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柬大王泊旱》与《晏子春秋》对山川信仰的态度不同（《晏子春秋》怀疑山川之神的致雨功能，《柬大王泊旱》则没有怀疑），但二者都认为是上帝造成旱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那么，这种对上帝的强调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这反映了晏子和太宰有意树立天的权威，来儆戒时君的意图。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郊祀》中说：也强调祭天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是董仲舒的重要理论，“屈民而伸君”要人民服从君主的统治，而“屈君而伸天”实质上是要将君主置于上天的监督之下。从“屈君而伸天”这点上来说，《柬大王泊旱》《晏子春秋》与董仲舒的思想有共通之处。
《春秋》凡讥郊，未尝讥君德不成于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叙，逆于礼，故必讥之。以此观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
日本学者浅野裕一先生认为，周王室的上帝观念与诸侯国本土的山川鬼神信仰是对立冲突的，周王室通过征服或封建的手段将上帝观念推行至各个诸侯国，而诸侯国本身山川崇拜思想对此进行反抗。简文试图恢复上天、上帝与君主为政相联结的理论，使地上本土鬼神与君主祸福相联结的理论退居后位。[14]这种说法有待商榷。(www.xing528.com)
从西周发展到战国末期，楚地受到西周文化的影响，周代天命观是否会与本地信仰产生矛盾，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郑子家丧》郑国子家弑君，楚庄王打算去征讨，他说“天厚楚邦，使为诸侯正”，[15]又说“如上帝鬼神以为怒，吾将何以答”，[16]这完全是周代宗教性的天命观。而且从《左传》可以看出各个诸侯国都有上帝观念，似乎不能说每个诸侯国都存在本土信仰与周王室上帝观的对抗。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在周王室的上帝和诸侯国的山川信仰之间的对立，事实上这种矛盾未必存在，而在于有意以上帝的权威警示国君。
警示国君的目的是劝诫国君修德。上帝对君主的惩罚不是仅仅通过祭祷就可以禳除的，关键在于修德。这种理论是周初“天命惟德”、“天意在民”天命观的延续，春秋时期很多有识之士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柬大王泊旱》和上引《晏子春秋》的文字虽然没有像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那样记载具体的改革政治的措施，而是记载了以暴晒的办法向上帝祈求，不过这种方式已经与远古的巫术不同，更多地是表明一种诚心悔过的态度。而且楚太宰说“夫虽毋旱，而百姓移以去邦家，此为君者之刑”，太宰将百姓的生活作为上帝判断国君政治的依据，显然体现了民本思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