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年，郑桓公为司徒，目睹王朝国运日下，问计于史伯。《国语·郑语》：“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役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19]史伯建议郑桓公所占据的济、洛、河、颍地区，周围强敌环伺，固然虢、郐之君不能守，然而郑桓公即使成功占领这一地区，同样面临着稳固政权的难题。晁福林先生指出郑国在诸大国之间求生存、求发展，特别重视国家上层决策的正确性。[20]
《左传》昭公十六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俱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子产这番话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郑国立国形势不容乐观，外部环境极为不利。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的相关记载亦可与《左传》相参：“昔吾先君桓公后出自周，以车十乘，徒三十人，敷其腹心，奋其股肱，以协于庸偶，接胄被甲，擭戈盾以造勋。战于鱼丽，吾乃获函、
，覆车袭沝，克郐朝食，汝容社之处，亦吾先君之力也。”简文交代了桓公以弱小的力量得大夫之力艰难创业的经验。据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显示，在郑国迁来之前，今新郑周围区域居民是比较复杂的，《国语·郑语》提到河南郏县至南阳之间的人民“未及周德”，没有受到周人文化的训教。1953年，郏县太仆乡发现一批青铜器，形制、纹饰多与上村岭相似，属于春秋前期。其中有几件还有图像化的族氏铭文，如作人在日下奔走形、两足迹形之类，是商代以来最晚的例子。这表明当地长期有远古文化遗迹，受郑国统治后才渐渐同化。[21]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郑国桓公、武公就对大夫委以参与国政的权力也就顺理成章。(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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