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吴越史迹的古籍甚多，除司马迁的《史记》，在先秦时期的《左传》《国语》《世本》《墨子》及汉和汉以后的《汉书》《吴越春秋》《越绝书》等书中屡有提及，除吴越两国的起源、世系外，还涉及族氏、地域、生产生活、国际关系乃至名人逸事等，不一而足。其中难免杂有传说、附会等不实成分，但其基本是事实，尤其是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因为有宋代以来出土的铸刻有吴越王名的钟、鉴、戈、矛等文物为证[19]。楚纪南故城周边楚墓出土的吴越有铭兵器其作用不仅仅丰富了吴越的研究资料，还在认识兵器形制与国别、兵器在墓葬内的空间位置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1.吴越有铭兵器形制与楚墓出土兵器国别
吴越有铭兵器为判断其国别提供了确凿的信息，仔细研究其形制[20]对于判断无铭文兵器的国别显然是有借鉴意义的，故对这些有铭兵器的形制加以归纳研究，就可以分辨楚墓出土兵器的国别。
楚墓出土的越王剑记有越王名字，具有确切的时代，尤其是“越王嗣旨不光剑”和“越王不光剑”，“嗣”更是能够区分称王前后的标识。这些记有越王名字的青铜剑可以作为标准器，为认识越国铜剑的形制特征提供参照，进而可以建立越国青铜剑的年代序列。
2.吴越有铭兵器在墓葬内的空间位置
纪南故城周边出土的吴越有铭兵器，除了荆州城西门外约1.5公里的江陵砖瓦厂征集的“越王嗣旨不光剑”出土信息不详外，其余几件均为科学考古发掘出土，在墓葬内的空间位置明确（表2）。
表2 吴越有铭兵器在墓葬内的位置
根据表2，吴越有铭兵器在墓葬内的空间位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棺内、棺外和头箱，表现了埋葬位置多元化的特点。
这些出土吴越有铭兵器的墓葬，同时也出土了国别特征不典型的兵器。值得注意的是，吴越有铭兵器与这些国别特征不典型的兵器在墓葬内的空间位置关系。望山M1“越王勾践剑”与铜削置于内棺人骨架的左侧，漆木弓和箭镞置于右侧，在头箱和边箱又放置剑、戈、矛等兵器。藤店M1“越王州句剑”与铜戈、矛、戟、钺、箭镞一起置于头箱，另一柄铜剑则置于棺内骨架右侧（剑长54.7厘米，剑格上嵌绿松石。漆鞘长45.4厘米）。官坪M9“越王者旨於睗剑”与另一柄铜剑（M9：8，圆首，靠首端一截为空心圆茎，靠格端为扁实茎，无箍，柄上还残留有包夹剑柄的木片和丝带，窄格棱脊，有丝，前端刃部微弧。长66.2厘米、宽4.5厘米、首长9.6厘米）一起置于头箱。曹家山M1“越王不光剑”与铜戈（M1：20）、矛（M1：21）、箭镞（M1：18）一起置于棺外东侧。蔡坡M12另一把铜剑置于椁内头箱北部（出土时断为两截，柄上有箍二道，全长53.7厘米）。
吴越有铭兵器与这些国别特征不典型的兵器在墓葬内的空间位置关系，所折射的葬俗究竟是墓主个人的偏好还是当时社会整体价值趋向的表达，或者说墓葬内兵器占据的空间位置是否暗含了特定意义，可能还需作更深入的研究。
3.楚墓出土吴越有铭兵器的原因
吴、越有铭兵器除了出土于楚国腹心区域——纪南故城周边的楚墓外，在河南、安徽、湖南等地也有发现。对于楚墓出土吴越有铭兵器的原因大致有以下观点：
郭德维先生指出，出土越王剑的望山M1、藤店M1，墓都不算很大，墓主身份不会太高，这些剑都出于郢都附近，很可能是灭越时抢来的[21]。
陈振裕先先生根据相关史籍记载，对于某地发现其他诸侯国兵器的原因作了细致的分类。楚惠王十三年（前476年），“吴王夫差强，陵齐、晋，来伐楚。十六年，越灭吴”。吴王夫差即位之后，吴楚只发生过一次战争，尔后三年即被越所亡。望山M1出土吴王夫差矛，一种可能是楚与吴战争中的胜利品，另一种可能是越灭吴的战利品，后来再由越馈赠于楚。青铜剑是当时各诸侯国相互馈赠的重要礼品之一。在某地发现其他诸侯国的名贵青铜剑，也有可能是赠送的，并不一定都是战利品[22]。
（作者单位：荆州博物馆）
【注释】
[1]陈振裕：《精美的吴越青铜剑和矛——兼论楚与吴越的关系》，《江陵望山沙冢楚墓》附录六，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31页。近年新刊布的部分楚简也增加了研究楚与吴、越关系的资料。如清华简《系年》第十五章简74—84记载了自楚庄王至楚昭王时的楚与吴之关系；简98记载了楚灵王伐吴之事；简101、105则记载了吴分别联合晋与陈、蔡等伐楚之事。湖南常德夕阳坡楚简记述了越归附楚之事，参看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刘彬徽：《常德夕阳坡楚简考释》，《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岳麓书社，2001年，第215页。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9页。
[3]曹锦炎：《鸟虫书通考（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74页。
[4]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www.xing528.com)
[5]曹锦炎：《鸟虫书通考（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104—106页。
[6]杨权喜：《江汉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11页。刘彬徽：《湖北出土两周金文国别年代考述》，《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第271页，中华书局，1986年。
[7]子陵岗M36为一座带墓道的土坑竖穴墓，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市子陵岗古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4期。
[8]曹锦炎：《鸟虫书通考（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106页。
[9]滕壬生：《越王不光剑》，《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
[10]曹锦炎：《越王嗣旨不光剑铭文考》，《文物》1995年第8期。
[11]江陵县文物局：《江陵官坪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9年第3期。张世松：《越王鹿郢剑》，《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12]曹锦炎：《鸟虫书通考（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76页。
[13]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曹家山一号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5年第5期。
[14]曹锦炎：《鸟虫书通考（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132页。淮阳平粮台还出土有两件“越王不光剑”，1979年于河南淮阳平粮台出土，由淮阳县文化馆征集，现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越王剑（《集成》11650），铭文错银，剑格正、背面各4字，重文各2字；剑首环列12字。1979年5月于河南淮阳平粮台4号战国墓出土，现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越王不光剑（《集成》11664），铭文错银，剑格正、背面各4字，重文各2字；剑首环列9字。
[15]参看谭维四：《越王勾践剑与吴王夫差矛》，《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16]咏章：《释吴王夫差矛铭文中的器名之字》，《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铜器中自名为矛的器有越王州句矛（集成11535）、竞畏矛（2006年6月，湖南张家界且住岗野猫沟一座战国中晚期土坑墓中出土了一件双纽铜矛，铭文作“竞□自作
矛，用扬文德武烈”。铭文第二字即“竞”下一字，与《集成》2811王子午鼎等铭文中的“
”形同，黄锦前先生释为“畏”，“竞畏”为器主之名），参看陈松长：《湖南张家界新出战国铜矛铭文考略》，《文物》2011年第9期。黄锦前：《竞畏矛补论及其相关问题》，《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45—346页。
[17]董珊：《吴越题铭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18]襄阳首届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文物》1976年第11期。刘彬徽：《湖北出土两周金文国别年代考述》，《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第270页。
[19]李伯谦：《吴越文化的历史贡献》，《华夏文明》2017年第9期（中），第3页。
[20]吴王剑和越王剑形制的分类，参看陈振裕：《精美的吴越青铜剑和矛——兼论楚与吴越的关系》，《江陵望山沙冢楚墓》附录六，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27—329页。
[21]郭德维：《江陵楚墓论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163页。滕壬生先生亦主张是战利品的说法，指出越灭吴、楚灭越，只有战争才可能使这些王者之器大量落入楚人之手，从而在楚国故地尤其是楚故都附近累有出土。参看滕壬生：《越王不光剑》，《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22]陈振裕：《精美的吴越青铜剑和矛——兼论楚与吴越的关系》，《江陵望山沙冢楚墓》附录六，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32—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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