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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王城研究成果汇总,包括专著和论文集

时间:2023-08-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研究鄂王城的专著,有邹天福先生著,于2002年出版的《鄂王城与楚国故都》[52],以及于200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鄂王城初探》。[53]另外,2017年9月,鄂王城历史文化论坛在大冶金牛镇举行,由湖北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张硕先生主持。此次论坛论文集收入关于鄂王城遗址考古、历史文化探讨、遗址保护、开发利用等方面参会论文三十余篇。

鄂王城研究成果汇总,包括专著和论文集

研究鄂王城的专著,有邹天福先生著,于2002年出版的《鄂王城与楚国故都》[52],以及于200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鄂王城初探》。二书回顾鄂王城的历史变迁,对鄂王城遗址的时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陈晨、郝少波先生《浅析东楚鄂王城的建筑理念及保护思路》,从建筑学角度讨论了鄂王城以及东楚的建筑理念,并就鄂王城遗址的保护思路给出了建议。[53]另外,2017年9月,鄂王城历史文化论坛在大冶金牛镇举行,由湖北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张硕先生主持。此次论坛论文集收入关于鄂王城遗址考古、历史文化探讨、遗址保护、开发利用等方面参会论文三十余篇。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

【注释】

[1]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57页。

[2]参看《重振鄂王城大冶告别旧铜矿寻机旅游新“金矿”》,《长江商报》2010年5月7日。

[3]参看大冶县博物馆:《鄂王城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大冶五里界——春秋城址与周围遗址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所附《鄂王城调查》一文,记录有此次对鄂王城的考古调查成果。

[5]参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

[6]以上参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冶五里界——春秋城址与周围遗址考古报告》附《鄂王城调查》。

[7]大冶县博物馆:《鄂王城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8]大冶县博物馆:《鄂王城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9]《鄂王城遗址调查简报》指出:“在西城外的岗地上因修水库,发现陶器二件,从现场情况观察有可能是墓葬出土。”

[10]硬陶罐、盂出土于城外西郊。

[11]“陈爯”,旧释作“陈爰”,非是,后文详述。

[12]《鄂王城遗址调查简报》指出:“以上遗物石斧、尖锥状陶鬲足可能早于东周,陶瓮、褐色宽沿陶盂、铁刀等可能为汉代遗物,而绝大部分文化遗物为东周时代。”

[13]参看《鄂王城遗址考古有重大发现首次出土青铜铭文戈》,《黄石日报》2016年4月12日。按:蒙陈国安先生惠赐该戈照片等资料阅览,颇疑戈上所谓铭文乃某种錾刻记号,恐非文字。

[14]铭文戈的性质,学界有二说:一种认为是战国楚器,《楚文物图典》以及滕黄、刘彬徽、邹芙都等先生主此说。参看高至喜主编:《楚文物图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另一种则认为是战国齐器,持此说者如《山东金文集成》《商周青铜器暨图像集成》等,皆未作详述。参看山东省博物馆编:《山东金文集成》,齐鲁书社,2007年,第857页;吴镇烽:《商周青铜器暨图像集成》第三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7页。

[15]刘先枚:《释》,《江汉考古》1985年第2期。

[16]滕黄:《鄂王城戈铭应为陈往》,《江汉考古》1986年第1期。按:刘向枚先生后发文辩驳滕黄先生之说,不改己见。参看氏著《鄂王域戈铭可释为陈往吗?》,《江汉考古》1988年第1期。

[17]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50页。

[18]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第182—183页。

[19]余炳贤:《从鄂王城“陈爰”看鄂王城年代》,大冶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编《大冶青铜文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20]黄德馨:《楚爰金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72—73页。

[21]林巳奈夫:《战国时代的重量单位》,《史林》1968年51卷2号。

[22]安志敏:《金版与金饼》,《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3]余炳贤:《简说鄂王城的钺形斧——兼论鄂王城非古代矿冶城镇》,大冶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编《大冶青铜文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2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冶五里界:春秋城址与周围遗址考古报告》附《鄂王城调查》。

[25]参看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中华书局,1993年。

[26]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41页。(www.xing528.com)

[27]冯永轩:《说楚都》,《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28]殷崇浩:《楚都鄂补》,《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

[29]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45页。

[30]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7页。

[31]李学勤:《论周初的鄂》,《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2008年。

[32]鄂,历史上有西鄂、东鄂两称,此不赘述。有学者从西鄂、东鄂的起源,熊渠时期楚国实力以及东鄂地区考古学遗存等方面考证,熊渠所伐之鄂应为西鄂而非东鄂。参看朱继平:《“鄂王城”考》,《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刘玉堂、尹弘兵:《楚蛮与早期楚文化》,《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33]马世之:《关于楚之别都》,《江汉考古》1985年第2期。

[34]王崇礼:《楚国土木工程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35]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57页。

[36]龚长根:《再论鄂王城——关于鄂为别都的商榷》,《楚文化研究》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37]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38]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

[39]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年第8期;何浩、刘彬徽:《包山楚简“封君”释地》,《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45—346页;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

[40]黄盛璋:《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安徽史学》1988年第2期。

[41]黄尚明:《从考古材料看鄂国的历史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42]陈振裕:《东周楚城的类型初析》,《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

[43]许宏:《先秦城市考古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

[44]朱继平:《“鄂王城”考》,《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

[45]大冶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编,余炳贤编著:《大冶青铜文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46]参看石泉:《楚都丹阳地望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990—1991页。

[47]参看陈伟:《〈鄂君启节〉之“鄂”地探讨》,《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

[48]陈振裕:《东周楚城的类型初析》,《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

[49]许宏:《先秦城市考古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

[50]朱继平:《“鄂王城”考》,《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

[51]余炳贤:《从鄂王城“陈爰”看鄂王城年代》《简说鄂王城的钺形斧——兼论鄂王城非古代矿冶城镇》,大冶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编《大冶青铜文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52]此书仅少量刊印。

[53]陈晨、郝少波:《浅析东楚鄂王城的建筑理念及保护思路》,《楚学论丛》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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