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文中，上帝考察政治昏暗的国君，用旱灾来惩治他，可见上帝是能赏善罚恶的道德性的上帝。旱魃见于《神异经》：“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山海经·大荒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从这两部文献中都看不出旱魃的道德色彩。但是在简文中，上帝派它巡行，旱魃是有道德性的神。总之，旱灾是上帝的惩罚，这体现了宗教性的天命观。
更重要的是，这种天命观是被有意强调的。在先秦时期，虽然有认为旱灾是上帝降罚的看法，如《诗·大雅·云汉》周宣王所说的“天降丧乱，饥馑荐臻”，但是旱灾是由于山川之神作祟的思想深入人心。
《左传》昭公元年：
子产曰：“……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
子产认为，山川之神能导致水旱疠疫之灾，因此当发生这些灾害时需要祭祀它们禳灾。在这段话里，子产虽然认为晋君的病与山川作祟无关，但不能由此说明他就不信鬼神。因为即使相信鬼神的人也不会认为每件事都与鬼神有关。正因为如此，发生了旱灾，古人首先会为祭祀山川之神进行占卜，如果结果吉利，就去祭祀；如果不吉，再考虑其他原因。
《左传》昭公十六年：
九月，大雩，旱也。
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
郑国大旱，派屠击、祝款、竖柎祭祀桑山。三人砍伐了桑山的树木，仍然不下雨。子产认为祭祀桑山应该培育山林，不应砍伐山林，因此剥夺了三人的官邑。这条记载反映了对于如何祭祀山川之神的不同方式。屠击、祝款、竖柎砍伐树木是一种责让的方式逼迫山神，子产则认为应该培育山林，向山神祈祷。
《左传》僖公十九年：(www.xing528.com)
秋，卫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宁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
鲁僖公十九年卫国大旱，为祭祀山川进行占卜，但是结果不吉利。宁庄子转而考虑其他原因，认为这可能预示着上天让卫国进攻邢国。卫人听从了他的话。军队发动起来就下了雨。
因此，当时人并没有认为旱灾一定是上天责罚，发生旱灾时求祷山川仍然是普遍的做法。在《柬大王泊旱》前半段，楚简王也认为是莒中的高山深溪导致的旱灾，楚国君臣因此争论是否要改变常故去祭祀那里的山川之神。但是到了简文后半段，楚太宰将楚简王的梦解释为上帝派旱魃巡行，指出旱灾是上帝因为楚王失政而降下的惩罚，是有意将旱灾归因于上帝。由此可见他对宗教性天命观的强调。
将旱灾的原因归结到上天，在其他文献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欲祠灵山河伯以祷雨晏子谏第十五》：
齐大旱逾时，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饥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广水。寡人欲少赋敛以祠灵山，可乎？”群臣莫对。晏子进曰：“不可！祠此无益也。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无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泉将下，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为之奈何？”晏子曰：“君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下雨，民尽得种时。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其维有德。”
齐国大旱，齐景公让人占卜，结果说是高山广水作祟。齐景公打算祭祀灵山和河伯，前文说过，这种做法在春秋时期是非常普遍的行为。但是晏子表示反对，他认为灵山、河伯也很盼望下雨，祭祀它们没有用处。景公询问晏子应该怎么办，晏子建议景公“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景公采纳了晏子的建议，“野居暴露”，过了三天下了大雨。
这里的“避宫殿暴露”、“野居暴露”是向上帝还是山川之神求祷的措施呢？曹峰先生认为《晏子春秋》显示出思想内容的前后不一致，前面对神的作用几乎完全予以否定，后面却又对神表示亲近，在政治上无所作为。[11]他似乎认为“野居暴露”是向山川之神求祷的措施。罗新慧先生也认为是面向山川之神：“景公‘暴露于野’，实质上就是以自残的方式使自己同于或模仿于山川河流焦干枯竭的状态，以通于山川河流之神达到祈雨的目的。”[12]笔者的看法是，《晏子春秋》这段文字前后并不矛盾，前半段讲的是晏子否定了祭祀灵山河伯的主张，后半段“避宫殿暴露”、“野居暴露”实际上是向上帝求雨的一种方式。理由有二：一是先秦有焚烧巫尪、暴晒巫尪的行为，都是面向上帝求雨。《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杜预注：“巫尪，女巫也，主祈祷请雨者。或以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谓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再如《礼记·檀弓》：“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郑注：“尪者面向天，觊天哀而雨之。”二是《柬大王泊旱》太宰建议楚王“毋敢戴掩盖”是向上帝表明诚意，因此齐景公“野居暴露”也应该是祈求上帝恕罪。
总之，晏子认为旱灾的原因不在于山川，而在于上帝降灾。这段文字也反映了对上帝的推崇。
以上我讨论了文本反映的太宰、晏子的思想。通过文本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其中人物的看法，而且可以看出文本作者的思想。《柬大王泊旱》和《晏子春秋》都记载了国君向上帝自责后上帝的回应，《柬大王泊旱》说楚王暴晒后“三日，大雨，邦赖之。发驲跖四疆，四疆皆熟”，《晏子春秋》说景公野居暴露后“三日，天果大雨，民尽得种时”，说明这两段文字的作者是极力宣扬赏善罚恶的上帝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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