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创作生产再次飞跃

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1959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新中国人民电影经过十年发展、十年积累，终于克服各种困难，排除各种干扰，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创作生产高潮，并在艺术和技术上再次飞跃，登上了又一座高峰。可以说，新中国电影已经创造出了社会主义的民族新电影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进入了成熟发展的时期。

这次高潮的出现和这次飞跃的实现，绝非偶然，其成因是多方面的。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为了检阅各条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风貌，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在经济建设和文化领域组织一批重点项目，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献礼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并始终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自1958年年底起，中央对“大跃进”的错误已经有所察觉，并开始在全国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做法。电影界也围绕着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活动，以提高艺术质量为主要目标，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如对全国电影制片厂的布局、规模和制片方针加强统一规划，除同意西安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新疆电影制片厂（1979年改名为天山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等正式建厂外，要求各省不得自行建立故事片厂；并对各制片厂准备拍摄故事片的高指标产量作了大幅度压缩，以确保创作人员能将主要精力用于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上。1959年5月3日，周恩来总理邀请部分文艺工作者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该讲话对于文艺战线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和偏差，继续贯彻“双百”方针，遵循艺术创作规律，重新掀起创作高潮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文化部电影局召开了故事片厂厂长会议，针对“大跃进”中制片生产出现的问题，着重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如何提高艺术质量及加强艺术领导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文化部党组还向中央呈报了《关于提高艺术质量的报告》。这个会议和报告，是电影界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贯彻“双百”方针和“两条腿走路”方针的重要成果，由此调动了广大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在电影界形成了良好的创作环境。

其次，新中国电影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支素质良好、数量可观的创作队伍。这支队伍既继承发扬了中国进步电影和解放区电影的优良传统，又经受了社会主义时期正反两方面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探索社会主义的民族新电影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较丰富的创作经验。不仅一批老艺术家在创作上呈现出新的面貌，而且一批新中国成立后走上电影工作岗位的艺术新人，其创作也相继进入成熟期。尽管不时有来自“左”的干扰，但以“双百”方针为核心的正确的文艺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创作高潮的出现和艺术上的飞跃，已是水到渠成、应运而生。

另外，随着电影事业的迅速发展，各制片厂程度不同地装备了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技术力量也有了明显提高，这就为保证影片的艺术质量提供了必要的生产条件和可靠的技术能力。

于是，经过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奋发努力，1959年的电影创作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局面，银幕上佳作纷呈，璀灿夺目，一批优秀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和技术上均达到了新中国电影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堪称中国电影史上艺术精品的典范之作。一批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长存在中国电影的人物画廊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历来是新中国电影表现的重点。在1958年和1959两年拍摄的故事片中，此类题材的影片约有二十多部，总体艺术质量较之以前均有显著进步，其中不乏颇有影响的佳作。例如，由金山编导、主演的《风暴》是我国第一部正面表现工人运动的影片，它成功地描写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举行的“二七”大罢工，塑造了工人领袖林祥谦和施洋的英雄形象。由林杉编剧、林农导演、田华主演的《党的女儿》，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苏区人民坚持斗争的历史，田华饰演的李玉梅，以其在白色恐怖下对党的忠诚和勇敢的献身精神，打动了千万观众的心。由林金编剧、王苹导演，孙道临、袁霞主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一部表现城市地下斗争的颇有特色的好作品，它不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以平实朴素的风格，真实地塑造了李侠这样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这是孙道临继《渡江侦察记》的李连长、《家》的觉新和《不夜城》的张伯韩后奉献给观众的又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在这一题材领域里，战争片的创作也有了新的拓展。由成荫、华纯导演的《万水千山》，冯一夫、李俊导演的《回民支队》，由陆柱国、王炎编剧、王炎导演的《战火中的青春》，王冰导演的《战上海》及由葛鑫导演的《沙漠追匪记》等，均是这一类型片中各具特色的好作品。其中特别是《战火中的青春》一片，以新颖的艺术表现角度，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高山这样一个性格鲜明、生动的“现代花木兰”的艺术形象。人物身世、经历的传奇色彩和对其内心世界的细致刻画，使这一人物形象血肉丰满，独具魅力，从而使影片大为增色。

在文学名著改编方面，则出现了诸如《林家铺子》、《青春之歌》这样的精品佳作。由夏衍改编、水华导演、谢添主演的《林家铺子》，是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它以成熟的艺术形态而成为当代中国影坛的经典之作。由于夏衍对原著的风格及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十分熟悉，故他在忠于原著精神的基础上，一方面加强了对主人公林老板的刻画，从多侧面突出其复杂的性格，揭示其内心情感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加强了时代气氛的渲染和地方特色的描写，从而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导演水华又以细腻含蓄、抒情隽永的艺术手法，较好地体现了夏衍剧作的艺术风格。谢添测以精湛的演技，分寸恰当地塑造了林老板这一典型形象，使之在银幕上独具光彩。该片后来在1983年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腊达福兹国际电影节上获评委奖。《青春之歌》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当代小说名著，据此改编的同名影片由原作者杨沫编剧，崔嵬和陈怀皑导演，谢芳主演的。影片以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为情节主线，真实地再现了抗战初期风起云涌的学生救亡运动，及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知识青年特殊的精神历程和情感变化，是一曲激情洋溢的青春颂歌。主人公林道静的艺术形象，在广大青年观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传记片的创作方面，著名导演郑君里和著名演员赵丹携手合作，向影坛奉献了《林则徐》和《聂耳》这样两部深受好评的力作。由叶元、吕宕编剧，郑君里、岑范导演，赵丹主演的《林则徐》，其剧本完成于1957年，曾获中国作协和文化部联合举办的“全国电影文学剧本评奖”活动的三等奖，从而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较好的文学基础。影片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展示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成功地塑造了林则徐这样一个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封疆大吏形象；并通过三元里人民的奋起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该片在继承中国古典艺术传统，以形成民族风格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特别在营造意境、以此烘托人物的感情变化、揭示其复杂的内心世界方面，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由于伶、孟波、郑君里编剧，郑君里导演，赵丹主演的《聂耳》，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传记片，它通过革命音乐家聂耳的人生之路和艺术之路，既概括反映了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道路，也概括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华民族的斗争历程，故被评论界称为是“一个人表现了一个时代”的影片。该片的特色不仅在于把聂耳所处的时代与他的人生、艺术道路有机结合起来，而且把其音乐创作作为贯穿全片的中心线索，通过创作的发展来完成聂耳形象的塑造。影片在1960年第十二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传记片奖。这两部影片的导演郑君里，曾执导过《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宋景诗》等名片，《林则徐》和《聂耳》不仅是其在传记片领域里的新拓展，而且标志着他的导演艺术更加成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而林则徐、聂耳这两个银幕形象的成功，则是与赵丹的精湛演技分不开的。他曾主演过《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丽人行》、《乌鸦与麻雀》、《武训传》、《李时珍》等一系列名片，形成了独特的表演艺术风格。在这两部影片中，他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个性和气质，以独具个性的表演，真实生动地塑造了林则徐和聂耳的艺术形象，为电影人物画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典型。

以歌颂新生活、新人物为主的新型的喜剧片的出现，则是电影工作者在喜剧创作领域的新探索和新尝试，《五朵金花》和《今天我休息》就是这种“歌颂性喜剧片”的代表作。由赵季康、王公浦编剧，王家乙导演，杨丽坤主演的《五朵金花》，以白族青年阿鹏在寻找未婚妻金花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喜剧性误会，生动地反映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生活、新气象。明丽的南疆风光和独特的民族风情，使影片更具艺术魅力。此片是在夏衍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拍摄成的，是一部表现人情美、山河美的喜剧片。在1960年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该片曾获最佳导演银鹰奖和最佳女演员银鹰奖。由李天济编剧、鲁韧导演、仲星火主演的《今天我休息》，则通过民警马天民休息天去相亲时巧遇的一系列事情，赞颂了其公而忘私的品质，发掘了生活中和人物性格中的喜剧性。显然，这两部影片为喜剧电影的创作拓宽了道路。

另外，该时期的电影创作在表现农业战线的生活方面，也出现了诸如《老兵新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成功之作。由李准编剧、沈浮导演、崔嵬主演的《老兵新传》，着重描写了一位从部队转业到农垦战线的农场场长战长河的创业历程。影片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崔嵬的准确恰当的表演，使老战的形象更加气韵生动、颇具魅力。作为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在电影技术方面也获得了显著成就，故在1959年苏联第一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技术成就银质奖。由马烽编剧、苏里导演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集）在大胆描写爱情的纠葛中刻画了一群各具性格特色的农村青年形象，表现了他们各自对爱情和理想的追求，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揭示了农村中先进与落后、革新与保守的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的生活现实和青年农民的精神面貌。

还值得一提的是合拍片的创作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与法国合拍的《风筝》及与苏联合拍的《风从东方来》，均在银幕上热情歌颂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和美好情感，拓宽了故事片创作的题材领域。

除了故事片之外，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的创作也进入了成熟期，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其中有表现翻身农奴新生活的纪录片《欢腾的西藏》，曾在1960年第二届莱比锡国际短片与纪录片电影周上获第一重要奖；有反映索马里独立的纪录片《非洲之角》，在1961年第四届非洲电影节上获最高奖“非洲”奖。也有许多年来一直作为学生学习社会发展史之课外形象教材的科教片《中国猿人》，还有《渔童》、《一只鞋》等丰富多彩的美术片。

为了检阅和展示新中国电影的艺术成就，文化部从59年9月25日至10月24日，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举办“庆祝建国十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集中展映35部优秀影片，其中故事片17部，纪录片和科教片各7部，美术片4部。这些影片受到全国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观众量猛增，终使全年观众人次突破四十亿。(www.xing528.com)

虽然1959年的电影创作生产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现了一次飞跃，大多数影片的艺术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但是，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仍然是“大跃进”的继续，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又掀起了“反右倾”运动，致使“左”的错误不仅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反而得以继续发展。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国际上日益激烈的“反修”斗争，又对国内“左”的文艺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批判“人性论”、“人情论”、“人道主义”等，一时成为各文艺报刊的主要内容。于1960年7月至8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及同时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影代会，较明显地受到“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同时，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而造成的经济严重困难的局势，也给电影制片生产带来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作合同后，一直赖以进口的电影胶片等材料和机器设备等突然中断，给电影创作生产带来了不少实际困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和61年的电影创作生产急遽滑波，不仅产量大幅度下降，而且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有些影片还重蹈覆辙，又走上58年“大跃进”时的创作老路。然而，仍有部分艺术家敢于遵循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在不利的环境下拍摄出一些质量上乘的好作品。例如，故事片就有《红旗谱》、《革命家庭》、《暴风骤雨》、《枯木逢春》、《红色娘子军》等佳作。由胡苏、凌子风、海默、吴坚改编，凌子风导演，崔嵬主演的《红旗谱》，是据梁斌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它对原著复杂的矛盾冲突作了必要的删减，选择了以朱、严两家为代表的锁井镇农民同恶霸地主冯兰池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为主线，并通过朱老忠这个农民斗士从自发反抗到自觉投身革命的成长历程，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二十年代中后期北方农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画卷。影片带有浓郁的冀中平原乡土气息，气势磅礴，风格粗犷，人物个性鲜明。特别是崔嵬一人饰演的朱老巩、朱老忠父子两人的艺术形象，各具特色，颇为传神。这是崔嵬继《老兵新传》的战长河后，奉献给观众的又一成功的银幕形象，他因此在第一届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被评为最佳男演员。《革命家庭》是夏衍与水华继《林家铺子》之后又一次成功的合作，影片是据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的，由夏衍、水华编剧，水华导演，于蓝、孙道临主演。该片在原著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情节与细节，着重通过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命运来反映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前夕这个特定时代的革命斗争。编导在表现和赞颂革命者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精神的同时，也大胆抒发和渲染了家庭中的亲情和爱情。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创作勇气十分可贵。于蓝在饰演母亲周莲时，表演很有分寸感和层次感，把一个家庭妇女在斗争中走上革命道路，并最终成为坚强战士的过程演得脉络清晰、真实可信，使这一银幕形象独具魅力。她因此获得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夏衍和水华也获得第一届电影“百华奖”最佳编剧奖。由林兰根据周立波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暴风骤雨》，由谢铁骊执导搬上银幕，它在取舍精节、突出主要人物、渲染战斗气氛等方面，均有不少成功之处。影片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四十年代末东北解放区暴风骤雨般的土改斗争，描写了广大农民在斗争中的精神风貌。《枯木逢春》是由王炼、郑君里根据王炼的同名话剧改编，郑君里导演的一部农村题材影片。它不仅细腻动人地描述了以苦妹子为代表的农村血吸虫病人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帮助下，最终战胜“瘟神”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而且鲜明地体现出郑君里对电影民族化艺术风格的追求。影片较好地学习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和绘画的艺术技巧，在镜头调度、意境营造、音乐效果等方面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提供了成功的经验。至于由梁信编剧，谢晋导演，祝希娟、王心刚、陈强主演的《红色娘子军》，则是该时期影响最大的影片。它不仅是战争片创作的新收获，也是谢晋导演艺术成熟的标志。影片的取材构思新颖巧妙，它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红色娘子军连的战斗生活为题材，通过吴琼花从女奴到革命战士的成长过程，生动地描写了这支妇女武装的英雄业绩。影片既注重以曲折动人的戏剧性情节吸引人，也着力于刻画性格鲜明的银幕形象。祝希娟饰演的吴琼花，王心刚饰演的洪常青和陈强饰演的南霸天，均各具特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片不仅在第一届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一举夺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四项大奖，而且在1964年第三届亚非电影节上获得万隆奖第三名。值得一提的还有新中国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刘三姐》，它是由乔羽根据广西民间传说故事改编，苏里导演，黄婉秋主演的。影片以新颖的艺术样式，动听的音乐歌曲、美丽的山水风光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好评，曾获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最佳摄影和最佳美工奖。又如，在舞台艺术片的创作中，则出现了《洪湖赤卫队》、《柯山红日》等歌剧艺术片和《小刀会》、《蔓萝花》等舞剧艺术片，及《杨门女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戏曲艺术片，不仅拓宽了电影艺术表现领域，而且对于传播和发展这些艺术样式起了推动作用。在美术片的创作中，则诞生了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和大型动画片《大闹天宫》，前者除获得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美术片奖外，还先后在瑞士洛迦诺，法国安纳西、戛纳、巴黎和南斯拉夫萨格勒布等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后者除获得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美术片奖外，也先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英国伦敦及厄瓜多尔，葡萄牙等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随着中共中央为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势而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的出台，文艺战线和电影界也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调整。1961年6月至7月在北京新侨饭店先后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合称“新侨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贯彻“双百”方针和改进工作繁荣创作的具体措施，提出了《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的意见》。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他的这篇《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感而发，内容丰富，涉及到文艺工作的各个方面。他严肃批评了“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左”的错误做法，阐释了文艺与政治、与人民的关系，要求在文艺界形成一种民主风气。1962年周恩来总理又在对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两次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新侨会议”讲话的基本思想；特别是在“广州会议”（即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队伍、文艺队伍作了肯定的评价。陈毅副总理也在会上讲话，他肯定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对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许多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并认为《洞箫横吹》基本上是好电影，要求取消对影片及其剧作者海默的批判和处分。这几次重要讲话在文艺界和电影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和深运的影响，指导和促进了该时期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顺利调整，使之出现了新的局面。文化部首先对1956年以后拍摄的一批由于反映现实生活中人民内部矛盾而受到批判并被各地禁映的影片进行甄别，于是《情长谊深》、《上海姑娘》、《新局长来到之前》等二十部影片被解冻发行。同时，又决定对“大跃进”以来拍摄的一些“宣传五风”等错误倾向的影片停止发行。一放一禁，旗帜鲜明地纠正了电影创作生产和发行放映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理论学术方面也出现了自由探讨、争鸣的活跃气氛，文艺界和电影界相继就题材问题、共鸣问题、《达吉和她的父亲》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及由此而引出的“人情”、“人性”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电影界还对电影的风格样式、民族形式、喜剧创作等问题展开讨论。特别是瞿白音发表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引起了较大反响，使“创新”成为人们热衷探讨的话题。正是在这样一种发扬艺术民主，提倡百花齐放的氛围下，电影创作生产迅速回升，掀起了又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被中断的，1959年之创作高潮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从1962年到1964年，银幕上又出现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好影片，不仅题材样式丰富多彩，且风格个性也日趋鲜明。

作为当代中国影坛之主要样式的战争片的创作，在历史的容量和题材的层面上均有更加宽广的开拓。从清末的甲午战争，直至抗美援朝战争；从战场上的殊死较量，到谈判桌上的唇枪舌战；从工农武装起义，到押送战俘的斗争，在银幕上都有生动的描绘。其中《甲午风云》、《红日》、《东进序曲》、《停战以后》、《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独立大队》、《怒潮》、《英雄儿女》等，均是有特色、有影响的好作品。由希侬、叶楠等人编剧，林农导演，李默然主演的《甲午风云》，以中日甲午海战为情节主干，通过对北洋水师爱国官兵的典型代表邓世昌、王国成，及惧敌媚外的投降派代表李鸿章、方伯谦等形象的生动描绘，较好地表现了历史上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李默然以刚毅深沉的气质和富于激情的表演，成功地塑造了邓世昌这一杰出的爱国志士形象，使之独具艺术魅力。由瞿白音根据吴强同名小说改编的《红日》，由擅长拍摄战争片的著名导演汤晓丹执导后搬上银幕。影片不仅真实地再现了规模宏大的战争场面，而且在战役和事件的描述中成功地刻画了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其中解放军连长石东根、国民党74师师长张灵甫的形象尤具丰富的色彩，没有概念化、脸谱化的弊病，给观众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英雄儿女》是毛烽、武兆堤根据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的，由武兆堤导演，田方等主演。影片既赞颂了以王成为代表的志愿军指战员在反侵略战争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又细腻动人地刻画了父女之情、父子之情、兄妹之情。田方以深沉的情感和朴素真切的表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性格色彩丰富的志愿军高级指挥员的形象。总之，上述影片的创作成就，拓展了我国战争片的创作领域，提高了其艺术水平。

其次，喜剧片的创作又出现热潮，不仅作品数量多，且在喜剧的题材、形式和风格诸方面，都表现出多样化的成熟趋向。无论是以歌颂新生活和新人新事为主旨的喜剧，还是以讽刺批判生活中不良倾向或揭露鞭挞黑暗现象为主旨的喜剧，均有较成功的作品问世。前者如《李双双》、《魔术师的奇遇》、《哥俩好》、《锦上添花》、《球迷》等；后者如《女理发师》、《大李、小李和老李》、《满意不满意》、《抓壮丁》、《七十二家房客》等。由李准根据自己的小说《李双双外传》改编，鲁韧导演，张瑞芳、仲星火主演的《李双双》，是一部轻松活泼的性格轻喜剧；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既揭示了生活中的矛盾，又赞颂了农村新人，由此而获得广大观众，特别是农村观众的喜爱和好评。由张瑞芳饰演的李双双，以朴实自如的表演和鲜明的性格征服了观众。仲星火则以诙谐而有分寸的表演，成功地塑造了喜旺这样一个淳朴、幽默的农民形象。两者互相对照和衬托，产生了很好的银幕效果。此片获得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奖。由王炼等编剧，桑弧导演，陈强主演的《魔术师的奇遇》，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故事片，它通过一位侨居海外的老魔术师回国寻找儿子时的一系列巧遇和误会，表现了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和新风尚。由于编导把立体片的特点与杂技、魔术的动作有机结合在一起，故产生了活泼有趣的喜剧效果。由所云平等编剧，严寄洲导演，张良主演的《哥俩好》，通过一对孪生兄弟参军后所造成的许多误会来组成喜剧纠葛，由此反映了解放军连队建设的新气象。曾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过董存瑞艺术形象的张良，在该片中同时饰演大虎、二虎这一对性格不同的孪生兄弟，以其朴实真切的表演而获得第二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奖。在讽刺喜剧的创作中，由钱鼎德、丁然编剧，丁然导演，王丹凤、韩非主演的《女理发师》，是据同名滑稽戏改编的，它通过家庭妇女华家芳瞒着丈夫外出学理发的经历，讽刺批评了社会上某些人头脑中残存的轻视商业服务工作的旧观念，让人们在笑声中领悟到：只有社会分工不同，并无贵贱等级差别的思想主旨。《满意不满意》所反映的也是同一主题。而由陈戈、吴雪为主编、导、演的《抓壮丁》，是据他们创作的同名四川方言话剧改编的，它通过对王保长、卢队长、李副官及土财主李老栓等人在抓壮丁过程中尔虞我诈、欺压人民之丑行的辛辣讽刺，深刻地揭露批判了国民党统治区政权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影片颇具特色，很受欢迎。

另外，以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斗争为内容的故事片创作，不仅题材面广，而且在主题的开掘、风格样式的多样化方面均有了明显的发展变化。其中如《农奴》、《达吉和她的父亲》、《景颇姑娘》、《阿诗玛》、《天山的红花》等，便是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佼佼者。由黄宗江编剧，李俊导演，旺堆等主演的《农奴》，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西藏农奴生活和斗争的故事片。它通过农奴强巴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深刻揭露了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和残忍；并艺术地再现了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斗争、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历史变迁过程。它注重发挥电影艺术特性，以独具民族特色的视听造型，加强人物形象的塑造并揭示深沉的思想内涵。主要演员均为第一次上银幕的藏族演员，且大部分是农奴出身，深刻的生活体验和饱满的表演激情，使之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颇具艺术感染力。影片的特殊风格和独特魅力，使其在1981年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鹰奖。由高缨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王家乙导演，陈学洁等主演的《达吉和她的父亲》，通过达吉与汉族父亲任秉清和彝族养父马赫之间一段动人心弦的故事，表现了新旧两个时代彝汉两个民族人民命运的变化，歌颂了新社会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由于该片涉及到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艺术描写等问题，在电影界和文艺界曾引起讨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戏曲艺术片作为一个独具风格特色的电影品种，已经成熟，在该时期又出现不少佳作，如京剧艺术片《野猪林》、《尤三姐》等，越剧艺术片《红楼梦》、《碧玉簪》等，黄梅戏艺术片《槐荫记》等，评剧艺术片《花为媒》等，分别把各剧种不同流派的表演艺术呈现在银幕上，五彩缤纷，深受欢迎。其中由徐进编剧，岑范导演，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红楼梦》，以宝黛爱情为主线，通过细腻真切，缠绵感人的表演和优美动听、抒情委婉的唱腔，并以丰富多变的镜头调度和逼真感人的画面渲染，描述了宝黛爱情的悲剧命运，使银幕上的戏曲艺术更加动人心弦。影片在国内及港澳地区和东南亚一带，久映不衰，颇具影响。

除上述各类题材片种外，其它类型的影片也有不少好作品。如儿童片有徐光耀编剧、崔嵬导演的《小兵张嘎》；谢添、陈方千编导的《小铃铛》等。惊险反特片有白辛编剧，赵心水导演的《冰山上的来客》。传记片有张骏祥等编导的《白求恩大夫》。由彭永辉、李洪辛编剧，张骏祥导演的反映早期工人运动的《燎原》也是一部成功之作。而由谢铁骊编导，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主演的《早春二月》和由林谷、徐进、谢晋编剧，谢晋导演，谢芳、曹银娣主演的《舞台姐妹》，则是该时期最出色的影片，它们在艺术上的成就，使之跻身于当代中国银幕的精品之列。

根据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改编拍摄的《早春二月》，是谢铁骊导演艺术的代表作。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选择这样一个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徘徊探索、寻找出路，且又充满人情味和人道主义色彩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要有创新勇气并承担一定风险的。影片的改编是成功的，它既忠于原著的基本精神，出色地塑造了一个大革命前夕在迷茫中寻找出路的徨者肖涧秋的艺术形象，描写了其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失败的悲剧，批判地指出其时代局限性；也根据需要对部分人物与情节作了调整和改动，冲淡了原作中那种过分消沉、抑郁和伤感的气氛，增强了人物身上的亮色和时代感。同时，还细腻地刻画了反抗现实、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陶岚和温顺贤慧、又不堪承受封建礼教重压的青年寡妇文嫂等人物形象。导演将中国传统艺术的特长有机融汇在电影技巧之中，形成了一种含蓄抒情、幽雅清丽、意蕴深远的导演风格。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等演员对人物性格的准确把握和出色表演，及摄影师李文化、美工师池宁等人的默契配合，使影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在1983年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腊达福兹国际电影节上获评委奖。《舞台姐妹》也是谢晋导演艺术的代表作之一，它以深情而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春花和月红两位越剧艺人充满辛酸苦难的人生道路。影片构思巧妙严谨，情节跌宕起伏，风格清新优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创作个性，是一部成功的佳作。在八十年代曾先后获得英国第二十四届伦敦国际电影节电影学会年度奖、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奖和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腊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

创作高潮的再次掀起也同样表现在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等领域，一批有特色的好作品相继出现，如纪录片中《征服世界最高峰》、《在激流中》等，曾分获第一、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纪录片摄影奖和最佳纪录片荣誉奖。科教片中有获埃及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二等奖的《金小蜂和红铃虫》，有获第一、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的《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和《知识老人》等。在美术片中，则出现了水墨动画片《牧笛》这样的艺术精品，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颇受赞誉，荣获丹麦第三届欧登塞国际童话电影节金质奖，这是我国美术片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荣誉。剪纸片《金色的海螺》也获得印度尼西亚第三届亚非电影节卢蒙巴奖。

由上述电影创作生产的情况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双百”方针的贯彻给电影界带来的兴旺景象。虽然由于经济、物质等条件的限制，影片的产量还不高；再加上1962年后因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带来的“左”倾思潮的干扰，使该时期电影创作生产繁荣的时间很短；但是，这时期所出现的一批优秀作品，大大提高了中国电影艺术的水平；部分艺术家所表现出的勇于创新探索的精神，则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潮，“左”风频频袭来，越吹越猛，“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着一场空前的浩劫即将来临。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电影界又一次首当其冲，受到极左浪潮的摧残，成为重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