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地理与战国秦汉之际研讨会综述

但昌武

汉淮地区在自然地理上为中国南北过渡地带，在人文地理上为古代南北民族及其文化交汇、整合的重要区域，在中华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形成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两周时期，周人在夏商经营南方的基础上，在汉淮之间封建诸侯，当地土著民族与王朝之间则有着复杂的关系，或接受周人的统治，或叛服无常，而西周王朝及在地诸侯亦极力将土著民族纳入王朝体系之中，由此形成了这一地区复杂、多元的政治结构和文化面貌，构建了西周时期的南方地理格局。进入东周，楚人兴起，将汉淮地区各种来源不同、族属各异、社会发展水准不一、文化面貌差异很大的国、族，纳入到统一的楚国之中，在强势的楚文化之下形成了统一的楚民族，从根本上改变了汉淮地区夏商西周时期的人文地理景观。秦拔郢、置南郡之后，汉淮地区的地理景观又为之一变，楚国兴起之后所形成的南方地理格局在秦人的武力进攻下逐步瓦解，历经秦统一、秦末大乱、楚汉之争，剧烈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变革才初步结束，又经历汉初的恢复与发展，至武帝中期，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才稳定下来，始形成了我们较为熟悉的秦汉历史与地理面貌。

战国末年正处于这一轮中国历史大进程之中的关键性环节，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战国末年的历史是夏商以来历史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秦汉历史进程的起点。以往由于资料匮乏，对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只能作较为粗线条的描绘，但幸运的是，近年来秦汉简牍资料的大量出现，为我们探讨战国秦汉之际这一中国历史急剧演变的关键时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在出土秦简中，出现了一批里程简，尤以北大秦简和里耶秦简中的里程资料最为详细，这批里程简详细记述秦南郡、洞庭郡的交通线路，是探讨战国末年至秦代南方地理的宝贵资料。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15BZD032），自立项以来，在铜器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周代诸国族的历史、地理与族属、文化探讨，地理环境与考古遗存的调查分析等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果，但课题组成员平时各自进行研究，彼此之间的沟通有限，为加强课题组成员之间的交流，促进各子课题之间的互动，协调课题研究的进展，“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课题组于2017年6月10日在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召开“秦里程简与战国秦汉之际的南方地理”专题讨论会，就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一次内部讨论。课题组负责人，首席专家徐少华教授出席会议并作总结，出席会议的有子课题一负责人晏昌贵教授，子课题三负责人叶植教授，子课题五负责人郑威副教授，课题组成员黄尚明、王先福、尹弘兵、易德生、郭涛、王琢玺，曾参与课题研究与调查工作的靳进、但昌武，另武汉大学史地所与湖北省社科院部分研究生参与旁听。会议分为上、下午两个阶段，各有3位学者作报告，上午由郑威副教授主持，晏昌贵教授点评，下午由叶植教授主持，徐少华教授点评。以下就他们的报告和与会学者的讨论略作简介。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先福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秦汉邔县、楚“邔”邑故址考》。邔县为秦汉时期南郡属县，由于传世文献记载十分有限，其地望一直难以判断。王先福研究员尝试利用较为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来分析此问题。据新出北大秦简揭示，邔县故址在淯口与汉宜城县之间，且滨于汉水。而通过考察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可以判定，邔县故址最可能为今天的欧庙遗址或邹湾遗址。但王先福研究员指出，通过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复核工作发现，欧庙附近的现有地面是在明代才形成的，很可能不是秦邔县、楚“邔”邑的故址。相反，邹湾遗址有众多不同时代（上可至春秋战国，下可达南北朝）、不同等级的墓地，反映出此地确为一处人口较多的中心城邑，其内居民存在一定的阶层划分，且此地区除邹湾遗址以外并无其他遗址，表明邹湾遗址很可能就是秦邔县、楚“邔”邑的故址。

晏昌贵教授对王先福研究员的报告进行了点评。晏教授指出，上午的三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运用考古发现来考察传世文献尤其是北大水路里程简册中的一些地名。对于这种研究思路，有三个方面是需要我们注意：（1）要注意考古遗址的位置与传世文献相关地名的地望信息是否匹配；（2）要注意其相关地理沿革与考古遗址的年代能否对应；（3）要注意考古遗址的社会属性，就是它的规模与级别信息。随后，晏教授从这三个角度来审视王先福研究员的结论，认为他基本都考虑到了，并指出邔县地望的确定可以为战国秦汉时期襄宜平原上许多地名的定位提供支撑，肯定了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同时晏教授针对此演讲提出了两点讨论之处：（1）邔县的沿革，还可以结合出土文献来进行更细致的考察；（2）欧庙遗址的陶片可能来自邹湾遗址的说法可能还有商榷之处。

尹弘兵建议这篇文章可以加入等高线等地理要素来判断邔县地望与汉水改道情况。叶植教授认邔侯国的沿革考证似乎还可以更加细致，同时指出文章否定欧庙遗址为邔县的说法似乎有些武断，而汉水改道的问题似乎比较复杂，很难以此判断邔县的地望。黄尚明教授也同意叶植教授的看法，认为汉水改道情况对邔县地望的判断很重要，应该先将此问题梳理清楚。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王琢玺博士以《乐堤城考》为题，展开对钟祥乐堤城性质的考察及其沿革的梳理。乐堤城是战国秦汉时期江汉地区的重要城址，关于其性质一直有较大的争议。乐堤城性质的确定将为荆楚历史地理的研究打下重要的基础。王琢玺博士在梳理传世文献、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新近公布的简牍材料指出，乐堤城起源于秦代容乡，汉晋南北朝时期为军事重地荆城，宋元时代依据其时代特征称为“汉城基”或“汉城”。

晏昌贵教授对此报告进行了点评，指出此文的思路与前文相似，又更加具体。其方法简单但是十分有效，特别是利用等高线来定位的思路十分可取。同时晏教授提出，容乡的定位还需要考虑到汉水改道情况，容乡的重要交通地位以及容这一地名的特殊性。

尹弘兵则详细介绍了他们在乐堤城的考察及发现，指出乐堤城的城墙十分清晰，但城内堆积极为纯净，几乎不见遗物分布，仅在乐堤城东北角采集到少量陶片，从采集遗物来看其年代下限只能到西汉中期，上限约为战国末，不太可能是一处秦汉时代的城址，其遗址部分仅存在于东北角。此外乐堤城面积很大，与明清时期的襄阳府城相当，很难相信秦代容乡有这么大的城址，且乐堤城是否为三国之荆城、宋代之汉城，从实地考古调查的角度不能成立，恐怕还需要进行细密的考证，不能简单的对应。叶植教授称赞了此文行文的成功，但对乐堤城为秦容乡的说法亦存保留态度，推测乐堤城可能是清代白莲教时期的城址。易德生提出，乐堤城在秦汉时期可能只是聚落遗址，后来才扩张为城址。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尹弘兵副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楚西陵邑小考》。对于《史记·楚世家》所记白起拔郢战役中的“西陵”，过去有许多探讨，因无直接证据，多以猜测为主，但新出北大水路里程简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尹弘兵先通过对相关记载的梳理，大致判断出西陵及其附近地点，如邓城、淯口、攀渚、新邓津的相对位置，再结合这一地区的考古遗址，确定楚西陵邑应为今之襄阳彭岗遗址，攀渚应为襄阳市高庄街遗址，新邓津为襄阳陈坡遗址。

晏昌贵教授点评称，这篇文章写得很精彩，其思路类似于前面二文，但也有很多特别的地方。首先，用北大简所记里程来定位；其次，严格以已知来推未知，先判断邓县的位置，再以此定位淯口，进而判断西陵与新邓津。因此整个论证的过程非常科学、严谨。同时，晏教授也提出了三点意见：（1）文献梳理部分略显繁琐；（2）关于白起拔郢的进军路线，文章所引郭德维先生的说法似乎还有可商榷之处；（3）利用考古材料来定位相关地名的方法很好，但是也要注意部分地名的性质，例如西陵邑是否有城址，攀渚、新邓津不一定有遗址。

叶植教授建议在利用水陆里程简来考证相关地名时，要考虑水陆里程简的文本性质及特点。王先福研究员则从考古学视角来审视相关结论，指出彭岗遗址的时间上限是战国中期，但是战国晚期没有，西汉时期又出现南移现象，所以遗址的时间与结论可以对应起来；而高庄街墓地很重要，樊城北岸较高处有大量的墓葬，上至战国，下至宋，但对应的遗址不清楚，因此这个地点是否为攀渚还难以确知。

上午的讨论至此结束，下午亦作了三场报告。(www.xing528.com)

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晏昌贵教授以《北大藏秦水路里程简册所见的汉江水道与津渡》为题，利用简册中的里数记载，结合汉江地图与相关地理调查，详细考证了水路里程简册中与汉江水道相关的12津渡的地望。

徐少华教授认为此文的考证基本无误，细节部分可能还需要深入讨论，并结合水路里程简册中的“陵君”的例子，肯定了近年来出土文献对当今学术研究的重要贡献。黄尚明教授提出此文要考虑古今度量衡的差异，并建议进行实地考察。尹弘兵以沙洋以下的汉水河道的历史变迁为例，指出用现代的地图来考察秦汉时期的津渡地望似乎有一些冒险，建议先重建秦汉时期的地貌形态。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涛博士以《秦代交通地理研究的新史料——以简牍为中心》为题做了报告。交通地理不仅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主题，也是历史时期帝国行政的实际依托。以往关于秦汉交通地理的研究多以传世文献为基本史料，结合文献与田野考察，重点关注全国尺度的交通干线。郭涛指出，近年来，与秦代交通地理相关的简牍资料大量涌现，可以弥补传世史料在研究的区域和尺度上的局限，其史料精度亦有较大突破。这些简牍文献可以大致分为三类：（1）里程简牍，如里耶秦地名里程木牍、北大藏秦《水路里程简册》；（2）“质日”类简牍，如周家台秦简质日、岳麓书院藏秦简质日、北大藏秦简质日；（3）地方行政文书类简牍，如里耶秦简牍等。以上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复原区域交通地理面貌，填补秦代交通干线之间的路线空白，完善对秦代交通网络的整体认识。

郑威在点评中肯定了此文的价值，认为对秦汉交通史研究而言，这篇文章是很好的总结，做的很细致，具体思路也很好，内容也非常齐备。又提出，关于洞庭郡的交通路线，从已有的新材料来看，临沅与新武陵确实是两个交通中心点，或许是洞庭郡的守、尉分治地点。最后郑威建议可以将全国性交通线的绘制与帝国官员、物资运送等问题结合起来研究。晏昌贵教授询问了郭涛对里耶秦简牍中“新武陵分四道”一句句尾“丁四”的理解。郭涛回应，甲乙丙丁，丁应该为第四之意，“丁四”亦即第四道，里耶秦简牍中还有其他计数的例子。尹弘兵则建议在复原秦代江汉地区交通网络时，要考虑到现代地貌形态与当时地貌形态的差异。

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郑威副教授以《从“楚国之楚”到“三楚之楚”：楚文化地理分区演变研究》为题作了报告。战国秦汉是中国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封建制向郡县官僚制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郑威老师以楚地为个案，考察在统一进程的推进和秦汉帝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楚地内部的社会风俗的演变，认为其大致经历了从“楚国之楚”转变为“三楚之楚”，后又向“楚国之楚”回复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出现与疆域变更、族群流动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

叶植教授认为此文有很好的宏观历史视野，这个话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也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充实和丰满的地方。同时也提出一些相关的疑思：在江汉地区，秦汉六朝文化与楚文化似乎对接不上，江汉地区是楚人的核心地区，但是在秦汉时期，江汉衰落，汉代所恢复的江汉之楚并非楚国之楚，刘、项起义好像对此地影响好像也不大。

尹弘兵表示对此文所探讨的问题十分感兴趣，战国秦汉之际的变动极为剧烈，目前先秦历史研究与秦汉历史研究尚不能很好承接起来，先秦史与秦汉史这种划分导致对从先秦到秦汉之间的过渡阶段缺乏深入理解，从秦拔郢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始行五铢，历时一百六十年，其间变化极为剧烈，直到武帝中期以后才稳定下来后，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西汉”。尹弘兵又提及，秦汉时期原楚文化区的演进与变迁是一个极值得讨论的问题，曾有学者讨论过原楚文化区各区域是如何脱离“楚地”的，鲁西奇、王子今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而秦汉时期西楚也有自身文化重建的过程，相关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同时建议可以将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研究这个问题。

王先福则从考古学视角讨论了江汉地区的楚文化回流现象，他认为考古学成果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江汉地区的考古器物主要有两部分：一种为秦人风格器物；另一种可能是楚人留下的东西。秦拔郢之后，秦人器物是占主导的，武帝时期，当地器物也是在原来基础上发展的，并非楚器。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似乎与文献记载的楚文化回流现象有出入。反而是长江以南地区，楚文化的东西很多，反映出秦人在此地区的统治可能比较弱。

徐少华教授对本次会议做了最后的总结，他指出今天的六篇文章都十分精彩，也多与简牍材料相关，这是我们学术界的热点和难点，说明我们的起点比较高，而学术研究也应当关注前沿。又提出要打好基础，认真钻研、吃透相关问题，才能站到前沿。要求做学问要由小到大，深度不断递增，夯实基础，有创新思维。同时徐教授又回顾学术研究传统与风格，指出学术传承的重要性，希望将学术风格保留与传承下去。要重视考据，重视基础训练，文章切忌平铺直叙，或者不假思考地直接引用他人成果。总之，按传统方法，用新材料，只要肯花功夫，用头脑，就能做出学问来，就能将我们的研究发扬光大。

最后徐教授肯定了今天的会议形式，认为时间合理，参会人员集中，相关讨论十分充分，期待以后有更多的此类会议的召开。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