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影流年》: 一柳二罗与《人生与文学》之对话

一

1935年年初，天津南开大学爱好文学的学生组建了人生与文学社。4月10日，社刊《人生与文学》创刊。发起和主持者柳无忌。

柳无忌（1907—2002），原名柳锡，江苏吴江人。父亲柳亚子为近代著名诗人。他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与大学，1925年转入北京清华大学。1927年赴美留学。1931年获耶鲁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这一年，南开大学英文系正式建系。1932年柳无忌完成学业，二十六岁风华正茂，应南开大学之聘接任了英文系主任。

为鼓励学生写作及翻译的兴趣，柳无忌曾主编《益世报》的《文学周刊》，为南开英文系师生开辟了一个投稿地盘。柳无忌说：“后来兴趣大了，我与罗岚索性联合英文系同学来办一个自己的刊物。”（《国难中成长的南开英文系》）这刊物就是《人生与文学》。

《人生与文学》第一卷第一期刊影

《人生与文学》第一卷第一期版权页

二

《人生与文学》的作者群有三部分人，各具面目，自成千秋。

一是柳无忌的“朋友圈”，核心是思想见解相近、风格趣味相通的清华校友。

罗岚（1906—1983），原名罗正，笔名山风、山风大郎、岂风等，湖南湘潭人。1924年入清华学校，1929年赴美留学。斯坦福大学社会系毕业，又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34年回国，至南开大学英文系任教。罗岚当时已有短篇小说集《招姐》和《六月里的杜鹃》出版。长篇小说《苦果》正在连载，受到文艺界的好评。

罗念生（1904—1990），原名罗懋德，又有笔名罗喉、砚深等，四川威远人。1922年入清华学校，1929年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1934年回国，任教北京大学。

1931年4月，一柳二罗就和林率合编过《文艺杂志》。林率，原名陈麟瑞（1905—1969），又有笔名石华父，浙江新昌人。柳亚子的长婿。1928年清华毕业，留学美、英、法、德。后任教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杂志由四个留学生在美国编辑，出版在上海，挂名主编柳亚子。《卷首语》言办刊宗旨：“不是为了祖国的文坛太沉闷了，不是为了现今的出版界太芜杂了，也不是要标榜什么新奇的主义，我们才集合起来办这个刊物。这季刊只是几个在新大陆爱好文学的朋友，在读书的余暇中，愿意抽出些工夫来做一番耕耘的工作，在创作与介绍方面，为开拓这块文艺的新土，期待着未来的收获。”1932年9月停刊，共出四期。

水天同（1909—1988），字冰，甘肃兰州人。1923年进清华学校，1929年留学美国，先入康奈尔大学，后获哈佛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1933年又赴德、法留学。回国后在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

谢文炳（1900—1989），湖北汉川人。1923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先在斯坦福大学，后进芝加哥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研修英国文学，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先后任教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校。

毕树棠（1900—1983），又名毕庶滋，笔名碧君，山东文登人。他虽不是清华留美学生，但1921年就入清华学校图书馆工作，一生服务清华。以译介西方文学见长，擅写海外期刊书评文字。

毕树棠曾经这样评论柳无忌等清华文人：“罗岚湘人，天才极高，观察敏捷，性极忠厚，专攻小说，所读新旧说部很多，而文格则私淑鲁迅。”“罗念生是诗人，富浪漫情感与纯洁思想，所作文字，则不尽为诗，然而皆隽永而富情趣。”“水天同是一‘潇洒式之书生’，才情极恣肆而豪壮，在校时曾戏作《圣人游地狱记》，载于《清华周刊》，轰动一时，虽是滑稽笔墨，不免有酷刻之处，然可知其对旧小说之神味，所得极深，西文造就亦颇有素。”“柳无忌是清华的‘特别生’而后出洋的，其父为南社诗人柳亚子，家学本有渊源，人颇静默婉雅，无华门公子习气。在校时即整理诗僧苏曼殊之著作与事迹。柳努力为之搜集考证，极穷山尽水之能力。”

“朋友圈”中还包括在南开英文系兼课讲学的教授、学者。讲“戏剧创作”的黄佐临，讲“莎士比亚”的孙大雨，讲“文艺心理学”的朱光潜，讲“新诗创作”的朱湘等人，讲“语言与文学”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年轻时曾在天津读书、此时已在上海复旦任教的赵景深，都是柳无忌的朋友。

二是南开英文系的师生。教师中的梁宗岱、司徒月兰等自是留洋的饱学之士。杂志的发行人刘荣恩（1908—2001），笔名子峤。浙江杭州人，自小随父母移居上海。1930年燕京大学毕业，即执教南开英文系。卢沟桥事变之后，刘荣恩留在天津，任教工商学院，创办并主编《现代诗》季刊。他的诗述说古物古事，保存、重温、强化中国人的民族记忆。抗战胜利后，刘荣恩回南开任教。194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访学，后定居英国。黄燕生、胡立家、李田意、巩思文、吴炎（吴景略）等，学业良好，在研究、写作、翻译方面有卓越成绩。翻译莎士比亚《维纳斯与亚当尼》的曹鸿昭（1908—？），笔名宗逵，河南新野人。英文系的首届毕业生，留校任教。南开南迁后，曹任教西南联大。他和柳无忌合译的《英国文学史》，当时被列入“部定”大学用书，商务印书馆印行。抗战胜利，曹鸿昭赴美留学，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1947年至1969年任联合国中文翻译处高级译员，退休后旅居美国。翻译出版有希腊罗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这都是后话了。

1927年柳无忌与家人。左起：柳亚子、郑佩宜、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

罗念生(www.xing528.com)

罗岚

南开之外的其他年轻学人。1934年金陵大学毕业的徐盈，1935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的辛笛，同一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曹葆华以及北京师大学生吴奔星等，都有作品在《人生与文学》发表。

三是作家。王余杞，四川自贡人。时在天津宁北铁路局任职。北方“左联”成员。澎岛，原名许延年，河北保定人。曾编《北国》月刊。金丁，原名汪竹铭。1932年初与徐盈、芦焚在北平合办《尖锐》。后去上海参加“左联”。作家也是杂志的一个重要“稿源”。

三

《人生与文学》第一卷第一至六期杂志一共刊发了十九篇小说。

截取社会断片，小说为读者勾画出多元世相。伦嘉的《或人的故事》《烟》和吴炎的《居丧》都是借孩子的视角写家庭变故，亲人离去，生活的每况愈下，民众的命运悲苦。澎岛《明日旧闻》中的中学教员徐石波赌博输掉九块钱，等于输掉一家人吃两个月的面粉，走上了不归路。欧阳英的《职业》中三个学有专长的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饥饿病苦逼他们“拦路行抢”。格调悲郁，令人窒息。王余杞的《爬》和《头奖志喜》，将拍马又自吹的丑态、妄想彩票中奖的神魂颠倒，描绘得活灵活现，呈现出市民生活原色。谢文炳的《狗车》写失业工人砸烂羞辱他们的狗车，又遭羞辱。张秀亚的《拾煤的孩子》写小姐妹同去火车车场拾煤，妹妹竟被火车轧死的惨剧。1919年出生的张秀亚，这时是一个中学生，十六岁即有诗歌发表。论者评说，读她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有时她在使你流泪之后，又会使你发出轻微的苦笑。你苦笑，是你感到人生的滑稽，你流泪，是你看到人生的残酷！”（林慰君：《漫谈张秀亚及其他》）

有三篇小说以其独特选材而引人注目。徐盈的《霜》表现抗战中一个青年的变化。刘平的同学王某是个上菜馆、玩女人的花花公子，“九一八”事变几年之后，竟然被当局作为“反革命”处决。刘平目睹他高呼口号，坦然走向刑场，毅然死在枪下。金丁《阿嘉》的主人公阿嘉和她的丈夫阿梁，都是地下工作者。阿梁被捕牺牲。阿嘉在奔波营救中，亲历到各色人等的不同面目，但意志仍然坚定。她回到乡下阿梁的家，生下孩子，就“跑到农民里去了”。她看到农民太苦，动员农民联合起来抗争。阿梁的母亲不满意她的举动，村里一些人也不理解，警察开始注意她。最后，阿嘉又返回上海。江枫《啊　》的故事发生在南方。六一道士从老子手里接过田产，靠着唱道又挣了一份家当。“这一天突然闯进一群凶神恶煞一般的疯子”，“什么开会呀，什么农民协会呀，还有乡苏维埃什么？”宣告，唱道、烧钱纸都是迷信。六一道士的地被拿走，三口人只留下九斗田。他拿惯了笔杆的手，现在却要拿起秧耙下地干活。他盼望世界变转来，说：“只要队伍来了，我的家当，就是剥皮，也要在那些疯子身上剥回来的。”这天他听说“队伍”来了，又听见远处枪响，心中暗喜。但接着听到从打枪那里送过来一声天崩地裂的“啊————”，一个又一个“啊”，充满四面八方。枪声慢慢稀少，“啊”的声音也慢慢远了。六一道士看到“一排穿着灰色短打的家伙，被几个背着枪的疯子押解着走过去”。

小说中以美国为背景的有五篇，三篇的作者是罗岚，除署名“石敢当”的“No Washee Girlie”是描写偷渡美国的陈利谋生艰难，又遭白人敲诈的故事外，余下两篇写的都是留学生生活。《别筵》写一对恋人，男方要回国，黯然离别，不知情的女友尚做着憧憬未来的好梦。《金丝笼子》写已经回国的杰迷，意外地遇到当年在美国留学时的女友。旧情复萌，又不得不分手。冰（水天同）的《酒醒天涯》和《刀与箫的故事》对中外文化差异引发的冲突，留学生之间的勾心斗角，都有细致的描绘，显示了小说家的敏锐和学者的才情。从清末民初留学生走出国门，就有了表现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留学生文学”。谢文炳的《留美写真》和《金山笔记》，记录了在美国的见闻：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对有色人种和华人的歧视，留学生活的艰辛。40年代，谢又出版了长篇小说《诗亡》，记一对留学生的爱情从萌生到死亡。

柳无忌是诗人，他的十四行诗写东方游子在异域的感受，道出一个青年的爱的心迹。格律严谨，结构紧凑，内在张力紧迫，讲求韵脚和形式美感。《生死两镜》：“当我在镜中照见了自己，/那生命之镜，唉，我真吃惊！/这个微渺的灵魂与躯体，/如水泡的易碎，漂浮如萍！/我想，我不如到镜的后面/去瞧瞧，那里居住着死神，/死神却对我狰狞了两眼，/那副哭丧的脸太是可憎。/这样我徘徊在生死两镜，/迷了路；但当我远望高天，/忽然天空有光明在相引，/那是爱的光明导我向前。/因此我忘却了死的暧昧，/生的虚无，我只崇拜着爱。”论者称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史难得的佳作”（冬云：《柳无忌与新诗》）。

吴奔星是得到柳无忌关注的诗人。他的新诗《废宅》，柳无忌刊在《文学周刊》1935年2月27日“新诗专号”的头条。《人生与文学》上发表了他的《墙》《流水音》《模糊的倩影》《秋祷》等多篇诗作。学者论吴奔星早期的诗歌，说：“青春期的燥动、困惑与焦虑，现实生活的重压、折磨与煎熬，使他们那一代生活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徘徊于歧路，他们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只能侧身于大都市的角落里，抒发着灵魂深处的抑郁沉吟。”(宋剑华：《都市流浪汉咏叹调——试论吴奔星早期诗歌创作》)

胡立家的诗有《雁》《南风》《笛》等，诗行严整，多抒写一个年轻人的孤独与感伤。《夜的独步》：“夜的怀里来了路人的足音/便是那泓竞唱的溪也停了涓流/更有那谁人抛了安息在觅寻，追捉/自己的影子，于无月的暗天下？/又令倦劳终日的路石重负/那条轻瘦而愁重的身躯。”而这时，“风也微微在怨言/一面伸手拍抚深梦中的叶子/不愿在寒冷的寂静中见到/自己的孤单。/满尽是冷酷的夜里/静闻弱翼盲瞎地在扑拍/是只寻不着巢的白鸽”。景物浓化了“夜”“独”的氛围。

曹鸿昭的诗表现了倾心人生的悲悯情怀。《生命的归宿》中看到在八里台南开校外，四个人抬着白木板匣子埋人，他猜想死的人，可能“曾经是个小工，/在污秽的工厂里出汗；/因失业和疾病的压迫，/就慢慢地离开了人间”，“也许他是牢狱的囚犯，/在幽暗的窖穴里默等；/等到最后的那天临头，/才逃脱那吃人的樊笼”，“也许那里面是个女人，/一个孤苦无依的丐妇；/上天所给予她的恩惠，/孑然一身外别无他物”。

《歌——异国的歌》是罗（罗念生）的诗。早年他以充满了四川的乡味儿的《芙蓉城》，知名于文坛。

《人生与文学》的《文坛短评》直指文坛弊端，读者仅从《新文学的障碍》《斥滥产的作家》这些题目，就可知矛头所向。柳无忌（啸霞、霞、胜己、深溪、胜溪、萧亚）和罗岚（石敢当、石君、项雨）都有短评发表。文章揭露“造些半真半假、可信可疑的话，以吹自己，或捧别人”的旧圈套，弄得文坛上永远是一团乌烟瘴气。（《中国文人的旧圈套》）主张“不说心不由衷的话，不谈个人没有体验到的人生，也不讲自己没有看懂的文艺，更不摆出新学究的样子来批评文学。”（《说话难》）《文化的买卖》中由出版说到“卖教科书是一门好生意，尤其是各大学中学的入学试题详解，高初中的会考试题汇编之类，最受学生欢迎。”指出“这种一知半解的书籍出版和流行，却是教育界一大流弊”，危害在于“这样不知要害多少青年，费去了正当的求知时间，养成了曲解求知的意识，去孜孜于详读试题，以求万一的侥幸。”这段话今日读来，依然给人以八十年没有过时之感。

杂志的书评文字旗帜鲜明，文风凌厉。水天同在《茅盾先生的〈神曲〉》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茅盾先生的错误和荒唐”。1935年的茅盾已是著名的批评家和作家了，但海归水天同并不迷信。他以德文原版为依据，通过大量的例证，说明茅盾“对于他自己所介绍的作品并未谋面；对于别人关于《神曲》的论著无力判别去取”，“所以有笑话层出、不成体统的介绍。”语言辛辣，毫不客气。

四

《人生与文学》为月刊，创刊号版权页的主编人是柳无忌、罗岚、黄燕生、胡立家，第四期主编人调整为柳无忌、罗岚、尹赞钧、李田意。第一卷出了六期，页数连续计算，达八百页之多。第六期有编者启事，因时局危急杂志暂时停刊。这时已是1935年的11月了。第二卷开始由月刊改为季刊，开本由三十二开本改为十六开本，篇幅减少，页码单独计算。时常脱期，勉力维持。编辑署柳无忌、石敢当、王慧敏、李田意，后又增加了梁宗岱。最后两期署“人生与文学社编辑委员会”。1937年4月10日，出版第二卷第四期后停刊。历时二载，共出十期。

《人生与文学》“填补了当时华北一度无大型文艺期刊的空白，在津门乃至北方文坛引起颇大反响”（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永续的学脉——南开大学学科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