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江青勾结，中国电影步履艰难，影响深远

从1964年下半年起，电影界实际上已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由于康生、柯庆施、江青等谎报文艺界的情况，制造文艺界一团漆黑的假象；再加上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错误估计，毛泽东主席作出了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给文艺界以全面否定性的评价，由此迅即卷起一阵极左的批判浪潮。康生、江青一伙则相互勾结，首先在电影界兴风作浪，以此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突破口。

早在1963年9月，康生就诬陷电影《红河激浪》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电影”；到1964年7月，他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总结会上，又把《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逆风千里》等影片及《李慧娘》、《谢瑶环》等戏曲打成“大毒草”。同年12月，江青又把《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球迷》、《兵临城下》、《聂耳》、《大李、小李和老李》、《舞台姐妹》、《阿诗玛》、《烈火中永生》等一大批影片定为“毒草”，责令批判。为此，中央宣传部先后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通知》，《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林家铺子〉和〈不夜城〉的通知》，《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一些坏影片的通知》（包括《舞台姐妹》、《两家人》、《兵临城下》、《桃花扇》、《阿诗玛》、《逆风千里》、《球迷》7部影片）。于是，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了大量对这些影片及对瞿白音《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和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批判文章。长期在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夏衍和陈荒煤也被调离，并被冠之以“夏陈路线”而受到批判。由此还牵涉到各制片厂的一些负责人和许多艺术创作骨干也纷纷受到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创作生产自然步履艰难，每况愈下。许多影片都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主题，图解政治，大同小异，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越来越严重。这种倾向在64年的电影创作中已有明显的征兆，如《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丰收之后》、《家庭问题》等，均是如此。其中《霓虹灯下的哨兵》所表现的是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繁华的南京路后发生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的生活较真实可信，故较易为观众所接受和认同。其它几部影片则明显地带着当时社会思潮的印记。到了1965、1966年，此类影片日益增多，影响较大的如《青松岭》、《年青的一代》、《小足球队员》、《女飞行员》等，均是以阶级斗争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为主要内容的。虽然创作者力图摆脱简单演绎的模式，但在当时政治空气的影响下，难免会陷入某种既定框框的束缚之中。那两年也出现了几部较优秀的作品，如由夏衍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水华导演，赵丹、于蓝主演的影片《烈火中永生》；由朱道南等编剧，伊琳导演，于洋等主演的影片《大浪淘沙》，即是在当时电影创作颓势下，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作品。但它们刚问世，即遭厄运。前者被江青诬陷为“替叛徒翻案的大毒草”；后者则被康生否定，说它是宣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坏影片”。其它如反映抗日军民斗争生活的影片《苦菜花》和舞台艺术片《东方红》，也各有特色。但这样的影片数量很少，且不说故事片的质量，即使是舞台艺术片，也与前几年的优秀之作相去甚远。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的创作也同样受到严重的影响和干扰，佳作甚少。

从1966年开始，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也是一场空前的文化大浩劫。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把文艺界作为突破口，而电影界受到的冲击最早、遭到的破坏最大，故损失惨重，濒临绝境。

1966年初，林彪、江青等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它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了新中国党领导的文艺事业和文艺队伍，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实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总纲领。部队文艺座谈会后，江青一伙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新中国十七年摄制的各类故事片，认为这些影片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或是“宣传错误路线，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或是“丑化军队老干部，写男女关系、爱情”，或是“写中间人物”。总之，它们被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打入冷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能公开放映，全国人民只能反复观看“三战”片。

同时，江青一伙为了“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在电影界进行了大迫害、大清洗，一大批电影工作者被非法审查、批斗、关押；一些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如蔡楚生、郑君里、王莹、海默、应云卫、上官云珠等，被残害致死；许多人被下放到农场、工厂“接受再教育”，被迫改行。十七年来形成的一支具有优良传统和创造力的电影队伍，就这样被打散和摧毁，使创作和生产陷于停顿。从1967年至1972年，故事片创作生产完全是空白，电影文化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停滞和倒退。

在此期间，从1970年开始，江青等既为了替自己树碑立传，也为了占领银幕替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开始组织拍摄“样板戏”影片，由此形成了这一特定时代的一种独特电影文化现象。所谓“样板戏”，是江青插手京剧及芭蕾舞、交响乐的改革，窃取其成果后培植的一批剧目。为了扩大影响，便组织电影界部分创作人员陆续将这些剧目搬上银幕，拍摄成一批舞台艺术片，计有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乐《沙家浜》等。“样板戏”影片是遵循“三突出”原则拍摄的，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些原则被充分发挥，并引申出“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俯我仰”等新的摄制模式。用这些僵死的教条指导创作，必然使影片拍摄中的剧情安排、人物刻画、景物描绘等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违反生活实际，造成反现实主义的虚假现象。“样板戏”影片虽然在当时一段时间里被文化饥渴的观众所接受，但是它们毕竟是江青为了占领电影银幕，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工具，不仅在艺术上体现了违背现实主义创作规律的所谓“三突出”原则，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适应了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不少错误之处。

1972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要繁荣创作。1973年周恩来总理根据群众反映电影太少的意见，着手解决电影问题。他接见了部分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批评了“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要求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改变只有几个“样板戏”的情况。此后，各电影制片厂陆续从农村、工厂调回部分创作人员，恢复了故事片的摄制。但由于“四人帮”及其亲信控制着电影创作生产大权，故而电影创作仍然十分艰难，仍然难以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从1973年至1976年9月，各制片厂总共拍摄了七十六部故事片，除舞台戏曲片和几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战争片外，基本上是表现现实斗争的影片。这些影片几乎都是大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塑造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以“三突出”为创作原则，表现出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该时期重拍的故事片有《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等。这些影片过去曾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江青从掠夺京剧等剧目的改革成果中得到了好处。为了沽名钓誉，便指示按“三突出”原则重拍这些影片。受此束缚，重拍片在许多方面违背生活真实，失去了时代感，未能达到原来影片的艺术质量，不及原片感人。(www.xing528.com)

至于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基本上是为了配合“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着重表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描绘“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和脸谱化的阶级敌人，按照“三突出”的原则和“样板戏”影片的拍摄经验进行创作的。无论是表现农村生活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战洪图》、《红雨》、《雁鸣湖畔》、《山村新人》等；还是表现工厂生活的《火红的年代》、《钢铁巨人》、《第二个春天》、《战船台》等；均是如此。甚至连儿童片《向阳院的故事》、《阿勇》等，也都体现了上述主题。这些图解政治、直奔主题、艺术质量低下的影片，反映了电影创作的倒退和电影文化的苍白单一。

由于“四人帮”把电影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重要工具，所以随着其篡党夺权步伐的加紧，便炮制出“写走资派”电影（即“阴谋电影”），以此来图解其阴谋政治，配合篡党夺权的斗争。《春苗》、《欢腾的小凉河》、《决裂》、《反击》、《盛大的节日》、《千秋业》等，即是这样一批电影文化怪胎。这些影片歌颂“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英雄”，把革命干部丑化成“正在走的走资派”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替“四人帮”树碑立传，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影片完全失去了艺术品格和文化内涵，是“四人帮”赤裸裸地宣传阴谋政治的舆论工具，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历史罪证。

尽管“四人帮”在电影界推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创作人员随时都会受批判、遭迫害；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压制住他们对艺术的追求和为人民创作出好作品的愿望。部分创作人员仍然冲破了“四人帮”的重重禁令和层层压力，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拍摄出《创业》、《海霞》、《园丁之歌》等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特点的好作品，并因此与“四人帮”一伙进行了斗争。

由张天民执笔编剧，于彦夫导演，张连文、李仁堂主演的《创业》，是一部描写中国石油工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故事片，它打破了“三突出”的框框，既较真实地描绘了石油工人的创业历程，又较好地塑造了“铁人”式的工人形象周挺杉和党的干部形象华程，使之在银幕上颇具性格光彩。特别是编导能不受“四人帮”鼓吹的“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谬论之干扰，较成功地刻画了革命干部华程的艺术形象，这在当时的电影创作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虽然影片在阶级斗争和知识分子的描写上受到特定时期政治环境的影响，难脱窠臼；但这种时代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对其总体成就影响不大。“四人帮”对《创业》进行了围剿，强加给影片的罪状有十条之多；不但禁止影片上映，逼迫制片厂和摄制组公开检讨；而且扬言要揪《创业》的“黑后台”。由于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正在对各条战线进行治理整顿，文艺政策也在调整，编剧张天民便写信给毛泽东主席，申述《创业》的创作经过及其遭遇。毛主席作了如下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围绕《创业》的斗争在电影界、文艺界和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从中得到鼓舞，增强了斗争的信念和胜利的希望。

影片《海霞》是谢铁骊根据黎汝清的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由钱江、陈怀恺、王好为导演，吴海燕主演的。它叙述了海岛上一群普通的渔家姑娘劳武结合，保卫家乡的故事。影片以海霞的生活经历为情节主线，并描绘了几个女民兵的不同性格和成长道路。因此片打破了“三突出”的框框，又得到周恩来、朱德、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肯定，故“四人帮”也大加讨伐，各种“帽子”接踵而至。毛泽东主席对《创业》的批示，使《海霞》创作人员受到鼓舞，钱江、谢铁骊先后给周总理、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全体同志。”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政治局委员们集体审看了《海霞》，看后支持了摄制组的意见，决定在全国放映此片。但“四人帮”抵制这一决定，继续迫害影片主创人员，并借此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该片才得以公映。

《园丁之歌》是一部湘剧舞台艺术片，它把教师作为辛勤的“园丁”加以赞颂，肯定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这与“四人帮”鼓吹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是背道而驰的，创作者的胆识和勇气十分可贵。影片立即受到批判，被认为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的“毒草”。

除上述几部影片外，还有些影片，如《闪闪的红星》、《难忘的战斗》等，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记，但创作者还是冲破了各种藩篱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自己的艺术追求。

众所周知，艺术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需要有宽松的环境和良好的氛围；而“文革”十年，寒凝大地，冤狱遍野，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推行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下，棍棒挥舞，帽子乱飞，创作者动辄获罪；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艺术如何能得到繁荣？文化如何能得到发展？萧条冷落和停滞倒退乃是必然的现象。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胡作非为，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毕竟是公正的。严冬寒流终有结束之日，春天必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