主体。
冯至是十四行诗的大家，杂志刊发的十一首，为1941年至1942年在昆明的旧作。遨游天地之间，探求人生奥秘，李广田称为“沉思的诗”。1946年7月，北大已经复校，冯至刚刚返平。编者感谢冯至将诗作交付发表，这对于“读者真是一件喜事”，并引用冯至的名句“蜡烛在台上花花地爆，仿佛是今夜呀没有明朝”表示庆贺。
《柳丝辑》二十六首小诗，为南星作品。南星（1910-1996），原名杜文成，另有笔名林栖、石雨等。时在北大任教。抗战前后，已有诗集《石像辞》《离失集》《春怨集》和散文集出版。南星的诗抒写个人生活，少有时代、社会等大环境变化的记录。如《轻梦》：“时间似乎是静止的，/三月会在这儿久住吧/而我厌倦了它的云，它的风，/和它的无数的莺啼。//我也无意去守望它的芳草，/或者它的下自成蹊的桃李。/我听见自己低低地说，/来了么来了么恼人的轻梦……”南星的好友、北大同门张中行赞扬南星：“词句清丽，情致缠绵”，小诗“情深意远，动人心魄”，“常常使人想到庾子山和晏几道”。（《诗人南星》）
吴兴华手迹
《山寺辑》的作者沈宝基（1908—2002），浙江平湖人。曾用名沈琪、金铎。北平中法大学毕业，留学法国。1934年获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大学任教。他的诗受象征主义的影响，追求幻美；又有中国古典诗词的长处。“层层花梦/红雾里钟声/我是天外客吗/独来云路中”（《山寺》），充满灵动的诗句，有着如烟的朦胧如水的柔情。
魏彧有《寄意》三章，分别写给三位诗友。《寄南星先生》写道：“是幽谷里青色的芦荻，/你有响尾蛇的步履/带来五月草的颜色。//果盘里有带着绿叶的青柚。//在阴湿生满苔藓的土地上，/你以苍白的手指/撒下了花木的种子，/为远方的旅人/安排花之伞。//我是花的精灵，/乃休憩于你的荫凉下/（一页诗篇搭成篷帐）/但盘里的青柚/有苦涩之味。”既是对友人的赞赏，也未尝不是诗人的自况。
谢冰莹（中）
孙道临（1921—2007），浙江嘉善人，生于北京。当时是活跃于北平诗坛的燕京学子，吴兴华的同窗好友。1939年至1941年的《燕京文学》《辅仁文苑》上，经常有他署名“孙羽”的诗、散文和小说发表。《星期日之夜》为《抒情诗三首》之一，追怀过往：“我坐着，/一手放在钢琴上/如往昔的星期日之夜一样/冬天在外面静止着/风在小园内呼啸和驰走/仿佛有一个乐曲升降着/一架灰色的绳梯/引导着我的手，我的感情……/那时我有一个守寡的姊姊/坐在旁边，教我五线谱/她的声音像用圣水冲洗过一样的/安静，甚至我都厌倦呼吸了……/是的，那就是往昔的/星期日之夜，/而如今我用手/埋着头，为童年哭泣着/也许那是因为冬天在外面/姊姊的坟墓也耸立在外面”。华年胜境已逝，生命寂寞悲凉。
《你太年轻的城》的作者李瑛，1926年生于辽宁锦州，这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1949年后成为著名的军旅诗人。诗人歌颂小城，“在炮火里沉落的，/又在炮火里
生起来”，“息了干戈之后/你仿佛年轻了许多”。“你生长出坚强的力量/对生活/充满了幸福的渴念”。“年轻的城，/你/走着，你笑/你歌唱”。诗人感到“小城的力量如同我的力量，/小城的年轻如同我的年轻”。这是因为：“这城里一切的什物/都具有美丽和智慧/在人类动乱的喘息中/同沉下严肃的身影”。节奏明快，热情洋溢。
四
小说是《文艺时代》又一个亮点。毕基初（1919—1976），山东威海人。辅仁大学西语系毕业，留校任教，直至抗战胜利。沦陷时期即是中共地下党员。小说《没有枪的两个》《永定河边的射手》《奸细》，都是以抗战为背景，或写浴血抗敌，或写狱中人物，为刚刚过去的历史留下印痕。《谷熟镰刀响》表现农村中的压迫所引起的反抗。他的小说风格粗犷，有种原始的雄浑。谢冰莹（1906—2000），湖南新化人。二十岁参加北伐，著有《从军日记》。抗战期间，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工作。她的小说《咏芬的死》《一个女游击队员》《晚间的来客》，都是为抗战中爱国忠勇的中国女性唱出的赞歌。
朱光潜的论文，杨丙辰的译作，徐祖正、常风、厉仲思、林榕的散文，作者多是在高校工作的教授，中外逢源，才学兼胜，充满“通”“识”之慧，突出了《文艺时代》内容的厚重和多彩，为杂志平添了学院派的风情。
五
《文艺时代》留给今天读者意犹未尽的阅读遗憾。
艾辰的《枪手第七号》写在沦陷的天津租界里，地下工作者与日伪汉奸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枪手第七号”陈璇勇敢机警，一个个汉奸敌酋死在她的枪下。小说情节紧张，高潮迭起。但连载至第六期却给人以故事未完而匆匆收束的感觉，是不是因杂志停刊而如此节略压缩？
柳风的长篇报告文学《生与死之间》，叙述“我”在日本侵略者监狱中的生活，表现了爱国志士对胜利的坚信，对敌人的轻蔑，严峻中不乏幽默。编者介绍：“柳风先生，政治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神学家，国学家，文学批评家。”（第一期《编辑室同人杂记》）柳风何人？
七十年岁月流过。当年作者如今尚健在的李瑛已九二高龄。但是，《文艺时代》，《你太年轻的城》及《文艺时代》上的其他著译者，诗人已全部忘却。留在印象里只有一点：当年能够吸引像他那样的热血青年投稿的刊物肯定是进步的刊物。他曾在《〈李瑛诗选〉自序》中说：“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在大学时那一段峥嵘岁月。那时，我是在一边读书，一边在学生运动的激流中渡过的——我们组织社团活动，我们秘密印发传单；为生活所迫，我也曾利用课余时间教小学和做图书管理工作——在整个大学生活期间，最初是怀着政治上的苦闷，精神上的压抑彷徨和思考，后来则变成了积极的反抗和对革命的追求。”
一切都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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