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鄂王城遗址的时代，《简报》从城址内外的文化遗物判断其“时代应为东周”，同时强调现存城垣因为夯土内有较多的东周陶片，其时代也有可能较晚。《调查》进一步指出，“城垣的修筑和使用年代不会早于战国”，“城址使用时期战国时代的文化堆积较薄，最厚的部位也只有0.4米，有的地方甚至无文化层堆积，这说明城址使用的年限较短”。[24]
鄂王城遗址的性质，学界主要有三种意见：（1）楚之别都，熊红封鄂王之故城；（2）鄂君启节之“鄂”；（3）鄂邑小楚城。
其中第一种意见，发端颇早。《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又载：“熊渠卒，子熊挚红立。”《集解》引《九州岛记》曰：“鄂，今武昌。”《正义》引《括地志》云：“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可知《史记集解》和《正义》中已引熊红封鄂王之故城属武昌县之说。顾栋高《春秋列国疆域表》指出：“熊渠封中子红为鄂王，后为楚别都。”[25]顾氏较早提出楚都鄂之说。王国维《夜雨楚公钟跋》谓：“（楚公钟）作钟者为楚公屰。瑞安孙仲颂比部以为，即《史记·楚世家》之熊咢，咢本从屰，二字形声皆相近。其说不可易矣。此器赵氏《金石录》谓出鄂州嘉鱼县，复斋《款识》引石公弼云：‘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进。’武昌、嘉鱼，南境相接，盖出二县间矣。案：《楚世家》言……熊渠卒，子熊挚红立，后六世至熊咢。今熊咢之器出于武昌者，武昌即鄂。盖熊渠之卒，熊挚红虽嗣父位，仍居所封之鄂，不居丹阳。越六世至熊咢，犹居于此，故有其遗器。楚之中叶曾居武昌，于史无闻，惟赖是器所出地知之耳。”[26]王氏据孙诒让读楚公屰钟“屰”作“咢”，推断楚中叶都鄂，“越六世至熊咢，犹居于此”。这在《史记集解》和《正义》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楚都鄂之说。冯永轩先生《说楚都》[27]、殷崇浩先生《楚都鄂补》[28]、张正明先生《楚史》[29]、杨宽先生《西周史》[30]、李学勤先生《论周初的鄂》[31]，都承《史记集解》和《正义》所引之说认为熊红封鄂王之故城在东鄂[32]。鄂王城遗址调查、勘探后，马世之先生《关于楚之别都》[33]、王崇礼先生《楚国土木工程研究》[34]，认为鄂王城遗址即楚之别都、熊红封鄂王之故城。(www.xing528.com)
第二种意见，遗址是鄂君启节中的鄂君封邑。学者认为从鄂王城遗址的时代和规模特点等来考察，“此城址的时代不会早到西周晚期熊挚红之时，而可能就是战国时期鄂君启节之鄂君封邑”[35]。龚长根先生认为，“楚人在春秋早期也只是刚刚落脚于江汉平原，其地域尚未越过现在湖北的中部地区，当然更未能到达鄂东南地区”，“从鄂王城平面结构来看，其东北角、西北角、西南角均呈切角形，这种建筑形式与江陵纪南城十分近似，……鄂王城形成的年代应与纪南城相当，大约为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或稍晚”；同时结合“鄂君启节”考察，“由于鄂君启受封时间、地理位置与鄂王城相符合，故而推断，鄂王城当时鄂君启受封之故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战国之鄂”。[36]另外，专门从鄂君启节角度来考察，郭沫若先生大致主张此“鄂”为东鄂[37]，谭其骧先生认为故城在鄂城县治即今之鄂州市所在[38]，于省吾、何浩、刘彬徽、刘和惠等先生也赞同东鄂说[39]。黄盛璋先生则认为故城在“鄂城县西南郊西山下的鄂王城”[40]，黄尚明先生认为“鄂”即大冶鄂王城[41]。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鄂王城遗址，并非楚国的别都，也未必是鄂君启受封之城，而仅是鄂邑小楚城。陈振裕先生《东周楚城的类型初析》[42]、许宏先生《先秦城市考古研究》[43]、朱继平先生《“鄂王城”考》[44]、余炳贤先生《从鄂王城“陈爰”看鄂王城年代》[45]，都持此说。其中朱继平先生论述颇详，指出根据石泉先生推定熊渠时代楚国范围当不及今鄂州一带[46]，以及陈伟先生考证“鄂君启节”中的“鄂”为南阳盆地的“西鄂”[47]，而鄂州一带未发现早于春秋中期的楚文化遗存，因此《史记·楚世家》中记载的熊渠所伐、后封中子红为王的“鄂”并非是位于长江南岸的“东鄂”，同时鄂王城遗址也并非鄂君启受封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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