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说荟》在近代官私书目中鲜有著录。[2]《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了《唐人说荟》（包括《唐代丛书》）共五个版本，分别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挹秀轩刊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序刊本、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天宝书局石印本、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清嘉庆十一年（1806）序刊本。《中国丛书综录补正·类编子类小说》补充了《唐人说荟》的民国二年（1913）、十四年（1925）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唐代丛书》的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海昌陈氏赐书堂石印本、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共四个版本。此外，《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又新著录了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挹秀轩刻巾箱本、清同治三年（1864）刻本、清禅山翰宝楼刻本、清三元堂刻本四个版本。至此，《唐人说荟》（包括《唐代丛书》）现存的版本已有十三个，但这十三个版本还未能包括《唐人说荟》的全部版本，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屡有新版本的发现。
为了可以更全面、清晰地了解《唐人说荟》目前的馆藏情况，笔者广泛搜集了资料，包括各地、各高校、各机构图书馆的书目索引、古籍善本书目等，发现除上文已经提到的十三个版本之外，还有一些版本并未得到著录。而综合各书目及各机构馆藏目录，有确切刊刻年代的《唐人说荟》（《唐代丛书》）的版本有十六种，无法确定刊刻年代的版本有六种，现存版本至少有二十二种。现根据年代顺序列表如下：
续表
在上述《唐人说荟》（《唐代丛书》）各版本中，笔者发现各藏书机构的著录情况极为混乱，最为突出的就是书名和编者的认定，彼此互有差异。兹举几例做一简要说明：
（一）“唐人说荟”
［清］莲塘居士（陈世熙）辑
清乾隆五十七年挹秀轩刊本
清道光二十三年序刊本
清宣统三年上海天宝书局石印本
民国十一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唐代丛书”
［清］王文诰辑
清嘉庆十一年序刊本[3](www.xing528.com)
（二）《唐人说荟》（《唐代丛书》）一百六十五种[4]
［清］陈世熙（一题王文诰）编[5]
以上分别是《中国丛书综录》（以下简称“综录”）和《中国古籍总目·丛书卷》（以下简称“总目”）对《唐人说荟》的著录，“综录”将《唐人说荟》与《唐代丛书》分别著录，各自编者也不同。“总目”则将《唐人说荟》和《唐代丛书》合在一起著录。《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的著录情况与“综录”类似，其中《唐人说荟》署名皆为莲塘居士（陈世熙），而《唐代丛书》则署名为王文诰。《香港所藏古籍书目》著录有五个版本，此列举两个版本：
《唐代丛书》164种33册清王文诰辑清嘉庆十一年刻本又题《唐人说荟》中央中山
《唐人说荟》164种20册清陈世熙辑清同治八年右文堂刻本又题《唐代丛书》港大新亚[6]
可以看到，《香港所藏古籍书目》在著录时书名和编者可以相互替换，这同“总目”的著录情况类似。以上几种著录方式代表了大多数藏书目录对《唐人说荟》（《唐代丛书》）的著录情况，其中如“综录”那样分别著录的占少数，大部分是像“总目”那样合在一起，且书名编者可以互换。这两种著录方式前者相对比较清晰，后者则显得含混不清。但前者虽将《唐人说荟》和《唐代丛书》区别开来，然未能解释二书的子目为何完全一样；后者虽将《唐人说荟》和《唐代丛书》认定为一书之异名，但又没能解释书名和编者变化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著录情况，即《中国丛书综录补正》（以下简称“补正”）的著录：可以看到，“补正”除了将《唐人说荟》和《唐代丛书》分别著录之外，还点出《唐人说荟》先由陈世熙所辑，后经王文诰重辑，并改名为“唐代丛书”这一情况。持此观点的还有宋莉华的《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7]和占骁勇的《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8]。总之，目前关于《唐人说荟》的书名、编者还难以确定，有待进一步考察。
《唐人说荟》（清）莲塘居士（陈世熙）辑
民国二年、十四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唐代丛书》（清）莲塘居士（陈世熙）辑，王文诰重辑
清光绪二十二年海昌陈氏赐书堂石印本
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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