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海潮汐 中国电影文化》：中国电影反响强烈，终结好莱坞垄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电影文化史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新中国的电影既继承了以往进步电影的优良传统，又不断创造着适应新时代的新内容和新形式；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经受了严重的挫折；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它所走过的是一条坎坷不平而不断向前发展的道路。

从1949年至1952年，是新中国人民电影的创业和奠基阶段。中共中央宣传部曾先后两次发布指示，就人民电影事业的全面规划和队伍建设等作出部署和决定，要求各中央局和野战军，抽调一批有经验的文艺工作者充实电影队伍，加强电影创作力量，从而不仅在方针政策上，而且在创作队伍上为人民电影的起步创造了条件。东北电影制片厂（1955年3月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大国营电影制片基地的建立，确立了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中国营厂的主导地位；同时，人民政府还对上海的一些私营电影企业，如昆仑、文华、国泰、大同等影业公司，实行了团结、帮助、改造的政策，使之迅速成为人民电影事业的组成部分。而中央电影局的成立，则有利于领导和协调全国各制片厂的创作和生产，使之纳入有计划、有制度的正规化生产和管理的轨道。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新中国的电影创作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各电影制片厂迅速创作拍摄出一批引人注目的故事片。东北电影制片厂继率先拍摄出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之后，又连续拍摄了《中华女儿》、《白衣战士》、《赵一曼》、《钢铁战士》、《白毛女》、《六号门》等影片；北京电影制片厂则相继拍摄了《民主青年进行曲》、《新儿女英雄传》、《陕北牧歌》、《龙须沟》等影片；上海电影制片厂也先后拍摄了《大地重光》、《上饶集中营》、《翠岗红旗》、《南征北战》等影片。这批故事片以新的题材内容、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风格特色，显示了新中国电影的最初成果，颇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同时，昆仑、文华等私营电影公司也陆续拍摄生产了一批故事片，其中除在解放前已经开拍、解放后最终完成的《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等影片外，新创作拍摄的《我这一辈子》、《腐蚀》、《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两家春》等影片，也颇具新的特色，充分表现了私营电影企业的经营者和创作者，在新时代里的新追求。其中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我这一辈子》和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腐蚀》等影片，还被《大众电影》读者选入1950年观众最喜受的十部优秀国产片中。

无疑，新中国第一批故事片具有不同于以往的较鲜明的艺术特点：首先，开拓了电影的题材领域。旧中国的电影创作，且不说那些宣扬封建落后思想意识的言情片或武侠神怪片，即使是进步影片，也由于客观环境和观众面的限制，大多数局限于城市市民的生活题材。而上述影片则大大拓展了题材领域，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和城市市民的生活均在银幕上得到了较真实生动的反映。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是与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毁家纾难、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分不开的，所以该时期的影片较集中地描写了他们的斗争历程，赞颂了他们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其次，塑造了一批新的银幕形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理所应当是银幕的主人公。三、四十年代的进步电影，虽然替人民大众在电影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塑造了一批颇具特色的银幕形象，但这些形象基本上是以苦难生活的承受者或社会罪恶的见证者之面貌出现的。而上述影片则把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兵）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时代的主人公来描绘的，其地位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另外，这些影片也注重追求一种真实生动、朴素明快的艺术风格，在创造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新电影的艺术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一批来自解放区的有才华的新的电影工作者，如《白毛女》的编导张水华，《钢铁战士》的编导成荫等，纷纷崭露头角；一批长期在国统区从事进步电影戏剧工作的艺术家，如郑君里、赵丹、石挥等，也奉献了引人瞩目的新作。新中国初期的银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为了检阅新中国人民电影的最初成就，壮大其声势、扩大其影响，中央电影局和中国影片经理公司于1951年3月在全国二十个城市举办了“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集中展映了三大国营制片厂拍摄的二十六部影片，其中故事片二十部。周恩来总理为此题词，赞誉这是“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新片展览月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人们为之吸引、为之鼓舞，新生的人民电影由此牢固地占领了银幕的主体位置，结束了美国好莱坞电影几十年来垄断中国电影市场的历史。

从1950年起，新中国电影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在最初的这批故事片中，先后有《中华女儿》、《赵一曼》、《钢铁战士》、《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内蒙人民的胜利》、《翠岗红旗》等影片及其创作者获得各类奖项，它们为新中国电影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

然而，正当新中国电影起步后迅速发展之时，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却使之遭遇了第一次挫折。由孙瑜编导、昆仑影业公司1950年摄制的《武训传》，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训（1838—1896）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片，着重描写了他忍辱负重、“行乞兴学”的经历。影片的主旨，在于通过武训的一生，反映出贫苦农民盼望学习文化以改变政治、经济地位的迫切愿望和要求；通过其悲剧，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文化上的愚民政策，使观众了解到劳动人民没有文化的痛苦，这无疑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当然，影片也存在着某些缺点和不妥之处，如以周大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失败来作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反衬，对武训的自辱行为作了过多的渲染等。对此，本可以运用文艺批评的武器，通过正常的讨论与争鸣来加以解决和改进。但是，《人民日报》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却上纲上线，严厉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认为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如此之多，不但“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而且表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第二天，京、津、沪的主要报纸即全文转载，并均发表了响应批判的社论和文章。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建国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历时近半年，发表的各种批判文章数以百计。同时，《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影片也受到批判。

这次批判运动给新中国电影乃至整个文学艺术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它不仅把文艺批评混同于政治批判，助长了主观武断和简单粗暴的批评风气；而且造成了创作中题材、主题、体裁和手法日趋单一与狭窄，助长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的不良倾向。直到1985年9月5日，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对这场批判运动才作了公开的否定的评价，他说：“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www.xing528.com)

从1953年至1957年，是新中国人民电影稳步发展的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有了迅速的发展。电影战线在调整各项政策的同时，加快了电影事业的发展步伐。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正式建立，和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新疆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以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正式建立，不仅扩大了故事片的创作基地，而且使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译制片有了独立的生产单位。同时，还进行了改革电影体制的尝试：上海成立了电影制片公司，下设海燕、天马、江南三个故事片制片厂；长影与北影也试行组成以导演为中心的自由组合、自选剧本、自负盈亏的创作集体。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电影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影片产量逐年增加，以故事片为例：1953年为十三部，1954年为二十部，1955年为二十三部，1956和1957年均为四十二部。同时，影片质量也普遍提高，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采，并出现了一批颇具特色的佳作。

这种创作兴旺的状况的出现，与文艺政策的调整及对“左”的错误倾向的批评纠正是分不开的。1953年3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批评了电影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等反现实主义的倾向，提出了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及改善领导、繁荣创作的一系列措施。同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批评了各种“左”的不良倾向，号召作家、艺术家深入实际，正确反映生活，努力创造时代的典型人物。这几次会议及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助于消除自批判《武训传》后“左”的思想给文艺创作（尤其是电影创作）带来的不良影响，调动了广大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特别是1956年5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事业和科学事业的基本方针政策公布之后，使文艺界和电影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生动活泼的新局面，电影创作也出现了日渐高涨的繁荣发展趋势，新中国电影已显示出日益成熟的风格。

在这一时期的故事片创作中，战争片仍是主流；不仅数量多，且在风格样式上也丰富多样，出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优秀作品。郭维导演的《智取华山》和汤晓丹导演的《渡江侦察记》，在惊险样式战争片的创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郭维导演的《董存瑞》，沙蒙、林杉导演的《上甘岭》及苏里、武兆堤导演的《平原游击队》，注重于在战争的背景中塑造真实、生动的典型形象，使董存瑞、张忠发、李向阳成为千百万观众熟悉和喜爱的英雄人物。特别是张良饰演的董存瑞、郭振清饰演的李向阳，血肉丰满、独具个性，成为当代电影人物画廊中颇具光彩的艺术形象。由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执导的《柳堡的故事》，则突破以往战争片的框框，以新颖、独特的艺术表现角度和委婉、抒情的艺术风格，描写了新四军战士李进和农村姑娘二妹子的爱情故事，并赋予其意义深远的社会内容。一曲《九九艳阳天》风靡全国，流传至今。此外，《南岛风云》、《怒海轻骑》、《海魂》等影片也各具特色。

其次，在文学名著改编方面，桑弧导演的《祝福》、陈西禾编导的《家》均属成功之作。由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祝福》，既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又依据电影艺术的特性和需要，创造性地丰富了作品的典型细节和生活环境的描写，加强了人物性格的刻画，从而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坚实的文学基础。桑弧严谨、细腻的导演处理，以及饰演祥林嫂的白杨和饰演贺老六的魏鹤龄之生动传神的表演，均使影片增添了艺术魅力。《祝福》改编的成功，使其在1957年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特别奖；翌年又在墨西哥国际电影节上获银帽奖。据巴金小说代表作《家》改编拍摄的同名影片，也增删得当突出了主要情节线，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孙道临、张瑞芳、黄宗英、王丹凤、魏鹤龄等演员配合默契、表演准确适度，也使影片获得了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该时期讽刺喜剧片的创作尤为兴盛。“双百”方针公布后的宽松的政治氛围，催生了一批有特色的讽刺喜剧片，如吕班导演的《新局长到来之前》、《不拘小节的人》和《未完成的喜剧》，毛羽导演的《球场风波》，天然导演的《幸福》，王炎编导的《寻爱记》等，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讽刺、鞭挞了生活中的各种不良现象，寓社会批评于笑声之中。

“双百”方针给电影创作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即在于促使银幕形象的多样化。尽管工农兵的形象仍是主体，但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等也被作为银幕的主人公加以描绘。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影片，有徐昌霖编导的着重表现科学家之间深长情谊的《情长谊深》；陶金导演的反映女护士在艰苦生活中锻炼成长、把青春献给祖国建设的《护士日记》；孙瑜编导的描述商船学校毕业的女学生经受了生活的风浪而成为中国第一批女船员的《乘风破浪》等。自建国初《我们夫妇之间》等有关知识分子生活的影片受到批判后，便很少再有描写知识分子的电影作品。银幕上即使出现知识分子，也基本上是作为工农兵的陪衬或改造、批判的对象。这些影片的出现，改变了上述状况，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较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各种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操，赞颂了他们的进取精神和奉献精神。而由柯灵编剧、汤晓丹导演、孙道临主演的《不夜城》，则是我国第一部正面表现民族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故事片，它为银幕提供了新的艺术形象，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

可以说，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题材范围是宽阔的，风格样式也是多样化的。除上述各类影片外，好的作品还有不少。如儿童片有张骏祥改编、石挥导演的《鸡毛信》，在1955年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获优胜奖。传记片有郑君里、孙瑜导演的《宋景诗》和沈浮导演、赵丹主演的《李时珍》，特别是后者，作为一部古代科学家传记片，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体育片有谢晋编导的《女篮5号》，这是他的成名作，由此开始显露出导演才华。此片在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银质奖章，1960年在墨西哥国际电影节上又获银帽奖。惊险反特片有卢珏导演的《羊城暗哨》，顾而已导演的《天罗地网》等。少数民族生活片则有吴永刚导演的《哈森与加米拉》，林农导演的《边寨烽火》。在农村题材影片方面，海默编剧、鲁韧导演的《洞箫横吹》大胆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官僚主义，是一部富有生气的应时之作。此外，戏曲艺术片的创作也颇有成就，出现了不少佳作。由桑弧导演的越剧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解放后拍摄的第一部舞台艺术片，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它充分发挥电影艺术和技术的各种手段，取得了舞台上所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它既为以后的许多戏曲剧目搬上银幕提供了经验，也为新中国戏曲艺术片赢得了国际声誉。该片在1954年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音乐片奖；翌年又在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获映出奖。由石挥导演的黄梅戏艺术片《天仙配》，由陶金导演的昆曲艺术片《十五贯》等，也颇受观众喜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是，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正当新中国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稳步发展、逐步繁荣之时，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1958年的“大跃进”、“拔白旗”运动等，又使之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钟惦棐、沙蒙、郭维、吕班、吴永刚、石挥、白沉、方化、吴茵等一批艺术家被错化为“右派分子”，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工作和创作的权利，而且还受到各种不公正的批判和迫害，有些艺术家因此而结束了生命，造成了惨痛的悲剧。而“拔白旗”运动则是电影界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它是在康生一手操持下掀起的。1958年4月，康生在长影和文化部的两次讲话中，点名批判了《青春的脚步》、《球场风波》、《花好月圆》、《地下尖兵》等影片，认为它们是银幕上的“白旗”，应该拔掉。同时还指责广大电影工作者“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东风。”于是一大批影片遭到批判或禁映，严重打击了广大电影工作者创新探索的积极性。在席卷全国的“大跃进”的狂热氛围影响下，电影界也卷入了“高指标”、“放卫星”的狂潮之中。其结果是影片的数量虽然增多了，而质量却明显下降。特别是一大批反映“大跃进”的故事片和所谓“纪录性艺术片”，几乎全是粗制滥造的政治宣传品，鼓吹“浮夸风”、“共产风”，题材单调、内容雷同、质量低劣、实为废品，在经济上造成了空前惊人的浪费，使新中国电影事业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留下了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