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从两个方面来体察，一方面李退溪特别重视为学“当敬以为主”，在伦常日用上下功夫。
持敬，是对所有人和事的一种“尊敬”。李退溪与朱熹一样，有虔诚的持敬精神，退溪云：“知‘尊德性’，则必不忍亵天明，慢人纪，而为下流之事；知‘收放心’，则必勉于持敬，存诚、防微、慎独，而窒其欲，守其身矣。”[12]
从《续近思录》卷二辑录的李退溪语录考察，其主张的为学要法就是“敬”，他说：“大抵人之为学，勿论有事无事，有意无意，惟当敬以为主，而动静不失。则当其思虑未萌也，心体虚明，本领深纯。及其思虑已发也，义理昭著，物欲退听，纷扰之患渐减，分数积而至于有成。此为要法。”[13]退溪认为，只要是为学就要以“敬”为主，不被思虑烦扰，动静也就不失其偏差。
李退溪“敬以为主”所表达的思想情怀，正如朱子所云，持敬“尤须就视听言动、容貌辞气上做工夫”[14]，持敬之道是从外部的视听言动、容貌辞气上做工夫，可使内心纯净，有无放辟邪侈之功效。在世人为学的问题上，退溪表达了其切实可行的治心之道，以为持敬工夫当从具体的外在的言行举止上做起，近思而切问之，自然涵养内心，达到心的专一纯粹。
其实，李退溪关于“敬”的主张与朱熹“居敬”“主敬”的学说，在内容上一致，都强调敬贯动静、敬贯始终、敬贯知行。朱熹论为学工夫，主张“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15]。他说：“学者工夫惟在居敬穷理二事，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两项都不相离，才见成两处便不得。”[16]南宋以降，儒者多赞同朱子之说，“主敬”是本，“反躬以践其实”是用，圣贤之学由本及末，明体以达用。
作为朝鲜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滉对“敬”体认真切，说：“程夫子所谓敬者，亦不过曰‘正衣冠，一思虑，庄整齐肃，不欺不慢而已。’……故朱子又尝言曰‘心体通有无，贯动静，故工夫亦通有无，贯动静，方无透漏’，正谓此也。先生尝答何叔敬书，略曰‘持敬尤须就视听言动、容貌辞气上做工夫。盖人心无形，出入不定，须就规矩绳墨上守定，便自内外帖然’。”[17]可见，朱、李二人关于持敬工夫都主张敬通有无、贯通动静。
至于如何去持敬，朱熹说：“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18]在朱熹看来，持敬是从外部的容貌举止上做工夫，以致产生极强的道德意识与宗教意识。(www.xing528.com)
理蕴藏于日用伦理常行中，学者居敬以穷理，当在伦常日用上下功夫。对此李退溪体会真切，云：“思虑纷扰，古今学者之通患。今欲救此，故莫如程子‘惟是止于事’之语。故大学知止而后有定静安之效，虽则然矣，徒守此一语，亦不济事。乃知朱门大居敬而贵穷理，为学问第一义。”[19]李滉认为居敬是可以救治思虑纷扰的，赞同朱门将居敬与穷理相结合。
道无处不在，也无顷刻或停，人能不间断地居敬穷理，那么不论做何事都会无差失，进而可入圣域。关于“敬”的实践，李滉说得很清楚，他在《夙兴夜寐箴图》说：“道之流行于日用之间，无所适而不在，故无一席无理之地……作圣之要，其在斯乎。”[20]在退溪看来，以“敬畏”为基础的实践伦理的日常生活，则是为学之“道”藏身之处。就此而言，在持敬的实践工夫上，李滉超越了朱熹。
另一个方面，李退溪实践学问的方法颇具特色，也体现在他“思学相资”的主张上。
李滉在答金士纯时说：探究义理，“某以为莫要于敬义夹持、思学相资也”[21]。退溪在此除强调敬义夹持外，明确肯定“思”与“学”二者相互依存，只有相互并进，才能完成学问。他在《圣学十图劄》（该《劄》也被辑录在《续近思录》卷二）中说：“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也者，习其事而真践履之谓也。盖圣门之学，不求诸心，则昏而无得，故必思以通其微。不习其事，则危而不安，故必学以践其实。思与学，交相发而互相益也。”[22]很显然，退溪在此将求学圣学的方法分作“思”与“学”，二者不可截然分开，相互间能相资相益。
退溪在此《劄》中接着说，在思与学上持敬用功者，“所以兼思学，贯动静，合内外，一显微之道也。其为之之法也，存此心于齐庄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隐微幽独之处，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23]。可以说，退溪所主张的思与学不只是要显露在外，而是在学之前持庄静之心，在独处幽微之处能时时省察，保持持敬、戒惧之心。在此基础上，为学之人通过学问的思考与日用躬行的实践，不断积累，从而获得真知灼见，不知不觉中便可到达圣学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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