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影流年》：文艺通俗化试验产生成功

一

《新小说》于1935年2月在上海创刊，月刊，二十开方型本。郑伯奇编辑。

郑伯奇（1895—1979），原名郑隆谨（一作隆瑾），字咏涛（一作泳涛），伯奇原为笔名。陕西长安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去日本留学。1921年加入创造社，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都是创造社的重要人物。1926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到上海，参与筹备“左联”并任常委。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郑伯奇化名郑君平，去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当编辑。他在《“左联”回忆散记》中记述：

我提议编辑一种文艺刊物，书店负责人也同意了，决定由我负责。《新小说》就这样产生了。这虽不是“左联”的刊物，因为我在“左联”参加“大众化”的工作，很想借这块园地来作试验。

郑伯奇说，“左联”时期提出“大众化”和“通俗文学”。“前者主张作者应运用群众日常使用的活的语言，即群众的口头语，反对‘五四’文学运动以来知识分子惯用的欧化了的‘白话’；后者主张运用鼓词、评书、戏曲等通俗形式创作有革命内容的新的通俗文学。”（《“左联”回忆散记》）《新小说》第一期《征稿简则》要求：“来稿文字务求通俗而饶有趣味，文言体及语录体恕不领教。”第四期《编辑后记》又重申：“我们欢迎通俗作品，太艰深的、太得山人名士气的东西，恕不接受。”

二

《新小说》刊载的重点是小说。

张天翼的《一九二四—三四》主要写从“五卅”惨案到“九一八”“一·二八”这段时间，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一个最初决心投身革命的青年，如何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放弃了远大的理想，变成一个意志消沉的小市民。小说“用书信体，很客观地描画出大时代中的一个‘零余者’”。

郑伯奇

郁达夫的《唯命论者》写一位教了二十几年书、月挣三十八元六角的小学教员，他的妻子用外婆给孩子的一元钱，偷偷买了一张航空奖券。开奖那天，夫妻俩误认号码以为中了头奖，做了一场好梦。梦想破灭，人们在学校附近的河浜里发现了小学教员的尸体。当年《文学》杂志称许“《唯命论者》是既能通俗又耐回味的一篇小说”（《杂志潮里的浪花》）。

柯灵的《牺羊》描写在困难时代为生活为艺术而挣扎的一群青年女性。柯灵说，《牺羊》的题材来自郑伯奇。郑伯奇告诉他，电影界新旧势力的矛盾很突出，也是社会矛盾的具体反映，其中形形色色的人事沉浮，都是很吸引人的素材。

张天的《伙计》描写旧京公寓的伙计们，编者称“他的轻松的笔致、流畅的语言，直可追踪老舍先生的短篇”。

鲁迅给刊物翻译了西班牙作家巴洛哈的小说《促狭鬼莱哥羌台奇》。

《新小说》创刊号刊影

《新小说》创刊号版权页

各期的《编辑后记》（或《编辑余谈》《编辑室往来》《作者·读者·编者》）中，有编者对作品的简要点评。如：“茅盾先生一篇刻画没有自觉的摩登女性可谓入木三分。圣陶先生的《半年》假借儿童的口吻将教育危机的一端深刻地表现出来。靳以先生的《一人班》虽是素描式的短篇，颇富于人道主义的凄怆的情调。万迪鹤先生的《晋谒》在平凡的场面中描画出跃动的心情。郑伯奇先生的《幸运儿》是有时事性的讽刺作品。吴泮云先生的《老提摩太之死》描写恋爱与宗教的冲突。姚雪垠先生的《野祭》叙述由一个人的失踪所引起的家庭悲剧。”这是就内容而言，而对表现形式的不同一般之处，编者也有独到的发现：“施蛰存先生的《猎虎记》用评话手法，写幽默故事；曹聚仁先生的《叶明琛》取历史题材，写随笔体的小说：都是难能可贵的作品。”“陈子展先生的《呆女婿》用日本的狂言体写中国的民话，这是有意义的新尝试。”

《新小说》在小说之外也刊登随笔、杂考、散文等。阿英的《灯市》是对《金瓶梅词话》风俗的考证，洪深的《山东的五更调》是对民间文学的探讨，编者都列入《中间读物》专栏。《名著研究》专栏中有寒峰（阿英）关于《文明小史》的评论。散文中丰子恺的《放生》叙写人生感悟，叶圣陶的《近来得到的几种赠品》琐记深厚情谊。刊物还设有《幽默小话》《闲话篓》等栏目，刊登轻松有趣的幽默笑话、民谣小曲。这些淡化了刊物的政治色彩，突出了通俗化的主旨。

郑伯奇广约全国名家撰稿，第五期上曾刊出“经常为本刊执笔诸先生”名单，计六十三人。检索六期杂志，作者中已在名单者有三十三人，未入名单的姚雪垠、任钧、萧军、马宗融、侯汝华、徐迟、戴平万、立波、康嗣群、杨人等，也都是活跃于文坛的作家、诗人。《新小说》作家方阵的壮观由此可见一斑。

三

《新小说》作为通俗文艺期刊，郑伯奇在编排和装帧设计上也花尽心机。(www.xing528.com)

第二卷第一期共刊发九篇小说，每篇都有插图，达二十五幅。有的一篇就有三幅插图，有的插图画面占一个全版。这在当时的文学刊物中是很为少见的。刊物一出版，即获得点赞。曹聚仁评价：“《新小说》很好，画和文字都有生气。”陈子展肯定：“创作均有插图，当益接近大众矣。能做到雅俗共赏之通俗读物。”张天翼则说：“看到《新小说》极为高兴，编制插画都极吸引人。”

《新小说》插图选

插图作者都是年轻的画家，但在书页的狭小平面上展现出独具的个性异彩。万籁鸣以厚重的轮廓线条描绘人物形象，他的孪生弟弟万古蟾的构图则别具装饰味道。楚人弓的人物特写给人以强烈震撼，李旭丹的单线勾勒有一种动态的力量。黄苗子的素描笔触略带漫画的效果，郭建英线条单纯柔美而又清晰流畅。马国亮当时已是《良友》画报的主编，最本色的小品作家。他的插图线条与黑色块面交错，明暗变化中富有现代感。其他画家尚有陈元之、沈西等。展卷披览，《新小说》插图的多彩多姿，花团锦簇，令人神驰意远。

四十多年后，出版家丁景唐在《郑伯奇在“左联”成立前后的活动》文中高度评价《新小说》，“内容丰富，编排新颖，插图众多，生动活泼”。他特别指出，“小说、散文、译文、游记，都配以众多的美术题花、插图、电影剧照，在当时文坛上别开生面”，肯定《新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占有创新的一页”。

郑伯奇的《插画漫谈》（署名“平”，《新小说》第二卷第一期），有对插画的精辟见解：“小说的插画是帮助读者欣赏的。插画的作风若和小说的作风不一致，反来可以引起读者由乖离而发生的不快感。但是，画家要做到和原作者一致，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严肃的作品会插上漫画式的插图；有时候，轻松的作品而插画却采取厚重的笔调。”他认为，缺少写实精神的插画，不合通俗化的旨趣。“呆板的模写当然不就是写实，但绘画要引起观者的写实感是必要的。这一点，我们的插画画家能做到的并不多”。

四

《新小说》出版了六期，先后发表了十二篇关于文艺通俗化理论探讨的文章，分别是第三期的《通俗的和艺术的》（平）、《通俗和媚俗》（乐游）、《侦探小说和实生活》（华尚文），第四期的《通俗小说和民话》（乐游）、《通俗小说形式问题》（华尚文）、《通俗文学和读者趣味》（方钧），第六期的《身边的小说》（乐游）、《基本汉字》（华尚文）、《插画漫谈》（平）。这一期还有任钧翻译的“通俗小说论集”，包括日本人片冈铁兵的《通俗小说私见》、武田麟太郎的《通俗小说问题》、森山启的《关于通俗小说》。实际上，十二篇中除去三篇译文，其余九篇全是郑伯奇的文章，“平”“乐游”“华尚文”和“方钧”都是他曾经用过的笔名。郑伯奇将他对通俗文艺的意见化整为零，一个个小题目深入议论问题的一个个侧面，内中不乏精当识见。如论及艺术作品与通俗作品，指出：“艺术的作品尊重独创，通俗的作品注重常识，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对照。”（《通俗的和艺术的》）如区分通俗和媚俗：“通俗的作品只是作者把写作的态度降低到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水准上。这一点也许是妥协的，而这种妥协是正当的。若抛弃了作家的天职，只去迎合低级趣味，那就是媚俗了。”（《通俗和媚俗》）

五

《新小说》插图选

编者说：“我们要出一本通俗的文学杂志，这杂志应该深入于一般读者中间，但同时，每个作品都要带有艺术气氛的”，“我们相信，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能够通俗的，都是能够深入于一般读者大众中间去的”，“同时，有生命的通俗作品也都是在艺术方面很成功的”。编者认为通俗化和艺术性是可以统一的，“把作品分为艺术的和通俗的，这是一种变态。《新小说》的发刊，就是想把这种不合理的矛盾统一起来的”。（第二期《作者·读者和编者》）

这个愿望是好的，作家和读者都很欢迎。郭沫若说：“《新小说》饶别致，文体亦轻松可喜，能于大众化中兼顾到大众美化（广义的美），是一条顺畅的道路。”段可情说：“内容甚好，编排亦佳。”“此刊物虽云系通俗文学之读物，然亦不可过分将趣味降低，弟向来主张文学非带艺术气氛不可，否则使人有读后无回味之感觉。”读者也表示：“现代的文学界确实太缺少通俗化的作品了，贵刊之发行，真深合我们的需要。”

但是既要深入于一般读者，又要在艺术上成功，做到二者的统一，谈何容易。读者反映：“有几篇作品，仍不脱考据性质或名士气，刊名新小说应当多登有故事的作品，以求成为大众的普遍读物。”“老舍蛰存两先生的小说通俗则通俗矣，然有点‘红玫瑰’的气味。”“考证文字与翻译作品似都不是学校以外的读者所喜欢读的。”小说《唯命论者》和《一九二四—三四》都受到好评，作家却底气不足。郁达夫说：“要把小说写得通俗，真不容易”，“我自以为通俗小说，终不是我所能写的东西”。张天翼说：“我觉得我那篇不大合式，因为这种文字只有读书人能看，未能通俗。”

刊物的发行并不理想，但郑伯奇对《新小说》的“通俗化试验”仍充满信心。第五期有编辑室的《征稿》：“本刊自第二卷第一期（通数第六期）起，改革内容，力求通俗化，除原有之小说，随笔，中间读物等外，特增加以下各栏，广求外来文稿：（一）速写　简短的即景速写。（二）通信　各地实际生活的通信。（三）民话·传说荒唐无稽者不录。（四）民谣·时调　肉麻及迎合低级趣味者不取。（五）短剧　以能在短时间内演出者为合格。（六）读者意见　对于本刊的意见和读后感想。”意在强化刊物的重点并力求主旨统率下的多元。第二卷第一期的开本改为二十三开，增加了篇幅。同时预告了第二期第三期的重点文章：《晚清文学研究特辑》，由郑振铎、阿英等执笔；《上海动态点滴特辑》，将有二十位作家分工合作，从不同角度表现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编者相信第二卷会大有起色。

第六期在7月刚刚出版，《新小说》却戛然而止，朋友们感到非常突然。停刊的原因，晚年的郑伯奇这样写道：“我自己对于‘大众化’也缺乏明确概念，所以刊物的面貌既不统一又缺乏特色，虽然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支持和不少青年作家踊跃投稿，刊物的发行量不高，影响不大，出到第六期，终于停刊了。”（《“左联”回忆散记》）而赵家璧在《回忆郑伯奇同志在“良友”》中道出了真正的原委：“8月下旬，（良友图书公司）经理又和伯奇为了销数、成本、稿费开支等问题闹了一场。伯奇耿直为怀，经理锱铢必较。一怒之下，伯奇于第二天拂袖而去，从此离开了良友。”

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纠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学术景观。通俗文学回归到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从而初步形成一个雅俗兼容的大文学史框架，时间已到20世纪80年代了。

六

《小说的将来》是郑伯奇在《新小说》上刊发的短文。他预言：“有声电影和无线电播音是现在全世界最新最流行的艺术，在不远的将来，电视（Television）又有完成的希望。”这一定会对艺术各部门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小说将因此发生激烈的变革：

小说不单是作家一手包办的东西，而变成和诗歌戏剧相同，要假借别个艺术家的媒介来和大众相见。大众不需要躺在沙发椅上一个儿闷闷地去看小说，借着电视和无线电的力量，有一个媒介的艺术家用肉声的言语把小说送到大众的面前。

今日电视和手机屏幕上展现的令人炫目的小说样式，已远远超出八十年前郑伯奇的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