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文化新生：复苏阶段的光明前景

十年浩劫给电影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春回大地之后，在拨乱反正中，通过对“文艺黑线专政”论和“三突出”原则的批判，通过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和解放大批禁映的影片，气息奄奄的电影界开始逐渐显露出生机和活力，进入复苏阶段。

在1977年至1978两年中，北京、上海、长春、八一、西安、峨嵋、珠江等制片厂相继恢复了故事片的创作拍摄，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此外，还正式建立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和潇湘电影制片厂，使故事片的创作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

这两年共摄制故事片五十八部，其中以表现人民群众与“四人帮”的斗争，反映十年浩劫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影片为主，如《十月的风云》、《严峻的历程》、《灯》、《南疆春早》、《风雨里程》、《失去记忆的人》、《走在战争前面》、《峥嵘岁月》、《蓝色的海湾》、《并非一个人的故事》等。其共同特点是揭露和鞭笞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恶，赞颂了人民的斗争精神。观众最初非常欢迎这类影片，因为表达了他们的爱憎，宣泄了他们的积愤。但后来却逐步冷淡，因为这些影片致力于体现某种既定的政治意念，公式化、雷同化现象严重，缺乏深刻的思想意蕴和感人的艺术魅力。究其原委，一方面是因为较多的艺术家刚从恶梦般的岁月中骤然醒来，思想和情感尚沉浸在愤怒、悲痛和忧伤之中，所以无法在较短的时间里对那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作出正确的总结评判和深刻的艺术概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还没能彻底摆脱“主题先行”、“三突出”等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束缚。在过去的极左思潮制约、影响下形成的惯性思维，很容易导致创作中的“旧瓶装新酒”，即用老方法去表现新生活。同样情况也反映在其它题材、样式的影片创作中。如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拔哥的故事》、《我们是八路军》、《延河战火》、《大刀记》、《大河奔流》、《祖国啊，母亲》等，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有所突破（《大河奔流》中首次出现了革命领袖形象），但从总体上来看，“三突出”的痕迹，构思、叙事等技巧方法的陈旧等，仍很明显。至于《熊迹》、《暗礁》、《黑三角》、《东港谍影》、《猎字99号》等惊险反特片的集中复出，虽然表现了创作人员在题材、样式方面的多元化追求，丰富了银幕品种；但其艺术质量均未达到“文革”前同类样式影片所已达到的水平。(www.xing528.com)

在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创作方面，除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铁证如山——纪录“四人帮”的罪行》等记录片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外，在艺术上有创新的作品很少。

创作上的这种情况，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文化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对“文化大革命”尚未作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观点仍在坚持，《纪要》的恶劣影响还未彻底清除，创作人员余悸犹存，所以拍摄的影片也就难以有大的突破、大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