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飞跃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发生了首次飞跃，影坛面貌有了极大改观，银幕上相继涌现了一大批面向社会现实、反映时代生活的成功之作，不仅提高了中国电影的思想、艺术品味，而且使之与整个新文化的发展保持了同步性和一致性，并为其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素质。这种飞跃的出现，是与时代形势的发展、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左翼文化运动的勃兴以及共产党人进入电影界占领电影阵地是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总是和政治斗争、社会革命密切相关的，电影也不例外。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了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以农村武装割据、实现土地革命为主要形式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的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反对两种“围剿”的斗争和推动两种革命深入的过程，从各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形态，促使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由此把“五四”所开创的以反帝反封建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此后，“社联”、“剧联”、“美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相继诞生，并于同年7月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左翼文化运动。这一运动必然要波及到电影领域。1931年9月，左翼“剧联”通过了《最近行动纲领》，六条中有三条专门讲到了电影，其余三条虽然讲的是左翼戏剧运动，但其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电影。它明确规定了左翼电影大众化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提出了电影创作的主要内容和理论批评的主要任务，以及开展左翼电影运动的具体策略和步骤。

这是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艺工作者正式发出的向电影阵地进军的宣言。

同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武装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义愤，全民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这种形势影响和改变了广大观众对电影的审美要求和欣赏趣味，他们已厌弃了那种鸳鸯蝴蝶、神怪武侠之类格调低下，脱离现实的影片，“猛醒救国”正是他们对电影界发出的强烈呼声与殷切希望。这就迫使一些电影公司的老板不得不调整制片方针，也促使一些有爱国之心、社会责任感较强的电影工作者开始适应形势，改变创作方向。正是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中国电影开始发生变革、转折和飞跃。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后，上海电影界及时拍摄了一批表现抗日斗争的新闻纪录片和动画片，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进步舆论的热情赞扬。此后他们又拍摄了《共赴国难》等一些抗日故事片，也颇受好评。这就意味着中国电影转轨的客观条件已臻成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左翼文艺工作者开始进入电影界，促使其转向。最先接纳左翼文艺工作者的是明星公司。1930年明星公司怀着极大的勇气拍摄出了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这部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影片，耗资十三万元，费时六个月之久，收音试验了五次才成功。尽管公映后引起轰动，但技术质量并不理想。1931年大中国和暨南两家影片公司合股摄制了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有声片《雨过天晴》，天一公司也拍出了片上发音有声片《歌场春色》，它们在技术上比《歌女红牡丹》提高了一步。为拍片上发音有声片，明星公司特派洪深赴美国选购器材、聘请技师，花费了大笔钱款。1932年1月底，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片上发音有声片《旧时京华》拍完后上映，因上海战事的爆发，上座率大受影响，公司经济出现了亏空。为此，他们把解决经济困难的希望寄托在影片《啼笑姻缘》的映出上。这部据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影片，集中了公司全部演员，花费了大量资金；为争夺小说的电影摄制权，还同大华电影社进行了诉讼，所费甚巨。公司一心指望靠《啼》片大捞一把，扭转乾坤，故将最初决定拍三集改为拍六集，并部分配音。不料影片拍成上映之时，正是国难当头之日，观众对于这种渲染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背离时代要求的影片，已不感兴趣，所以营业上遭到了失败，公司面临破产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明星公司“智囊”的洪深及时向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明星三巨头”进言，提出了转变创作制片方向，请左翼作家来公司当编剧顾问的建议，为“三巨头”所接受。于是由周剑云出面，找到其同乡、左翼作家钱杏邨（阿英），要他请几位有点名气的作家去当编剧顾问。阿英找到了沈端先（夏衍）和郑伯奇，并经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同意，正式担任了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一起组成了公司的编剧委员会。1933年3月，由夏衍、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也正式成立，夏衍任组长，直属于中央文委领导。此后便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了占领电影阵地的各项工作，使左翼电影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左翼文艺工作者向电影阵地进军之时，首先关注苏联的电影理论和创作实践，以此作为借鉴。1930年7月，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第2卷第4期刊出了“苏俄电影专号”，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本苏联电影专刊，集中译介了多篇介绍苏联电影创作和电影事业的文章；田汉撰写的“卷头语”首次在中国传播了列宁关于电影的重要论述：“在我们一切艺术中最重要的是电影。”在此前后，一些进步的电影报刊也相继刊载了一批介绍苏联电影的文章，其中王尘无于1932年6月在《时报·电影时报》上发表的《电影在苏联》一文，就介绍了苏共十二大和十三大关于电影的决议。同年7月夏衍与郑伯奇合译了苏联著名导演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对其后的左翼电影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3年2月，苏联有声影片《生路》在上海公映，受到左翼影评人的推崇和称赞，仅《晨报·每日电影》就为此连续发表了八篇评论和十四篇短文，成为中国电影评论史上的一件盛事。这部影片也直接启示了导演蔡楚生，使他以后创作出了中国的《生路》——影片《迷途的羔羊》。随着《重逢》、《金山》、《傀儡》、《夏伯阳》等一批苏联影片的相继上映，中国电影工作者从中学到了新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发现了电影艺术的新天地，并把苏联电影中所特有的某些艺术手法称为“苏联镜头”，有机地融合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促成了中国电影的提高和转变。

进入电影界的左翼文艺工作者，首先注重抓编剧权，写剧本。除夏衍、阿英、郑伯奇三人担任了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外，田汉担任了联华公司的编剧和艺华公司的顾问，阳翰笙担任了艺华公司的编剧主任，夏衍和周扬则担任了艺华公司的编剧顾问。可以说，明星、联华、艺华这三家上海主要的电影公司的编剧权，掌握在左翼影人手里，这就使左翼影片的拍摄有了基本保证。同时，在党的电影小组的安排下，一批以左翼“剧联”盟员为主的新文艺工作者，如沈西苓、郑君里、魏鹤龄、王莹、艾霞、胡萍、舒绣文等，都通过不同的渠道，陆续进入各电影公司，形成了一支新的创作力量。创作正待起步，理论批评已经先行。左翼电影的创作是以左翼电影理论批评的蓬勃发展为前导的。由王尘无、石凌鹤、鲁思、毛羽、唐纳等人组成的“影评小组”，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相继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占领了电影副刊阵地，如《时报·电影时报》、《晨报·每日电影》、《民报·电影与戏剧》、《申报·电影专刊》、《大公报·戏剧与电影》等，其中连国民党CC派的《晨报·每日电影》也掌握在左翼影评人手里。此外，左翼影评人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自己的理论批评刊物《电影艺术》，尽管该杂志只出了四期就被反动当局查禁，但它对于当时理论批评的发展，仍起了较大作用。左翼电影理论批评在批判反动电影思潮、传播苏联电影艺术理论、粉碎美国资本家企图垄断中国电影事业的阴谋，以及推动电影界走向进步等各个方面，都充分显示了威力，取得了显著成就。这种进步舆论的形成，无疑为左翼电影的创作廓清了道路，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正如郑正秋所说：“靠着前进批评家的努力，便造成了新的环境的需要，它这种力量，好比是新思潮里伸出一只时代的大手掌，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再推向前去。”由此可见左翼电影理论批评对创作的影响之大。

上述各方面的工作直接促成了1933年左翼电影创作高潮的出现。该年3月，明星公司率先推出了由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左翼电影的开山之作《狂流》。这部以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的空前的大水灾为背景，在银幕上第一次正面描写了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表现农民与地主斗争的影片，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公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进步舆论的赞誉，被称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中国电影界的有史以来的最光明的开展”。此后，明星公司又拍摄了《春蚕》、《女性的呐喊》、《脂粉市场》、《前程》、《铁板红泪录》、《香草美人》、《盐潮》、《上海二十四小时》、《时代的儿女》等左翼影片，其中夏衍与程步高再度合作，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影片《春蚕》，是中国新文艺作品搬上银幕的首次尝试，在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讨论，为以后的电影改编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作为明星公司主要创作者和电影界旧民主主义思想代表人物的郑正秋，在左翼影人的团结帮助下，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下，思想和创作均有了显著转变与进步。他编导的《自由之花》、《春水情波》和《姊妹花》三部影片，均接触了宽广的社会现实，不同程度地暴露了贫富悬殊的阶级对立，表现出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其中作为他后期代表作的《姊妹花》，上映后颇受欢迎，创造了连映六十余天的票房记录。在该片中饰演一对不同命运、不同性格的孪生姊妹的女演员胡蝶，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她以前曾主演过《歌女红牡丹》、《啼笑姻缘》等三十多部影片；在明星公司制片方针改变后，她又担任了《狂流》、《脂粉市场》、《盐潮》等片的女主角；而在《姊妹花》中一人兼饰两角，表演尤为出色，深受观众喜爱，被选为“电影皇后”。

联华公司的左翼影人也团结了大多数电影创作人员，与公司上层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斗争，于1933年先后拍摄出了《三个摩登女性》、《都会的早晨》、《母性之光》、《小玩意》等左翼影片。其中《三个摩登女性》是田汉的世界观、艺术观转变后在电影创作实践中得以体现的第一部影片。《都会的早晨》既是蔡楚生的成名作，也是他接受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影响后创作的一部成功之作。

这一年，艺华公司在田汉领导的编剧委员会的主持下，也相继拍摄出《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烈焰》等左翼影片，表现出鲜明的抗日反帝色彩。(www.xing528.com)

除上述三家电影公司外，其它各大小影片公司的创作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纷纷摄制一些反帝反封建题材的影片，由此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创作方向，显示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实绩。

左翼电影的辉煌成就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和恼火，他们一面强化电影检查机构，一面用暴力恐怖手段压制和摧残左翼电影运动。1933年11月12日，法西斯的蓝衣社暴徒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捣毁了艺华公司，并以所谓“上海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向上海各影院发出了“警告信”，恐吓他们“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平）、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剧、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次年一月，又有所谓“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散发了“铲除电影赤化宣言”，进一步恫吓各影片公司。同时，国民党当局又以控制银行贷款等经济手段，迫使各电影公司服从其旨意。这些迫害手段和扼杀政策，使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异常艰难，左翼影人也由此迎来了“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里潜行”的更加艰苦而复杂的斗争。他们在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下，及时改变了斗争策略，提高了斗争艺术，以各种灵活多样的方式，继续进行韧性战斗。

首先，他们没有放弃写剧本。虽然因环境的严酷，夏衍、阿英、郑伯奇被迫放弃了明星公司编剧顾问的职务，田汉、阳翰笙等人也无法公开在艺华公司、联华公司活动了，但由于他们已和各电影公司的导演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创作友谊，故而在无法公开活动的情况下，便采取了个人联系方式，继续为各公司的导演提供和修改剧本，并不署自己的名字，而用导演兼编剧的名义出现，以利于影片能通过电影检查，及时与观众见面。如明星公司以程步高编导的名义拍摄了夏衍编剧的影片《同仇》；艺华公司以卜万苍编导的名义拍摄了田汉编剧的影片《黄金时代》和《凯歌》，以岳枫编导的名义拍摄了阳翰笙编剧的影片《逃亡》等。

同时，为了不断扩大左翼电影的力量，左翼影人还想方设法开辟新的阵地。他们及时争取了司徒逸民、龚毓珂、马德建等人的合作，将其创办的经营电影器材的电通公司改组为制片公司，在夏衍、田汉、司徒慧敏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在短时间内相继拍摄出四部颇具影响的优秀影片。其中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的《桃李劫》是中国第一部以有声电影手法创作的影片，它相当成功地使用了有声电影的技巧，对生活的艺术概括也显示出现实主义的深度。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成为当时广泛流行的歌曲之一。由田汉、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在国民党当局和上海租界殖民主义统治者双重迫害抗日影片的环境下，能明确涉及抗日主题，实属不易。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影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深受广大民众喜爱，流传甚广，新中国成立后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此歌也是无产阶级音乐家聂耳最后的作品。由夏衍编剧的《自由神》，是司徒慧敏导演的处女作。由袁牧之编导的《都市风光》，则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是中国有声片创作的新发展。这四部影片的成就，充分显示出左翼影人在创作中力求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影片深刻的思想内容，不仅使影片能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而且使之在艺术上也独具特色。终因国民党当局的加剧迫害和经济困难等原因，电通公司被迫于1935年冬结束。在前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里，它为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另外，该时期左翼影评人对于“软性电影”论者进攻的反击，也维护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基本路线和制片方针，为其深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软性电影论”的出笼是在左翼进步电影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之时，为与之相抗衡，黄嘉谟、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禀承国民党当局的旨意，拼命鼓吹“软性电影”。从1933年至1935年，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了《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等一系列文章，攻击左翼进步电影是“硬片”、“说教电影”，是“硬要在银幕上闹意识”；认为“电影是软片，所以应当是软性的”，主张“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鼓动多摄几幕“少女腰酸”、“美人病春”之类的片子。他们还依据这些谬论炮制出一些所谓“软性喜剧片”、“软性爱情片”之类低级庸俗的东西来毒害观众。针对“软性电影”论者的挑战，左翼影评人给予了严正的回击，夏衍、王尘无、唐纳、鲁思等人相继发表了《告诉你吧！所谓软性电影的正体》、《清算刘呐鸥的理论》、《软性电影是鸦片烟和红丸》等一系列文章，从各方面驳斥其谬论，使他们妄想把电影运动拉向右转的阴谋彻底破产。由于这场历时两年之久的斗争是当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在电影理论战线上的反映，所以斗争的胜利不仅是左翼影评人捍卫左翼电影运动大众化的，反帝反封建的制片路线和方针的胜利，而且是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围剿”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在电影领域里的胜利。

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左翼进步影人进一步加强了团结，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拍摄出了一批左翼进步影片。如明星公司摄制了《同仇》、《华山艳史》、《到西北去》、《女儿经》等，其中《女儿经》是一部颇具特色的集锦式有声片，剧本创作分由郑正秋、洪深、阿英、郑伯奇、沈西苓等各写一段故事，由夏衍汇总完成，并由李萍倩、吴村、程步高、陈铿然、郑正秋、姚苏风、沈西苓、张石川等分别担任影片各个故事的导演，公司全体主要演员均参加演出。影片用一条很简单的线索，贯串了八个独立的小故事，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社会形形色色的妇女生活。此片完成后不久，长期以孱弱之躯努力从事电影创作的郑正秋，不幸于1935年7月16日病逝。作为中国早期电影的开拓者和先驱者，其贡献是十分显著的。他不仅为故事片的创作开了先河，而且还赋予其以积极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容。他的编导艺术平易通俗，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早期电影事业，其成就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该时期联华公司的左翼进步影人，也陆续拍摄了一批高质量的成功之作。由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以现实的题材，生动的情节，通俗平易的叙事技巧而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创造了国产片连映八十四天的新纪录。1935年该片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孙瑜编导的《大路》具有鲜明的抗日反帝主题，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抗日爱国的热情及不惜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影片的主要演员金焰，因曾成功地主演过《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等影片而受到观众崇拜，被选为“电影皇帝”，他在《大路》中的表演尤为出色，是其代表作。已在摄影场从事美工达十年之久的吴永刚，编导了他的第一部影片《神女》，真实地描写了被称为“十字街头神女”的暗娼的悲惨生活，倾注了他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受凌辱的妇女深深的同情。主演此片的阮玲玉显示出非凡的表演才能，成功地塑造了妓女这一角色，增添了影片的艺术魅力。由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取材于当时自杀身亡的电影女演员艾霞的经历，通过一个女音乐教师韦明悲剧性的遭遇，生动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妇女被压迫、被污辱的命运，控诉了黑暗的社会制度。阮玲玉以细致入微的表演将韦明所遭受的身心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演活了这一角色。因影片对黄色小报记者的卑劣行径进行了揭露和讽刺，故上映后受到一些黄色报刊的无耻攻击，再加上阮玲玉个人生活的不幸，她忍受不了旧社会对她的侮辱和迫害，终于在1935年“三八”节的早晨服毒自杀，年仅二十五岁。在她短暂的一生中，从事电影工作达十年，共演了二十九部影片。在此之前她所主演的《故都春梦》、《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小玩意》等影片，深受观众的喜爱和欢迎，被称为影坛上的“无冕女皇”，她是早期银幕上一颗闪烁过耀眼光芒的明星。艺华公司于1934年6月恢复出片，虽然公司老板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有所动摇，但左翼进步影人仍想方设法拍摄了《黄金时代》、《生之哀歌》、《逃亡》、《凯歌》等影片，显示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强大生命力。

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我国华北五省，而国民党政府则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使华北危机达于极点。国难当头，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制定了与此相适应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这种政治形势给革命文艺运动也带来了深刻变化，为促进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左联”遂于1936年初宣布自动解散。1月27日，由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剑云、孙瑜、费穆、李萍倩、孙师毅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发表了宣言，这就标志着电影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此后，随着“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和国防文艺运动高潮的掀起，进步电影工作者也提出了“国防电影”的口号，并就其题材范围、创作方法等展开了讨论，国防电影运动也由此开始勃兴。就其实质而言，国防电影运动是左翼电影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它适应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的需要，突出了反帝和抗日救国的主题。尽管它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和压制，但还是克服了各种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一时期，左翼进步影人再度进入明星公司，促使其进行了改组和革新，重新恢复了编剧委员会，由欧阳予倩主持，阿英、郑伯奇等也被聘为特约编剧，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公司内部的进步力量，削弱了前一时期渗入该公司的“软性电影”论者刘呐鸥之流的势力，经过努力先后拍摄出一批较优秀的进步影片。其中由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压岁钱》，构思新颖，在结构形式和剧作技巧上作了创新探索，以一块压岁钱的流转把所要表现的社会生活贯串在一起，展示出一幅真实、生动而丰富的都市生活画卷。由沈西苓编导的《十字街头》，则通过几个富有个性的知识青年的生活道路，生动地概括反映了处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三十年代的青年们的精神面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由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充分运用电影艺术的表现技巧，成功地再现了三十年代都市下层社会贫苦市民的苦难生活和悲惨遭遇，具有新颖独到的艺术风格。主演这两部影片的赵丹、白杨、周璇等演员，也因此名扬影坛，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明星。与此同时，联华公司因领导层的分化，也进行了改组。虽然该公司这一时期的创作面貌较复杂，但仍出现了一些较优秀的进步影片。其中由蔡楚生编导的《迷途的羔羊》是中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影片。由沈浮、费穆编剧，费穆导演的《狼山喋血记》是一部寓言式的、成功的国防影片。由蔡楚生、费穆、孙瑜、沈浮等人联合编导的《联华交响曲》，则是一部短片集锦样式的影片，在艺术形式上颇有新意。左翼进步影人除以明星公司和联华公司为主要阵地外，还大力支持新成立的新华影业公司，使之成为国防电影运动的阵地之一。该公司相继拍摄了《新桃花扇》、《狂欢之夜》、《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一批进步影片，它们或注重暴露社会的腐朽黑暗，或注重描写反汉奸的斗争，或注重表现反帝抗日的内容，较真切地体现了民众的意愿，迎合了时代的需要。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左翼电影运动拨正了中国电影前期混乱的运行方向，促使中国电影完成了历史性转变和首次飞跃，使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合流，并成为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中国电影的创作主流走上了严肃的艺术大道，并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民族传统和艺术风格，也因此奠定了中国电影文化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