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漫画》1936年第五期《新八仙过海图》中的“新八仙”是周作人、林语堂、老舍、简又文（大华烈士）、姚颖、郁达夫、俞平伯、丰子恺。
“新八仙”又称“论语八仙”，所指何人，当时还有几种版本：
第一种：周作人、林语堂、老舍、大华烈士、姚颖、老向（王焕斗，字向辰）、海戈、何容（老谈）。
第二种：周作人、林语堂、老舍、大华烈士、姚颖、老向、海戈、陶亢德。
第三种：周作人、林语堂、老舍、大华烈士、姚颖、老向、何容、黄嘉音。
老向、老谈、海戈、陶亢德、黄嘉音都是《论语》的重要撰稿者，进入“八仙”自有理由。
姚颖
荣列四种版本其上且为“八仙”中唯一女性的是姚颖。
二
《论语》于1932年创刊不久，一个名曰《京话》的专栏与读者见面。京，指南京，当时的国府所在。文章常取通信形式，专写首都的政坛花絮、官场内幕、名人逸事，文字老到，思想清丽。《京话》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解民国政治运作的极好的窗口，风靡一时。作者姚颖。
1936年9月，《京话》由人间书屋出版，分“专篇”（二十七篇）、“京话”（二十六篇）、“随笔”（一百五十则）和“杂俎”（短评十二则，诗一首）四类。但归类又较随意，《夏日的南京》在《论语》刊出时曾标为“代京话”，收入书中则归入“专篇”。林语堂在《序》中赞誉有加：“《京话》之难写，难于上青天，《京话》，地方通信之一种也，地方通信写成文学在中国尚少见，居南京写通信尤难于一切。”“独姚颖女士之《京话》，涉笔成趣，散淡自然，犹如岭上烟霞：谓其有意，则云本无心，谓其无意，又何其燕婉多姿耶！”（《关于〈京话〉》）
谢兴尧《回忆〈逸经〉与〈逸文〉》中引一庵《读〈论语〉忆姚颖》文：“凡读过她描写南京新官场现形记——《京话》的，一定感到她是个风流不羁滑稽突梯的人，不然，她怎能写出尖酸刻毒、嬉笑怒骂的文章来。诚然，当时颇有一部分官僚政客，甚至于政府当局，被她笔下捉弄、调侃得哭笑不得，难怪乎《京话》刊布，竟万人争诵。”“写各地通讯文章，运笔犀利，刻画入微，而讽刺酸刻者，除姚颖外，无与伦比，是为林语堂叹为唯一的杰出人才。”《论语》二周年纪念时，编者“将其芳影刊出，附有娟秀签名照片，玉立亭亭，颇觉幽娴文雅，爱好其文笔者，睹此殊可一饱眼福也”。
《京话》书影
《京话》序
三
海戈说，《京话》的作者并非姚颖，实际是姚颖的丈夫王漱芳。
海戈（1900—1965），原名张海平，留美回国的铁路工程师，几十年与《论语》相始终的“铁杆”作者。1947年，他在《论语》上连载《批注必传堂诗词选粹》，第一百三十四期《论语》有《悼漱芳》一首：
假名闺阁写文章，月旦权威意味长。
板鸭遥临留肥美，成贤偶访慨沧桑；
登书始识庐山面，寄信蒙邀陇省航。(www.xing528.com)
噩耗忽传惊堕马，空余京话蠹鱼粮!
海戈为自己的诗词所作的注释即是本事的说明，详细道出《京话》作者的真相：“王漱芳先生，贵州人，抗战前在南京市政府任秘书长，权位当道，对于朝中大小事故，知之甚清，大致许多情由，看不入眼，骨鲠在喉，要吐才快！但因自己亦是显贵，牵制甚多，不能随便发表，于是假其太太姚颖的名字，用《京话》作书题，长期为《论语》写稿。《论语》二十期（或二十一期）（实为第四十九期，1934年9月16日出版。引者）集诸常写文稿的朋友的像片制版出特刊，姚颖与焉。众‘同志’中，忽有一女性，貌清癯秀美，而文字老辣，不同其‘像’。我与语堂私议，认为颇有问题。某次，语堂因事晋京，顺道专访，托代我致意。得识秘密，归沪为之拊掌。”嗣后，海戈与友人合编《谈风》，写信问王漱芳要稿，彼此遂信札频繁。某月，王漱芳托来沪友人带来南京板鸭四只，海戈与林语堂各二。海戈说：“首都名产，此为首次尝得。”1937年抗战军兴，8月底海戈离沪返川，从沪西上火车，东行一日一夜方达南京。“翌日，遂去成贤街五十号访漱芳。其时，南京已被大轰炸二次，国民政府已迁汉转渝，一片凄惨荒凉气象，令人欲泪。成贤街为高级官吏住宅区，住户均逃避一空。五十号左右数家大门第，阗焉无人。曾入一宅，直至堂屋，均无声响。”1939年，海戈在重庆才和王漱芳第一次见面。“其时语堂在美，寄书托向内政部登记翻译权，书即《瞬息京华》。此事，在当时尚系创举，内政部的出版法无此条例，遍询友人，均云不知。闻漱芳在党政考核委员会作高级职员，遂持书去会，托其转询内部，数年通讯，至此始相识，畅谈二小时，犹不忍别。其人颇高大，二目炯炯有神，性爽直，亦随便，无官架子。”1940年9月初，海戈返回故乡。不久，即在报上看到谷正纲负责甘肃政务，王漱芳任秘书长的消息。他还写信约海戈去甘肃省一游，海戈因家事羁縻未能成行。王去甘肃约一年，转任省民政厅长。接之而来的则是：“闻其因公出巡，于某处堕马伤骨，旋即逝世。死时，似犹未满四十。姚颖女士时尚抱病南泉，家计艰难，洵惨事也！”
1948年12月，海戈在《论语》第一百六十六期有《两年与〈论语〉》发表，又说到当年对“姚颖是男是女，编者也有疑问”。因此，“林语堂曾为破这疑团，亲赴南京一行，回来告诉我说：‘果然是男的，叫王漱芳，姚颖是他太太的名字’云云”。
四
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记：王漱芳（1900，一作1901—1943），贵州人。字艺圃，笔名姚颖。早年先后就学于武昌商科大学、东南大学商学院。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任北伐军东路军和第一路总指挥部主任秘书。1932年后，历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委员，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军政委会战地党政工作委员会党务组组长，甘肃省政府秘书长、民政厅长。后坠马而死。夫人姚颖，王漱芳曾借作笔名。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选编《京话》，其《出版说明》说：“《京话》是一部以30年代南京官场百态和社会世相为题材的纪实性杂俎，署名姚颖，实为王漱芳著。”
认定王漱芳为《京话》作者，学界意见并不一致。
俞王毛的《〈京话〉作者姚颖身份考辨》，认为王漱芳为《京话》作者，并做如下分析：就王漱芳的性格而言，“王漱芳属于积极进取型的人，参加过北伐，三十多岁即当选为国民党中委。按照刘健群（王的友人）的说法，王漱芳性格爽直，为人热心，风趣善谈，人品学识都很好。姚颖则脾气特别，而且抽大烟。”“王漱芳更有可能写出以政治为背景、婉而多讽的《京话》”。再就《京话》的内容和风格来看，“《京话》更像男作家所写。《京话》多涉时政，文笔老练，有阳刚之美，不像出自女性之手”。王漱芳化名著文的原因，作者说：“王漱芳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不是体制化了的国民党高官。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他对国民党的许多政策常持批评态度，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自己亦是显宦，牵制甚多’，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起来，违心地做着官样文章。因此，他才需要以笔名为掩护，以‘隐身’的方式表达意见，‘向权势说真话’。至于他为什么要‘假名闺阁写文章’，而不另取笔名，大约是因为文中常有涉及自身之处，以姚颖为叙述者比较方便。”
《论语》撰稿者
余斌的《姚颖与〈京话〉》，则是对《京话》出自女性姚颖之手，表示疑惑：一是文字风格。大略说来，女作家多是清词丽句、婉约灵慧一路。“姚颖的文字却不见妩媚之气，而入于‘老到’一途。语气‘老’，文字也‘老’，时杂文言，有时通篇就是浅近文言，时喜掉掉书袋，写来又极老练。‘老到’是很多男作家喜欢的为文境界，似乎没有什么女作家刻意‘老到’的。”同时，“‘老到’也包含几分玩世不恭的味道，或曰名士气。‘名士气’这个词通常是与男性文人联在一起”。二是议论和取材。“若将写作的才华粗粗分为议论、抒情、叙事，女作家的所长大抵首先是抒情，其次是叙事，最后才是议论。所以‘一到辩论之文，尤易看出特别’（鲁迅语）。”《京话》夹叙夹议，叙是为了议。“议论多有反语，皮里阳秋，指桑骂槐，时见精彩，绝无一般女作者议论软弱无力、不能击中要害的毛病。”再者，一般女作家的议论多为家庭婚姻、饮食男女等私人话题，而姚颖所议的是公共话题，是社会政治，而时政向来被目为男性的话语空间。“姚颖作为一个女作家，话题几被政治笼罩，全不及于个人生活——京城的吹牛拍马之风，国货运动周的宣传，党国要人的谠论，检查委员的提案，市政建设，大官升迁……——不能不说是一个例外。”
黄恽主张《京话》的作者是姚颖本人。他在《京话：姚颖还是王漱芳》中说，如果单纯分析文本的话，署名姚颖的这些《京话》，很明显存在着很多女性的笔触。《论语》中的《也是斋随笔》专栏，作者“如愚”就是王漱芳的笔名。对比一下《京话》和《也是斋随笔》，“不难看出，姚颖是货真价实的《京话》的作者（不排除有一些出自王的手笔或经过王的润色与改动），而王漱芳自有《也是斋随笔》的写作”。
陈学勇在《姚颖的杂文与性别》中也说《京话》为姚颖所作：“姚颖的文字固然脱尽脂粉气，若认真咀嚼，女性语言的蛛丝是时有流露的，她的《〈京话〉自序》，头一二段就不那么男性。”但又说：“或许全部署名姚颖的杂感，个别篇什出自王漱芳手笔，并非决无可能，到底在一个屋里吃饭睡觉。”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林语堂有《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一文。他说：“这两天因为溽暑逼人，想到姚颖女士的《大暑养生》妙文，又因重读这篇旧文章，怀想这位才女。”他称赞姚颖是“能写出幽默文章谈言微中的一人。”“姚颖女士是王漱芳的太太，大概是国内某大学毕业，我只见过一面，也是婉约贞静一派，不多言。王漱芳记得是贵州人，那时当南京市政府或某机关的秘书，所以《京话》内容很丰富”。这里我们如果联系《京话》作者的归属，似可以推出如下判断：《京话》作者主要是王漱芳，书中也有才女姚颖的妙文。
五
署名“姚颖”的作品主要刊载于《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等“论语派”的刊物，时间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
1936年6月《广播周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出版）第九十一期，有姚颖的《怎样做一个新主妇》，文前配发了姚的小照。因有照片比对，且是实际播讲，再就内容考虑，当是姚颖手笔。
文选杂志《好文章》，1937年第六期刊出署名“姚颖”的小词（诗）：“风雨沉沉的夜里，/前面一片荒郊，/走尽荒郊，便是人道。/呀，黑暗的前途万千，/叫我怎样走好！/上帝！快给我些光明吧，/让我好向前跑！/上帝谎（慌）着说：光明！？/我没处给你找！/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录寄者徐缙在诗后有一段附识：“上面一首姚之小诗，予得之于其夫之妹处。姚为武进奔牛人，今年二十六岁，其夫王漱芳，现任南京市府秘书长。姚在民国十八年，曾肄业金陵大学，上诗即其在校时所作也。姚为文颇老练，不类女人所作，在《论语》和《宇宙风》中，读者可时见其作品。”这首诗不是姚颖的作品，而是朱自清1919年的诗作，题为《光明》。录寄的诗中还有抄错的地方，如“便是人道”，原诗为“便是人们的道”，“黑暗的前途万千”，原诗为“黑暗里歧路万千”。
1943年第二期《甘肃妇女》（1月1日出版）上有姚颖的《甘肃目前之妇女问题》，这样的论文就可能是王漱芳“假名闺阁”的文章。
检索网络，1941年至1943年间还有几篇署名“姚颖”的长文短章，散见于《西风副刊》《永安月刊》《旅行杂志》等刊物。今日已很难查考这位“姚颖”是何方神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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