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中的“浙派”如何定义？
袁枚说：“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1]“吾乡厉太鸿与沈归愚，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余道：厉公七古气弱，非其所长；然近体清妙，至今为浙派者，谁能及之？”[2]
陈仅说：“樊榭集中以五古为第一，七律亦源出中唐，流丽清圆，醍醍有味。后人不学其古而好学其七律，又不善学之，遂来浙派之诮，樊榭有灵，不受过也。”[3]
陈文述说：“太鸿……所著樊榭山房诗文，孤冷幽隽，诗品最高，学者宗之，称浙派焉。”[4]
顾宗泰说：“浙人之诗，喜从苏、黄、杨、陆入门，江南呼为浙派。”[5]
吴清鹏说：“吾杭诗多出杭堇浦、厉樊榭两先生，世称为浙派。”[6]
上述乾嘉道时期出现、较早的“浙派”说法表明：“浙派”基本专指厉鹗（樊榭）交游圈及其后学的诗歌群体，主体人员构成集中为杭诗人，这也正是今人所说的狭义“浙派”。诗社作为诗歌群体的凝聚单位，对诗歌流派的形成常能起到奠基作用，就“浙派”说，张仲谋以为狭义“浙派”以南屏诗社成员为主体[7]。具体来看，雍乾之际杭州其他诗社如西湖吟社、湖南诗社等成员也当列入考量，再如吴锡麒，一般则被认定作“浙派”后期代表人物。钱仲联先生早先谈到狭义“浙派”旁及钱载[8]，即如金衍宗诗云“浙派还分秀水支”[9]，后来却在《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一文中仍将以厉鹗为首的“浙派”与以钱载为首的秀水一派分开列出。从名词论，“浙派”包含“浙”和“派”二重维度，“浙”指地域，“派”重诗学。地域有沿革，诗学有源流，将“浙派”归入诗史演进的讨论，“浙派”含义的外延也会随之扩张，于是产生各种广义“浙派”的说法。广义“浙派”自清代起已和“浙中诗派”“浙诗”“浙江诗派”等说法混同使用，无法理清，如：
朱庭珍《筱园诗话》：“浙派自西泠十子倡始，先开其端，至厉太鸿而自成一派，后来多宗之。其清俊生新，圆润秀媚之篇，佳处自不可没。然病亦坐此……”[10]
洪亮吉《北江诗话》：“近来浙中诗人，皆瓣香厉鹗《樊榭山房集》。然樊榭气局本小，又意取尖新，恐不克为诗坛初祖。”[11]
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浙中诗派，自竹垞、初白两先生后，二十余年，大宗、太鸿起而振之。及两公殂谢，嗣音者少。司成以云蒸霞蔚之文，合雪净冰清之作，驰声艺苑，独出冠时。既工骈体，尤善倚声，而诗才超越，直继朱、查、杭、厉之后，宜中外望之，指为景庆也。”[12]
张云璈《金粟庵遇王九见大越日来访并示韵山堂诗集走笔赋赠兼送北行》：“吾浙诗有派，每怪积习狃。色或事铅泽，工亦喜饤饾。乡之诸先辈，未易除沟犹。一变怀清雄（汤西厓侍郞），再变道古茂（杭堇浦太史）。近时惟随园（袁简斋先生），生气充宇宙。矫然君出尘，一一撤垣囿。”[13]
俞陛云《吟边小识》：“浙中诗派，自明季多学钟、谭，至陈卧子始言复古，毛西河、朱竹垞皆与同音。康熙后，吴孟举、查初白始参以山谷、诚斋。青湖之教弟子，一以唐贤为主，有功于浙学者也。”[14](www.xing528.com)
总的看来，这些论述较显零乱，其中的一致性，大抵以“西泠十子”、朱彝尊上承明季，下接查慎行、厉鹗等，进而趋向丰富，构成传统浙诗流变谱系。此一谱系终由钱仲联先生《浙派诗论》一文完善，实现对清代浙江诗坛全景式的呈现。我们以为，传统浙诗流变谱系之于“浙派”侧重“浙”的意义，至于诗学所及宗唐宗宋、格调性情，是在摇摆变化中的。而在传统视阈内，也罕有注意到黄宗羲者。
与传统浙诗流变谱系相对的，不妨称为现代浙派流变谱系。同样也是广义“浙派”，现代浙派流变谱系所要加强的是“派”的意义，进而牢牢把握诗学的宗宋线索，沟通清初以黄宗羲为先导的宗宋诗人与狭义“浙派”的前后联系。如：
严迪昌《清诗史》：“清代诗有‘浙派’之说，究其实乃是清代前期‘宗宋诗派’这一模糊复合概念的别称，并非涵盖有清一代浙籍诗群之总体……宗尚宋诗之风在浙地的兴起，先导者为黄宗羲。”[15]
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尝试提出浙派之‘一祖三宗’与发展四阶段说……所谓‘一祖三宗’，即以清初黄宗羲为浙派初祖，以康熙朝之查慎行、雍乾时期的厉鹗，与纵跨乾隆一朝的钱载为‘三宗’，各人领起一个群体与一个阶段。”[16]
张兵等《文化视域中的清代文学研究》：“浙派肇始于清初黄宗羲，经查慎行继续向前推进，到厉鹗生活的清中期，已蔚为‘正宗’，形成典型的‘浙派’；此后继续发展演进，形成浙派后劲、以钱载为核心的‘秀水派’。”[17]
传统浙诗流变谱系与现代浙派流变谱系，演进理路的明显对峙落在两大焦点人物——朱彝尊（1629—1709）、黄宗羲（1610—1695）的取舍问题上。两人年龄差近二十年头，且又均享高寿，基本仍能算同时代人物，问题在于，两人诗学迥然相异，已非“浙派”一词适宜同时包含，所以“浙派初祖”各有说法。现代浙派流变谱系力持黄宗羲，引进浙东史学的学术史传统，又能兼以文化史视角观察，确实构成诗之“浙派”的理论张力。然则学术之传承能否构成诗学之传承？查慎行从学黄宗羲，但就诗言，钱锺书先生以为“查初白出入苏陆，沿蹊折径，已非南雷家法”[18]。类似的问题还有厉鹗（1692—1752）、钱载（1708—1793），年辈相隔有限，诗学各不相同。钱锺书先生平行视之，说：“浙派西泠诗家多南宋江湖体，惟秀州诸作者知取法西江大家，上续梨洲坠绪。”[19]严迪昌先生则在宗宋的大前提下，以“变异”形容钱载之于厉鹗的“浙派”演进。
概而言之，广义“浙派”体系的诗学诉求越精微，则成员个体的差异性越突出，面临的问题越复杂，框架的严密性越会受到挑战；广义“浙派”体系的诗学诉求越宽松，则“浙派”内涵的流派特征越消磨，而逐渐化为清代浙江诗歌史的代名词。钱仲联先生20世纪30年代作有《浙派诗论》，到20世纪80年代再作《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相对来说，前者颇有争议，焦点正是集中在于广义“浙派”的概念纠缠之上。后者避开使用“浙派”包纳浙诗，也便罕有质疑。
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提出并且阐释“浙派启变”问题：
“浙派”启变现象大抵自雍正后期起已端倪显露，到乾隆朝已别有一番风貌。此类新的变易，或有诸多差异，如瘦寒而演化为怪癖，悲怆转变成冷峭，劲挺内潜为艰涩等等。当然，也有弃而学唐，或以腴润见气象恢宏的，这可置而不论，本来浙人并非全属于特定意义的“浙派”，浙人宗唐者历来都有。[20]
严先生所云“浙派”乃广义“浙派”，重视宋调，忽略唐音。如果我们置换广义“浙派”为狭义“浙派”，地域回归杭郡，辅以传统浙诗流变眼光，对“浙派”学宋不再强调，即能探得杭诗流变脉络。由此言之，“浙派启变”的接续者是朱彭，乾隆时期“杭诗流变”的线索便可最大限度地粗视为从厉鹗到朱彭。而到乾隆后期，杭郡诗坛也确实出现了“唐音振起”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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