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别集编纂对古典文献研究的影响

清代是古代图书编撰的极盛时期，无论是图书编撰理论还是编撰实践，都取得了总结性的成就。单就别集编纂来说，这一时期辉煌成就的取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动因：

第一，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清朝虽为满族统治，但是满人入关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崇奉汉文化，并自觉地从事传统的诗文创作活动。有清一代的诸帝王及诸王公大臣皆能文，且有别集传世者多。其中康熙帝玄烨有《御制文初集》40卷、二集50卷、三集50卷、四集36卷、《避暑山庄诗》2卷等，雍正帝胤禛有《御制文集》30卷、《悦心集》2卷等，仁宗、宣宗、文宗、穆宗皆有文集，而以高宗弘历为最，乾隆帝弘历有《御制文初集》30卷、二集44卷、三集16卷，《御制诗初集》48卷、二集100卷、三集112卷、四集112卷、五集100卷，《御制乐善堂文集》30卷、《余集》20卷，《全史诗》2册，《全韵诗》2册，《拟白居易乐府》4册，《圆明园诗》不分卷等。八旗王公大臣也多有著述，如勤郡王蕴端著有《玉池生稿》，安郡王玛尔浑撰《宸萼集》《敦和堂集》，果亲王允礼有《春和堂集》《静远斋集》，果郡王弘瞻著《鸣盛集》，和亲王弘昼有《稽古斋全集》，怡亲王允祥撰《明善堂诗集》。大学士、三等伯鄂尔泰有《文蔚堂诗集》8卷、《西林遗稿》6卷，大学士尹继善著《尹文端公诗集》10卷，大学士明珠之子纳兰性德著《通志堂集》18卷，协办大学士、尚书阿克敦有《德荫堂集》，等等。受此影响，清代的文武大臣、举人秀才及一般文人，多有著述，且由于清代距今时间较近，因此，无论是以刻本还是钞本形式的文集大多得以流传下来，统治者的提倡及影响功不可没。

第二，西方先进印刷术的引进为别集编刻提供了技术保障。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一方面对图书印刷进行严格的控制，以抑制人们的反清思想，巩固其统治，如“顺治九年（1652），立卧碑于各省儒学之明伦堂。凡一切军民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2]。另一方面，政府，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统治者又大力提倡用活字印刷术印造对巩固统治有利的图书。因此，有清一代，印刷业一直是在矛盾中前进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特别是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平版石印、凸版铅印等印刷技术先后在国内被采用。大约在道光之初，广州、澳门等地就有了石印技术，至光绪二年（1876），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采用石印技术印刷了天主教宣传品。清末，上海的许多书局，如富文阁、藻文书局、宏文书局等，都采用石印来印刷书画了，而铅字印刷术于19世纪30年代传入广州、澳门。西方先进印刷术在国内的出现，逐渐取代技术落后而又很不经济的雕版印术，大大促进了文集的印刷和传播。

技术先进，出书容易，文人学者纷纷著述，付梓刊行，只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清代学者刊行作品几乎是一件非常轻易之举。文人们对于自己文集的刊刻常常是随写随刊，不限时日，不求数量。有一事刊一集的，这类别集多为纪行、纪游之类，如王士禛出使广州、陕西和四川，祭祀海南，西镇岳渎而刊成《南海集》《雍益集》等；有一官刊一集者，如宋荦康熙十九年（1680）自虔州返京后刻《双江唱和集》；有分年刻集的，如缪荃荪在辛亥（1911）、壬子（1912）两年所撰文刻为《辛壬稿》，将癸丑（1913）、甲寅（1914）两年所撰文刻为《癸甲稿》，将乙卯（1915）至丁巳（1917）年间所撰文刻为《乙丁稿》。

晚清时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官书局的设立。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令莫友芝在南京首创金陵书局，到光绪年间，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了官书局，计有江苏南京、苏州、扬州，江西南昌，浙江杭州，湖北武昌，广东广州，云南昆明，山东济南，四川成都，山西太原，福建福州，湖南长沙，贵州贵阳，河北天津、保定等地，全国各地设立官书局近20家。官书局的设立，以刊印钦定、御纂图书为主，注重正经正史的刊印，此外，各书局还刊印了一些当代人的学术著作，如金陵书局、浙江书局先后汇刻的陈宏谋的《五种遗规》，包括《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及《在官法戒录》，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著作。山东书局刻孔广林《孔丛伯说经五稿》，崇文书局刻任大椿《小学钩沉》，江苏书局刻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思贤书局选刻书籍更是侧重近人著作和乡贤先哲遗书，初有《王船山遗书》《曾国藩全集》，后有皮锡瑞的《皮氏经学丛书》、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诂》及叶德辉多种著述等。

第三，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许多学者在学术研究之余从事诗文创作，因而他们的别集内容丰富。我国古代，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的界限并非判若鸿沟，往往是文史相间，经子相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乾嘉考据学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以治经史为主，但并不排斥诗文创作。如乾隆年间大学者朱筠，在任安徽学政前后仅1年零9个月，这期间他除了为选拔人才忙碌不已外，还仍然醉心于著述，创作艺文。他在安徽学术著述可考者有两部：一为《文字十三经同异略》不分卷，另一为《安徽金石志》3卷。除了主攻经学、史学外，朱筠忘情于徽地山水，多有诗文记之，《笥河文集》载这期间的文章近百篇，而《笥河诗集》著录此一时期诗歌创作近300首。即以别集而论，由于著者涉猎广泛，各体皆善，故集中亦往往夹杂多种文体。如毛奇龄《西河文集》179卷被《四库全书》著录，中有策问、表、赋、连珠、传、录、史志、诗、文、词及各种学术笔记等，这是一个很庞杂的文体系统，不独诗与文也。

从数量上来看，清代别集极为庞大，《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人别集1685部，20820卷，《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清人别集2890部，12661卷；《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别集类14232部，48914卷，其中不分卷者尚有1218部。而李灵年、杨忠二先生所编的《清代别集总目》收录清代（包括民国）19500余人的别集4万余著作和版次。

从编纂来看，清代作家多于生前将自己别集编辑成集。清人受考据学影响，对于自己的著述十分谨慎，不轻易编集授人，更恐编纂不精而流传后世，贻笑大方，故多在生前将诗文集编订。如桐城古文大家姚鼐著有《惜抱轩文集》，为姚氏自订，但59岁以前之所作概不入集，十分谨慎；杜濬自编《变雅堂文集》，40岁之前的作品全部不收；周亮工晚年自焚其著述，流传后世的《赖古堂集》不过是残帙；黄宗羲自编《南雷文案》，删除旧作达三分之一，并规定“三戒”：一“戒当道之文”，二“戒代笔之文”，三“戒应酬之文”；袁枚宰江宁时，门下士谭毓奇为之刊刻《双柳轩诗文集》2册，袁氏罢官后悔其少作，遂收板焚毁，后《小仓山房集》所收仅存十分之三；龚鼎孳《定山堂诗集》编成后，“裒其新旧所著诗，邮授其友娄东吴伟业曰：‘仆少托吟咏，不计工拙，惟求适情，积之数十年，遂盈卷轴，然而赋才凡秽，局体卑庸，井蛙夏虫，难语寥廓也久矣。夫不经匠石之门者，不登榱桷。公其为我芟削之’”^[3]（卷首序）。对于清代作者自删文集的做法，鲁迅先生分析说：“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4]确乎有其道理。

笔者检索王重民、杨殿珣主编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得知，清代著名诗文作家生前自定别集者有：黄宗羲《南雷文案》、汪琬《尧峰文钞》、宋荦《西陂文稿》、朱彝尊《曝书亭集》、张廷玉《澄怀园文存》、王植《崇德堂稿》、钱陈群《香树斋文集》、汪师韩《上湖分类文编》、全祖望《鲒埼亭集》、韩菼《有怀堂文稿》、王昶《春融堂集》、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王鸣盛《西庄始存稿》、梁玉绳《清白士文集》、谢启昆《树经堂文集》、崔述《无闻集》、李调元《童山文集》、程瑶田《通艺录》、鲁九皋《鲁山木先生文集》、秦瀛《小岘山人文集》、法式善《存素堂文集》、石韫玉《独学庐初稿》、王芑孙《惕甫未定稿》、阮元《揅经室集》、凌廷堪《校礼堂文集》、洪亮吉《卷葹阁文甲集》、唐仲冕《陶山文录》、江藩《隶经文集》、吴定《紫石泉山房文集》、吴骞《愚谷文存》《愚谷文存续编》、张惠言《茗柯文初编》、汤金钊《寸心知室诗文存》、张澍《养素堂文集》、严元照《悔庵学文》、严可均《铁桥漫稿》、朱珔《小万卷斋文稿》、钱仪吉《衎石斋记事稿》《甘泉乡人稿》、张鉴《冬青馆甲集》《乙集》、张聪咸《经史质疑》、刘逢禄《刘礼部集》、李富孙《校经庼文稿》、赵绍祖《琴士文钞》、张宗泰《鲁岩所学集》、龚自珍《定盦文集》、方朔《枕经堂文钞》、马国翰《玉函山房文集》、沈垚《落帆楼文集》、李佐贤《石泉书屋类稿》、王玉树《芗林草堂文钞》、汪士铎《汪梅村先生集》、俞樾《春在堂杂文》《宾萌集》、徐鼒《未灰斋文集》、徐时栋《烟屿楼文集》、李祖望《锲不舍斋文集》、孙衣言《逊学斋文钞》、杨岘《迟鸿轩文弃》、张星鉴《仰萧楼文集》、王棻《柔桥文钞》、方东树《仪卫轩文集》、方宗诚《柏堂集》、谭献《复堂文集》、顾云《盋山文录》、陶方琦《汉孳室文钞》、缪荃荪《艺风堂文集》《续集》《辛壬稿》《癸甲稿》《乙丁稿》、吴承志《逊斋文集》、陈玉树《后乐堂文钞》《续编》、王舟瑶《默盦集》、冒广生《小三吾亭文甲集》、曹元弼《复礼堂文集》、姚华《弗堂类稿》、章梫《一山文存》、陈衍《石遗室文集》、杨树达《积微居文录》等。

清代出版业在明代繁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作家们在自编别集之后，大多有能力将文集付梓。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自编其诗为《楝亭诗钞》8卷，旋即付刻。《笠翁一家言初集》的编撰与刊刻，正值李渔在金陵芥子园的刻书业方盛之时，断断续续，前后历时6至7年。康熙九年（1670）李渔游闽，请包璿作序；十一年（1672）正月离金陵游楚，该年“仲秋之七日”自作《一家言释义》。有的作家财力丰盈，生前就多次将诗文集刊刻以行，如俞樾生前即刊有文集《宾萌集》，其中杂篇仅1卷，嗣后应酬日多，所作杂文益富，遂别为《春在堂杂文》初编2卷，付梓时年51岁，以后陆续付刻，先后有《续编》5卷、《三编》4卷、《四编》8卷、《五编》8卷、《六编》10卷，《六编》成，俞樾已85岁之人矣，而85岁之后所作，又汇刻入《六编补遗》。有的生前刊刻已多，加之后人续刻，其别集在清代便出现多个版本，如王鸿绪《横云山人集》康熙刊本就有4卷、12卷、16卷、27卷、30卷、31卷、32卷等多种版本；王梦庚《冰壶山馆诗钞》有嘉庆二十年（1815）刻2卷本、道光刻4卷本、道光刻64卷本、金华王氏刻76卷本、道光十三年（1833）刻100卷本五种；吴照《听雨斋诗集》从乾隆到道光有不分卷、10卷、12卷、14卷、22卷、24卷、26卷各版，还有《子良诗录》2卷本和49卷本等。再这种随时刊刻别集的做法对于作品的快捷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的文集逐渐增多，最后需要整合在一起，这样一些作家既有众多的诗文集，又有一个总名的别集。如袁枚一生著述甚多，有《小仓山房文集》32卷，《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即《子不语》及《续编》），《随园食单》1卷，散文、尺牍、随园食单说部等30余种。袁枚著述多在生前付梓，随园自刻本为初刻本，后来在此基础上有光绪十八年（1892）勤裕堂排印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宣统二年（1910）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等，分别号称“三十种”“三十六种”“三十八种”等。但是由于历时久远，因此，上述诸刻难以全璧，今人王英志多方搜辑，成《袁枚全集》，收袁枚自著、编著的作品及伪托袁枚的部分著作共21部。

清人别集中有大量为后人所编刻，这里的后人既有著者的后代子孙，也有门生故吏。后人所编刻的别集注重辑佚和尽可能地编刻全集，因而文献价值更胜一筹。有在作家在世时，门生即为编刻的，如王士禛之《渔洋山人精华录》，乃门人所编，林佶跋云：“吾师新城王先生以诗学为海内宗师者四十余年，其诗曰《渔洋集》《续集》《南海集》《蚕尾集》《蜀道集》《雍益集》，通三千余篇，门人盛侍御、曹祭酒尝仿宋蜀人任渊纂《豫章集》之例，择其尤合作者千余，以为《精华录》，凡十卷。康熙庚辰（1760），夏先生以授门人林佶承命编录，稍有增减，皆任氏所谓丛桂、崇兰、奇玉特殊者也。”^[5]有的是后世几代人不断编刻，如施闰章一生著述宏富，其集名《学余堂集》，经其子施彦恪，其孙施琮、施瑮等先后董理，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由曹寅刊刻于扬州，收文28卷、诗50卷。后其曾孙施念曾续刻《蠖斋诗话》2卷、《矩斋杂记》2卷为外集，另补刻《年谱》4卷、《家风述略》1卷。乾隆三十年（1765），施氏玄外孙刘琦又增刻《砚林拾遗》《试院冰渊》入外集，遂合楝亭刻本藏板汇印为《施愚山先生全集》。后世人刻祖先文集，有将祖上几代人别集一同刊印的，以此来显示家族文章彬彬之盛，如方昌翰在光绪十四年（1749）汇刻《桐城方氏七代遗书》，共20种26卷，包括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方以智3种；德州田雯等康熙乾隆间刻汇印本《德州田氏丛书》13种111卷，收田雯、田需、田霢、田肇丽、田同之5人书；秦更年等编《重印江都汪氏丛书》14种47卷，收汪中、汪喜孙父子书；1933年《毕燕衎堂四世诗存》收录毕发、毕伦、毕松、毕槐、毕心粹、毕云粹4代人的文字。

后人为前人编纂的文集还有在著者生前身后不断增补分合，经历了先有诗集（或文集），而后诗集与文集并存，最后形成全集的演变过程。以刘宝楠的《念楼集》编纂为例。刘宝楠的早期著作是诗集，其名称或称《念楼诗稿》，或称《韫山楼诗集》，大约编成于嘉庆二十年（1815），时刘宝楠甫25岁，在扬州汪氏家中授徒。教学之余，刘宝楠将自己写的几十首诗歌汇编成集，抄写成几册，先后送给师友伊秉绶、阮亨、刘文淇等人请正。国图所藏的《念楼诗稿》中，有嘉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815—1819）之间以上诸人的题识。其时的《念楼集》还仅仅是一部刚刚成型的诗集，并没有收录刘宝楠的杂文。杂文部分结集约在道光十一年至道光十九年（1831—1839）之间，此时刘宝楠已经在诗集之外另行编成了文集，并且将文集分别抄送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念楼集》（文集本）稿本中有包世臣、刘文淇、孙应科等人的题识，该所藏《念楼集》（诗集本）稿本题识中有杨铸、潘宗朹、徐宝善、金禺谷、黄竹云、康瑞伯、路小岩等的题识，很明显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钞本。此外，南京图书馆也收有一册稿本《念楼集》，全是刘宝楠的杂文，亦说明当时诗集和文集是分开的。刘宝楠在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三十年（1840—1850）将诗集与文集合并成为诗文集，标志《念楼集》的编写成熟。道光二十年正月，刘宝楠将自己的诗集与文集合并成为8卷本《念楼集》，送给好友孔继鑅、包慎言等人征求批评，而此集的最后编定大致实在道光二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1849—1850）之间，从集上各家序可以考知。全集本《念楼集》指的是正集和外集两部分合在一起的文集，其形成大约在咸丰六年（1856）至同治十三年（1874）之间。刘宝楠于咸丰五年（1855）去世后，刘恭笏、刘恭冕、刘恭絇三兄弟继续将《念楼集》送给亲友阅读，并请友人精选、作序，打算刊刻成书，其中，刘宝楠的侄孙刘启瑞做过校对工作，刘恭冕的朋友张炳堃也曾受邀选编过《念楼集》。与此同时，一些人还注意搜集以往被孔氏等删去的刘宝楠的诗文及散失在各处的晚年作品，从而编成外集，此后，社会上流传的多种《念楼集》钞本都有了正集和外集两个部分。由于抄录者的疏忽，外集部分往往有不少与正集重复的诗文，有的校对者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但难以纠正。对于这种正集、外集并行的情况，刘恭冕等人并不满意，曾经计划重编《念楼集》（全本），但是始终没有实现。其中刘韩斋曾经打算将此书交给刘承幹刊入《嘉业堂丛书》，但因战乱而未果。由于《念楼集》（全本）一直没有刊刻问世，社会上便出现了多种钞本，有的钞本错误惊人，因此，直到刘恭冕去世以后，一直还有很多人从事刘宝楠诗文集的校对和整理工作，如刘韩斋、孙人和、胡玉缙等。^[6]

由于种种原因，自清朝灭亡以来的一百年间，清人的诗文作品未能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重视，得以整理出版的诗文集数量十分有限。就影印汇编者而言，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大型丛书《四部丛刊》，以其选目得当、版本精善受到学术界好评，但该书重在宋元旧刻，收录清人诗文集仅寥寥数十种。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出版，清人著述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几部与《四库全书》相关的大型丛书，都收录有数量不等的清人著述。其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收录清人诗文集400余种，《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收录100余种，《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收300余种，《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收600余种。若不计其中相互重复的部分，四部大型丛书收录的清人诗文集数量约在1000余种。但即便如此，与现存的清人诗文集总量相比，亦难尽如人意。且清人诗文集在这些综合性丛书中，都只是集部书籍的一部分，其地位和作用并未能得到有效彰显。(www.xing528.com)

上述几部大型丛书以影印的形式收录清人文集，编纂者十分重视对于文集版本的甄别，所收版本堪称善本，如《四部丛刊》中《望溪先生文集》，编者选用的是戴氏刊本，这是方苞文集的最好版本。方苞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但是他不自收拾，文稿多散佚，归里后方由弟子裒辑成编，随得随刊，较为凌乱。《方望溪先生文集》据旧序称王兆符、顾琮各有辑录本，乾隆七年（1742）程崟始就二家所录及自己所得近稿共159篇付梓，后来又增刻122篇，成为后世的通行本。咸丰元年（1851），安徽桐城人戴钧衡与苏元根据程本重新编次，增集外文十之三四，这样，方苞文集始有善本。这种做法深得学界好评，便于保存和传播。

除了几部大型丛书而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于清人别集的整理出版加大了力度，笔者检阅《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得知，吴敬梓、高鹗、爱新觉罗·敦敏、爱新觉罗·敦诚、张宜泉、富察明义、洪升、孔尚任、黄遵宪、黄宗羲、顾炎武、归庄、王夫之、蒲松龄、郑燮、罗聘、曹寅、金农、纳兰性德、周亮工、朱彝尊、金人瑞、陈梦雷、方文、黄鷟来、唐孙华、孙枝蔚、朱鹤龄、魏源、吴嘉纪、顾汧、汪懋麟、王摅、程先贞、徐作肃、郑观应、章学诚、翁方纲、姜宸英、吴伟业、赵执信、方苞、黄景仁、崔述、曾纪泽、康有为、黎简、梁启超、史可法、张惠言、孔继鑅、郭嵩焘、陈璧、丘逢甲、钱谦益、傅山、赵翼、刘大櫆、熊开元、张问陶、范当世、林纾、许瀚、龚自珍、周起渭、查慎行、戴名世、姚鼐、宋湘、苏曼殊、俞陛云、王思任、邝露、邵廷采、方苞、刘熙载、陈本礼、王筠、林则徐、薛福成、沈家本、袁枚、姚燮、郑小谷、钱大昕、卢文弨、黄慎、梁修、林昌彝、蒋士铨、王权、李渔、杨文骢、高芳云、吴琠、易昌集、吴鲁、徐自华、朱之瑜、吕留良、吴景旭、彭绍升、舒位、曾国藩、蒋湘南、李銮宣、孙尚仕等人的诗文集分别得到整理出版。整理的方式有六种。（一）点校。运用新式标点给予清代别集以断句，便于具有一般古代文学知识的读者阅读，如《黄梨洲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为闻旭初整理，戚焕埙标点。（二）笺注。将诗文中典故、官职、地名、人名等注释出来，如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三）选本。精选作家的部分诗文整理出版，有的还给以注释，如孙钦善选注《龚自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四）系年。这类整理著作较少，几十年来仅有李瑚著《魏源诗文系年》（中华书局1979年版）一种。（五）集评。将前人的各种注释汇集一起，如李学颖集评点校《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以宣统三年（1911）董氏诵芬室刻《梅村家藏稿》为底本，增收梅村乐府3种，以原长乐郑氏藏顺治刻本为底本，参校了康熙九年（1670）卢綋制刻本《梅村集》40卷、康熙十一年（1672）慎墨堂刻本邓汉仪辑《诗观初集》、顺治元年（1644）长洲朱隗辑本《明诗平论》、民国三十一年（1932）董诵芬室翻刻康熙本等31个版本。（六）辑佚。如黄遵宪《人境庐集外诗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

今人对于清代诗文别集的整理出版出现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多种文集以地方丛书的形式统一出版，1949—1991年，这类丛书主要有“广东地方文献丛书”“贵州古籍集粹”“两浙作家文丛”“陇右文献丛书”“中州名家集”等，这种以地域性为主的丛书出版对于保存地方作家文献资料有功实多。而丛书中以收录清人诗文别集为主的当属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别集丛刊”，该丛书影印出版了曹寅《楝亭集》、纳兰性德《通志堂集》等19种清人别集，其收录的标准是“（一）在文艺上较有成就，或能代表一种倾向和流派的；（二）在思想史上有较重要地位，或影响较大的；（三）在学术研究上有相当贡献，可供今天借鉴的；（四）保存史料较多，可借以考见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若干情状的”^[7]，不但如此，对于版本的选择力求精善，“未经刊刻者尽量用稿本或精钞本”，“已经刊刻者尽量用原刻初印本，或经原作者校正增补的定本”^[8]，对于以后整理清人别集很有借鉴作用。

近年来，清代诗文别集的整理出现了新的成果。

一是出版了较有影响的书目。如《清人别集总目》《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重订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等，对于查找相关诗文集十分便利，关于书目的问题在本章第六节专门论述。

二是组织编纂大型的文集汇编——《清代诗文集汇编》。2005年1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积极倡议，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持，三家携手整理出版清代诗文集之设想，经专家学者反复论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批准，得以列入清史纂修工程文献整理重大项目，并定名为《清代诗文集汇编》。初步计划从现存4万余种清人诗文集中，精选3000余种，编成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排列有序而又自成体系之丛书，既为当前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提供足资参考之原始文献资料，亦为后世留存一份珍贵文化遗产。

这套丛书精装800巨册，这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开展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也是迄今内容最为丰富、涵括最为全面、卷帙最为浩瀚的断代诗文总集，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而且对保存、学习、利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也有重要意义。《清代诗文集汇编》所收书籍绝大多数是首次公开出版面世。其中有些钞本、稿本历经兵燹、水火、虫蠹等劫难和侵蚀，片楮只字，或是天壤间幸存，得以保存至今，则实属不易，更是弥足珍贵。整体来说，《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出版有以下几大特色：

第一，规模宏大，选目精当，收录诗文500万首（篇）。《清代诗文集汇编》为清代学术文化集前代之大成，诗文之盛亦远迈前代，其艺术水平亦高超卓绝，可与唐宋相比肩。该书编者通过广泛调查、反复斟酌推敲，从清代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有相当影响或极具史料文献价值的个人诗文集中，遴选出约计3400人、4000种清人诗文集，约计4亿字。该书将有清一代近300年间重要人物的诗文集悉数收入，凡生于明朝、入清后仍有较大影响，或卒于民国、在清末已有较大影响的作者，也酌情采录。堪称迄今规模最大的清代诗文著述的合集，填补了学术界此前尚无清代断代诗文总集整理出版的空白。

第二，体裁多样，内容丰富，版本精善。《清代诗文集汇编》涉及的体裁多样，有诗词文赋、传记碑铭、书启奏议和题跋赠序等；涉及的作者人数与身份众多，既有帝王、宗室、八旗、大臣、督抚，也有僧人、商人、匠人、革命党人，还有画家、小说家、剧作家、科学家，更多的则是普通的文人学者；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国政朝事、国际交往、讲经论学、典章名物、金石书画、山川地理、名胜古迹、时事见闻、地域风俗等；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可谓巨细靡遗，为学者研究清代人物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思想主张等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清代诗文集汇编》在版本选择方面尤以全、精、善为原则，首重足本，在求全基础上，进而求精、求善，优先考虑初刻本、原刊本，次及续刻本、翻刻本，并注意搜集后人补辑本，为保存文献原貌，每部诗文集均按原版照相影印，并注明版本及馆藏情形，以示读者。

第三，撰附小传，编纂精良。《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作品宏富，涉及作者众多，故依据作者年代为顺序汇于一编，并特别为每部诗文集的作者撰写一篇小传，附载该书卷首。各篇小传均逐一列举作者姓名字号、年代籍贯、科第仕宦等项，并缕述其生平事迹、主要成就及其重要著述，兼及简要评论。还注重从相关文献资料中，考证作者生卒年份，以及区别颇易混淆的同名同姓的作者，纠正了目前通行相关工具书中的错讹。在编辑过程中，注意反复阅读原书内容，理顺页次颠倒、重复、缺漏、错乱等问题；遇到有缺页的情况，尽量寻求配补，如无法配补，则在上页标明。

不过，总体来说，相对于唐宋诗文别集的整理丰硕成果而言，今人对于清代别集的整理尚存在不足。首先，已经出版的清人别集大多只是给以标点，进一步进行笺注、赏析和翻译的很少，不利于普及，影响到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学者对清代诗文的接受认识。其次，个人诗文总集数量不多，迄今为止，清代作家的集子整理出版的还很少，全集只有《黄宗羲全集》《李渔全集》《施愚山集》《赵执信全集》《戴震全集》《袁枚全集》《钱大昕全集》《纪晓岚文集》《崔东壁遗书》《刘熙载全集》等十余种，诗文别集自钱谦益、顾炎武、王士禛迄止陈衍、赵熙、李详，标点本百余种，即使加上台湾地区各出版社的影印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20世纪70年代末影印的“清人别集丛刊”，清代诗文集的整理和流通还是不如人意的。^[9]