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察《唐人说荟》的确切书名,首先要找到《唐人说荟》最早的版本。现存《唐人说荟》最早的版本是乾隆五十七年挹秀轩刊本,据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所看到的两种标有“挹秀轩藏板”的《唐人说荟》,都在书名页题“唐代丛书”,背面题“唐人说荟”。另一种定为乾隆刻本的“金玉楼藏板”《唐人说荟》,同样是书名页题“唐代丛书”,背面题“唐人说荟”。如果笔者看到的“挹秀轩藏板”《唐人说荟》确实是乾隆五十七年刻本,则可以说明《唐人说荟》最早便有两个书名,“唐代丛书”之名并非后人所加。但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在其他藏有标为“挹秀轩藏板”的《唐人说荟》的地区及高校图书馆的著录中,都未指出有另一书名为“唐代丛书”。此外,对“挹秀轩藏板”《唐人说荟》的版面著录也值得注意,上海图书馆两种藏本皆著录为“左右单边”,而浙江省图书馆藏本著录为“四周单边间左右双边”,厦门大学图书馆著录为“左右双边”,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著录为“左右双边”,上海图书馆藏本与其他藏馆的著录皆不同,这说明上海图书馆藏本很有可能并非乾隆五十七年刻本。至于上海图书馆藏本为何有“挹秀轩藏板”字样,有两种可能,一是此版本为乾隆五十七年刻本的翻刻本,与此同时,冠以“唐代丛书”之名的同一种书已经出现并流行,书坊主便在书名页加上“唐代丛书”之名,以求醒目;一是此版本是据流行的《唐代丛书》重刊,书坊主为制造“古本”的假象,便加上“挹秀轩藏板”的字样,用以吸引购买者。
上海图书馆除藏有“挹秀轩藏板”《唐人说荟》外,还藏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刻本《唐人说荟》(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亦藏),此本在编纂体例上与乾隆五十七年刻本有所不同,乾隆五十七年刻本分为20卷,而此本不分卷,仅列为164帙。此本书名页题“乾隆癸丑冬镌”/长沙周愚峰订,山阴陈莲塘辑/唐人说荟/本衙藏板,钤有“书虽仍旧,集则创始,倘寡廉鲜耻者因利乘便,希图翻刻,千里必究”朱文印戳,未见题有“唐代丛书”。由“书虽仍旧原,集则创始”可知此本是在原本基础上稍做改变而成,且此时还仅有《唐人说荟》一种书名。
据现存《唐人说荟》各版本可知,最早将《唐人说荟》改名为“唐代丛书”的是嘉庆十一年刻本,此本各馆藏编者一律著录为王文诰(或题王文诰、邵希曾同辑)。自此版本流行以后,坊间《唐人说荟》便开始二名并行,并一直延续到民国出版的石印本。[10](www.xing528.com)
通过对《唐人说荟》版本的全面考察和比对,笔者发现,《唐人说荟》和《唐代丛书》在收书数量和篇目上完全一致,只是编纂体例有所不同(《唐代丛书》分为6集)[11]。因此,可以明确指出,嘉庆十一年本《唐代丛书》同此前的《唐人说荟》实为一书,“唐人说荟”是原始书名,“唐代丛书”乃后人新增之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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