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凌贵卿乃至凌家是否串通强盗抢劫梁家乃至杀害梁家家庭成员，《警富新书》一类作品是否诬陷凌贵卿和凌家，一些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细致的考证，结论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说凌贵卿乃至凌家串通强盗抢劫梁家，证据不足。《警富新书》一类作品中的许多情节，和事实明显不符。由于《凌锡庵墓表》被发现，因此，当时知名士人对此案件的态度，被凸显出来了，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分析。
在这案件发生到结案期间，锺狮尽管还是一个秀才，但是，这案件结案的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十年，他就考中了举人，到乾隆元年，就被当时的广东巡抚杨永斌荐举博学鸿词。被荐举博学鸿词，那是要有过硬的资格的。因此，即使在这案件审理阶段，锺狮就已经是知名士人了。他对此案的态度，对那些诬蔑凌天球和凌家那一类作品的态度，在其所作《凌锡庵墓表》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此外，锺狮的这篇墓表，是根据“古村陈孝廉”[25]为凌天球写的行状而作的。这“古村陈孝廉”是谁？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二十九云：“陈份，字古村，广东顺德人。乾隆丙辰举人。”[26]“乾隆丙辰”为乾隆元年。顺德和番禺同属于广州府，就他的年纪看，他也是一个熟悉凌梁案件的知名士人。要知道，锺狮作墓表是在乾隆十年（1746），陈份作行状还在此之前。那时候，梁天来及参与编写那类“伪书”或“谤书”作品的人，肯定还有健在的。参与处理该案件的官员，肯定还有在位的，而这案件不仅没有被翻案，而且那些“伪书”或“谤书”类作品，仍然大行于世，大众对凌贵兴普遍鄙视，因此，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写此类文字，特别是锺狮，在墓表中那样赞扬凌天球，谴责梁天来及那些写作“伪书”或“谤书”的人，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
除锺狮、陈份以外，为凌家抱不平的，还有一个苏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11册《乾隆朝卷》载李文泰《海山诗屋诗话》云：“《警富新书》七尸八命案，皆归罪凌上舍贵卿，迄今众口一词，似乎万无可解矣。而苏古侪先生珥赠凌子汉亭诗云：‘九疑风雨暗崎岖，八节波涛险有余。世路合裁《招隐》赋，俗情催广《绝交书》。传闻入市人成虎，亲见张弧鬼满车。旧约耦耕堂愿筑，平田龟坼又何如。’凌曾孙药洲广文《答黄香石先生书》，累累千余言，亦极辩此事。香石从兄瑞谷丈云，古侪为今之鸿儒，目击凌事。以此诗与药洲书观之，实似诬陷也。”[27]苏珥何许人也？《清诗纪事》只说他“字古侪”而已，其他信息俱无。据陈璞《尺冈草堂遗集》之《遗文》卷四《拟广东文苑传》所云，苏珥，字瑞一，广东顺德人。惠士奇称之为“南海明珠”。乾隆元年，地方大员也荐举他参加博学鸿词考试，因为母老，他没有上京师参加考试。他在乾隆三年（1738）中举人，平生为文长于序记，与书法皆名重一时，被称“二绝”，著有《安舟遗稿》等。[28]这样一个“鸿儒”，又是“目击凌事”的人，他的态度很重要。就他赠给凌天球的儿子的诗来看，他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传闻入市人成虎”等，明显是为凌家鸣冤叫屈。根据《锡庵公墓表》，凌天球就一个儿子，名鲲，字扶万。汉亭是其号。
此外，后来的黄培芳，也怀疑凌家是受了冤枉的，致书凌扬藻，所以，凌扬藻才有《答黄香石书》，此书开头就说：“承问先曾大父锡庵公被仇家诬陷事，此鹿马混淆，沉埋不白之冤，独能以事理求之，未肯轻随众毁，足以见大君子之用心，必存公是，度越寻常万万也。”[29]还有，上文已经提及的黄培芳的堂兄瑞谷，在其《粤小记》中收录凌扬藻《答黄香石书》的黄芝及李文泰等，也都认为凌家是被冤枉的。李福泰、史澄、何若瑶纂修的《同治番禺县志》卷五十四《杂记》云，“世传梁天来七尸八命事，皆诟罪于凌贵卿”，而转载苏珥赠凌汉亭为凌贵卿鸣冤叫屈的诗，并云“凌后人名扬藻，有《答黄香石书》，辩此事之诬甚详”，[30]同样怀疑凌家是被冤枉的。
以梁凌案为题材的此类作品，其原创者的动机，应该是诽谤凌天球乃至凌家，这当然不是正当的手段，远不是正直的作家所应为。但是，这些作品，毕竟是文艺作品，而不是案件卷宗，情节和事实不符合，不能够视为这些作品的缺陷。这些作品中首恶的名字，都和凌天球的名或者字不同，而梁天来，则用真实姓名，很明显，编写者的动机是，既要达到诽谤凌天球乃至凌家的目的，又为摆脱可能带来的麻烦留有余地。凌扬藻《答黄香石书》中，说《一捧雪警富奇书》一类作品“诬至尊怒天来，命下狱后，以孔公申救，乃宣天来入殿，赐监生，皆凿空为之，悖谬可杀”云云[31]，他想利用政治力量对付该书，这就明显过分了。至于这些作品后来的传播者和改编者，包括欧苏、安和等，就未必有和凌家过不去乃至诽谤凌家的动机。大众传播，自然有其自身的规律。通俗文艺作品，体现大众的喜怒哀乐，种种社会情绪，世态人情，就容易得到传播，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地方豪强勾结盗匪、官府为非作歹，这是人们所痛恨的，《警富新书》等之所以容易流传，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文艺作品集中反映了此类内容，以及其惊险曲折的情节设计。至于梁天来被雍正帝赐予监生之类，乃是迎合民间对受害者的同情心而设的情节。受害者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偿，这是通俗文艺作品中极为常见的情节。不管如何，梁天来家七人被害，总是应该被同情的。至于凌天球乃至凌家是否被冤枉，和对地方豪强、盗匪官府的痛恨相比，和对被害八条人命的同情相比，大众就容易忽略了。清醒的读书人则不然，他们关心的是真相，是公平和正义，因此，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他们追寻真相，坚持为在他们看来被诬陷的凌天球乃至凌家辩护，锺狮、陈份、苏珥、黄芝、黄培芳、黄瑞谷、李文泰及《同治番禺县志》李福泰等三位纂修者，就是如此。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三十三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之四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32]负鼓盲翁说唱蔡伯喈和赵五娘的故事，是为了挣钱，或许也有教化社会的动机在，可是，他应该不会是和历史上的蔡邕过不去而有意诬蔑他。满村的民众显然喜欢听这说唱，因为这说唱动人，有教育意义，或者盲翁的表演唱腔艺术高超。他们会同情赵五娘、喜爱赵五娘，痛恨蔡伯喈，可是，他们不会考虑历史上的蔡邕，是否真有这样的是是非非。为蔡邕身后无端被缠上这些是是非非而感叹的，也只有陆游这样的知识分子了。《警富新书》及其相同题材的文艺作品，流传到后来，情形也是如此了。
总之，锺狮所撰《锡庵公墓表》，足以证明《警富新书》的作者不可能是锺狮；与《警富新书》同题材作品开始流传的时间，是在凌梁案件结束后不久，而不是嘉庆中叶；墓表所写凌天球的生平资料和为人等，对我们理解该案件和以此案件为题材的众多文艺作品，有很大的帮助；包括锺狮在内的当时及其后多位知名士人，认为或者怀疑凌天球是被诬陷的，甚至不认同以此案件为题材的那些文艺作品，这对我们研究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材的通俗文艺作品，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孙彩霞：《中国小说近代化的一次成功试验——〈九命奇冤〉对于〈警富新书〉的改编及其意义》，广州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
[2]［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7页。
[3]张秀英：《雍正朝广东九命案始末考》，《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8页。
[4]李育中：《广东小说家杂话》，《随笔》1979年第1期，第185页。
[5]孟犁野：《中国公案小说艺术发展史》，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0页。
[6]孙彩霞：《中国小说近代化的一次成功试验——〈九命奇冤〉对于〈警富新书〉的改编及其意义》，广州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页。
[7]［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8页。
[8]［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7页。
[9]［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7页。
[10]［清］佚名编撰，侯会校点：《警富新书》，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年，第1页。
[11]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54页。
[12]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56页。
[13]林雄主编：《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7－148页。(www.xing528.com)
[14]李育中：《广东小说家杂话》，《随笔》1979年第1期，第185页。
[15]［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7页。
[16]［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7页。
[17]［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9页。
[18]［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7页。
[19]［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8页。
[20]［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9页。
[21]［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9页。
[22]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977页。
[23]［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9页。
[24]［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8－559页。
[25]［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8页。
[26]［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98页。
[27]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977页。
[28]［清］陈璞：《尺冈草堂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703页。
[29]［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7页。
[30]［清］李福泰修，［清］史澄、何若瑶纂：《同治番禺县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660页。
[31]［清］凌扬藻：《海雅堂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558页。
[32]［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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