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文献整理与传播的伟大时代，明以前的文献大多得到清人的校勘、辑佚及重新编撰上板等，而本朝的诗文集编纂和刊刻风气日炽，促进了流播。
第一，拥有雄厚家资的文人多刊集以传。如吴县商人亢树滋家赀富饶，这位在诗文创作上名不见经传的商人，凭借自己的财力，先后刊刻自著的诗文别集有：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六年（1867）刻《市隐书屋文稿》11卷《诗稿》5卷、《卮言》2卷，同治六年刻《市隐书屋文稿》11卷《诗》2卷，光绪二年刻（1876）《随安庐诗集》2卷本和9卷本，光绪三年（1877）和光绪十五年（1889）刻《市隐书屋文稿》1卷、《市隐卮言》1卷、《随安庐文集》6卷，光绪三年（1877）刻《市隐书屋文稿》11卷，光绪三年刻《市隐书屋文稿》2卷、《诗稿》5卷、《卮言》2卷，光绪十二年（1886）刻《随安庐题画诗》2卷，光绪十二年刻《随庵庐诗集》2卷，光绪十六年（1890）刻《随安庐文集》6卷，光绪十六年刻《随安庐诗文集》13卷《题画百绝》2卷，光绪二十年（1894）刻《邓尉探梅诗》4卷，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赘翁吟草》3卷，还有不知具体刻年之《市隐书屋文稿》5卷、《随安庐诗文集》9卷《随安庐文稿》2卷、《市隐卮言》1卷、《随安庐诗文集》9卷、《市隐书屋文稿》11卷等，这些别集至今都完整地保存在国内各大图书馆中。
清代家饶资财而又喜欢编纂、刊刻文集的人群，当属各地的盐商，其中尤以扬州盐商为最。扬州盐商中，许多人富而好儒，本身就是博学饱识之士，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生前即将自己的文集印行，如孙枝蔚的《溉堂全集》、程晋芳的《勉行堂文集》、马曰琯的《沙河逸老小稿》《嶰谷词》等诗文集，马曰璐的《南斋集》《南斋词》等诗文集。
但是，拥有雄厚家资者并非都将资金与精力用在刊刻自己的文集上，亦有许多以刻书名世的学者，虽然家道殷实，但终其一生反而不刻自己的诗文集，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这样的刻书名家，他们的刻书精神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受到重经史、轻文集的传统思想之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在校勘、辑佚、出版，孜孜不倦地整理前代书籍，甚至当代其他学者的学术文集也在出版之列，却不愿意刊刻自己的诗文集。如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兼刻书家鲍廷博，一生将经商所得全部用在了购买和刊刻图籍上面，他曾经向四库馆进呈七百余种图籍，被称为“献书之冠”，受到乾隆帝的题诗和赠《古今图书集成》1部的表彰。受此激发，他立志刊刻《知不足斋丛书》，全部丛书208部，731卷，由于校勘精审、刊刻精良，因此，成为清代私刻丛书中的佼佼者。《知不足斋丛书》卷首《凡例》说：“先儒论著凡有涉于经史、诸子者，取其羽翼经传裨益见闻，供学者考镜之助，方为入集，以资实用。余如诗文专集，卓然可传者，俾为另刻单行，概不搀入。非尽谓吟咏篇章，无阙问学，盖是编裒集之体例宜然也。至于诗话文史，每及风雅遗事，多类说家，存之以备尚论取益焉。”[10]基于此种收录标准，《知不足斋丛书》中多宋元经史，所收清人学术文集仅刘体仁、杭世骏、全祖望、孙承泽、汪辉祖、沈笋蔚、张金吾、梅文鼎、吴兰庭等数家。鲍廷博他本人也善诗文，与友朋唱和甚多，一生著述颇丰，然而这位用一生心血和财力为他人著述的徽商，自己的文集《花韵轩遗稿》和诗集《花韵轩咏物诗存》都没有付梓，其中，诗集是以钞本的形式保存在各大图书馆，而文集竟至不见踪迹，令人感喟不已。
第二，清代十分流行子孙为父祖编刻文集。清代诗文集有作家生前即将别集手订后刊行的，因此，今人了解清代别集十分便捷，可以找到多数人的初版本。但是，多数作家的文集为其殁后由子孙为之编刻，如纪昀《纪文达遗集》就是作者卒后7年，始由家人在嘉庆十七年（1812）刊行的。也有的是子孙在原有文集的基础上，重新编刻。如张廷玉立朝50年，雍正开始设军机，他和鄂尔泰共掌军机，富贵寿考为有清一代之最，其著述生前乾隆十三年（1748）汇刻《澄怀园全集》，光绪十七年（1752），后嗣张绍文在官居云间时，重刻其中《文集》15卷，次年（1753）由张绍棠在金陵刻其中的《诗集》12卷。再如方潜文集，光绪十五年（1750）才由后人方敦吉在济南刊刻，从方氏殁后间隔近80年。子孙为父祖刻书是延续出版已久是书的生命的重要途径，清人于此居功甚伟。
第三，清代别集的保存离不开清人的搜集之功。自然和人为等各种原因，导致清人别集的散佚十分严重，但是时人及后世子孙从保存文献的目的出发，极力为之蒐辑，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别集资料。如顾炎武之《亭林余集》，“乃乾隆间长洲彭进士绍升得其原稿刊行者也，迄今百余年，印本日稀。间询之吴中人士，且有不知此集者。今秋应试金陵，偶过桐城萧敬孚寓所，见行箧中有一钞本，云昔得之新阳友人赵静涵藏海昌陈其章琢堂所钞黄府次欧山馆旧钞本而录之者也。敬孚曾以原刻本参校，云字句时有脱讹，又少与陆桴亭一札，不及钞本之善也。光典假数过，爰为重刊，即以钞本为主，钞本间有脱讹，仍以原刻諟正之”[11]。有的别集湮没已久，幸得后世学者留意购求，方得以刊刻并保存下来。如清初吴江人周篆，与顾炎武、张履祥等交游，一生著述结集为《草亭先生集》，但世间传本极为稀见，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有书贾以草亭百六集至，亟典衣购之，盖其仲子成季之所收录者。文一卷五十五篇，诗一卷百篇，作序者王渔洋、仇沧柱，作传者蒋湘帆，而陈沧州所作《蜀汉书序》亦附焉”[12]。“典衣购之”者为周篆同乡翁广平，令人感动。翁广平博学嗜古，食贫著书，对于前人之文集尤其热心，先后为前代多位学者编集，此前他对周篆之文已有收集，但“所得文与诗皆未全也，既而于李抚久处得其《诗草》一册古今体诗三百十篇，与集中同者五十四篇，而《日晷》等篇亦无存焉。于张鲈江处始录其《日晷》一篇、《月魄》三篇……通前后得文六十三篇，诗三百七十三篇，而草亭之集几乎可称完书矣”[13]，并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付梓，这样，凭借翁氏无私的购求蒐辑，周篆的文集重行流播世间。
第四，名家评点之语冠于卷首，以利传播。为了扩大影响，利于传播，清代所编清代诗文别集多将名家评点文字冠诸卷首，即便只言片语亦视为珍墨，不轻言放弃。清人魏禧对于文集经过名家评点之后便于传播这一现象有过精彩的评论说：“古人文集不加批点，然有一经批点，则文之精神要领逼出纸上，或如颊上三毛，象外传神。”[14]清初大家王士禛最为诗文作家所钟爱，多邀其为文集撰写评点，究其原因在于，其时诗文作家厌倦明代王世贞、李攀龙之肤廓，亦不满钟惺、谭元春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相崇尚质实的宋诗、缛艳的元诗，而王士禛以清新俊逸之才，创作了大量的模山范水、批风抹月的诗歌，诗论上倡导严羽之“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天下翕然应之。举凡文人别集，总是设法以得到王氏的评点为荣耀，故纪昀等馆臣云：“当康熙中，其（王士禛）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说，如《聊斋志异》之类，士禛偶批数语于行间，亦大书‘王阮亭先生鉴定一行’，弁于卷首，刊诸梨枣以为荣。”[15]不仅诗文集，其他文体如词、小说等亦模仿这一做法，便于流传。受到王士禛评点的诗文集很多，如张笃庆撰《昆仑山房诗稿》3卷、谢芳连撰《诗庸》6卷等，而最著者当数吴雯之《莲洋诗钞》10卷。吴雯（1644—1704），字天章，原籍奉天辽阳，后居山西蒲州。少明慧，博览群籍，自六经、三史及释老、内典等，皆能淹贯。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儒”科，不中选，乃游京师，谒父执梁熙、刘体仁、汪琬等，皆激赏之。尤以诗见知于王士禛，称为仙才。不久，居母忧，哀毁卒。吴雯工于诗，有乡人元好问之风。吴雯之诗一刻于吴中，再刻于都下，三刻于津门，后王士禛为之删定，存千余首。乾隆辛未（1751），汾阳刘组曾裒集吴雯之全部诗作，汇刻为全集，将王士禛的评点之语别刊一册并行，其看重王氏评语之重如此！虽然四库馆臣曰认为“雯诗本足自传，不藉士禛之评为轻重”[16]，那个时代的风尚就是如此，有了名家的评点，就有足够的传播力度。(www.xing528.com)
第五，也有的作家为便于文集流传，在编集付梓之初就有切合实际的规划。如李渔在世时没有编纂过自己的诗文作品全集，他没有急于编撰全集，是出于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动机：“先生之书，充满六合，皆属零星杂刻，非其著述本来。兹因海内名流，每入坊间，即询诗文全集，答不胜答。是用固请流传，又恐篇帙浩繁，购者不易，分为数集，次第刊行。”[17]李渔计划将自己的诗文分《初集》与《二集》先后问世，《初集》的刻竣问世至早在康熙十三年（1674），康熙十六年（1677）李渔才开始谋划编撰出版《一家言二集》，丁澎在《一家言二集序》后即署：“康熙戊午葵月同里年家弟丁澎药园氏题于扶荔堂。”[18]也就是说，《二集》一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才准备续刻问世的。
总体来看，清人别集著者多，编集多，版刻多，但是留存的情况十分复杂，这是因为，清人诗文创作虽多，但上乘之作并不多，尤其是诗歌，难以与唐宋相提并论，导致别集的编纂和刊刻数量虽大，但绝大多数只是在很狭小的圈子里流行，且刊集者很多是以之沽名，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因此，很难达到风行天下的初衷。清人赵翼曾针对时人刊集鬻名这一风习，写诗讥讽云：“只为名心鉥肺肝，纷纷梨枣竞雕刊。岂知同在恒沙数，谁能独回大海澜？后代时逾前代久，今人传比古人难。如何三寸鸡毛笔，便作擎天柱地看。”[19]他还有“准拟惊人都有句，谁知点鬼也无名”“姓氏争期著述留，百年难驻况千秋”[20]。赵翼这些诗句，形象地道出这样的道理：作者个人的愿望，与社会的选择大多并不能吻合。事实上，诗文别集在世间的存没情形，恰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述：“新刻日增，旧编日减……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21]至于“其余可传可不传者，则系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异也”[22]。
清代官私藏书丰富，但是，这些藏书家大多以收藏经史为主，别集则以多收宋元善本为上，至于清代别集，则名家之集多被视为拱璧，收藏者众，普通作家的别集则鲜为藏书家注意，以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而言，经过楼主瞿氏父子五代传承，所藏珍本、善本书籍共有10多万册，然而笔者检索《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的集部居然没有著录一部清人文集，其他藏家也是重古轻今。这样一来，对于清人别集，作者的家人、后人和门生弟子等亦是主要的最主要的保存者，如汪绎殁后，其《秋影楼诗集》由母亲太安夫人保存，后交给查慎行付梓；施闰章一生著述宏富，其集名《学余堂集》，施氏去世后，文集经其子施彦恪，其孙施琮、施瑮等先后董理，最后交由曹寅，于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刊于扬州，其后，施闰章的曾孙施念曾、玄外孙刘琦等善加保存，皆有续刻，诚为佳话。
民国以来，徐乃昌、邓之诚、伦明等许多人，分别从不同学术文化角度出发，着意集藏明清两朝人尤其是清人别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郑振铎，他曾连续数年，“志不旁骛，专以罗致清集为事”[23]，即收罗那些距其时代最近而尚未经过时间充分淘汰的清人的文集。郑氏这样做，是因为他以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哪怕是“竹头木屑”，亦“无不有用”，所以，根本“不问精粗美恶”，只要是在他书架上尚且没有庋藏，每见必收。[24]而在民间，民国时还颇有一些人士着意搜集清人别集，其中规模较著者为张景栻在《济南书肆记》[25]一文中，提到有济南人张英麟。尽管如此，由于清人文集存世数量过于庞大，而且有很多流传稀少，因此，郑振铎收集到的近千种清人文集，实际上只是清人文集总数中的很小一部分。另外，由于个人财力和精力所限，在当时清人别集充斥书肆的情况下，郑振铎基本上是只收文集而顾不上收藏诗集、词集，这样，就别集总数而言，郑氏所得，更为有限。若是不论品质，不仅郑氏如此，其他收藏家庋藏的种类和数量，也大抵相似；更多的清人别集，仍然散存于千家万户。及至1949年以后，天下古籍渐次归入公藏，才使得散落在普通人家的明清人别集，只剩下很少很少一小部分。
时至今日，存世清代诗文集总数虽有4万多种，但传本已极少，许多晚近刊本竟也极珍稀罕见。这使得清代诗文集的收藏极为分散，不易阅读。据蒋寅等学者访读所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清代诗文集是最为丰富的，其次是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历史所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收藏的清代后期诗文集也相当丰富，此外，像广州中山图书馆、桂林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收藏的乡贤别集也很齐全。这些图书馆所藏，应已占存世清代诗文集的绝大部分，其他图书馆所藏溢出上述图书馆的书已不多。海外所藏溢出国内图书馆的书，估计也不会太多。京都大学是日本收藏汉籍数量最丰富的单位，所藏清代诗文集溢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藏本之外者，寥寥三数种而已。台湾地区图书馆和研究院文学所所藏也有限，国民党当年撤退时将许多珍贵古籍装运到台湾地区，清代文籍来不及搬运，都留在了大陆，因此，今天考察和搜集清代诗文集的资料，首选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四座城市。[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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