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说荟作者考：《古典文献研究论集》最新成果速览

陈世熙和王文诰、邵希曾，谁才是《唐人说荟》的编者，王文诰是否编过《唐代丛书》？笔者认为，陈世熙是《唐人说荟》的唯一编者，王文诰、邵希曾同《唐人说荟》没有任何关系。理由如下：

1.乾隆五十七年刻本《唐人说荟》有彭翥序、周克达序各一篇，两序分别撰于乾隆辛亥（1791）和壬子（1792）。彭序云：

旧本流传，尚多缺略，吾友山阴莲塘陈子，为裒益之、校覈之，名曰《唐人说荟》，刊为袖珍，取便行笈。驰书海外，索予弁言。^[12]

周序云：

吾友山阴莲塘先生，品端学邃，葄艺蕴典，有年为之披菁掇英，订正而损益之，名曰《唐人说荟》……今得莲塘先生荟萃成集，获旧闻而夸创见，不亦愉快也哉！竹林彭司马见而称异，力劝付梓，以锓资自任，工未及半，司马遽归道山。予既珍爱其书，且惜司马之好古而未及观厥成也，为踵其事。^[13]

由彭、周二序可知：山阴陈莲塘编纂《唐人说荟》，彭、周二人相继出资刊刻成书。序中仅提到书名为“唐人说荟”，而未提“唐代丛书”，亦能证明此书最早只命名为“唐人说荟”。在彭、周二序下，有署名“山阴莲塘”的“例言”。据清代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二编）引龚自珍《陈莲塘先生传》云：“陈世熙，字赓颺，号莲塘，浙江山阴人，诸生。有《莲塘诗钞》。”^[14]则陈世熙号莲塘，浙江山阴人，故称为“山阴莲塘”。《莲塘诗钞》卷四《挽彭竹林司马》是写给彭翥的挽诗，诗中有句云：“朅来旅馆苔階冷，古汲丛残得修绠。君闻割俸助镌梓，高谊薄云犹耿耿。”^[15]第三句下自注：“予纂《唐人说荟》未梓，公闻之捐廉倾助。”^[16]卷四《题李妹照并寿其五十》“自愧游心糟粕余”句下自注：“予方纂《唐人说荟》未能就聘。”^[17]此自注与彭、周二序所言皆合，则陈世熙为《唐人说荟》的编者当无疑问。

2.上海图书馆藏嘉庆十一年《唐代丛书》刻本书名页题“仁和王文诰见大、邵希曾鲁斋辑”／“唐代丛书”，总目题“仁和王文诰见大辑”。无彭翥、周克达序，而有马纬云嘉庆丙寅（1806）序。据《番禹县志·续志》卷二十六云：“王文诰字见大，浙江仁和人。学问淹通，尤深于史，年少时以诗文鸣于大江南北。兼工书画，生平服膺苏诗，虽行役亦手一编，未尝或去左右。乾隆五十六年游广州……刚正不阿，惟耽志著述……竭三十余年精力，成《苏诗编注集成》一书，校刊于广州……年七十余回里卒。”^[18]可知王文诰工诗善画，精通史学，刚正不阿，耽志著述，尤其喜爱苏诗，用近半生精力编成《苏诗编注集成》。嘉庆十一年，王文诰四十二岁，正是精力旺盛的中年时期，据传记推测，此时他应该正专心寻访关于苏诗的各种资料，而从王文诰的经历和治学取向来看，更不可能剽窃他人的编纂成果。

另据《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循吏二》记载：“邵希曾，字鲁斋，浙江钱塘人。乾隆五十四年举人，嘉庆中官河南知县。历权通许、卢氏、鄢陵、西华、沈丘、太康、扶构、淮宁、新乡，皆有声……”^[19]邵希曾在任上保境安民，推行文教，政绩显著，以至于“老病，大吏不令去，卒于官”^[20]。据此经历，邵希曾编《唐代丛书》的可能性也很小。且邵希曾嘉庆中正在河南当知县，而王文诰在广州忙于著述，目前也无任何证据能表明此二人有过交往，故将此二人作为《唐代丛书》的编者显然是违反事实的。

如果将陈世熙、王文诰、邵希曾、马纬云四人的传记做一对比，可发现他们有相似的经历，其中，陈、王、马三人都曾长期寓居番禺（今广州），三人在当地都有很好的名声。陈世熙“乾隆其以名诸生游幕粤东，积三千金，拟返里，友人某以事被诬陷狱，倾囊为赎锾，固不得归，遂家番禺”^[21]，“粤之郡县皆客之，制府杨尚书耳其名，辟置幕府，司章奏，礼遇尤重，事当入告先生，言辄从。先生兼通申韩家，历郡邑，所至有声……先生义声播东南，人无不慕望纳交先生者”^[22]；王文诰“乾隆五十六年游广州，会大兴朱文正公珪巡抚广东，引为上客，称其有述作才。布政使曾燠督部蒋攸铦、阮文达公元皆依重之”^[23]；《全清词钞》卷十二马纬云小传云：“（马纬云）字依墀，浙江海盐人。乾隆三十九年举人，官广东番禺县知县，有《莺声细雨草堂词》。”^[24]另据清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新编》介绍，马纬云“绰有才情，工于绮丽”，编有《西湖人物志》，并担任直隶按察使。^[25]现在已知《唐人说荟》的作者为陈世熙，为何《唐代丛书》的编者和序者都题作浙江人，且连经历都如此相似？难道仅仅是巧合？这不能不引起怀疑，可能的情况是书坊主在刊刻《唐代丛书》时刻意为之。

3.笔者对署名马纬云的这篇序也有疑问，在将此序做对比分析后，可证此序很可能是书坊主拼凑而成，而非出自马纬云之手。序文如下：

《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张衡赋云“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是也。注称虞初，武帝时方士，疑小说昉于武帝。然《青史子》、贾子《新书》引之，则其来已久，特盛于虞初耳。

近世流传《汉书》小说家寥寥无几，唐人小说三十九家四十一部三百八卷，存者尚得数百十种。迹其流别，厥派有三：为叙述杂事；为记录异闻；为缀辑琐语。其中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间所不免；然寓惩劝、广见闻、资考证。虽以洪容斋、刘贡父二公之儒宗博雅，亦称道及之。他如《茶经》《啸旨》《画诀》《诗评》，又未尝不情真潇洒，厥体当行，别成奇趣，殆所谓李杜之诗，韩柳之文，有时不得与孟东野、陆鲁望、沈亚之、段成式辈，争奇竟爽者欤？

古者庠序之教，胥天下从事于六德六行六艺；国无异政，家无异学，何其盛欤！周衰而后，百氏争鸣，立说著书，各推所长，汉代独崇尚经术，诸儒以家法教授，高能受业，惟事专门，诚使承学之士穷志竭虑，如恐不及，岂暇别求？然而人情喜新奇而畏艰深，浏览坟典，目未数行，首触屏几；及至巷语街谈，忘餐废寝，惑溺而不返，甚且徧一世为风尚。此亦乐书中之郑声，采色中之红紫也，特以出自稗官，流传既久，王者欲知闾阎风俗，且立稗官以称说之。古制不废，大雅君子，犹有取焉。

长夏炎蒸，旅馆寂寥，或散发披吟于竹簟之间，或据床展玩于廉幕之下。小道可观，未始不贤于博弈，因辑而序之，以广其传云。

嘉庆丙寅，海盐马纬云。^[26]

马序同上述彭序和周序相比较，有明显的不同。首先，此序虽系为《唐代丛书》所写，但通篇未提到王文诰和邵希曾，更未提到与二人的关系如何；其次，此序对二人编书的情况、如何请自己写序的情况等也未做任何交代。这一违反序言的常规写法，不像是为人写的序，倒像是一篇读书笔记或是讨论小说的论文。^[27]细读此序开头文字，与《四库总目提要》（简称“提要”）“子部小说家类”总提要极为类似，“提要”云：

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汉书·艺文志》注，凡不着姓名者，皆班固自注）然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而《汉志》所载《靑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中先引之，则其来已久，特盛于虞初耳。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杂废矣。^[28]

将“提要”与马序加着重号的文字相比对，发现几乎如出一辙，仅个别字句有所改动，“提要”撰写在前，马序撰写在后，很明显是马序抄自“提要”。除此以外，马序自“虽以洪容斋、刘贡父二公”至“争奇竟爽者欤”一段文字又与桃源居士撰《唐人百家小说序》中之文字极为相似，桃源居士撰序的对应文字如下：

即李杜之跌宕，韩柳之尔雅，有时不得与孟东野、陆鲁望、沈亚之、段成式辈争奇竟爽。犹耆卿、易安之于词，汉卿、东篱之于曲，所谓厥体当行，别成奇致，良有以也。

洪容斋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惋欲绝”，刘贡父谓“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漾”。二公儒宗博雅，岂偏嗜怪奇者无，亦以《杜阳》《鼓吹》《摭言》《传信》诸编足以存故实，见典刑，如司马《通鉴》所借资；他若《茶经》《啸旨》《画诀》《诗品》，又未尝不情真潇洒，远轶晋宋，岂尽作宋玉、栾大之手托梦幻讽喻乎？^[29]

通过对比，很容易觉察出马序这段文字是从桃源居士撰序中摘出（加着重号部分），稍加改动，重新组合排列而成的。

马序中其他文字是否摘抄自他文还无法证实，但通过以上二例可知摘抄自他文的可能性很大，就算不是摘抄自他文，也不太可能是马纬云所为。马纬云作为一名正经的文人和学者，当知作序之规范，而不会在序中对此书的编者只字不提，也不太会抽取他书文字拼凑成文。因此，《唐代丛书》的这篇所谓马序，是否真出自马纬云之手，很值得怀疑。如果此序确系出自伪造（书坊主所为？），那么将《唐代丛书》的作者伪托给王文诰和邵希曾的可能性就大增了。

4.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光绪刻本《唐代丛书》（题“天门渤海家藏原本”），在体例、版面上与同馆藏嘉庆十一年刻本《唐代丛书》一致，很可能是嘉庆十一年本的翻刻本。但两者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如嘉庆十一年本《唐代丛书》书名页题有编者王文诰、邵希曾的名字，例言下未署名，总目题“仁和王文诰见大辑”；而“天门渤海”本《唐代丛书》书名页未题编者姓名，例言下题“山阴莲塘识”，总目题“仁和王文诰见（下缺大字）”^[30]。这里有几个疑点，一是嘉庆十一年本《唐代丛书》虽题有编者姓名，但书名页题王文诰和邵希曾二名，而总目下只题王文诰，而无邵希曾，这显然不符合古籍刊刻的常例；二是此二本的“例言”文字同乾隆五十七年刻本《唐人说荟·例言》完全一致，嘉庆本未署名，明显是为了掩盖原作者，但“天门渤海”本的刊刻者因一时疏忽，将“山阴莲塘识”五字也保留了下来，这明显是书坊主作伪的一大证据。

综上所言，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人说荟》乃山阴陈世熙（莲塘）单独所编，与王文诰、邵希曾等人无关；《唐人说荟》的最早版本为乾隆五十七年挹秀轩刻本，其次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本，嘉庆十一年改名“唐代丛书”，编者改为王文诰、邵希曾，此后各版本书名作者皆出现混乱；书坊主为了冒名给王、邵二人，先将书名改为“唐代丛书”，将《唐人说荟》中彭、周二序抽去，换上一篇很可能是伪造的马序，保留例言，而将“山阴莲塘识”五字挖去。书坊主的做法好像是天衣无缝，没想到正是这篇马纬云序和保留的例言使其露出了破绽。^[31]

（本文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1期）

【注释】

[1]鲁迅曾引述《小说月报》中名为《小说的研究》的文章中提到“《唐人说荟》一书为唐人小说之中心”的话，并称《唐人说荟》“到现在还是印了又印，流行到‘不亦乐乎’”，可见其在当时流播之广，影响之大。鲁迅另有《破〈唐人说荟〉》一文，初步探讨此书之版本、内容问题。

[2]就目前所见，仅刘锦藻撰，王文诰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七一著录有《唐代丛书》一百六十四种一百六十四卷。《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唐宋丛书》后附云“又有《唐代丛书》百余种，王文诰辑刊袖珍本”，另著录《唐人说荟》一百六十四种，云“陈氏编”。张之洞《书目答问》卷五“丛书目”中“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亦提到《唐人说荟》。

[3]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84页。(www.xing528.com)

[4]此处误，当为一百六十四种。

[5]《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96页。

[6]贾晋华主编：《香港所藏古籍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7]“清人陈世熙据桃源居士辑本，又采摭《太平广记》《说郛》诸书予以增补，专取唐人传奇、笔记小说等，间及掌故史闻，初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以《唐人说荟》为名刊行，后王文诰于嘉庆十一年（1806）改题《唐代丛书》出版，此后，道光二十三年（1843）及宣统三年（1911）又以《唐人说荟》为名行世。”见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5页。

[8]“一是刊刻唐人旧作，如莲塘居士陈世熙编辑《唐人说荟》，有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挹秀轩刊本，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王文诰将此书易名为《唐代丛书》出版。”见占骁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0页。

[9]阳海清编撰，蒋孝达校订：《中国丛书综录补正》，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第223页。

[10]如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封面题“精校唐人说荟／一题唐代丛书”。

[11]这从各古籍书目的著录中便可看出，各书目著录的书名、作者虽有同有异，无论是分卷还是分集，子目都仅列出一种，且子目的书名和顺序基本相同，这证明了《唐人说荟》和《唐代丛书》除了体例稍有变动外，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12]［清］彭翥：《唐人说荟序》，［清］莲塘居士辑《唐人说荟》，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上海书图馆藏陈霖点校本。

[13]［清］周克达：《唐人说荟序》，［清］莲塘居士辑《唐人说荟》，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上海图书馆藏陈霖点校本。

[14]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编：《三十三种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第四十三册，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另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本，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

[15]［清］陈世熙撰：《莲塘诗钞》卷四，上海图书馆藏清咸丰元年（1851）刻本。

[16]［清］陈世熙撰：《莲塘诗钞》卷四，上海图书馆藏清咸丰元年（1851）刻本。

[17]［清］陈世熙撰：《莲塘诗钞》卷四，上海图书馆藏清咸丰元年（1851）刻本。

[18]番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持整理：《番禺县续志》（民国版）点注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4页。

[19]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034页。

[2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035页。

[21]番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持整理：《番禺县续志》（民国版）点注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9页。

[22]［清］龚自珍：《陈世熙家传》，《莲塘诗钞》，上海图书馆藏清咸丰元年（1851）刻本。

[23]番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持整理：《番禺县续志》（民国版）点注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4页。

[24]叶恭绰编：《全清词钞》，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66页。

[25]［清］王昶著，周维德辑校：《蒲褐山房诗话新编》，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25页。

[26]［清］马纬云：《唐代丛书·序》，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796－1797页。

[27]邹泽钧《〈唐代丛书〉编者辨》一文也认同此序不符合常规，“既像是一篇读后感，又像是一篇自序，也像是为坊刻本写的一篇广告性序文”，此文还推测了改序的原因：“笔者分析坊刻先生可能因为既改题书名，又改题笔者姓氏，如照用原序，怕露出马脚，所以索性去原序而另用马序。”见邹泽钧：《〈唐代丛书〉编者辩》，《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28]［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82页。

[29]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7页。

[30]此处著录同北大图书馆藏嘉庆十一年（1806）刻本《唐代丛书》著录一致，两者可能是同一版本。

[31]本文部分观点参考了邹泽钧《〈唐代丛书〉编者辨》一文，此文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