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纪宁
清华七《子犯子余》中出现两次“庶子”，对于这个词的涵义，学界仍有疑义。现将第一次出现的相关简文罗列于下，以便讨论：
其中“子若公子之良庶子”一句复见于本篇简3，乃是秦孝公与子余交谈所言[1]。关于本句的释读，整理者注：
若，《国语·周语上》“若能有济也”，韦昭注：“犹乃也。”庶子，职官名，《礼记·燕义》：“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与其教治。”郑玄注：“庶子，犹诸子也。《周礼》诸子之官，司马之属也。”《书·康诰》：“矧惟外庶子、训人。”
陈伟先生对此提出两点疑问：第一，子犯、子余未闻曾任“庶子”之职；第二，秦穆公在与子犯、子余的分别交谈中，通篇在说公子重耳之事，等到后来与子犯、子余的同时谈话时，才表示对二人的好感。因而此时不宜有对二人的称誉之辞。基于此，陈伟先生将本句读为“子，若公子之良庶子”，“子”是对子犯、子余的称呼，“若”为代词，“之”训为“为”，“良庶子”是对重耳的称呼，以其为晋献公之庶子[2]。
陈伟先生先生的释读意图弥合传世文献未见子犯、子余担任庶子之职的缺憾，但其断读法又引发出两个问题：
第一，“子”虽然是面称常见用语，但罕见有独立使用的辞例。以《左传》举例，夏先培先生《左传交际称谓研究》一书统计“子”作为对称共出现393次[3]，细审这些辞例，多是在整句中用作主语或宾语，如：
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定公四年）
贾曰：“是家之祸也，非子之过也。贾闻命矣。”（襄公二十三年）
“子”作为对称而独立使用的，在《左传》中仅见一例，哀公十五年，“子服景伯如齐，子赣为介，见公孙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齐人虽为子役，其有不贰乎？子，周公之孙也。多飨大利，犹思不义。利不可得，而丧宗国，将焉用之？’”[4]此处的用法与《子犯子余》篇颇有相类之处，“子”之后有“周公之孙”作为补充修饰，换言之，此处“子”用法在于对对方身份的强调说明，而“子，若公子之良庶子”一句，“庶子”若理解成重耳的身份，作为对称的“子”便显得十分突兀。
第二，作为宗法身份而言，庶子并非美称，不宜作为对公子重耳的称呼。《礼记·檀弓下》有如下记载：“大夫之丧，庶子不受吊。”[5]郑玄注：“不以贱者为有爵者主。”郑玄所谓的“贱者”虽然是相对于“嫡子”而言，并不指“庶子”现实社会地位的低贱，但这一名词实际上已然说明庶子在贵族体系中身份的相对低下。类似记载史籍多见，如《礼记·内则》又有“适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入”[6]。《后汉书·袁绍刘表传下》论引韩非曰：“狠刚而不和，愎过而好胜，嫡子轻而庶子重，斯之谓亡征。”[7]陈伟先生所说“良庶子”指代公子重耳，其侧重虽然在于“良”，但“庶子”毕竟还是有贬义。一般而言，在日常对话中遵循抑己尊人的原则，在称呼对方时更不会使用这类带有贬义性的词汇。
综上而言，“子若公子之良庶子”中的“庶子”恐不应理解为重耳的身份。我们同意陈伟先生的断句，本句应读为“子，若公子之良庶子”，但解释有所不同，“子”是对子犯、子余的称呼，“若公子之良庶子”是对“子”的限定与修饰，其义在于强调子犯、子余是公子重耳的腹心，理应对于重耳的事情十分清楚。
以上的解释想要成立，我们现在必须解决陈伟先生所提出的，子犯、子余在典籍中未见有担任庶子职务的记录这一疑问。
先看庶子，周代有所谓的士庶子制度。《周礼·天官》有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郑玄注：“玄谓王宫之士，谓王宫中诸吏之适子也。庶子，其支庶也。”孙诒让进一步指出：“盖周时凡贵族子弟，无论嫡庶，并谓之国子，师氏所教，保氏所养、诸子所掌者是也，国子之中，适者谓之门子，小宗伯所掌是也。其以才艺选择为宿卫及给御守圉者，谓之士庶子。”[8]也即是说，这些士庶子是从贵族子弟中选拔而来，担任王宫的近卫，并负责国君的私人起居。除了宿卫主君，伺候起居之外，这些庶子还承担随军出征、紧急机动等任务。《宫伯》云：“若邦有大事作宫众，则令之。”郑玄注曰：“谓王宫之士庶子，于邦有大事，或选当行。”所谓的大事便包括了出征、随行等事务。
除庶子之外，又有所谓“余子”。《周礼·地官·小司徒》：“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此处“余子”的解释，历代聚讼纷纭。郑玄注本条云：“余子，卿大夫之子当守于王宫者。”[9]则余子或当为卿大夫之庶子；郑司农指余子为羡卒；惠士奇以为当为士庶子。李志刚先生辨析以上说法，指出余子当为卿大夫之庶子，只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地位有所升降[10]。则余子与《宫伯》一章中所述的士庶子或有小异，实际上当是一类人。按《逸周书·籴匡解》，余子又有务艺、务穑、倅运等责任[11]，实际上是编制起来为君王服役。
这些贵族子弟作为士庶子、余子侍奉君主，一方面是作为君主亲信，培养其忠诚度，另一方面也是从小令其接触政治事务，作为后备官员来培养。阎步克先生指出，这种制度是贵族与君主结合的一种特殊纽带，贵族子弟委质于君主，充任其侍卫，有人质的味道；但作为庶子，也是其仕宦道路的起点[12]。
《周礼》所勾勒的这个士庶子制度，诚如阎步克先生所说，即使不能完全看成史实，也必定是以历史上的类似制度为基础的[13]。也即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子弟充任君主的侍卫应是广泛存在的事件，这一类君主身侧的贵族子弟被称之为庶子或者余子。就此而言，将“庶子”认识为一种身份标识或者更为恰当，它实质是君主与贵族达成的一种广泛的契约，作为职官而言，未必需要如此众多的近卫人员，但作为政治需要，这一类庶子则多多益善。从上文所引《周礼》《逸周书》等书的记载来看，庶子的职责十分广泛，从近卫侍从，到务艺、务穑，大概才能卓越者便引为腹心，资质平庸者便供日常奔走驱使，而子犯、子余当是前者。
那么，子犯、子余是否有成为庶子的可能呢？狐氏原是晋国同族，别居犬戎。《国语·晋语四》：“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韦昭注：“狐氏，重耳外家，与晋俱唐叔之后，别在犬戎者。”[14]《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15]晋献公娶狐姬之时，狐姬的身份仍是犬戎，也即是说，狐氏归仕晋国的关键契机在于狐姬嫁予晋献公，在此之后，狐氏才正式踏上晋国的政治舞台。
我们注意到庄公二十八年是晋献公向戎族扩张的一个重要时间点。同是庄公二十八年，“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晋献公伐骊戎与娶狐姬同在一年，让我们不得不怀疑狐氏归于晋国实际上是受到了献公强大的压力。这其中或者可以分为三种情形：其一，如同骊戎一般，是被征服的失败者；其二，是受到压力，被迫与晋国联姻；其三，主动与晋国联姻，寻求家族的发展。《左传》并未说明狐氏受到了晋国的攻击，可以排除第一条。二、三两条相较，从晋献公在这一年展现出来的对戎族的强大态势而言，我们认为狐氏受到压力被迫联姻的可能性更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狐氏归于晋国之后似乎并未受到重用，狐氏的家主狐突只是太子申生的戎御，申生在骊姬得宠之后，逐渐被骊姬一党从晋国的权力中心排挤出去，主君如此，此时狐突的政治地位可想而知。
而此时的子犯、子余未见有担任晋国公职的记载，公子重耳出亡之时，却突然出现。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狐氏家族或被视为太子申生一党，地位较低，子犯、子余的仕进事业大概难以开展，作为重耳的家臣而存在的可能性较大。《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叔向对韩宣子曰：“我先君文公……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郄、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16]这种心腹之臣的关系不太可能是从流亡之初匆忙建立起来的，应该在重耳还未流亡之时，就已是近侍家臣。
狐氏选择子犯、子余作为重耳的近侍家臣，在最初未必对重耳当上晋君有所期待，但应该是希望以此作为子犯、子余仕官的起点。就此而言，子犯、子余的这种情形实际上与上文所谈到的被标记为“庶子”身份的一类人颇相类似，秦孝公大概也是出于这种原因而称呼其为“良庶子”。(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子若公子之良庶子”一句当依陈伟先生意见读为“子，若公子之良庶子”，但“子”和“庶子”都应当理解为对子犯、子余的称呼。“子”是秦孝公对子犯、子余的面称，独立使用是为了表示强调后面“若公子之良庶子”这一内容，意在表明其二人是重耳近卫腹心之臣，应该对重耳的想法十分了解，以引出底下关于重耳的问题。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注释】
[1]“良庶子”一词又见于北大简《禹九策》，李零先生引《子犯子余》篇的整理意见，以为当是管理群公子的职官。见李零：《北大藏秦简〈禹九策〉》，《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2]陈伟：《清华七〈子犯子余〉校读》，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93，2017年4月30日。
[3]夏先培：《左传交际称谓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4—153页。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693页。
[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57—259页。
[6]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41页。
[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425页。
[8]（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229—231页。
[9]（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784页。
[10]李志刚：《社会变迁与身份变异：先秦时期“余子”问题考辨》，《南都学刊》2015年第6期。
[11]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7—90页。
[12]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第93—105页。
[13]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第93—105页。
[14]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330页。
[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239页。
[1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152—1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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