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富新书》嘉庆十四年己巳版敏斋居士所作序，明确说此书作者是“安和先生”。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古代公案小说丛书》中收录《警富新书》，由侯会校点，该小说的作者，则作“佚名”。关于小说的一些工具书，或云“作者不详”，或云“不题撰人”，都只是根据敏斋居士所言，云该小说为“安和先生”所作，但不知这“安和先生”是何许人。
这“安和先生”是谁呢？李育中《广东小说家杂话》之《最初写梁天来的小说家》中说：“安和先生是广东人，这不错的，而且还是番禺人，是书中主角的同乡，又是参加过那个案件的。据凌贵兴墓表指出，这位托名安和先生的，是梁天来党羽的钟铁桥，并大呼它谤书。”[4]可惜，李先生没有列举《凌贵兴墓表》中的任何原文或者其他信息。孟犁野《中国公案小说艺术发展史》亦云：“安和的真名为钟铁桥，广东人。”[5]但他没有说明其依据。广州大学2011年孙彩霞硕士毕业学位论文《中国小说近代化的一次成功试验——〈九命奇冤〉对于〈警富新书〉的改编及其意义》中说，她查阅了《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肯定地认为，这“安和先生”“乃是钟铁桥，名钟狮，字作韶，号铁桥，番禺萝冈人”，并且列出了其科名、官位等信息。[6]可是，她没有注明材料的详细出处。《中国地方志集成》之《广东府县志辑》中，各府、县的重要方志都在其中，有好几十大册。锺铁桥的相关信息，这些方志中肯定有记载，但是，安和先生就是锺铁桥的依据，恐怕是不会有的。
综合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八十六《列传》十九，史澄《（光绪）广州府志》卷三十二《选举表》一、卷九十六《艺文略》七，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二十八等记载，锺狮，字作韶，号铁桥，广东番禺人，雍正十年壬子（1732）举人，乾隆元年丙辰（1736）举博学鸿词，乾隆二年丁巳（1737）成进士，出为河南灵宝县知县。著有《铁桥诗集》二卷。李育中、孟犁野两位先生和孙彩霞说的“钟铁桥”，其实就是锺狮。在简化字系统中，“锺爱”之类的“锺”是可以简化成“钟”的，因此，他们把作为姓氏的“锺”也写成了“钟”。至于“铁桥”，就是锺狮的号。
我们认为，锺狮不可能是《警富新书》的作者。首先，此说不符合情理。凌扬藻《海雅堂集》卷十五《答黄香石书》后，附有《锡庵公墓表》，署“邑人锺狮撰”！此墓表一开头就说：“清故处士锡庵凌君既殁之十有四年，其子扶万将营葬于五雷岭乙辛辰戌之原，邮书属余表其墓。以余有通门之好，义弗容辞也，爰按古村陈孝廉所为状而述其概。”[7]这位“锡庵凌君”，正是《警富新书》中第一号反面人物凌贵兴的原型，也就是凌扬藻的曾祖父凌天球。如果锺狮真的是“梁天来的党羽”，甚至参与诬陷凌天球，或者仅仅就是作《警富新书》，凌家，特别是凌天球的独生儿子“扶万”，还会请锺狮为凌天球写墓表吗？锺狮还会这样写吗？凌扬藻还会把锺狮给曾祖父写的墓表附录在他的文集中吗？显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那么，李育中先生怎么会根据“凌贵兴墓表”，得出《警富新书》的作者是锺狮的结论的呢？笔者推测，李先生应该没有看到这篇墓表，因为，“凌贵兴”是《警富新书》等作品中的人物，小说等作品中没有他的墓表，除非写文艺作品，谁又会给小说等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写墓表呢？作为文艺作品的墓表，又怎么可以作为论证事实的依据？李先生看到的，可能是凌扬藻的《答黄香石书》。凌扬藻的《海雅堂集》本来流传不广，属于“稀见清人别集”，但《答黄香石书》却被乾隆、嘉庆年间的香山（今中山）人黄芝收录到《粤小记》中。李先生如果看到《答黄香石书》，应该是看的《粤小记》中的版本，那是没有附录锺狮《锡庵公墓表》的。可是，《答黄香石书》中确实提到了锺铁桥、墓表、《警富奇书》等，原文是这样的：“故当大狱甫成，（梁天来）即用币交通向之借狱事吓诈先大父汉亭公财物而不得遂者数人，相与造为谤书，恣行诬蔑。”此下有夹注言此“谤书”，云：“名《一捧雪警富奇书》，邑锺铁桥先生撰曾大父墓表，谓‘举其人其事所俱无者，谬妄驾说，以耸世观听’，即指此。”[8]如果将这段文字中“邑锺铁桥先生撰”属上句，就成了：“名《一捧雪警富奇书》，邑锺铁桥先生撰。曾大父墓表谓‘举其人其事所俱无者，谬妄驾说，以耸世观听’，即指此。”[9]这样一来，非常明确，锺铁桥就自然成了这本书的作者了。可是，这样的读法当然是不正确的。凌扬藻所云“先大父汉亭公”，正是凌天球的独子凌鲲，也就是请锺狮写《锡庵公墓表》的“扶九”。“鲲”和“扶九”之关系，典出《庄子·逍遥游》。《警富新书》等同题材作品中一号反面人物凌贵兴的原型凌天球字贵卿，就是凌扬藻的曾祖父，李先生“凌贵兴墓表”的说法，大约就是这样来的。(www.xing528.com)
再者，凌扬藻在这篇书信中，对凌家的对立面，都无法抑制厌恶和痛恨，甚至不乏肆意谩骂之处，如果锺铁桥确实是这小说的作者，凌扬藻为什么独独对他如此客气，称他的号，还称他“先生”？因此，即使仅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安和先生”绝不是锺狮。
我们再从时间上来看。《警富新书》敏斋居士序言中说：“书未成，而踵门索观者累累，爰是而付诸剞劂。将见骄矜者知所警惧，狼悍者得识国法森严。虽不能与书传并称，其亦野史中之一小补云耳。是为序。嘉庆己巳冬敏斋居士撰。”[10]据“爰是而付诸剞劂”等语，则《警富新书》成于此时，刻于此时，也就是嘉庆十四年冬。锺狮是乾隆二年进士，且在雍正十年（1732）年就中举人。那么，在嘉庆十四年（1809），他即使还在世，根据常理推测，年纪应该在100岁上下了，在那个年代，这样一把年纪的人，还能够写这样一部小说？
我们再从《警富新书》的水平看。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明确说《警富新书》：“故事甚佳，而文笔极拙劣也。”[11]“不但文字上有许多欠通的地方，且结构穿插亦极失败。最使人感到不快的，是每及一次诉讼，总要全录双方禀词全文，官宪批语，总计起来，四十回书中，这一类的公文竟有二十篇上，且更插进一些《时辰钟时刻表》《风雨推测方法表》一类毫无关系的东西，简直是一部极拙劣的制作。”[12]阅读《警富新书》，我们就会觉得，阿英说得完全正确。书中也有不少掉书袋的地方，但这些词句，多半出于《四书》之类常见的书。锺狮堂堂两榜进士，擅长诗文写作，怎么会写出如此拙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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