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超越文学的文章—《刊影流年》

一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较早的文化刊物是《文章》，上海文章社编辑出版，永祥印书馆发行。三十二开本，每期一百二十余页。封面设计池宁。共出四期，各期封面期号的标示及出版时间如下：

第一期　封面标“创刊号”　1946年1月15日

第二期　封面标“三月号”　1946年3月15日

第三期　封面标“四五月号合刊”　1946年5月15日

第四期　封面标“第四期”　1946年7月15日

二

《文章》的实际主编是吴天。范泉在《一段受尽磨难的艰苦经历——我在永祥印书馆工作的回忆》中记述：

吴天，中共党员，原名洪为济，笔名方君逸。在1937年我编《作品》半月刊时曾经发表过他的报告文学《殖民地的故事》，用的是“洪为济”的名字。当时他在马来亚从事抗日救亡和革命戏剧工作，组织和领导当地抗敌后援会。1938年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后，因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通缉，被迫回国，在上海转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革命戏剧活动。1944年我编《文艺春秋丛刊》时，经孔另境介绍而来往，他曾为《丛刊》写稿。日寇投降后，我把他编的这一期刊，纳入编辑部计划，以文化综合性刊物的面貌出现。

画家蔡若虹在《上海亭子间的时代风习》中回忆他这位同学兼好友：扬州人洪叶，后改名吴天，当时上海美专学生会主席。“他年纪比我小，是一个才华横溢、锋芒毕露、说话与走路都带有节奏感、颇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1949年后从事电影导演。蔡若虹说，“由于一次不幸的婚姻而发生了悲剧，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不久，就郁郁不乐地与世长辞了。

《文章》的主要作者有郭沫若、田汉、夏衍、陈烟桥、蒋天佐、景宋、周建人、赵景深、徐迟、魏金枝、周贻白、朱维基、凤子、李健吾、于伶、艾芜、蔡楚生、任钧、端木蕻良、吴岩、于在春、欧阳山尊、沙汀、许席珍、赵丹、史东山、吴祖光、王西彦、林焕平、叶以群等，作画（包括木刻）的有叶浅予、丁聪、新波、李桦、罗清桢、王琦、章西、吴作人、朱鸣冈等，大都是左翼作家和画家。

《文章》创刊号刊影

《文章》创刊号版权页

于伶《既是有》一诗，其中有句：“既是有，那么多人共命运，/就别老是坐着诉说你的不幸。/振作起来，行，斗争！”

这也是《文章》编者的态度。

三

《文章》创刊号《编后》说明：“本刊是以文化综合性为遵轨，以严肃的观点，用通俗的笔法，来尽推进文化运动的一点力量。”内容以文学艺术为主，文艺创作与评论并重。

刊载的小说有《阴霾》（王西彦）、《独乐乐》（魏金枝）、《委屈》（艾芜）、《自由》（沙汀）、《五年》（以群）、《冰糖葫芦》（景宋）等，诗歌有《写在十二月九日》（端木蕻良）、《“活鱼们”的悲喜剧》（任钧）、《大地颂》（蔡楚生）等，散文有《宵禁解除之夜》（吴祖光）等，还有电影故事《江南恋》（赵丹）及《苏沃洛夫》的传记连载。(www.xing528.com)

李健吾的《王德明》系根据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从第一期连载至第四期。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改编剧数量之多实属空前。一种是将小说、诗歌、电影等文艺形式的作品改编为话剧；一种是将外国剧作家的作品“改头换面”，成为一个新的作品。中国的剧作家选择有抗战意识的题材，诉诸历史隐喻，“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对民族抗战略尽微薄。这一时期，李健吾改编的剧本至少有九部，《王德明》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两部之一（另一部是根据《奥赛罗》改编的《阿史那》）。剧本以混乱的五代时期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忠臣的故事。李健吾说，上海沦陷之后，“我就绝笔不写创作，只靠改编外国剧苟且维持生活”。“王德明是五代人，我改时下了一番功夫，几乎等于创作”（1981年7月16日致柯灵信）。李健吾认为，改编是“利用原作的某一点，把自己的血肉填进去，成为一个有性格而有土性的东西”（《〈大马戏团〉与改编》），他希望改编后的剧本“百分之百是中国的”，同时“莎士比亚在这里获得同等的分量”（《〈阿史那〉前言》）。当时这部剧由黄佐临、柯灵等人组织的苦干剧团演出，佐临将剧名改为《乱世英雄》。

《文章》创刊号目录

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充分肯定李健吾外国名剧的改编。他说，改编剧本“一般人以为并非完全创造，多不大重视。但李健吾的改编剧本，则当别论。因为他只借重原著的骨骼，完全以中国的风土，创造出崭新的人物、氛围和意境。那是化异国风情为中土本色的神奇，不留一丝一毫的斧凿痕迹”。（《中国新文学史》）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评价李健吾：“他不是简单地译介引进，而是进行精当的吞吐取舍。他所改编的十多篇剧本，除了努力发掘现实意义，注入时代精神外，还从剖析人性的角度出发，深入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弥补了原作偏重于情节奇巧而忽视性格刻画的不足。同时，他十分尊重中国观众的民族审美欣赏习惯，使许多外国名剧从内容到形式都‘中国化’了。”进而指出：“李健吾改编外国名剧的成就，为中国现代戏剧在与外国戏剧的联系、沟通中开辟自己发展的新道路积累了经验。”

第一期蒋天佐的评论《上海文化运动之重振》，总结了从抗战开始到日寇投降上海文化的三个阶段的特点，阐述了胜利之后上海文化运动的四个问题，结语是要实现上海文化的重振，一个先决条件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蒋天佐（1913—1987），原名刘健，另有笔名史笃。江苏靖江人。当时为中共上海文委的主要领导成员。

四

《文章》关注的目光也延伸至文学之外的领域。

胡朴安的《上海的三次光复》、周贻白的《中国戏曲中之蒙古语》、严工上的《尖团音杂谈》、张骏祥的《闹剧与伤感剧的导演》、尹之的《俄国舞踊的历程》、陈烟桥的《论文艺复兴期的绘画》、李绿永的《冼星海的创作道路及其功绩》、林轶今译的《英国的电影音乐》、许席珍的《一九四六年的美国影坛》等，涉及历史、语言、戏剧、舞蹈、绘画及音乐等多样内容。《石挥蓝马对谈》是两位演员的对话，他们是至好朋友，从儿时记忆说到演剧经历、恋爱家庭，亲切随意，坦诚率真。周建人的《螟蛉虫》、毛心一的《所谓活动房屋是怎末一回事》和许席珍译的《原子弹的制造经过及其幕后人》等科普文章，扩展了读者的视野。余伯约的《一个历史的错误扩大了》，为时事讲话，分析了美国政局变化。村翁的《无奇不有的上海市参议员选举》，剪辑当时的报章，揭穿选举的“民主”真相。题材广泛，兼容并包，《文章》呈现了丰富多元的审美情趣。

马蒙（吴天）的《中共领袖生活的另一面》，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刊物上介绍中共首脑。作者说：“好些写延安的书上写到中共的领袖，然而他们都偏重于政策政纲方面，只在‘总’的方面触及这些共党的要人，本文却想从侧面描画他们，虽然写的只是一些零碎的琐事。”文章写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三人的生活起居、衣着爱好、写作习惯、家庭成员，配发了多幅照片。

毛泽东，白天睡觉，夜晚办公。“他跟别人一样住窑洞，不过他有三个窑洞。一间会客，两间卧室。他和他的太太江青（也就是一班人所熟知的电影明星蓝苹），还有一个女孩子就住在那儿”。“他老是穿着那套破旧的军装，不管到什么地方，开什么会都如此。大概是因为伏案工作的原故吧，棉军装的肘部都破了，看得见棉花，然而他并不介意”。

周恩来，亲近的人叫他“胡公”。这是因为长征时他一直不剃胡子，长到垂胸。他“是个非常考究穿衣服的人。可是他的考究绝不是为了讲求漂亮或炫耀别人，而是为了整齐”。“注重礼仪，这是他的特点。”“他很喜欢跳舞，而且他的舞也跳得的确不坏”。“他为人彬彬有礼，极有风度”。

博古（秦邦宪），“爱好文艺，勤于写作是颇为知名的”。“博古博于读书，精于典籍。”“他也精于麻将、扑克（扑克的各种各式的花样，比如五百分，Show hands,bridge……），甚而至于牌九等等，他无一不精。他有那种天才，极易获得那个诀窍以操胜算”。他打牌“也非常认真，这跟他做学问工夫一样，一点不苟且、马虎”。

《中共领袖生活的另一面》

叶明的《英茵——她的奋斗和死亡》记述英茵的故事。英茵是银幕舞台的双栖明星。英茵的男友平祖仁，国民党政府在“孤岛”上海的地下特工的负责人，被汪伪逮捕，惨遭杀害。英茵支持平祖仁抗日锄奸的工作。平被捕后，她为营救奔走；平殉国后，又为平的埋葬和家属的抚慰，不计安危，尽心尽力，最后毅然赴死。1942年1月26日，她以二十六岁的生命，写成一部“充满了爱与恨、黑暗与光明交织着的传奇佳剧”。著名作家郑振铎当年在上海见证了这段历史，也曾写下《平祖仁与英茵》，后收入《蛰居日记》。叶明文章刊出后，《文章》第二期《信箱》栏有《关于英茵的奋斗和死亡》，作者王重华自述是与英茵比较熟悉的朋友，“同情她，敬重她”。文章对英茵自杀的原因有所补正。王文认为“真正而切实的原因，莫如用她自己所说的话来解释：‘我要休息。’她要休息，那是因为她感到疲倦，她对于生活失掉了自信，她对于困苦失掉了奋斗的勇气和毅力。这种自信、勇气和毅力是一直支持她走向胜利之途的”。话虽如此说，但一个弱女子以死抗争，这种大爱真爱，已是难能可贵了。

怀宛的《海派周刊文坛内幕》是一篇很有趣味的文字。抗战胜利，上海很多小型报停刊，转而有一种十二开的方形、刊名以“海”字开头的周刊出现，销路很好，颇能赚钱，一时竟有七十种之多。彩色封面，有的甚至是彩纸印刷，招徕读者；专登消息式的新闻特写耸动耳目，女星奇闻、女伶艳史、汉奸丑史最为吃香，大卖噱头，登在封面以资号召。文章揭露了这类周刊的底细：“一般稿子的来源不外是，一抄袭，二变化，三造谣”。“这些制作的文章都有一个极引人的题目，使你掏出三百元买上一本，可是看完全文之后，和单看题目的功用差不多，因为除了题目那一句，其余大概都是空话。”周刊种类愈出愈多，需要的稿子也愈来愈多，于是，“文章市场”应运而生。发行人、老板、编辑、写稿人都集合到茶室，即席交易。“有的编辑会到一桌一桌去拉稿，有的写稿人也会拿了稿子到编辑人的桌子旁挨户兜售”，“一手交稿，一手交钱，钱货两讫，当面交割”。南京路新雅茶店的二楼散座，就是周刊文坛的市场。早在20年代和30年代，新雅已是上海文人雅士的聚谈之所。老文人、新作家，左翼的、自由派的，都有光顾。鲁迅曾应邀在新雅午餐，邵洵美、叶灵凤、刘呐鸥、穆时英、林微音等更是新雅的常客。

“文章市场”抗战之前已经出现。《存牍辑览》（范用编，三联书店出版）录存“二流堂”老板唐渝2001年致范用信，有言：“三十年代在上海永安公司四楼有个大东茶室，一些报刊编辑写稿人每天下午四时都到这地方去‘饮茶’，一壶茶，一碟点心，各人在此进行稿件交易，或约稿或卖稿，完了各人付各人的账。也可请客，小洋两三毛而已。”

五

《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载，刊名《文章》的期刊有两种：一为文章社编辑，1946年1月创刊，即本文所介绍的《文章》；一为文章月报社编辑，创刊时间在1935年4月，也是三十二开本，一期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