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地区，海虞自古山水清绝，风光嘉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吴郡沈垧撰《乾元宫兴造记》云：“姑苏之北有大邑焉，曰常熟，山长而水远，泉甘而土肥，民富物庶，人乐其业。”[1]在文化上，海虞一地是与整个江南地区同步发展的，其兴盛乃在唐代之后。光绪《常昭合志稿》云：“虞山之阳本为三吴文学渊薮。”[2]明代以来，海虞便成为海内闻名的文化之邦了，至清代这里形成了诗歌、散文、绘画、书法、琴艺各文学艺术门类全面发展的局面，而书院与藏书楼更涵育了好学向古的风气，提升了海虞的人文质量。清初常熟归允肃《虞山先正诗序》曾非常自豪地描写过乡梓的人文气象，其云：“吾虞风俗最为近古。里巷社会，少长斑白提挈，蔼然有仁厚之泽。其君子涵泳诗书，类多博闻强识好古之士，俯仰流连，啸歌于山巅水涯，以廉让修饬自持。耻于干谒奔走，驰射声利，有《伐檀》《考般》之素履。古称文学之邦，盖无愧云。”[3]我们知道，在明末清初这里经历过“金戈铁马下虞乡，文学名邦作战场”[4]的浩劫，但地灵不灭，人杰亦不灭；海虞之山水在，海虞之人文同在。有清两百多年间，这里的文学艺术得到了充分发展，“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5]的古虞之地，形成他邑难以匹敌的文化高峰。虞山诗派，是这座文化高峰上的一座金字塔。
邑在江海之交，盐铁之转输，有盐铁塘，古置司盐都尉。潮汐可蓄泄，灌溉得其利，水旱不能害，故县得常熟之名。自汉迄唐，邑少闻人。迨宋而文治益盛，士之治经术以文词进者彬彬焉。[6]
虞山诗派这一名称，在清初曹溶《静惕堂诗集》卷四十四《杂忆平生诗友十四首》其九中已见。诗云“情芽本易惹闲愁，红豆庄前粉镜秋。别体江河成日下，西昆翻讶少风流”。自注“虞山诗派，沿袭不已”[7]。这说明在顺康时代，这一诗学概念已经形成，并产生影响了。稍后王士禛《分甘余话》亦云：“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少陵，时与苏近；大樽（陈子龙）源于东川，参以大复（何景明）；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而过之。”[8]这里虽然是体派论，也不无将虞山与云间、娄东作为地域性诗派的意识。乾隆时代沈德潜在编撰《国朝诗别裁集》时也沿用了“虞山派”这一名称，嘉庆年间单学傅《海虞诗话》有“虞山诗派钱东涧主才，冯定远主法，后学各有所宗”[9]之说，近代学者杨锺羲的《雪桥诗话》亦取而用之，可见虞山诗派作为一个突出的地域文学现象，在整个清代都是非常引人瞩目的。
这一文学现象的形成，与钱谦益关系至为深切。明代末期，随着钱谦益在文坛崛起，虞山便隐然成为南方诗学中心。牧斋《林六长虞山诗序》云：“自余通籍，以至于归田，海内之文人墨卿，高冠长剑，联袂而游于虞山者，指不可胜屈也。”[10]此序作于崇祯十年（1637）前后，由此可知，其时虞山地区诗歌创作已进入兴盛时期。其后钱谦益本人、二冯及其他虞山诗人便经常宣称“吾邑之诗”“吾虞诗人”“吾郡诗学”如何，颇有阐扬群体创作特点的自觉意识，后来的“虞山诗派”的概念正潜含在明末清初其地诗人的一系列论述中。最先明确透露出诗派群体创作倾向的是钱谦益的《虞山诗约序》。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虞山陆贻典（敕先）将“里中同人”之诗都为一集，命之曰《虞山诗约》，请钱谦益作序，牧斋当仁不让，以“希风真风雅”“抒发真性情”为旨成序，末云：
嗟夫！千古之远，四海之广，文人学士如此其多也。诸子挟其所得，希风而尚友，扬扢研摩，期以砭俗学而起大雅。余虽老矣，请从而后焉。若曰以吾邑之诗为职志，刻石立墠，胥天下而奉要约焉，则余愿为五千退席之弟子，卷舌而不谈可也。[11]
陆贻典为牧斋门人，也是冯班极为敬重的诗友，此番来请求序言，不仅希望钱谦益明确提出“里中同人”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同时欲大张旗帜，“胥天下而奉要约”，这是颇有派别意愿的举措，至于“以吾邑之诗为职志，刻石立墠”云云，更可见其时虞山诗人设坫立派的明显动向。此际虞山诗人立派当然以钱谦益为盟主，而二冯、陆贻典等皆为一时之羽翼。二冯在虞山诗派中的地位，钱仲联师拟之为“疑丞”[12]，即辅佐之臣，近人张鸿在《常熟二冯先生集》跋文中阐明了这一群体结构：“启、祯之间，虞山文学蔚然称盛。蒙叟、稼轩赫奕眉目，冯氏兄弟奔走疏附，允称健者。祖少陵、宗玉溪、张皇西昆，隐然立虞山学派，二先生之力也。”[13]这里所谓“虞山学派”与“虞山诗派”实为一义，张氏寥寥数语，已勾勒出一段极其浓缩的清初海虞诗歌小史。
清初虞山诗人是在与竟陵派的对立中张大旗帜的，冯舒在《以明上人诗序》中对虞山诗学倾向做出过阐述：
今天下之言诗者莫盛于楚矣，钟、谭两君以时文妙天下，出其手眼为《诗归》……字求追新，义专穷奥，别风淮雨，何容间哉！于是天下之士，从风相靡……夫吾虞之言诗者则异于是矣。曰诗者，志之所之也，称事达情，以文足志而已。若鲜顾篇章之理，而争字句之奇，是绝肠胃而画眉目也。[14]
默庵此处称“吾虞之言诗者”如何，所阐述的正是与竟陵派相异的诗派主张。冯班在《马小山停云集序》中对虞山诗歌的“流风”有进一步的说明：“虞山多诗人，以读书博闻者为宗，情动于中，形于外，未尝不学古人也，上通《诗》《骚》，下亦不遗于近代。然其甘苦疾徐，得于心，应于手，亦不专乎往代之糟粕也。工拙深浅虽人人不同，然视世之沾沾□绝者，为异矣。东
老人亡来，流风未泯，作者间出。”[15]这里进一步指出虞山诗人以学问为根底、主性情的创作特色，可以看出虞山诗人对晚明诗坛公安和竟陵两大派别，对前者较多的是接受，而对后者则持坚定的拒斥的态度。(www.xing528.com)
一代宗师钱谦益亡故以后，虞山一地文脉不断，且表现出十分旺盛的活力。那么虞山诗歌是怎样发展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应当注意冯班这位清代虞山诗派的第二代盟主。王应奎在《西桥小集序》中说：“吾郡诗学，首重虞山，钱蒙叟倡于前，冯钝吟振于后，盖彬彬乎称盛矣。”[16]谓其“振于后”，已经显示出冯班的地位了。
就冯氏家族来说，与钱氏有通家之好，而冯班受学牧斋，亦深得牧斋赞誉。但冯氏兄弟具有与生俱来的特立独行的性格，为人和治学都不随人脚跟。二冯对牧斋的敬仰和影从是发自深心，而又绝非盲目的。汤显祖、袁宏道、徐渭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牧斋所肯定，而冯舒则一概否定，“嘉定程孟阳见推于钱宗伯，目为诗老”，而冯舒“涂抹其集几尽”[17]。如果说这些都显示出冯舒独立而老成的艺术审美标准的话，比默庵小九岁的冯班则更多的是以新一代虞山诗人的面貌出现，表现出与牧斋某种程度上的同中之异。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对钱、冯之异同有所揭示：
某宗伯诗法受之于程孟阳，而授之于冯定远。两家才气颇小，笔亦未甚爽健，纤佻之处，亦间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孟阳之神韵，定远之细腻，宗伯亦有所不如。盖两家是诗人之诗，而宗伯是文人之诗。吾邑之诗有钱、冯两派。余尝序外弟许曰晃诗，谓“魁杰之才，肆而好尽，此又学钱而失之，轻俊之徒，巧而尽纤，此又学冯而失之。”长洲沈确士德潜深以为知言。[18]
这里“某宗伯诗法受之于程孟阳，而授之于冯定远”一语，是对虞山诗派传承关系的总的说明，而谓“吾邑之诗有钱、冯两派”，以笔者的理解，主要是揭示钱、冯之歧向，着重说明冯氏学于钱而变于钱，走出了一条新的诗学之路。事实上，要从“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角度去区分虞山诗人的门派是十分困难的。从现存清代虞山诗人的创作来看，真正属于“文人之诗”的，极为少见，而“诗人之诗”则在在皆是。质言之，在诗学观念上后代虞山诗人宗仰牧斋，而实际取向上则主要走的是冯氏路径。前述张鸿“祖少陵、宗玉溪、张皇西昆”十字是颇为精要的。清代虞山诗学发展，溯其源仍归于牧斋之希风玉溪而追步少陵，只是后人既难有牧斋博雅光大之学问，又缺少牧斋源于特定时代的否定性情感特征，故真正能够如牧斋融大学问与大性情于一体的，毕竟很少，更多诗人乃学冯氏而张皇西昆，在西昆体之清丽精美中，充分抒发各自的性情。王应奎说“吾邑诗学，自钱宗伯起明季之衰，为一代宗主，而两冯君继之，其道益昌”[19]；曹禾撰《海粟集序》称“虞山之前辈曰宗伯钱先生，其论诗也苛，其自为言也足，门墙士多从冯氏，学在乡邦”[20]，所阐述的正是这一继承与发展的实际情况。
所谓“多从冯氏，学在乡邦”的“门墙之士”实际上就是虞山诗派，然而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这一诗派是否就仅仅是清初或盛清前期的那批人物呢？换句话说，虞山诗派的存在是否仅限于清初至盛清前期数十年间？这个问题关系对虞山诗派的整体认识。我们知道，清代海虞的地方性诗歌总集主要有三种，一是王应奎的《海虞诗苑》，二是瞿绍基的《海虞诗苑续编》，三是单学傅的《海虞诗话》。后两种都为道光年间所编，其目的是补《海虞诗苑》所阙。近现代虞山籍著名学者邵松年在为《海虞诗话》作《序》时有论：
时阅二百年，作者数百人，吾邑诗学之盛无待言矣。读是编者，慨然于单先生裒集之苦心……缅怀先哲以挹其流风余韵，吾虞诗派庶几其不坠也夫。[21]
显然，在虞山后人的观念中，“吾虞诗派”并非只限于清初至盛清前期钱谦益和二冯的直接追随者，也包括海虞一地受其影响的后来者。虽然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组织形态，但中国文学史上许多地域性诗歌流派其实往往缺少真正的组织结构，是以地域文化为根基，以文化名家为旗帜，以文学风气相统契，以诗歌习尚相影响，从而形成“派”的概念。王应奎较早提出所谓“吾郡诗学”就明显是“以地相系”，与邵氏“吾邑诗学”“吾虞诗派”乃同一声气，这也正是我们理解“虞山诗派”概念的基本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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