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产业历经风风雨雨走向成熟

中国电影从无到有，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四十年代后期掀起的战后现实主义电影新潮中，走向成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顽固地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既定路线和政策，加紧了法西斯的独裁统治，挑起了内战。中国人民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地继续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中国的时局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抗战刚一结束，国民党就开始篡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利用所谓“接收”机会，进行了空前的吞并和掠夺，上演了一幕幕“劫收”丑剧，对电影业也不例外。1945年9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所谓《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据此“接收”了日伪所有的电影机构。属于国民党中宣部的“中电”获利最大，它“接收”了三个最重要的日伪电影机构——上海伪“华影”，长春的伪“满映”，北平的伪“华北电影公司”，约值时价一百亿元，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三个制片厂，一厂和二厂设在上海，三厂设在北平；在伪“满映”厂址上建立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也属于“中电”系统。隶属于国防部的“中制”则“接收”了南京的日伪电影资产，并分得了上海伪“华影”的部分产业，还一度把战前联华公司在徐家汇的摄影场作为敌伪财产加以霸占。此外，国民党的“农教”、“中教”也在劫收中得到不少好处。这种对于电影事业的疯狂劫收、掠夺、独占和垄断，引起了广大社会舆论的不满。为遮人耳目，欺骗舆论和民众，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4月宣布把“中电”改组为所谓“民营”的“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董事会，公开招股。但“选举”出来的董事、常务董事仍由陈果夫、张道藩、潘公展等国民党头目担任，张道潘任董事长，罗学濂任总经理，换汤不换药，其实质仍是“党营”机构。经过如此一番“接收”，国民党官方的电影机构无论是规模还是资财，均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张与增强。为进一步实现其独占整个中国影业的野心，它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排挤或拉拢真正的民营公司；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打击与迫害进步电影运动。其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对民营公司进行政治威胁恐吓，阻止它们拍摄进步影片；或通过外汇管制，控制它们的物资进口来源，迫使其就范。而对一些听话的、靠拢国民党的公司，则供给器材，发放贷款、出租摄影棚，以此予以引诱。为打击迫害进步电影运动，国民党一方面继续强化电影检查制度，于1946年2月公布了“电影片检查暂行标准”，条文十分苛刻，并在内政部成立了电影检查处，由一些“中统”、“军统”特务分子负责检查工作。此后又屡发“训令”，不断修改“电影检查法”，直至解放前夕使用暴力直接干涉和禁拍进步影片。另一方面则百般阻止进步影人的“复员”，甚至还拟出了不准“复员”的黑名单，使许多进步影人于抗战胜利后仍被迫留在大后方，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企图排斥进步影人于电影圈外，以达到其独霸影业，统治电影文化界的野心。

然而，如同过去一样，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并未收到它所期望的效果。广大进步影人经历了左翼时期和抗战时期的锻炼，已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创作经验，队伍也扩大了。他们在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和迅速发展的解放战争形势的影响、鼓舞下，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针对新的形势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与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而卓有成效的斗争，推动了战后进步电影运动的深入发展，掀起了战后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新潮。

无疑，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与电影检查制度，要求给予电影的生产、创作以自由，这是进步影人进行斗争的一个方面。特别在旧政协召开前夕，这一斗争达到了高潮。当时，文化、新闻、出版、教育各界纷纷致书政协会议，要求维护言论出版自由，废止文化限制政策，废止“党化教育”，结束一党专政，制定和平建国纲领。电影戏剧界也与此相呼应，阳翰笙、洪深、曹禺等五十八人，联名发表了“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意见书”，列举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戏剧、电影运动的罪状，提出了废除一切检查制度，保障戏剧、电影业的营业自由，取消娱乐捐等苛捐杂税，公布戏剧，电影界的汉奸名单等一系列要求，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进步影人又利用上海《大公报》召开“国产影片出路问题”座谈会的机会，针对当时中国电影在检查制度、外汇限制、美国电影的侵入等方面所受的迫害，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斥责，由此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舆论的支持。可以说，这种斗争贯串于整个解放战争时期。

国民党虽然垄断了电影事业，但是如同过去一样，其致命的弱点之一，就是缺乏象样的电影人才，故而除了收买一批汉奸影人外，不得不吸收一些进步影人参加电影创作，企图利用他们来为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路线服务。而进步影人为了争取创作阵地，摄制进步影片，他们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安排下，也不断渗入国民党控制的制片厂中，利用各种合法的斗争手段与有利的物质条件，拍出了一批有影响的进步影片。如陈鲤庭、沈浮、汤晓丹、张骏祥、赵丹、蓝马、白杨、秦怡等先后参加过“中电”的工作，相继拍摄了《遥远的爱》、《天堂春梦》、《还乡日记》、《乘龙快婿》、《追》、《幸福狂想曲》等一批进步影片；金山、张瑞芳、杨霁明等加入了“长制”，并实际掌握了厂内的领导权，也拍摄出了《松花江上》等进步影片。这些作品或真实地再现了抗战时期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和斗争历程，或揭露了胜利后国民党当局的“劫收”罪行及广大民众的痛苦生活，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艺术上也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如金山编导的《松花江上》以朴素真切的艺术手法，表现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生活及其在斗争中不断成长的历程；而张骏祥编导的《还乡日记》和《乘龙快婿》，则以辛辣的讽刺笔触，尖锐而生动地揭露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种种丑恶行径，在讽刺喜剧片样式上作了有益的探索。这一时期“中电”、“中制”等制片厂也拍摄了一批反动落后影片，如颂扬国民党特务的《天字第一号》，宣扬恐怖、色情的《天罗地网》、《再相逢》等，它们在影坛上形成了一股逆流，给观众以很大的毒害。所以，进步力量与反动落后势力的较量与斗争，在这些制片厂始终存在着；而进步影人能利用国民党的电影基地，拍摄出一批在观众中颇有影响的进步影片，实属不易。

为了粉碎国民党独霸影坛，控制影业的美梦，更有力地推动进步电影运动的开展，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等人成立了昆仑影业公司。昆仑公司原是夏云瑚、任宗德在战后合资经营的，因缺乏创作人员，故一直没有出品。而阳翰笙、蔡楚生等人“复员”回上海后，以战前联华公司同人的名义，组织了联华影艺社，并与当局进行了多方交涉和斗争后，迫使其归还联华公司徐家汇摄影场址作为拍片基地。此后开拍了第一部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部由史东山编导的影片，通过两个救亡演剧队队员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揭露了国民党官吏抗战时消极逃跑，胜利后劫收发财、荒淫无耻的丑行。该片于1947年2月公映后，引起了轰动，颇受进步舆论的好评和广大观众的欢迎，为战后进步影片创作赢得了良好声誉。为扩充实力，以利于更好地开展创作活动，联华影艺社遂与昆仑公司合并改组，成立了新的昆仑影业公司，由夏云瑚任总经理兼厂长，阳翰笙、陈白尘先后任编导委员会主任，其他主创人员有：蔡楚生、史东山、沈浮、陈鲤庭、郑君里、孙瑜、徐韬、陶金、蓝马、赵丹、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黄宗英、吴茵等，真是人材荟萃、阵容强大，很快成为战后进步电影创作的中心。昆仑公司除完成了联华影艺社筹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外，还相继拍摄了《新闺怨》、《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及《乌鸦与麻雀》等影片，它们以题材的现实性，主题的严肃性，艺术概括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以及严谨的创作态度和优秀的艺术质量，深受广大观众和评论界的欢迎好评，成为战后现实主义新潮电影的代表作品。其中由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以独特的悲剧艺术形态和史诗风格，产生了撼人心灵的力量，创造了现代中国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上映后盛况空前，极大地扩展了进步电影在民众中的影响。而由阳翰笙编剧，赵明、严恭导演的《三毛流浪记》和由陈白尘执笔编剧、郑君里导演的《乌鸦与麻雀》，因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与禁拍，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摄制完成，其曲折的拍摄过程本身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电影领域里尖锐、复杂斗争的一种真实写照。昆仑公司所拍影片的成就和影响，令国民党当局深感恐怖和不安，为此不断对它实行各种政治的、经济的迫害。但是，该公司的进步影人团结一致，采取各种灵活多样的策略手段，坚持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不仅使昆仑公司的影片创作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它民营公司及国民党麾下的电影制片厂的影片创作，有力地推动了整个进步电影运动的发展。

这一时期影坛上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民营电影公司，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文华影业公司。该公司的创办人吴性栽，战前曾经营过大中华百合公司，与罗明佑合作经营过联华公司，“孤岛”时期又在上海开办过合众、春明与大成三家影片公司。战后，他首先恢复了徐家汇摄影场的业务，此后又独资创办了文华影业公司。该公司的主创人员有黄佐临、桑弧、陈西禾、石挥等，柯灵、曹禺、费穆等人也曾参加过创作活动。1948年春，吴性栽又与金山等人合作，在北平成立了清华影片公司；同年6月，又为拍摄梅兰芳的戏曲片《生死恨》，在上海成立了华艺影片公司。就在国民党政府对民营公司采取或排挤打击，或拉拢收买的政策之时，吴性栽却不为所动，广为投资，在影坛上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也是不容易的。从总体上来看，文华及其子公司的制片方针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立场，既不愿讨好国民党，又与人民革命运动保持着一定距离。其所摄影片的思想意义强弱不一，但艺术上一般都比较精致，注重质量。这种严肃的经营作风显然与当时一些热衷于投机赚钱的电影公司有着明显的差别。文华等公司先后摄制了《假凤虚凰》、《夜店》、《艳阳天》、《表》、《大团圆》、《不了情》、《太太万岁》、《小城之春》、《哀乐中年》等故事片及戏曲片《生死恨》，其出品的社会影响虽然不能与昆仑公司的影片相比，但仍以其鲜明的特色和显著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其中由桑弧编剧，佐临导演的《假凤虚凰》，是一部较成功的讽刺喜剧片，也是佐临执导的第一部影片。由柯灵据高尔基的话剧《在底层》改编，佐临导演的《夜店》，在电影改编上提供了新的经验。由曹禺编导的《艳阳天》，则是他从事电影创作的首次尝试。而由李天济编剧，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更以精巧的艺术构思、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和含蓄蕴藉而富于诗意魅力的电影语言，成为一部有独特艺术个性和美学追求的影片，其艺术成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贡献，正日益受到电影理论界的重视。(www.xing528.com)

在“孤岛”时期因开办国华影片公司而起家的柳中浩、柳中亮兄弟，战后在上海创办了国泰影业公司和大同电影企业公司，也成为当时较有规模和影响的民营电影企业。但其制片、经营方针却具有明显的两面性。柳氏兄弟一方面与进步影人建立了联系，既聘请了应云卫、周伯勋等人参加制片工作，又聘请了田汉、于伶、洪深为特约编剧，从而相继拍出了《无名氏》、《忆江南》、《梨园英烈》等一批进步影片；另一方面，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当国民党政府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统治时，柳氏兄弟又见风转舵，请来了国民党文化头目张道藩、潘公展当公司的董事长，以此作为靠山，并邀约了徐欣夫、屠光启等右翼影人拍摄了诸如《粉红色的炸弹》等为国民党特务歌功颂德的影片及一批恐怖、凶杀、色情片。这种两面性，充分表现了在国民党官僚资本重压下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难以克服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除上述几家较大的民营电影公司之外，战后影坛还出现过二十多家小规模的公司。大部分小公司的开办目的，是为了投机赚钱，所以其制片往往具有浓厚的商业性和投机性；再加上它们无法做到经济上的独立，资金、设备、材料乃至拍摄场地都要依靠官办机构支持，故而也就很难保持独立性，很难不沦为国民党垄断的官办电影业的附庸，其所拍影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无什么可取之处。

1947年7月，当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转入战略进攻以后，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越来越迫近。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损失，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部署下，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工作者纷纷到达香港，准备转赴解放区。于是，夏衍、阳翰笙、欧阳予倩、蔡楚生、史东山、于伶、张骏祥、柯灵、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等进步影人先后来到香港。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争取资方合作，创办电影公司；开辟影评阵地，抨击反动落后影片和错误思潮，有力地推动了香港进步电影运动的发展。在这一段时间里，进步影人先后创办了大光明影业公司、南群影业公司、大江影业公司和民生影业公司等，相继拍摄出《野火春风》、《恋爱之道》、《结亲》、《水上人家》等一批进步国语片及《珠江泪》等进步粤语片。同时，他们还参加了当时香港最大的一家电影公司——永华影业公司的创作。

由于该公司的老板李祖永与国民党政府有密切联系，所以其制片、经营方针往往与官方的政治路线相吻合。进步影人进入该公司后，通过各种方式，在可能的范围里，陆续争取拍摄了《火葬》、《春城花落》、《海誓》等一些进步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该公司的电影出品面貌。为了加强电影工作者之间的了解和团结，在进步影人的推动下，1949年香港还分别成立了粤语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旅港国语片影人联谊会，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南中国影坛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

令人欣喜的是，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电影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46年7月，延安电影制片厂宣告成立，由陈永清任厂长，主创人员有钟敬之、伊明、翟强、凌子风、程默等人，开拍的第一部影片是陈波儿、伊明编剧，伊明导演的《边区劳动英雄》。因设备简陋、机器陈旧、资金缺乏，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所以影片开拍后不久，不得不中途停拍。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该厂及时转入了新闻记录电影的制作，拍摄了《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等新闻素材。1947年10月，延安电影制片厂改组为西北电影工学队，由钟敬之任队长，出发去东北，翌年6月到达兴山，加入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几乎和延安电影制片厂同时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是由延安赴东北参加伪“满映”接管的田方、许珂、钱筱璋和由苏联归国的袁牧之及东北局委派的舒群等人，会同伪“满映”中的进步影人张辛实等，在接管伪“满映”后成立的东北电影公司的基础上，将公司迁往黑龙江兴山后，与陈波儿、吴印咸率领的延安电影团会合后，于1946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的，由舒群任厂长。不久舒群调走，由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任中共支部书记兼艺术处处长。这是中共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具有较完善的机器设备和创作条件的电影制片厂。为适应人民解放战争的需要，电影厂将纪录片作为拍摄重点，先后派出几十个新闻摄影队奔赴前线拍摄，并在此基础上编辑了十七辑《民主东北》。这些片子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面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东影还进行了美术片、科教片和短故事片的试制。其中由陈波儿编导的《皇帝梦》，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木偶片，它以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木偶形式，讽刺嘲笑了蒋介石召开的伪国大丑剧。由袁乃晨编导的《预防鼠疫》，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科教片。由朱丹编剧，方明导演的《瓮中捉鳖》，则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漫画动画片。此外，还由袁乃晨导演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由林其（伊琳）编导完成了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在此基础上，东影开始筹拍长故事片，并于1949年4月拍摄出了由于敏编剧、王滨导演的人民电影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首次使中国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银幕上，显示出人民电影创作的新方向。同时，东影还组织作者创作完成了《回到自己队伍中来》、《光芒万丈》、《中华女儿》、《白衣战士》、《无形的战线》等电影剧本，并陆续投入拍摄，从而为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批长故事片的问世做好了充分准备。此时，长春已解放，东影遂迁回长春，作为人民电影的主要基地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就在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相继建立和展开拍摄制片活动的同时，华北解放区也成立了华北电影队，主要拍摄新闻片。石家庄解放后，华北电影队便扩展成立了石家庄电影制片厂。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在接管“中电”三厂等国民党官办电影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北平电影制片厂，由田方任厂长、汪洋任副厂长，石家庄电影制片厂也并入北影。同年5月，中国电影事业的中心上海也解放了，在接管了“中电”一厂、二厂等国民党在沪的电影机构以后，成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由于伶任厂长，钟敬之任副厂长。同时，为统一领导全国电影业，中央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由袁牧之任局长。7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之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在此期间，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宣告成立，阳翰笙当选为主席，袁牧之当选为副主席。这标志着在国统区长期坚持斗争和创作的进步影人与来自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的胜利会合，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界的大团结和大会师。这一切，均为新中国人民电影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电影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综观战后进步电影创作，已表现出更加成熟的艺术形态。以《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松花江上》、《丽人行》、《小城之春》、《乌鸦与麻雀》等一批影片为代表的众多作品，既继承、发扬了左翼电影和抗战电影的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又以比它们更加完美成熟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更加丰富多样的电影样式和结构形态，更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与社会众生相，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深化趋向，从而使中国的电影艺术和技术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足堪与同时发生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它以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和独特的民族风格，终于使中国电影跻身于世界电影艺术之林，并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时，它也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人民电影事业的发展与电影创作的繁荣培养了队伍，并从思想、艺术等方面创造了条件，使之能有一个较高的起点，这种历史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蹒跚起步、畸形繁荣，首次飞跃和曲折前进后，终于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